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升级能否打破“资源诅咒”？
——基于面板门槛效应的研究
党 静 姚小剑
（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710065）
摘 要 ：现有关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更多的是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较少有分析二者关系受制于第三因素的研究。 本文在构建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非线性模型基础上， 利用2005-2016年中国30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产业结构升级在何种水平时会打破“资源诅咒”效应。结果表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门槛效应，总体呈现“U”型曲线关系，且“资源诅咒”在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为2.190 的拐点值时被打破。本文为考察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途径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 ：产业结构；资源诅咒；资源福音；Moore 值；门槛回归
一、引 言
自然资源不仅是基本生产要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保证。马尔萨斯认为，如果自然资源的增长不能满足人口的增长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如果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毫无节制或过度地依赖自然资源，那么其经济状况可能会反其道而行，即自然资源不仅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福音”，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诅咒”。自1960年以来，资源贫乏的国家（或地区）相较于资源丰裕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快，比如资源丰裕而经济发展衰落的委内瑞拉、墨西哥，资源相对贫乏而经济迅速崛起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都很好地证明了该观点。然而，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促进或抑制，其背后的传导机制与产业结构密不可分。由于投资回报率和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影响，高效率的部门会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在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的基础上，均衡配置了各种生产要素，该现象称为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现在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是否会影响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究竟会在何种具体水平将“资源诅咒”效应转化为“资源福音”效应？本文试图通过构建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非线性模型，分析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是否会打破“资源诅咒”效应。
二、文献综述
学界对于“资源诅咒”的关注不仅在于验证其存在性，更重要的是厘清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去规避“资源诅咒”的危害。目前的传导机制解释主要有：基于资源转移问题的“荷兰病”效应；从经济增长驱动要素角度出发提出的挤出效应；从制度角度提出的制度弱化效应等。除了上述公认的传导机制外，产业结构的升级也逐渐被用来解释“资源诅咒”效应。一个地区内部的资源丰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在三种产业中，第二产业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最大，当地政府为了追求短期利益，会增大第二产业的人力物力投资，从而挤出作为经济增长“马车”之一的第三产业，自然资源进而成为影响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不仅如此，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会直接影响具有创新性的、高附加值的产业诞生和发展，从而阻碍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型。
作为“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一方面，学者研究了自然资源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大多数都利用线性回归做分析，然而在产业结构调整下，自然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不明确，两者之间随时间长短、资源丰裕情况而呈现不同的关系，因此本文构建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非线性模型，研究不同产业结构升级程度下，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产业结构升级是否会破解“资源诅咒”效应，转为“资源福音”效应，从而结合产业结构，使自然资源充分发挥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三、“资源诅咒”和产业结构的初步观察
（一）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之一，自然资源本是人类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但不正当的资源使用和管理以及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的现实却产生了“资源诅咒”现象。本文将采用资源依赖度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目前现有文献关于资源依赖度的测度采用初级产品部门的就业人数占该地区年末总就业人数比重、产值占该地区总产值的比重或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该地区总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本研究从衡量初级产品部门的投资规模角度出发，以采掘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该地区的总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度量资源的依赖度；对于经济增长指标，本文选择2005-2016年各省的实际人均GDP，以2010年不变价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
图1 2016年我国各省资源依赖度和人均GDP 的关系图
通过搜集数据及整理，图1直观地展现了2016年我国各省份资源依赖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的资源依赖度低，但经济发展水平却处于前列；而山西、贵州、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的资源依赖度高，经济发展水平却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目前我国各省份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不协调状态。
第一，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单调的促进或抑制，在不同的产业结构升级程度下，表现为不同的作用效果。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程度的提高，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负转正，即：“资源诅咒”是有条件存在的，产业结构升级到一定程度下，“资源诅咒”逐渐转变为“资源福音”。具体分析如下：当产业结构升级程度未达到2.190 时，表现为显著的“资源诅咒”，其影响系数为-3.078；当产业结构升级程度处于2.190 与2.503 之间时，表现为显著的“资源福音”，其影响系数为3.001；当产业结构升级程度超过2.503 时，依然表现为显著的“资源福音”，但系数较之前下降为1.430。究其原因，当产业结构升级程度较低时，由于初级产品部门带来的短期效益，当地政府和企业对资源产业的过多扶持和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挤出了制造业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本，然而被挤出的制造业正是经济增长中知识和技术溢出的重要来源，虽然大量资源行业的劳动力集聚也会产生知识溢出，但相对于非资源制造业反而较弱，经济的发展仍需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带动，此时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使产业结构处于“一枝独秀”的局面，经济增长缺乏活力；因此，为了破解“资源诅咒”，提高当地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必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有利于不同产业的从业人员相互交流，促进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同时产出新的资源开采方法和思路，甚至有可能在交流过程中产生新的发展产业，从而弥补资源依赖的挤出效应；但是对于资源丰富地区，不能过多的追求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没有充分利用资源产业带来的资金支持，结果会造成经济增长的乏力和空洞。因此当地政府应在稳定资源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利用资源产业带来的大量资金，投资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的产业，让更多的人才流入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增加当地居民的人均收入，为经济发展创造活力。
综上所述，根据目前BIM技术在建筑工程全过程精细化项目管理中的应用可知，BIM技术在建筑工程全过程精细化项目管理中体现的优势之处十分多，不仅可以有效改善传统工程项目管理的各种资金投入大、人员管理不协调、重返施工现象严重与施工质量不合格等问题，也能切实于强化工程项目的水平，且同时对于提升建筑工程建设质量也具有较多的有利之处。因此在将BIM技术有效运用于建筑工程全过程精细化项目管理时，需要根据建筑工程全过程管理的特点与环节要求，合理进行相关技术的运用，以使得BIM技术能够为实现建筑工程的有序化、规范化及协调化管理，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与功能服务。
（二）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将采用Moore 值衡量产业结构的升级程度。将产业分为m 个产业部门，m 个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构成m 维向量，同一地区t 期与t+1 期产业结构会发生变化，那么t 期与t+1 期的m 维向量之间构成一个夹角，用夹角的余弦值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程度。当地区i 的产业结构从第t 期向第t+1 期升级后，Moore 的测量公式如下：
其中，Pji，t 表示第t 期地区i 的m 个产业中j 产业产值占当期GDP 的比重。
虽然式（1）可以计算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但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无法体现，周明磊和任荣明（2011）对这一测算方法做出了改进，他们先将产业级别由低到高排序为：农业、工业、建筑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及金融业，利用公式（1）分别计算出相应产业的Moore 值。
首先，计算i 地区第j 产业用第t 期向t+1 期升级的
管井宜布局在平原、高原、山区、沙漠、阶地等地区，可用于开采各种埋藏深度的地下水。大口井是傍河取水方式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取水方式，主要应用在以下几个方面：1）含水层薄、渗透性好、地下水补给丰富，河漫滩、山前浅层地下水洪积扇及一级阶地、干枯河床及古河道地段；2）地下水埋藏较浅、比较厚的基岩风化裂隙层、有丰富的补给源地段；3）含水层为中细砂、采用其他取水建筑物容易侵蚀沙地的地段；4）浅层地下水含有较高含量的铁、锰及腐蚀性二氧化碳等对井管高度腐蚀作用的地区。与其他取水方式相比，大口井具有水量稳定、水质保证、项目投资少、使用寿命长、运行费用低、耐腐蚀等优点，具有较大的优越性。
然后，取两次的Moore 值得几何平均值作为i 地区第j 产业从第t 期升级至第t+1 期的升级程度。将六大产业的Moore 值加总后，对j 位置的j 产业重复叠加j 次，以明确显示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
在此基础上，本文沿用张勇和薄勇健（2015）的计算i 产业Moore 值时考虑权重的测算方法。
在计算i 地区j 产业的Moore 值时，先假定第t+1 期其他产业占比与第t 期相同，计算得到有关第j 产业从第t 期升级至第t+1 期的Moore 值，然后再假设i 地区第t 期其他产业占比与第t+1 期相同，再计算得到第j 产业从第t 期升级至第t+1 期的Moore 值。
1.技术创新（tech）。在“索洛”模型和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均强调了技术的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的发展需要科技投入的大力支持。本文的科技投入水平采用R&D 经费研发支出占GDP 的比重衡量，表示为tech，预期系数符号为正。
根据上式计算的产业结构升级值，测算结果如图2所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大于2.5 的基本上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山西和西部地区的重庆、宁夏产业结构也较高，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较高，西部次之，中部较差，尤其是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四个省份。
图2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图
四、数据说明和模型设定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使用的样本为中国2005-2016年30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由于部分数据缺失，样本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等地区。样本规模包含360 个观察值，较大的样本为本文在产业结构视角下，为研究“资源诅咒”是否可以转为“资源福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原始数据均来自于2005-201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的统计年鉴。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和价格因素的影响，以2010年为不变价对其他年份进行调整。
即使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写写散文、研究研究哲学的柳宗元，也曾在他的诗作《江雪》中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来描写天地极寒时的严冬景象，让我们想象出那鸟儿飞绝、人迹罕至的冰雪寒江之上，一位老翁在扁舟上垂钓的孤独剪影。
中小型民营企业一般由自然人独资或多个合伙人出资成立，其家族式、股份制的特点比较突出。一旦经营效益不良，特别是出现一定亏损后，各股东没有其他资金注入，企业就可能面临破产风险，甚至出现折价转卖、破产倒闭等情况。
本文选择科技投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环保投入和政府干预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研究：
然后，计算i 地区第t 期与第t+1 期的产业结构升级值
2.物质资本（k）和人力资本（h）。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公认的两大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无论是始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始于拉姆齐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均认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是物质和劳动两大资本的投入。物质资本的衡量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占GDP 的比重，表示为k，预期系数的符号为正；人力资本投入选取各地区从业人数中专科及以上的学历人数占比衡量，表示为h，预期系数符号也为正。
综上所述，在进行公路道路施工的时候，通过运用改性沥青，能够显著的提升公路的质量，因此，其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对改性沥青进行使用，能够有效的提升路面的抗压性，以此来延长其使用寿命，减少各种不必要的维护费用。除此之外，在运用改性沥青的时候，相关的工作人员务必要对其进行精心的拌和以及运输，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避免由于操作不当而造成改性沥青的性能出现下降的情况。
3.环保投入（en）。自然资源的使用必然会带来环境的破坏，环境质量的好坏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那么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就间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引领下，政府和企业逐渐加大污染治理的投资，因此本文选用环境污染投资治理总额衡量环保投入，表示为en，预期系数符号为正。
由表3可知，对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作用的产业结构升级双重门槛值分别为2.190 和2.503，对应的置信区间依次为[2.187，2.295]与[2.500，2.507]。由于门槛估计值是似然比统计量LR 趋近于0 时对应的γ 值，因此图3为2 个门槛估计值2.190 和2.503 在95%置信区间下的似然比函数图，其中LR 统计量最低点为对应的真实门槛值，虚线表示临界值为7.35，由于临界值7.35 明显大于2 个门槛值，由此可以认为上述门槛值是真实有效的。
表1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二）模型及变量设定
为了检验是否存在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本文采用Hansen（1999）的非线性门槛技术，研究产业结构作为门槛变量的情况下，自然资源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针对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如下：
3.培育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工会干部队伍。加强工会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劳动保护人员的综合业务素质，是做好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基础。企业工会干部队伍建设只能加强，而不能弱化，在工会人员编制方面，应给予必要的倾斜，不能使工会人员受人员限制而忙于应付一般工作；要采用多种措施和途径，全面提高企业工会干部的业务素质，特别是懂法律法规、懂具体的劳动保护政策、掌握劳动保护的方法与手段，以及具有分析和解决劳动保护中出现各种问题的能力。
其中，γ1＜γ2，两重门槛模型计算过程与一重门槛类似，是在第一个门槛值固定的情形下，估计第二个门槛值。
类似地，在一门槛值模型的基础上，还可以考虑模型中存在多个门槛值的情形，接下来以两门槛值模型为例，上述模型分别为：
其中，I（）为代表性函数，当括号中表达式为假时，则取值为0，反之取值则为1。根据产业结构is 的值是否大于门槛值γ，将样本区间分为两部分。X 代表控制变量，包括：技术创新（tech）、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h）、环保投入（en）和政府干预（gov）。
五、实证分析
（一）门槛模型的检验
首先通过确定门槛的个数以便进一步准确选择何种模型。在Stata14.0 软件的协助下，依次计算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下的F 统计量和P 值，其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得知，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其F 值为18.33，而三重门槛的P 值远远大于0.1，从而说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重门槛效应。
水上安全操作指南和联动工作机制也得到进一步健全。自创建活动开展以来，西江广东段绘制了水上安全监管平面图，编制了《西江流域风险防控手册》《西江水域船舶安全航行指南》以及《船舶附属艇安全管理指南》，建立了统一的水上交通风险评估标准、风险管控及预警机制等制度规范，为西江航行的船舶及船员提供了安全指引。
（1）当前酒店行业的薪酬相对较低。目前武汉的酒店人力市场开出的实习生工资每月1800元，正式员工的工资是每月3000左右（包含奖金），而武汉市市区的最低生活水平是2000元。仅仅从这组数字就可以表明，知识型员工苦读寒窗十几载，最后连自己的最低生活都保障不了。目前酒店行业的利润非常的高，但体现在员工身上的薪酬水平却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阻滞对高级人才的引进，同时在企业内部也会很大程度的打击知识型员工的积极性。
表2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表3显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值估计结果及其置信区间。
4.政府干预（gov）。制度弱化效应作为“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之一，也应包含在控制变量中，很多研究认为自然资源开发往往会增加寻租和腐败行为，从而导致制度管控效率低下，而制度质量的高低将大大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高低。加之，在资源开发过程中，政府的官方色彩较严重，因此将政府干预程度作为衡量制度质量对研究来说是合适的，鉴于财政支出中科教文卫方面的支出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府干预程度的高低采用扣除科教文卫的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来衡量，表示为（gov），预期系数符号为负。具体的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3 门槛值估计结果及置信区间
图3 产业结构升级双重门槛估计值真实性检验
（二）门槛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在得出门槛值的同时，也展现了门槛效应的回归结果，由表4可知：
表4 门槛估计结果
在化肥施用上，应以氮、磷为主，其中氮肥占总施肥量的60%、磷肥占80%、钾肥占20%。具体来说，亩施尿素31.4 kg、过磷酸钙96 kg、硫酸钾8.7 kg，或二铵25 kg、尿素21.6 kg，配施生物菌肥 50～60 kg。
第二，从控制变量的情况看，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投入、环保投入和政府干预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影响。其中科技投入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最大，系数最大可达到19.26，一些高附加值新兴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去扶持，获得指数型增长的知识和技术效应将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投入，是经济发展必备的资源，尤其在如今“人才大战”的背景下，加大力度投资人才教育、发展高科技人才成为各个地区增强核心竞争力的一大战略；环保投入的增加对经济的发展也是正向的，但影响系数远远小于1；政府干预的符号为正，这一结果与预期的并不一致，可能是因为现如今的财政支出规模较合理，再加之社会主义市场的推进，政府的干预程度随之降低，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潜能逐渐显现出来。
（三）门槛区间的构成
为了进一步考察我国各省份产业结构对“资源诅咒”的影响差异，基于产业结构门槛值的测量结果，将我国2005年和2016年30 个省份的产业结构划分为“高等水平”、“中等水平”以及“低等水平”。即产业结构升级程度处于2.190 以下的省份为低等水平，介于2.190 与2.503 之间的为中等水平省份，高等水平省份则为产业结构升级程度高于数值2.503 的地区。
2005年绝大多数省份已越过第一个门槛值2.190，处于中等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区间范围内，此时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由负转正，且正向影响较明显，即“资源诅咒”效应转为“资源福音”效应；而只有上海和浙江两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程度超越第二个门槛值2.503，处于高等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根据门槛回归结果可知，产业结构处于该水平时，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可能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程度越高，初级产品部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少，而非传统制造业和高附加值、高收益的第三产业贡献越来越大；内蒙古、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均小于第一个门槛值2.190，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处于低等区域，存在明显的“资源诅咒”效应，对资源的过度依赖抑制了经济的增长。2016年我国30 个省、市（自治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均越过第一个门槛值，表现为“资源福音”状态，说明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下，各个省份的资源产业逐渐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
分析其原因，2005年相对于2016年，产业转型处于初级阶段，第一、二产业的比重较高，且第二产业以传统的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占比不到三分之一，产业结构升级的优势并没有体现出来，而且存在“资源诅咒”的地区除了广东，均属于总体发展能力较弱的地区，相对较弱的科技发展水平和人力物力投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表现为较严重的“资源诅咒”现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视，大部分地区已逐渐避免“一产独大”的局面，提倡产业多元化发展，可以很大程度上熨平资源依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程度较高的省份，这种熨平效应逐渐减小，可能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之后的经济发展动力更多的依靠第三产业带动，对于资源的依赖程度逐渐减小造成的。所以对这些地区，并不代表要控制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是要充分利用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红利，积极发展经济。
六、结论与启示
在构建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非线性模型基础上，利用2005-2016年中国30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产业结构升级程度的不同是否会打破“资源诅咒”效应。结果表明：自然资源对经济再增长的影响确实受制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且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呈现“U”型曲线。具体为：当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低于2.190 时表现为“资源诅咒”；而当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介于2.190 和2.503 之间时，这种“诅咒”效应被破解，表现为较高程度的“福音”效应；当产业结构升级水平高于2.503 时，“福音”效应减弱；过去十二年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多元化发展，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所形成的“诅咒”效应，尤其是内蒙古、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区；控制变量中科技创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环保投入、政府干预均可以表现为正的经济增长效应。
通过研究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一）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型
当一个地方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时，便会招致“资源诅咒”，例如山西省的能源产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已超过20%，内蒙古自治区也超过了15%，这是典型的资源产业过度扩张的结果，因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型自然是重中之重。当地政府要充分认识到资源产业的带头作用，利用发展资源产业带来的资金优势为其他产业创造条件，逐步放开资源产业管制，引导民营企业发展资源深加工产业、消费性社会性服务产业等。产业结构升级和多样化发展并不意味着要“五脏俱全”，对于偏远地区新疆、青海、内蒙古云南等地区，根本没有如此大的市场容量，应引导人口流向更大的市场，提高本地区的人均收入。同时在产业政策的制定方面，不能过分倒向资源型产业，而要重视资源依赖度低、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第三产业。
转速测量对保证主机遥控系统和安保系统可靠、稳定运行至关重要。测量转速波动可能导致遥控系统内部控制逻辑混乱、控制指令误动作，更严重时可能直接导致安保系统误判主机超速，触发紧急停车误动作。该系统的转速测量采用双冗余霍尔型转速传感器(欧姆龙E2E1-X5)设计。该型转速传感器采用免接触式磁电原理，接近开关式传感器，输出波形信号的一致性好，无抖动和回跳，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安装方便、易于维护、无磨损、使用寿命长、抗振动和抗冲击性强等优点；同时，双冗余霍尔型转速传感器设计可方便测量柴油机转动的方向。测速电路原理框图见图5。
（二）提高资源税的税率
之所以会形成“一产独大”、对其他产业产生挤出效应的局面，正是因为初级产品部门可以带来超额利润，且对劳动力和技术要求不高而使市场进入门槛较低，因此企业为了获得更多利润，会加大对初级产品部门的投资，从而造成资源产业的过度扩张。但如果提高了资源税的税率，企业的运行成本增加，利润降低，就会挤出资源产业的部分企业，最终保持资源产业的适度规模，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应加大科技、人力、物质的投资力度
由实证结果可知，这三者显著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地区政府应大力支持与资源开发相关的创新，让技术创新充分运用到资源的开采、运输、加工中去，增强人力资本的积累，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型奠定各方面的基础，同时政府的财政支出力度也应适当，防止过分干预带来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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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党静（1994-），女，陕西渭南人，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和能源经济；姚小剑（1975-），男，陕西临潼人，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和能源经济。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672-3309（s）.2019.05.05
文章编号 ：1672-3309（2019）05-32-09
标签：产业结构论文; 资源诅咒论文; 资源福音论文; Moore值论文; 门槛回归论文; 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