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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的外交开始于晚清，由于处在封建社会末期，而且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武力压迫，经历了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它改变了以前中国的朝贡外交体制，不得不采取近代外交方式，进行对外交流。中国近代外交方式的演变相当曲折，先是总理衙门的设立，接着是派遣公使，中国的近代外交体制逐渐发展完善。中国近代驻外公使所承担的任务、选用和派遣情况，充分地体现了其中的艰难。近代第一位驻外使臣郭嵩焘的凄凉公使生活，就是一个很好地例证。
（一）出使前的困境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理率领人员到云南探险，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而被杀，是为“马嘉理事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机滋事，迫使清廷与之签订《烟台条约》。随后，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派遣要员亲赴英国道歉。在文祥的推荐下，郭嵩焘于1875年元旦前夕奉旨赴京。同年8月，他被清政府任命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负责向英国道歉。此消息一经传出，在清廷内部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不少王公大臣和名士还恪守“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把郭嵩焘的出使看成是毁掉一世清名的苦差使。在当时世人的眼里，郭嵩焘的洋务主张是标新立异的，与世俗不符。他认为“西洋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当强。……故欲先通商贾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李鸿章曾对他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当世之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1]。这些见解在当时已经让人侧目了，更何况他这一次还要离开父母之邦，远赴夷人之国，简直是匪夷所思。人们咒骂郭嵩焘“不在舜日尧下”安分享福，却要去与洋人打交道。有人甚至编写了一副极为尖刻的对联来讽刺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些人中，湘籍同乡对他的攻击尤甚，把他视为洪水猛兽，欲致之死地而后快。同乡刘坤一斥责他“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 [2]。可见，郭嵩焘出使之前的处境非常艰难，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到外国去，本为国人所耻；第二，出使外国，只为向英国赔礼道歉。此次出使给他带来了很大压力，也曾几次使他试图引退。只是因为箭在弦上，总理衙门诸公不让他脱身。最后连慈禧太后也给予鼓励，三次召见他，要他任劳任怨地为国家处理好这件事情。因此经过一年多的拖延后，郭嵩焘于1876年12月登上前往英国的轮船。
（二）出使中的困境
1、日记被毁
1877年1月21日，经过50天的长途跋涉，郭嵩焘抵达了英国伦敦。同年4月30日，他被任命为驻英大使。此前，清政府派遣郭嵩焘出使的主要目的，是为马嘉理事件向英国政府道歉，然后顺便考察一下各国的情况。于是郭嵩焘将50天的行程日记整理后，抄寄总理衙门。后来以《使西纪程》为书名，刊行于世，一时激起了满朝士大夫的公愤。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弹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2]。结果，此书被清政府申斥毁版，严禁流行。
2、任务改变后产生的尴尬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目的是为马嘉理事件道歉，其所持的国书只有向英王道歉的内容。由于突然任命他为留驻英国大使，又没有正式官方文件，也不敢自行补写驻使国书，因此处于一种去留不定的尴尬境地。于是他便上奏，一方面以出使前失察，“自请议处”，另一方面又请求不必留英，就此回国。可是此时总理衙门设立驻英使馆的决心已定，因此要他留在英国。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同时，总理衙门又奏准驻外使臣的委任状，“援督抚，学政颁给坐名敕书之例，知照内阁，一律颁给敕书”[3]。这样以来，郭嵩焘才正式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驻外使臣。
3、与副使之间的不和
作为驻英副使的刘锡鸿，并没有协助郭嵩焘处理与外国之间的事务，而是处处与他针锋相对。刘锡鸿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反洋务论者，思想极端保守。他随时向清政府汇报，对郭嵩焘进行恶毒攻击。他出使欧洲，决不是因为他本人有向西方学习的热心，而是被守旧派大臣看中其有对洋务的反对立场，希望他能对郭嵩焘进行监视和牵制。其实，早在1874-1875年间，清政府内部发生过关于洋务的一场大辩论。当时，刘锡鸿对郭嵩焘的理论逐条进行了驳斥，坚决反对郭嵩焘等人学习西方之道。
由于两人的见解不同，郭嵩焘设法拒绝刘锡鸿作他的副使。但是，清政府为了维护对外地位，害怕使臣被外国所迷惑，需要一个忠诚的卫道士，发挥监督作用，刘锡鸿正是一位的好人选。事实上，刘锡鸿也做到了这一点。在郭嵩焘的日记《使西纪程》被毁后，刘锡鸿便将自己的日记定期抄寄总理衙门大臣李鸿藻﹑沈桂芬等人，除了记述自己的外事活动及见闻，表明自己对清王朝的忠心外，还不断地向朝廷数落郭嵩焘崇洋媚外的罪状：“一，不分内外，诋毁时政；二，主杀岑毓英，又启衅洋人；三，违行古制，出语狂谬；四，欲擅改大清黄龙旗，有违逆之心；五，语多狂诞，任改谕旨；六，对洋人不论尊卑之道，大失国体；七，刻意模仿洋人，趋媚忘本；八，败坏闺教，不成体统；九，有私通洋人之嫌；十，不知国恩，反怀怨妄。”[1]这些罪状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其实都合乎国际礼仪，为抬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起了积极作用。连洋人都称赞“自郭公出洋后，乃使西人有敬爱华人之心”[4] 。但是，当时守旧势力看重的并不是结果，而是注重在整个驻外过程中是否以中国为尊来处理外交事务。因此，在遭受到国内的误解和副使的攻击后，这位走在世界前列的外交家只好请求回国。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终于下诏派遣曾纪泽接替他作为英法驻外大使。
（三）归国后的凄凉境遇
郭嵩焘在出使期间同西方各国打交道，基本上保持了民族气节，为清政府的外交作了开创性的贡献。然而，郭嵩焘当时并未得到公正待遇。他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正碰上湘阴发生守旧风潮。那期间形势很紧张，连用西洋小火轮拖带的木船都受到了阻拦。于是，大骂郭嵩焘沟通洋人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尽管郭嵩焘的钦差使臣官衔暂时尚未解除，但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无常。郭嵩焘死后，虽有官员请旨按例赐谥，结果被朝廷否定。甚至在他死后九年，在义和团运动高涨时，还有京官上奏要求对他开棺戮尸，以谢天下。出使英国之前，郭嵩焘曾经满怀壮志，期望通过此行，引进西方强盛之道，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奈铩羽而归。郭嵩焘在唾骂中出使，又在唾骂中回国，其凄凉的情况更让人感到在封建社会展开近代外交是多么的艰难。
中国近代外交的诞生，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在屈辱和不平等的环境下，劈开荆棘，在艰难中挣扎，终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对于中国外交的近代化，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它，既要看到中国近代派遣驻外公使中存在的不足，也要认识到其中所具有的进步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从中也深刻地体会到弱国无外交，外交上的胜利必须要有强大的国力作后盾。只有这样的外交，才会平等与民主的交流成果。
【参考文献】
[1] 李扬帆.走出晚清[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成晓军．曾国藩家族[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3] 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4] 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 长沙：岳麓书社 .1984．
论文作者:王娟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7年6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7/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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