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达与怨怒——论南北宋政治斗争对文人心态及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旷达论文,怨怒论文,文人论文,心态论文,宋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整个宋代看，一方面“重文轻武”的政治模式给文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参政入仕的机会，而积贫积弱的现状，外族的威胁侵凌，更使这些以“兼济”为心的文人士大夫无法坐视，他们纷纷上书论政，表现出关心时政、追求理想的空前热情。但从另一方面看，宋王朝的政治机制以专制保守、因循苟且为特点，它已丧失了发愤图强、雪耻复仇的自信和勇气，北宋时两次政治改革均以失败而告终，南宋则主和路线始终占据上风。文人士大夫的奋斗追求最终碰壁，又使他们饱尝了仕途坎坷和世道的艰难。面对打击磨难，北宋文人取旷达之心，自我排遣，主动解脱痛苦，表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理性精神和洒脱豁达的心胸；而南宋文人则绝无半点退让之心，他们以其特有的坚定执着，表现为一种入而不返，愤激热烈的精神。北宋文人与南宋文人的不同心态与特定的历史状况、特定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而它们又必然影响到文人们的创作，使两宋文学呈现出旷达与怨怒的不同风貌。那么，两宋的政治斗争是怎样对文人的心态及创作发生影响的呢？这正是本文试图讨论解决的问题。
一
宋代以靖康之难为界，前期虽国力不振，但尚能维持江山的一统，政治家们也有幸获得施展抱负的机会。尽管“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结局都是失败，但它们本身毕竟激发了广大士人的忧患意识，他们别宗立派，各抒己见，表现出积极干预政治的高度热情。但是，随着变法的失败，改革的实质日渐蜕变，党争纷起，意气用事，政治上的打击迫害接踵而至，新旧党之间相互倾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蔡京）内结中宦，外连朝士，一不附己，则诬以党元祐，非先帝法，必挤之而后已，今在朝之臣，京党过半。”（《宋史·常安民传》）面对风波叠起，前途莫测的险恶前路，一方面，文人们坚守住自己的信念主张，绝不屈从苟合，俯仰随人，表现出“屈于身而不屈于道，虽百谪而何亏”（王禹偁《三黜赋》）的刚直之性。如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范仲淹传》）；尹洙“会范仲淹贬，敕榜朝堂，戒百官为朋党。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义兼师友，则是仲淹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宋史·尹洙传》）；欧阳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当时“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宋史·欧阳修传》）；王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传》）。他认为“孔孟之所以为孔孟者，为其善自守不惑于众人也。如惑于众人，亦众人耳，乌在其为孔孟也”（《答段缝书》），在《众人》诗中，他更写道：“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美恶由吾身，”表现了坚定的意志和高度的自信。苏轼身历新旧党争，“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绝不肯随波逐流。新党掌权时，他敢于提出异议，“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安石滋怒”；旧党执政时，他又敢于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以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宋史·苏轼传》）。在《与杨元素》中，他曾诗人自道：“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然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另一方面，北宋的文人士大夫在仕宦失意时，又大多能以佛老的虚静明达和因任自然的态度排遣痛苦，解脱矛盾，以淡泊之心面对悲凉的境遇。正如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所说：“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方其据几正坐，噫呜诃箠，群优拱而听命，戏罢则亦已矣。见纷华盛丽当如老人之抚节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壮盛，昼夜出游，若恐不暇，灯收花暮，辄怅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则不然，未尝置欣戚于胸中也。睹金珠珍玩当如小儿之弄戏剧，方杂然前陈，疑若可悦，即委之以去，了无恋想。遭横逆机阱当如醉人之受骂辱，耳无所闻，目无所见，酒醒之后，所以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损哉？”这种超脱、冷静、恬淡正是北宋文人独特的个性所在。一般说来，北宋文人都很重视操守品节，他们的进退出处总是以保持人格的尊严为大前提，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用舍行藏本身并不执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苏轼《泌园春·孤馆灯青》），“仕路崎岖，群言摧沮，虽死生不变乎己，况用舍岂累其怀”（苏轼《登州谢宣诏赴阕表》）。这种洒脱的态度来源于北宋文人对人生悲欢、生死祸福的透彻了悟，以及静、达、和、安的处世准则。“（富）弼恭俭孝敬，好善疾恶，常言‘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尹师鲁自直龙图阁谪官，过梁下，与一佛者谈。师鲁自言以静退为乐，其人曰：‘此犹有所系，不若进退两忘。’师鲁若有所得，自为文以记其说”（《梦溪笔谈》卷十八）。苏轼认为“君子学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则静，静则定，定则虚，虚则明。物之来也，吾无所增；物之去也，吾无所亏。岂复为之欣喜爱恶而累其真欤？”“所谓静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己，则何往而不适哉？”（《江子静字序》）“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超然台记》）。正是这种哲人般的了悟与高度的理性精神，使他们不必象陶渊明那样着意地寻求世外桃源：“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苏轼《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他们认为“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苏轼《南华长老题名记》）；“朝市山林俱有景，不居京洛不江湖”（黄庭坚《追和东坡题李亮功归来图》）。这种人生态度既是对前世隐居避世以求洁身自好的一个发展，也是北宋文人超尘脱俗品格的外现。北宋文人的独特之处正是将坚定的信念、独立的人格与旷达的襟怀结合起来。他们从容地面对人生路途上的种种打击与挫折：“横祸所加，随处安受，不悔不折”（包恢（《跋山谷书范孟博传》）；“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定风波·常羡人间》），从而形成了北宋文人特有的外圆内方、外和内刚的心态，正如欧阳修所说：“是以君子轻去就，随卷舒，富贵不可诱，故其气浩然，勇过于贲育，毁誉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见于喜愠。能及是者，达人之节而大方之家乎？”（《送方杀则序》）
苏轼曰：“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于潜僧绿筠轩》）黄庭坚曰：“余尝为诸子弟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书稽叔夜诗与侄榎》）脱俗，是宋代文人追求的理想境界，而北宋文人的超尘脱俗又表现为彼此相连的两极，一是参与政治时，临大节而大辱，毫不畏惧地捍卫自己的理想，坚持自己的主张，从而彻底否认了媚俗阿谀的趋附心态；二是受打击遭迫害时，处危变而不惊，以旷达平和之心泰然处之，绝无悲戚哀怨之态，表现出一种磊落高洁的情怀。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就可以理解，北宋文人既有《朋党论》（欧阳修）、《与高司谏书》（欧阳修）、《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山村五绝》（苏轼）等言辞激烈，态度鲜明的作品，又有超越于悲愤之上的宁静平和之作：“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欧阳修《黄溪夜泊》）、“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苏轼《初到黄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苏轼《食荔枝》）、“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黄庭坚《竹枝词》）。
苏轼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可以说，这种“随物赋形”的水的精神品格也就是北宋文人的理想人格，它既包含了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意志，也包含了明达理智，旷放超脱的襟怀。这种坚贞自守、进退自如的精神与心态对北宋文学发生了深刻而直接的影响，它造就了北宋文学的典型风貌，即从容自然，淡朴高雅。欧阳修提出“除去文饰，归彼淳朴”（《斫雕为朴赋》），其文从容闲雅，“纡徐委蹦，往复澳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苏洵《上欧阳内翰节一书》）；苏轼“经幽初有适，挥洒不应难”（苏轼《宋复古画潇湘晚景图三首》），他的滓品“大缕缺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答谢民师书》）；黄庭坚诗文“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见《宋史·黄庭坚传》引苏轼评论），同时又推崇“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黄庭坚《寄王观复书》）。可以说，北宋文学从一开始起，便烙上了文人们坚毅而又洒脱、执着而又超脱的个性。
二
宋室南迁，山河破碎，故国中分。面对严峻的现实，爱国志士大声疾呼，抗敌复国成为时代的声音。在这一关系到祖国的统一与分裂、民族的尊严与耻辱的大是大非面前，南宋士大夫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隆兴再讲和，失定受书之礼，上尝悔之，迁（范）成大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充金祈请国信使，国书专求陵寝，盖泛使也。上面谕受书事，成大乞并载书中，不从。……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书式，怀之入。初进国书，词气慷慨，金君臣方倾听，成大忽奏曰：‘两朝既为叔侄，而受事礼未称：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骇曰：‘此岂献书处耶？’左右以笏标起之，成大屹不动，必欲书达。既而归馆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纷然，太子欲杀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节而归。”（《宋史·范成大传》）陆游之时，正逢“朝廷之上，无不以画疆守盟、息事宁人为上策，而放翁独以复仇雪耻，长篇短咏，寓其悲愤”（赵翼《瓯北诗话》卷六）。辛弃疾在山东沦陷区曾多次“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辛弃疾《美芹十论·序》）。后逢“金主亮死，中原豪杰并起，耿京聚兵山东，……辛弃疾为掌书记，即劝京决策南向”。“绍兴三十二年，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授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并以节使印告召京。会张安国、邵进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宋史·辛弃疾传》）。陈亮当“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欣然幸得苏息，独亮持不可”，“高宗崩，金遣使来吊，简慢。……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视形势，复上疏，……大略欲激孝宗恢复”（《宋史·陈亮传》）。
正是这一份深沉的爱国之情与忠义之心使他们执着于恢复故土，一统江山的神圣事业：“整顿乾坤，廓清宇宙，男儿此志会须伸”（张元干《陇头泉·少年时》）；“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陆游《太息》）、“丈夫不虚生世间，本意灭虏救河山”（陆游《楼上醉书》）；“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辛弃疾《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辛弃疾《满江红·鹏翼垂空》）……。他们认为“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辛弃疾《九议·其一》）为了这个事业，他们甘愿驰骋沙场、奉献生命：“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张孝祥《水调歌头·雪洗虏尘静》）、“事有可为，杀身不顾”（辛弃疾《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陆游《夜读兵书》）、“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辛弃疾《满江红·汉水东流》）……。
从南宋社会的状况看，一方面是爱国志士“忠愤所激，不能自巳”（辛弃疾《美芹十论》），他们一腔热血，壮怀激烈，念念不忘“南共北，正分裂”（辛弃疾《贺新郎·细把君诗说》），“其欲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尚一日而忘胸中”（谢尧仁《于湖词序》）。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们把建功扬名与收复故土结合起来：“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辛弃疾《破阵子·掷地刘郎玉斗》）、“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破阵子·醉里挑灯》），因此，从维护民族的尊严和祖国的完整统一出发，他们不可能取北宋文人那种进退自如，行藏用舍不挂于怀的洒脱态度，而是入而不返，执意不回，一往情深，甚至至死不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但另一方面，爱国志士的理想壮志又与现实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南宋一代，基本上坚守主和之策，虽然孝宗即位之初，亦曾锐意恢复，然而自符离一败，宋金议和，偏安遂成定局，中原恢复之事也就遥遥无期。在这种形势下，主战派屡屡受到打击排挤，他们以一腔报国热情却落得“心在天山，身老沧洲”（陆游《诉衷情·当年万里》）的境地，心中自然会积淀起强烈的愤恨之情，从而化作对投降派、对误国小人的严厉批判：“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陆游《感愤》）；“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陆游《夜读范至能揽辔录，……》）；“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辛弃疾《水龙吟·渡江天马》）、“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辛弃疾《贺新郎·老大那堪说》）……。
英雄无路请缨，壮士报国无门，骐骥终伏枥下，这就是南宋那个特定的时代造成的爱国志士的悲剧，正所谓“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叠”（辛弃疾《念奴娇·野棠花落》），“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辛弃疾《贺新郎·肘后俄生柳》）。这一悲剧决定了此期文人悲愤抑郁的心态：“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鹜，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生逢和亲最可伤，岁辇金絮输胡羌。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陆游《陇头水》）；“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水龙吟·楚天千里》）。然而，可贵的是，他们并没有被打击挫折压垮，而是始终保持着不屈的精神。他们的品格节操就表现在愈是受到排挤迫害，愈是饱尝痛苦磨难，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就愈是坚定。在逆境中，他们没有沉沦，而是顽强的求奋进；在痛苦中，他们不求超脱，而是坚定的抗争。陆游是“蓬窗老抱横行略，未敢随人说弭兵”（《书愤》），“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太息》），“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夜醉书》）；辛弃疾则“休说鲈鱼堪鱠，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楚天千里》），“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老大那堪说》）。他们坚信：“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陈亮《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男儿事业，看一日、须有致君时”（辛弃疾《婆罗门引·龙泉佳处》）。但是，在那个令人窒息的现实中，他们的理想信念愈是坚定，他们所感受到的悲愤也就愈是强烈，而当他们把满腔的悲愤渲泄在作品中时，便形成了巨大而凶猛的感情波澜，从而造就了一种奔放激越的气势和至大至刚的壮美，它别具一种崇高壮烈的人格美。执着、坚毅、永不屈服的奋争精神就是这一时期文人及其作品的共同特色。他们的作品给予读者的是一种强烈而又深沉的感奋，它们展示给读者的是失路英雄激烈而又苦闷的灵魂。
总起来说，北宋文人表现出的是一种平和宁静、澄澈恬淡的心态，这是北宋文人的品格节操的折光；而处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中的南宋文人则表现为一种激烈难平、执着进取的精神，这是由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爱国志士的忠义灵魂所决定的。两宋文学表现出的这种差异，恰好是文人词与英雄词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