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极限的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利用含体制转换的DSGE模型对全国及主要省份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省份论文,体制论文,模型论文,因素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46(2015)03-0097-19 国家财政能够承受的债务极限是多少？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一般而言，财政主要依靠税收收入为其转移支付和政府支出提供保证。为了解决收入与支出在规模、时间等方面的不平衡与不一致，可以通过发行债券进行调解平滑，并进而形成债务存量。从这个角度看，财政可以承担的债务极限应该等于未来所有最大财政盈余的贴现总和。然而，准确测算极限规模并不容易。首先，最大税收收入如何确定，是否会受到税种、税率以及经济波动等因素影响；其次，政府支出与转移支付的主观性较强，受政治、人口、经济周期等因素影响较大，长期预测存在难度。还有，如何选择恰当折现率，在不确定环境下对未来的财政盈余进行随机贴现同样比较困难。 如果政府债务水平超过了财政承受的极限，则意味着政府将无法通过提高税率获得更多收入以应对不断增加的支出。而财政政策也将变得不可持续，并有可能出现政府违约风险。此时，政府在政策选择上将面临两难。要么是减少支出规模，进行财政整顿，以降低债务占比；要么是为了维持高债务的可持续，容忍通胀水平的上升，以铸币税稳定债务。而无论是哪种选择，最终都将带来宏观经济的波动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改变。不仅将影响全民福利，同时也必然对整个经济运行形成进一步伤害。本次欧洲债务危机中，许多高负债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这样的政策困境。 若以“财政极限”表示国家财政能够负担的最大债务水平，那么依据Bohn(1998，2008)，Leeper(1991，2013)等研究，随着政府债务水平的升高，负债率触及财政极限的可能性将随之上升，对未来财政政策和通胀走势的预期也会发生改变。而且实际债务水平越高，政策调整的预期将越强烈，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也将变得越差。同时，诸如财政政策乘数等反映经济系统动态性质的特征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变。因此，在理性预期条件下，即便政府实际债务水平并未达到或超过财政极限，整个经济系统的动态性质仍然会因为财政极限的存在而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财政极限问题的研究，不仅对于评估国家财政政策可持续性，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非常重要，而且对于稳定财政政策预期，更好的发挥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债务危机的历史告诉我们，影响政府债务水平变化的因素较多，不仅包括政府自身财政政策的不审慎和经济基础的薄弱，还包括经济周期波动、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外部冲击等多种原因。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负债率的变化主要源于其财政基础的不稳固，尤其是那些外债率较高或外部经济依存度较强的国家。在面对国际商品波动，国际资本异常流动或汇率冲击时，债务水平可能出现急剧升高，并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触及财政极限，形成危机；而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债务的升高则主要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养老支出的“悬崖式”增加将导致财政政策不可持续，并使得债务规模逐步触及财政极限。与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发达国家负债率的升高往往更缓慢，更具隐蔽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更复杂。 对中国而言，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的整体债务规模显著增加，特别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广义政府债务总量增长较快。债务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速却有所放缓，进而导致了全社会整体负债率水平的显著升高。据IMF 2013年7月估算，2012年我国广义口径下的公共部门负债率为46.2%①，与5年前相比上涨了23.5%。此外，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步增强，养老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例将越来越大。人口拐点，债务增长，收入放缓，这些特点表明，我国负债率的升高不仅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共性，也显示出发达国家债务变化的部分特征。在财政预算制度尚不完善，政策规则并不清晰的环境下，如何衡量我国财政极限，正确评估债务水平变化，提前防范财政风险则显得格外重要。 为了测算我国财政极限的分布，深入分析债务水平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在理性预期框架下构建模型，尝试将政府债务水平变化、宏观政策预期及财政极限纳入到一个统一框架中予以考虑，并试图对以下问题予以回答：其一，我国当前债务水平是多少，未来又将如何变化？其二，我们面对的财政极限有多高，受哪些因素影响？其三，财政预期的不确定，政府支出政策的不稳定将对宏观经济产生哪些影响？具体而言：首先，对我国中央及地方的债务情况进行梳理；其次，在Bi(2012)等相关研究基础上，建立包含体制转换的DSGE模型。接下来，结合我国实际财政收支数据，对中央及主要省份政府财政极限的分布开展实证模拟，并对影响财政极限的因素进行比较和分析，最后得到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我国政府债务状况 本节将对我国政府债务状况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以更好的描述我国当前政府债务的结构与水平。同时，在测算财政极限的目标下，对可能影响我国政府债务水平变化的短、中、长期因素开展前瞻性讨论，以进一步对债务变化的趋势进行判断。 (一)政府债务总体情况 近年来，随着政府部门总体债务水平的不断升高，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政府债务水平进行了测算和分析，较具代表性的见表1。
按照行政体制，政府部门债务可以划分为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两部分。接下来，我们将对中央及地方政府债务的情况及变化趋势进行初步匡算。 1.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层面的债务有国债、外债、准国债以及养老金等隐性债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2012年中央财政国内债务余额为7.67万亿人民币。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供的“全国外债简表”，我国政府负有偿还义务的外债主要包括国务院部委借入的主权外债、中资金融机构承担的外国政府贷款约0.47万亿人民币。此外，金融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发行了包括政府支持机构债(即汇金债)和原铁道部债在内的准国债约3.51万亿人民币。同时，还将承担养老金缺口等隐性债务。 2.地方政府 1997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逐步提速以及地方财力事权不匹配现象的加剧，地方政府性债务呈快速扩张态势。从债务资金来源看，地方政府性债务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地方政府债、地方融资平台的企业债券、政信合作等)、上级财政转贷和借款、其他单位及个人借款或拖欠(表2)。
3.整体债务情况 依据对中央及地方债务的估算，2012年我国中央与地方债务规模基本相当，整体政府债务规模将近29万亿，负债率超过55%。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匡算的政府性债务并未对偿还责任债务与或有债务进行区分，且此处的负债率指债务余额与当年GDP的比率。因此，我们估算的是广义口径的政府负债率。 (二)未来政府负债率变化的重大事件 1.短期内(1-5年)：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据最近审计结果③，截至2012年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量为15.89万亿，其中，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9.63万亿，或有债务为6.26万亿。与前两次政府性债务审计情况相比，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还在以较高的速度不断增长。如无有效控制，依据现有债务增速与结构推测，预计未来几年内，我国政府负债率将逐步超过60%的国际预警线。尽管地方债务大多数被用于交通运输、市政工程等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并形成了大量可产生现金流的优质资产，但是在局部地区和部分领域，仍存在着较高的风险积累，并出现过局部资金紧张或支付困难的情况。在经济增速放缓，债务规模增加背景下，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问题将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威胁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2.中期内(5-10年)：满足城镇化融资需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镇化的推进不仅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建设，更涵盖了社会保障、教育投入等很多新的内涵。因此，在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社会保障和市政公共设施都将产生巨大的资金需求。依据相关测算，至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期间将有2.5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产生的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将接近20-25万亿。这将在中期内给我国中央及地方财政带来较大压力。 3.长期内(10-20年)：应对养老金收支缺口 基于前期研究④，我们对2010-2050年我国养老金收支缺口进行了估算，见表3：
从养老金整体收支平衡来看，我国养老金收支总体表现出短期收支基本平衡，长期缺口陡然增大的特点。具体而言，养老金当年收支自2022年开始出现拐点，2028年当年收支出现缺口，并于此后保持不断扩大的趋势。2030年后，收支缺口陡然扩大，至2050年将达到当年GDP的11.6%。若现行收缴方式不变，我国养老金的累积结余将于2034年消耗殆尽，此后将处于负债状态。2050年，累积缺口将接近当年GDP的90%。估算趋势表明，长期内真正制约我国养老金收支情况的因素将是人口的老龄化。 基于以上分析，尽管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国财政收入一直显示出稳步增长的态势，但在未来不同期限内，我国财政收支状况将面对不同程度压力。短期内，将面临如何化解规模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的压力；中期内，新城镇化建设的融资需求以及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成本又将形成新的融资需求；长期内，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将进一步形成我国公共财政收支的“悬崖”。 三、财政极限估计方法 在对我国当前债务水平进行初步估算的基础上，本节将讨论财政极限的内涵。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我们将构建模型对财政极限分布进行估计、模拟，并进一步对影响财政极限分布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关于财政极限 “财政极限”是负债率的一个水平或临界状态，当政府实际债务规模达到这一水平时，政府将不可能通过提高税率获得更多税收收入以为其债务融资。为了稳定债务水平，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将不得不进行调整，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立场将被迫出现由“主动”到“被动”的调整和变化(Leeper，1991)。财政极限是本文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尽管我们相信随着债务水平的升高，一定存在着财政可承担的极限，但如何从数量上测算极限情况仍然非常困难。目前对财政极限测算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三类： 其一，总储蓄标准。Sargent and Wallace(1981)提出，将全社会的总储蓄规模作为政府举债的上限，并以此估计可能的财政极限。在他们的模型中存在两种体制，货币与财政盈余的增长外生，政府举债以应对增加的财政支出。当债务水平达到上限时，货币政策将在财政的主导下被迫调整以稳定债务。 其二，拉弗曲线标准。这类研究主要从最大税率的角度进行展开。Davig and Leeper(2010)等提出，随着扭曲型税率的提高，经济主体提供劳动、储蓄以及投资等活动的积极性将下降，导致收入和产出下降，而税收收入也将出现先升后降的变化，即“拉弗曲线”(Laffer Curves)效应。与“拉弗曲线”顶点相对应的税率即为“最大税率”。在未来政府财政支出不变的条件下，与最大税率对应的则将是最大的财政盈余及相应的财政极限水平。 其三，考虑政治因素的最大税率标准。最大税率的引入，提供了从经济运行角度测算财政极限的有效办法。但正如上文提及的那样，财政政策受政府体制、政治因素等影响较大。迫于政治压力，政府很难将税率提高至最大水平。因此，拉弗曲线最大税率的方法并未将政府意愿和政治因素考虑在内。尤其在发达国家，这种影响将更加明显。据Trabandt and Uhlig(2009)的估计，美国及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平均税率(包括工资税、资本税以及消费税率)均低于拉弗曲线最大税率。即便是在那些面临明显财政压力的国家，政府也没有动力将税率提高到最大税率水平。在税制体系尚不健全的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平均税率将更难提升到最大水平。 可见，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对财政极限的计算都很重要。Davig et al.(2010 a，b)以及Richter(2011)构建了考虑政治因素的模型，对政治容忍程度对财政极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随着税率的提高，政治压力将明显上升。政治不满的增加将极大地提高触及财政极限的可能性。 (二)基本模型
其中，γ为财政调整参数，更大的γ表示政府对债务水平的变化更敏感，对税率调整的幅度也更大，若γ=0，则表示相机抉择的政策规则；
为税收政策冲击⑤；τ与b分别表示税率与债务的稳态水平。 政府支出方面，我们设定政府支出的变化满足AR(1)过程：
值得强调的是，财政政策规则的设定存在多种不同形式，选择关键在于能够捕捉政府财政行为变化的特征⑥。状态转换机制的引入主要目的则是考虑财政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对经济体系产生的影响。
一阶条件表明消费与劳动的边际替代等于税后工资，而政府债券价格则反映了居民对未来政府违约情况的预期。 此外，为了保证系统不发散，最优决策满足：
这里，
为由t时刻到t+j+1时刻的随机贴现因子，且此处对未来债务贴现中考虑了风险因素的影响。
图1 拉弗尔曲线 3.拉弗尔曲线与财政极限 对劳动收入征税，会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导致居民部门劳动供给减少，进而影响产出水平。因此，提高税率并不一定会带来税收收入的增加。一般而言，当税率处于较低水平时，提高税率将带来税收增长。但当税率处于较高水平时，税率的提高则可能带来税收收入的下降，这就是拉弗曲线所描述的现象(图1)。 若政府支出与转移支付确定(或外生)，则最大税率将带来最大的税收收入，也对应着最大的财政盈余。如果将所有最大的财政盈余进行贴现，则可以得到最大的债务极限，即财政极限规模。可以表示为：
其中，θ为政治风险系数，系数值越高，表示政府可用的财政盈余越大。需要说明的是，一般而言该系数应该小于1，以反映财政能够达到财政极限的能力。但在本文对各地区进行的实证模拟中，将出现大于1的情况，这主要是为了考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或政策支持力度。
分别为最大财政盈余和财政极限，而
则分别对应最大税率与最大税收收入，
为最大税率对应的随机折现率。 需要强调的是，财政极限是一个随机变量，其分布决定于外生随机变量和相关结构参数。依据方程(11)，财政极限的分布主要依赖于模型的结构参数，以及各种不确定性。若选择开放模型，则外债占比、汇率变化等外部因素也将对财政极限产生影响。 4.违约损失比率
关于违约风险的刻画，本文将经济体系的状态分为两种。经济系统的状态变化主要依赖于实际债务水平与财政极限的关系。当实际债务规模超过极限债务规模
，则政府将出现部分违约，我们假设违约的损失满足以下关系：
表明财政极限的分布越分散，标准差越大，其违约的比率将越大。越大的分散度，预示着偿还的不确定性越强，风险也越大。 5.模型不确定性分析 由方程(1)-(12)，整个模型的不确定性来自两个方面，包括技术冲击的不确定性与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主要涵盖政府直接支出与转移支付的变化。技术冲击将影响产出水平，进而对折现率、税收及转移支付等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政府直接支出的冲击则将通过改变总需求导致了产出水平、税收以及折现率的变化。 转移支付政策对整个系统的影响机制较为特殊。依据本文的设定，政府转移支付的变化过程存在两种体制，一种为平稳体制，而另一种为非平稳体制。尽管两种体制下，转移支付均满足逆周期调节机制，但在非平稳体制内，转移支付将出现爆发性增长，并导致负债水平超过财政承受的极限。在理性预期假设下，如果政府转移支付出现爆发性增长，而居民部门预期转移支付的这种增长将得到及时调整(即遵循一定的政策规则)或处于这种爆发路径上的时间比较短⑦，则居民部门对政府债务可持续能力的预期将不会出现方向性改变，也将会继续为政府债务提供融资。 但是，如果转移支付的增长处于非平稳体制的时间较长，居民部门将预期政府债务水平会逐步接近或超过拉弗尔曲线所对应的债务水平的极限值。此时，即便实际税率并未达到拉弗尔曲线对应的最大税率值，这种对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预期，将导致对政府债券需求的下降以及债务风险补偿的上升。因此，转移支付两种体制的引入刻画了财政预期的不确定所造成的影响。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将影响财政极限的分布，更将改变整个经济系统的动态特性，并使经济体系在面临财政政策或其它不确定性冲击时，表现出更加复杂的动态特征。我们以这种方式引入财政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不仅是本文测算财政极限的关键，更是进一步分析财政预期不稳定以及债务变化影响的重要基础。由此，我们可以将方程(11)进一步表示为：
四、对全国和地方财政极限的估计 在基本模型上，本节将结合2012年我国中央及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对模型相关参数进行校准，并对全国及东北、华北、华东、西南、中南、东南等10个典型省份⑧的财政极限分布进行实证估计。 (一)全国财政极限 1.测算全国财政极限 当前我国政府推动的全口径财政预算包括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及社会保障收支预算四部分。为准确反映我国财政收支的全貌，本文在参数校准和估计过程中对四种预算进行了合并处理。政府广义税收收入
为公共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以及社会保障收入总和⑨；政府转移支付
则包括了公共财政预算中的社保就业、医疗卫生及保障房与援助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社保和转移性支出，社保预算支出三类项目总和；而政府直接支出
则等于总收入与转移支付的差额。数据来源于财政部2013年全国及主要省份财政预决算报告。 通过计算和校准，基准情景下，我国广义平均税率为47.27%，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为39.21%，转移支付的比率为9.32%。同时，参考Arteta and Galina(2008)以及Bi(2012)的做法，我们同样以国家政治风险系数(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Index，ICRG)中关于中国的估计结果校准我们的政治风险系数θ。标准的ICRG指数中包含有政府稳定、社会经济环境、投资环境、国内与国外冲突、军事、地区政治等12个方面的内容。在此我们仅选择政府稳定、社会经济环境、投资环境这三项作为依据，将参数θ校准为0.68⑩；同时，参考王国静、田国强(2013)论文中的估计结果，本文基准情景下的技术冲击标准差
和持续期系数
的校准值分别为0.02和0.9。政府支出的持续系数校准为0.5；基准情景下，我们将转移支付规则固定在平稳体制之下，且转移支付的逆周期调整系数分别选择-0.8、-1.8及-2.8三种，分别表示随着技术进步每下降10%，政府转移支付将分别提高8%、18%和28%以应对经济周期波动。
图2 全国财政极限的密度函数与分布函数 运用MCMC方法(11)，模拟全国财政极限的分布(如图2)。其中实线为基准情景下的财政极限分布。结果显示，不同逆周期调整系数对应的财政极限期望水平分别为0.8708、0.9264和0.9278。若逆周期系数为-0.8，则2012年中央财政能够承担的最大负债率的期望值为87%。而且，随着逆周期调整程度的增强，财政极限的波动性也将逐步增加。
图3 政府支出规模变化对财政极限分布的影响 2.财政极限影响因素分析 基准情景下，本文对比了政府转移支付的逆周期参数对财政极限的影响，除此之外，政府支出结构变化、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技术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也都将不同程度的影响着财政极限的变化。 (1)政府支出规模 基准情景下，我们设定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为39.21%。在其它参数不变条件下，分别选择35.29%及43.13%两种政府支出比重(12)，可以对我国中央财政极限进行模拟。 结果表明，政府支出占比变化对财政极限分布的均值水平影响较大。在高、低两种政府支出条件下，财政极限期望水平分别为：36.50%和144.83%。且政府支出占比越高，财政极限的期望值越低，波动性也将越强。同样，转移支付占比的变化对财政极限的分布均值与方差也具有显著影响。此处，我们分别模拟了政府转移支付占比在基准情景下分别上升或下降20%，达到7.46%和11.18%的情景。模拟结果显示，较高的转移支付力度，对应着较低的财政极限的平均水平，而波动性也较高。具体对应财政极限的期望水平分别为：122%和52%。 (2)技术冲击的影响 技术冲击的持续时间和波动性对财政极限分布产生的影响比较相似。对于持续时间，我们选择0.3、0.6、0.9，分别进行模拟；而波动性则分别以0.02、0.04以及0.06为情景。由结果看出，技术冲击持续性与波动性的变化对财政极限分布的期望水平影响不大，仅对分布的峰度有影响效果。具体表现为冲击的持续性越长，财政极限的波动性越大；冲击的强度越大，则极限分布的波动性越强。
图4 技术冲击持续时间与冲击程度对财政极限分布的影响 (3)政策预期不确定性的影响 若考虑转移支付政策的不确定性(13)，在平稳体制与非平稳体制下，财政极限的分布将表现出明显差别。在此，我们将政策维持在平稳与非平稳体制下的概率
都校准为0.95，表示政策维持在两种单一体制的持续期均为20年。模拟结果显示，非平稳政策体制下财政极限的期望水平明显低于平稳体制下的极限值。而且，在面对同等负债率的条件下，非平稳体制达到财政极限的概率要显著高于平稳体制水平。由此可以看出，对财政政策预期的不确定将带来财政承受能力的下降。
图5 财政政策预期不确定对财政极限分布的影响 至此，我们在一定条件下对2012年中央财政极限的分布进行了模拟，得到财政极限的平均水平为87%。而且财政极限受政府规模，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对典型地区，主要省份地方政府财政极限的情况进行实证模拟。 (二)地方财政极限 为了深入分析我国的政府债务结构，评估中央及地方的财政可持续能力，本文依据各省公布的财政预决算情况，同时结合审计署关于地方债务的两次审计结果，分别选择东北、华北、华东、西南、中南、东南地区的10个典型省份，即山东、安徽、四川、辽宁、广东、吉林、重庆、湖南、天津、浙江开展测算。
1.测算总体情况 在对地方政府财政极限的测算中，我们同样包含了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及社会保障收支预算在内的全口径财政预算。由于各省数据披露的情况有限且存在差异，在财政结构参数的校准过程中，我们对部分财政结构参数以及比率进行了估计和推算。同时，为了反映各地区在获取中央支持政策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差异，本文设定东部地区对应的政治风险参数θ为1，中部地区参数校准为0.8，而西部省份为1.7。而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整系数，技术冲击的持续时间以及波动的程度参数，各地区与中央政府基准情景均保持一致，分别为-0.8、0.9及0.02。各省主要参数的校准情况如表4。 (1)华东、华北与东北地区 浙江、安徽、山东三个省份的财政极限情况如图6，三个省财政极限的期望水平分别为：199.3%、78.1%、195.2%。可以看出，浙江、山东两省财政承担能力较强，而且与安徽相比，分布更陡峭，表明风险偏小。天津、辽宁和吉林三省(市)的财政极限的期望水平分别为：天津70.1%、辽宁61.7%、吉林59.1%，且辽宁与吉林两省的波动性略强于天津。
图6 华东、华北与东北地区 (2)西南、中南与东南地区 西南地区四川、重庆两省(市)的情况如图7所示，其财政极限的期望水平分别为106.7%和129%。重庆财政极限平均水平高于四川，但其风险也略高。湖南、广东两省的情况差距较大，分别为66.9%和196.7%，广东财政极限平均水平明显高于湖南，但两省的风险情况则差别不大。
图7 西南、中南与东南地区 (3)整体情况 综上，可以得到10个主要省份债务极限期望的整体情况如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财政极限为随机变量，我们模拟得到的仅为财政极限分布的期望值，与通常公布的债务率或负债率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财政极限期望水平为100%，并不表明负债率低于100%绝对不会出现财政风险。
2.财政极限分布的差异 浙江与山东两省同为华东地区省份，在平均税率、政府支出、经济总量结构等方面比较相近。从财政极限的估计情况来看，尽管两个省份财政极限的期望水平比较接近，但同样负债率触及财政极限的概率并不相同。究其原因，主要是两省总支出中政府支出与转移支付之间的比率不同，山东转移支付比率要高于浙江(见图6左)。 对于四川与吉林两省，从财政规模来看，两省在政府支出、转移支付与平均税赋方面比较接近，但财政极限分布却差别较大。四川财政极限的期望水平明显高于吉林。除财政结构方面的差别外，在国家宏观政策环境方面的差异对财政极限的影响较为明显。中央支持的力度越大，财政极限的均值越高。而山东与四川财政极限方面的差别则主要体现了政府规模方面的影响。两省财政极限分布上的差异在于政府整体规模差别较大，即无论是在平均税率还是在政府直接支出方面，两省均表现出较大差别(见图7左)。 (三)中央与地方财政极限的关系 财政极限是一个受外生冲击和结构参数决定的随机变量，它的分布特点将随着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随时改变，因此很难对不同省份的财政极限简单进行直接的线性比较。依据模型机制，决定财政极限分布的因素主要有三类：一是财政收支结构，二是政策反应程度，三是技术冲击等经济参数。中央与地方财政极限之间关系也主要体现在这三方面的联系上。 财政收支结构方面。中央财政通过上缴和返还的方式调整中央和地方在税收收入方面的格局。此外，中央财政也可以通过政府支出、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调整策略，影响地方财政收支结构，进而影响地方财政极限的分布。同样，地方财政上缴力度的增大也将补充中央财政收支能力，进而提升中央财政极限水平。在政策反应方面，通过前面关于政治因素的比较和分析，政府承担债务的态度与经济因素一样影响着政府财政极限的水平和分布。我国地方政府在债务承担方面也还存在较大区别。此外，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同样将影响中央财政极限的分布。中央与地方之间也同样可以通过债务转移等方式对债务风险进行化解。因此，提高地方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积极性，对控制我国整体债务风险非常重要。在经济政策环境方面，由于技术水平的高低，技术冲击持续的时间与强度都将影响财政极限。从这个角度看，各地方财政极限与中央财政极限之间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只要经济环境稳定，经济结构合理，财政极限的变动都将得到有效降低。 综上，中央与地方财政极限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但这种相互影响将是局部的。对这种关系的分析，不仅将有利于辨析中央与地方在收支方面的矛盾，有助于理顺和管理中央与地方的债务关系，更将有利于从新的角度评估中央与地方的财政风险，以构建新的动态管理构架。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划分，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是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主要结论及建议 在理性预期框架下，本文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试图将政府债务变化、财政极限与宏观政策预期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予以考虑。在对我国政府债务的现状进行全面描述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央及地方面临的财政极限分别开展了实证估计，并针对债务水平变化的宏观经济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通过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基于我们的整理和测算，2012年我国政府债务整体规模将近29万亿，广义负债率超过55%。其中，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基本相当，负债率分别达到27.5%和28.3%。 (2)未来，无论是中、短期，还是长期内，我国财政收支都将面临较大压力。短期(1-5年)内，如何规范并化解规模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将成为难题；中期(5-10年)内，城镇化建设的融资需求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消化都将形成新的财政压力；长期(10-20年)内，养老金收支缺口的不断扩大，将进一步形成我国公共财政收支的“悬崖”。 (3)通过实证，我们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对全国及主要省(市)的财政极限进行了模拟和估计，并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面临的债务极限的分布。结果显示，从中央财政看，我国中央财政极限分布的期望值为87%；从地方情况看，各样本省份财政极限分布的期望水平处于0.6至1.9的区间范围之内，大部分地区的债务水平距财政极限的平均值都尚存一定空间。 (4)不同省份间财政极限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别主要取决于当地经济环境、财政收支结构、宏观政策决策、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等因素。这表明，各省份对政府债务的承受能力并不相同，不应以单一标准进行简单评价。因此，应建立与债务承受能力、风险水平及债务管理能力相匹配的地方债务管理机制，构建中央与地方、各地方之间相互协调、动态约束、机制统一的债务管理模式。 (5)模型动态分析机制表明，政府债务水平的升高将改变人们对未来宏观政策调整的预期，进而影响经济系统动态性质。这不仅将带来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更将导致经济体系在面临宏观政策或其它不确定性冲击时，表现出更加复杂的动态特征。因此，对政策制定者而言，随着债务水平的上升，前瞻性评估政府财政极限水平，明确债务规模及财政规则，有效锚定财政政策预期，对于维护经济稳定运行，保证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效果至关重要。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同时非常感谢加拿大中央银行Bi Huixin博士在本文研究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建议，文责自负。 ①该数据包含了审计署2010年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结果。 ②按照李扬等(2012a，2012b)测算的结果，未包含地方政府债务的政府负债率22.4%，依照审计署2011年对地方债务的审计结果我们可以计算出包含地方债务条件下的政府负债率为45%。2013年12月23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资产负债表2013》认为，截至2012年我国的广义政府负债率已超过53%。 ③依据2013年12月30日审计署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央政府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9.44万亿，或有债务为2.45万亿，简单合计为11.89万亿；地方政府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9.63万亿，或有债务为6.26万亿，简单合计为15.89万亿。全国政府债务规模简单合计27.78万亿，其中未包含养老金的空账缺口。 ④可参见《2012年人民银行金融研究重点课题获奖报告》中，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应对养老金缺口的财政政策选择——基于OLG模型的中长期分析》部分。 ⑤由于税收政策冲击不影响财政极限的分布，因此在进一步讨论模型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我们并未做进一步分析，但税收政策冲击对模型动态是有显著影响的。 ⑥篇幅所限，本文并未对财政政策规则的设定和估计进一步展开。关于财政政策规则的实证研究较多，如Bi(2012)利用1971-2007年OECD各国数据分别对参数与进行了实证估计，得到各国参数大多数为负，取值由-0.0093至-2.22不等。依据我们前期研究，财政规则的形式选择与参数值的变化对财政极限存在性的影响不大，但对财政极限的分布变化的影响将较为显著。为了简化分析，本文仅设定政府直接支出外生，转移支付含有逆周期调整机制。 ⑦Leeper(2009)在研究中对财政支出处于非平稳体制的条件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判断和识别的原则。 ⑧考虑到数据完整性与可得性，本文选取了：山东、安徽、四川、辽宁、广东、吉林、重庆、湖南、天津、浙江10个省(市)作为样本省份进行分析。 ⑨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计算的平均税收中包含了政府卖地带来的收入。我们认为从更广的意义上讲，土地价格及房价变化对居民部门很可能产生类似税收变化的影响，其效果和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⑩政治风险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考虑到我国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收入和支出方面的相互关系的特殊性，我们在此引入该参数以刻画不同省份在区域经济政策方面的差异。 (11)我们选择向后模拟200期，抽样1000000次，同时使用Tauchen(1986)方法处理技术和政府支出冲击。 (12)在基准情景条件下，政府支出水平上升或下降10%。 (13)需要指出的是，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与政策的不确定性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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