论清初满族由天命观向实践观的转变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族论文,清初论文,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满族哲学思想中，天命观向实践观的转变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
满族在形成之初，处于奴隶社会时期，科学和文化所达到的水平都不高，故而对自然现象和社会发展规律没有深刻的认识，天命观也就成为他们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满族社会的发展，以及对汉族封建文化的吸收，他们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逐渐深刻，天命观在他们的思想中所占的比重便逐渐缩小，到了康熙时期，天命观虽然没有彻底被否定，但是实践观逐渐占了上风，成为满族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满族也随之发展进步。
努尔哈赤虽然有浓厚的天命观思想，但是也并非以消极的态度等待“天命”，而是认为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和行动顺应天命。他认为不管是天所立的君也好，还是君所立的臣也好，都不是先知先觉的全才，他曾说：“天下全才无几。一人之身，有所知，即有所不知；有所能，即有所不能”①，都应该克己修身，增加才干。所以他说：“如君受天之佑，以为无于天，曰：此我之才力所致也。遂不勤修治道，措注失宜，天若谴之，移其国祚，能自守天位乎？”②，他还历数历代帝王的例子来阐述这种思想，如天命十一年(1626)时谕诸贝勒时说：“尝观历代帝王，其初每苦心志，劳筋骨，备历艰难，而后成大业。”“虞舜躬耕历山，克尽孝行，”汉高祖“奋力行间，躬定祸乱”，金太祖“奋志修身，收服属国，”明太祖“栖身佛寺，历尽艰危”，故而都“卒成帝业”。③另外努尔哈赤在长期的南征北战生涯中，经常和客观自然界打交道。他认为天气的变化，山川地理形势，都会对战争的胜负起作用。因此，在一些场合，他对天地等自然现象作出了唯物的物质性解释。他说：“天地法象，虽高远难穷，而理则贞而一也。故能使日月运行，风雨调顺，四时不违其序，化育万物，生生不已。”天在这里则是一种自然现象，是有规律的运行着。努尔哈赤认为只有把握了这种规律，才能在战争中克敌致胜。实际上，他在战争中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可以说，就是这种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指导他统一了女真各部和抵抗明军入侵的正义战争，并取得了一个个的胜利。以上的情况说明，尽管天命观是努尔哈赤的主导思想，但是他也认识到了实践的重要性。
天命观是努尔哈赤思想信条，是他世界观的核心。不论在军事、政治、外交，宗教等言行中都以天命为其核心。公元1616年在建立政权时，就从“君，天所立也”的思想出发，以“天命”为年号，同时对“天命”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他把“天命”看作是有知有觉的人格神；把天神地祗相提并论。他把多年征讨所取得的胜利都说成是上天的恩赐。在天命六年(1621)正月十二日，他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诸王等焚香的祝辞中说：“蒙天父地母重佑，……今祷上下神祗，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戕害以开杀戳之端，如有残暴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之念，天地岂不知之。”④努尔哈赤认为天不但有其知，而是尚能诛灭不义之人。这是因为天是人间的主宰，人违背天意、天命，就必然遭到“天诛”。他说：“为恶者天谴之，其国衰败；为善者天佑之，其国炽昌”。总之“主宰在天”。他是“君权天授论”者，认为汗乃是天之子。（公元1612年冬），在祭天时说：“我爱新觉罗氏，由上天降生，事事顺天命，循天理，数世以来远近钦服，从不被夺于人。”⑤在努尔哈赤看来，上天即是是非的权威的裁断者；也是一切言行的准则。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皇太极的思想中也具有浓厚的天命观。首先，他认为君为天生，国为天立。在天聪元年(1672)正月派出吉纳监搭布致书明朝宁远都堂袁崇焕说：“满洲国汗致书袁大人，我两国所以构兵者，先因尔住辽东、广宁各官，尊尔皇帝，遂告于天，兴师征讨。唯天公正，不论国之大小，只论事之是非，遂以我之是为是。”⑥这与努尔哈赤生前多次申述的，天赐予了他叶赫、哈达等之后，又赐予他辽东之地，再赐予他辽西之地，遂有后金之广大疆域的观点一样。皇太极认为，从努尔哈赤到他所取得的一个个胜利，都是“天佑”“天助”，天所赐予的。其次，他认为天有无限威灵。皇太极认为：上天没有不知之事，没有不通晓的道理。从来天就是助有道而灭无道，这是个分毫不差的天理。他告谕诸臣说：“盖闻古来用兵征伐，有道者昌，无道者败。上天感应之理。昭然不爽”。再次，天鉴是非，识天意则存。皇太极给朝鲜王李倧的信说：“天下诸国，皆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明国之主，独以己为天子，视各国之主皆在其下，总之，欺凌实不能堪。故昭告天，兴师征讨。惟天至公，不视国之大小，而视事之是非。乃以我为是，以明为非。是以我师克捷，奄有东土。惟我两国，忒好无尤。因而以兵助明来侵，以纳我逃民，故我命将往征。王能识天意，克自悔过……故能速成和好，国家受富。”⑦这里看出皇太极的天命观认为满族人之所以胜利，朝鲜之所以存，明帝国之所以日削，关键在于是否天意，并顺天意而行。而顺天意者存，逆天意者亡。国之兴亡在天，人也是一样，“生死在天”。即所有军国大事及家事无不告之于天。天即是宇宙的大总管，也是人间的“大主宰”。
不过在皇太极的思想中，实践的成份似乎更多了一些。比如他比努尔哈赤更适应社会的发展，进行了种种改革，这种改革表现在多方面，其一是天聪二年(1628)就改革了以往的丧葬陋习，禁止酗酒风气，禁止私建庙宇，禁止巫觋星士诱骗财物，同时议定离主条例，提倡教育，召试儒生，发展生产，这些举动都是皇太极重视实践的表现。
待到皇太极建“国号”为“大清”之时，虽然他仍没有摆脱天命观的束缚，但是在重视实践方面比以往前进了一大步。他不再以“天命”、“天聪”一类含浓厚天命观色彩的词作为年号，而代之以“崇德”。皇太极在崇德元年(1636)表达了对“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看法，他认为“匹夫有大德，可为天子”⑧，就是说首先要“有德”，皇天才能辅助，德则包括一个人所有的思想和言行。这就将努尔哈赤较为模糊的观点更加明晰了。在他的认识中，有德和天命的关系已与努尔哈赤不同，努尔哈赤重视天命，而皇太极更重视有德，对这种关系认识的变化，可以看出皇太极更注重实践。
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这种思想，皇太极继汗位后，深明天下大势，看到了明朝的衰落，立下了入主中原，取代明王朝的雄心壮志。为了实现这种远大抱负，他能审时度势，持重行事，天聪元年（1631年），率众兵进军北京城下，诸将纷纷请战攻城。而皇太极也深知“取之如反掌”，但是考虑到明朝军力“尚强”，并非“旦夕可溃”，权衡了“得之易，守之难”的利弊后，没有莽撞的进军北京城。可以说大清帝国盛极一时的根基，是与皇太极的昼夜辛劳，励精治国分不开的。这表现在他身体力行，经常自省。他立下的许多法规，自己都能严守不怠。他还表示“乐于闻过”的真诚。同年三月，皇太极在给贝勒，议政大臣的书信中主动提出“朕孑然独处，不自知其非”，要求他们对自己进行批评、指出自己的过错。
康熙是清朝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在他的认识论中，也有天命的思想，比如他说：“朕为上天之子，朕所仰赖者惟天。”⑨但是也有不少唯物主义因素，在他这个阶段满族的实践观有了很大的发展，比如他看重人为，反对“天授”；否定“有生以来即无所不能者”，强调“凡事必须亲历乃知”⑩。他在处理日常事务中，很重视“亲历”、“亲见”、“亲履其境”的知识。更可贵的是他把这种知识还看作“穷理”中最确实的知识。盖人之知也有涯，不能凭虚以悟”。这是康熙的经验之谈，可以说已经接触到知识来源于直接经验的合理成份。康熙在国际、国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亲政的，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大胆实践中，他反对“生而知之”，主张先行后知。他认为知是从学中得的。他说：“古者……自家至国莫不有学，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学。”(11)他不相信孟子说的不学而能的“良能”，他认为尧舜是靠“畴咨稽众”，周公则有“继日之思”。他们都能竭其心思而取于众人，所以为圣人。总之，“凡事未有不学而能者”。他说自己也不过“由学而能，岂生而能乎”。他不仅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而且十分强调知对行的依赖关系。有一次，他问掌院学士兼侍郎叶方蔼知行孰重？叶对以朱熹理学之说。康熙则反驳了朱熹的观点，指出“毕竟行重，若不能行则知亦空耳”。康熙反对朱熹“知先而行后”的观点，主张知为了行，以行验知，凡事应该“躬行实践”。其次，重视亲知亲见。例如：他根据自己的亲见亲历，指出古人谓“蒙古迁涉无常，春天马瘦等说法是臆测，认为“必亲履其境然后知之”(12)。康熙对科学知识的认真学习，也使他重视实践的思想得到丰富，并且推动了满族实践观的发展。
康熙自幼龄起便勤于读书，亲政以后更是广收博采，他从西欧传教士那里学会了天文、历算、数学、几何知识、会自制测量用具。在绘制地图时派人到各地测量，并派人考察黄河源头。在治理黄河过程中，多次亲临现场调查实情，制订治理规划。他还在承德避暑山庄亲自种稻，优选良种，育成早熟的“御稻”品种。
在他执政期间，曾发生多次重大战役，每次战役他都派人多次了解敌情、地势，比如与沙俄的雅克萨之战，从准备到发动进攻共进行了五年时间。这期间康熙先派人侦察敌情，然后修造战船，调动军队、准备物资，终于在康熙二十四年和二十五年两次击败沙俄军队，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次战役从头至尾都是康熙亲自指挥的。其他如平定三藩之乱和平定准噶尔叛乱战役，也都是康熙在深入调查了解敌情基础上，亲自指挥的。康熙重视实践的观点，使康熙一朝成为清代最强盛的时代，他对自己这种观点的倡导，也对满族哲学思想的丰富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清初满族哲学思想中天命观向实践观的发展，可以简要地指出满族哲学思想的几个特点。
（一）满族哲学思想的成熟、应该归功于满族几位杰出人物不保守、不守旧，积极地吸收其他民族先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做法，并重用兄弟民族中先进分子投入中国统一和建设事业。因而丰富了满族哲学思想宝库。
（二）满族哲学思想富于开放性。在吸收汉族哲学思想的同时也吸收了西方传入的先进科技和文化，进而充实了满族哲学思想的内容；康熙皇帝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三）满族哲学思想由天命观向实践观的发展，不仅丰富了满族的哲学思想，也推动了满族社会的进步。
（四）满族哲学促进了兄弟民族间的团结与和睦，从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满族的代表人物不是大力推行本民族的落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是积极推行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团结和统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注释：
①《清太祖实录》卷4
②《清太祖实录》卷5
③《清太祖实录》卷10
④《清太祖实录》卷7
⑤《清太祖实录》卷4
⑥《清太祖实录》卷2
⑦《清太宗实录》卷3
⑧《清太宗实录》卷28
⑨《清圣祖实录》卷234
⑩《清圣祖实录》卷240
(11)《康熙御制文集》第1集卷17
(12)《清圣祖实录》卷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