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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转型时期。这种社会转S型的生动实践愈益深刻地昭示着这样一种发展的内在要求，即市场经济启动的社会转型，不仅包括经济体制转轨，实现经济增长这个根本任务，而且内蕴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这一历史性任务；社会转型所要达到的目标，不仅是经济上的日益富有，而且是政治、文化上的高度民主和文明。
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发展的意义
新时期社会转型的实质，是加快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因此，讨论社会转型中的政治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以及政治现代化在社会现代化中的特殊地位。
社会现代化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包括经济现代化，而且同时包括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是一种以人的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性的社会变迁过程。80年代以来，一种“综合发展观”作为现代化的新理论应运而生，引起各国学者和决策者的重视。所谓“综合发展观”，就是把社会发展看作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观念变革、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在内的综合发展过程。90年代以来，“综合发展观”又有新的拓展，重点是把人类的自我发展摆到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总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推进政治发展，实现与经济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现代化，是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提出来的一个重大问题，更是社会转型国家不可回避的、必须予以充分关注的历史性课题。
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千差万别，特别是社会性质不同，因而在走向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和内容上各具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之后，在致力于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同样面临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现代化目标的艰巨任务。这是因为：（1）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在生产力很不发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缺少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的物质基础，这就不能不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受到极大制约，甚至遇到来自落后的生产力的严重障碍。（2 ）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身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因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其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时受到旧社会痕迹的影响，脱胎而来的旧社会的残余，严重阻碍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进程。（3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还受到来自自身的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主要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某些做法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潮以及前苏联模式的影响，从而导致政治体制上的某些严重弊端，很不适应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总之，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不仅面临着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强大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性任务，而且同时面临着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推进政治现代化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民主政治的历史性任务。
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启动力量的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把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内涵的政治现代化历史性任务迫切地提到执政党和人民的面前。市场经济所启动的社会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这场变革的直接表征是：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面开放社会转型；由伦理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这样一场空前的社会变革，无可回避地把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集中引发出来，在某些时候和一定条件下，社会矛盾甚至很尖锐乃至有可能酿成某种社会冲突。首先，社会转型时期，新旧体制胶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空前的伟业，需不断探索、解决不断产生的矛盾。尤其是旧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尚未失去存在的主客观条件，必然形成新体制建立和运行的严重障碍。这种经济体制上的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而且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影响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其次，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分化显露。市场经济对社会机制的深刻触动，首先表现为利益的分化和重组。利益分配挣脱了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管理体制的束缚，沿着竞争规律流动，由此造成社会成员利益的调整，由于利益驱动，加之新旧体制转轨出现的某些缝隙和漏洞，一部分人也会用不平等竞争或不公正手段攫取利益，甚至利用公共权力非法参与商品经营活动以谋取私利，从而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到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实际利益和对改革的承受力，而且深刻影响到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治权力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震动波和冲击力。倘若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不能适度强化，势必会导致乃至加剧上述消极后果。第三，社会转型时期，价值取向日趋复杂。尽管因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相同，价值观念基本趋同，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大潮激荡起复杂多样的价值追求，不同地位、不同层面、不同利益、不同经历的社会成员对任何一方面的变革，都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价值目标追求；对于同一种社会现象，也会表现出不尽相同的心态或行为。这种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和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改革的承受力和适应度，而且更加深刻地影响到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认同和参与，从而在广泛层面上影响到政治稳定状态和社会协调程度。第四，社会转型时期，文化碰撞加剧。对于社会变革中的各种事态和矛盾现象，社会成员会持有不同的文化视角；大量西方文化的涌入，在与当代中国文化相共融的同时，某些部分也与传统文化产生尖锐矛盾，在一部分社会成员中形成强烈的观念文化反差。以市场化为目标导向的经济改革的深入，由于其深刻地触及人们的政治关系，会在一定时间内使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变得复杂和尖锐起来。这种文化观念上的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价值选择，而且有可能影响到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如此种种社会转型过程中无可回避的矛盾，仅仅依靠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它迫切要求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充分发挥政治对社会转型的特殊作用。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深刻指出的那样，“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
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发展的内涵
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发展的内容丰富多彩。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执政地位；改革政府机构，增强国家能力；加强“人大”建设，巩固国家政权；扩展社会民主，提高公民素质；沟通政治关系，促进政治稳定……凡此种种，都是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发展的根本性内容。除此之外，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和特殊内涵，则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政治、社会发展的要求，改革和完善政治调控体系和权力运行机制，创造有利于经济体制运行的政治架构。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作为配置社会资源根本手段的本质特征，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调控体系，创造有利于市场规律充分实现的政治调控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不应削弱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而且必须高度重视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延缓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继续运用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来领导和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因为，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决策体制和管理体制）是与市场运作机制不相适应的。从决策和管理角度而论，市场经济机制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分散决策机制，削弱、排斥市场机制作用的最大弊端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如果千百万商品生产经营者不能根据市场和成本的变动自主地进行生产、交换和投资决策，也就谈不上由市场来配置社会资源。从这个本质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市场化进程，首先是对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冲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市场化为直接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保证。
1979年以来，我国一直以放权让利作为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其主旨在于通过权力的下放和分解，以增强企业的活力。与放权让利相适应，在政治上层建筑也进行了几次以简政放权为主要任务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改革，虽然对于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未能从根本上改革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中央与地方之间既由于失去了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紧密联系而出现分散主义，又由于尚未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而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经济发展缺乏应有的平衡和协调。这种“二律悖反”状况说明，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政企分开之后能够更好地改善和加强政府对企业以及整个经济运行宏观调控的体制和机制，将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发展的一项长期性内涵和全局性任务。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平等交换原则和社会利益增长的价值期待，改革政治权力运行机制，抑制和消除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腐败现象。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不把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反腐败提到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上来，作为政治发展的首要任务。这是当代世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在我国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进程中，更应当高度重视对政治权力商品化腐败行为的抑制和消除。这是因为，政治权力商品化，既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抵触的政治行为，更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本质相悖离的政治行为。政治权力商品化行为的出现，一方面缘于我国现阶段反映现代社会化商品经济规律的市场体制及其运作机制还很不发育，难以有足够的内生力抵御来自上层建筑方面逆反力量的侵扰；同时尚缺乏完备有力的市场法律保障，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悖离的政治行为难以得到及时有力有效的法律约束和法制制止。这是一部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可以滥用政治权力对商品经济进行非正常渗透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则缘于我国现行政治权力体系还不完善，缺乏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因此，抑制市场经济过程中某些政治权力腐败现象，仅仅靠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归根到底需要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寻求良策。这是我国社会转型中政治发展的头等大事和长期任务。
在民主政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将长期具有双重性，政治权力是全体人民的意志，这是政治权力的一般意义。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广义上的权力是相当抽象的，人们看重的是另外一种政治权力，这就是只能为少数人所掌握的政治上的强制力量，这可以说是狭义上的权力概念。这种狭义上的政治权力，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政治权力同国家职位紧密相联系。由于国家职位只能为少数人所占有，因而政治权力这种本来属于全社会公民的意志，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就变成了少数公民手中的特殊力量。利用这种政治权力，既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也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既可以造福于人民，也可以祸害于人民。二是政治权力与利益紧密相联系。政治权力可以依据掌权者的意志造成一定的利益倾斜，它可以给一部分人带来利益，而对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造成侵扰或损害；它既可以创造利益公平和平等，也有可能促成利益分化或冲突。
政治权力的上述两个基本特征，在以市场经济作为基本启动力量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在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呈多元化状态的复杂环境中，很容易生成一种负面效应，这就是，一部分掌权者运用手中权力介入经济生活，以权力为依托进行商品经济活动。政治权力的利益效应和隐藏在权力背后的利益动机，是政治权力在某些人手中变成以权经商、谋求私利的主观动因；而政治权力人格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崇拜社会心理，则是一些掌权者可以依恃权力介入商品经济活动的客观条件。政治权力介入的经济活动，必然是不等价交换，交换的主要目的是为掌权者谋取私利。由此必然导致“经济权力化”，造成对市场经济平等交换原则的严重破坏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侵蚀。因此说，市场经济过程中某些政治权力腐败现象的滋延，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方面而在于政治方面，在于某些政治权力在与商品经济发生联系时偏离了权力的本质即全体公民的意志。那种把腐败现象归咎于市场经济，认为只要实行市场经济腐败即难免的观点，是缺乏充足的理由和依据的。
上述分析表明，在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必须加强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这是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发展的重点内容。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权力腐败现象。人民是权力制约和监督的主体。这种主体作用的实现和弘扬，有两条主要途径：
一是以权力制约、监督权力。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权力制约，包括两个层次内容：第一层次，各权力机关——执政党机关、国家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相互制约和监督；第二层次，人民对各权力机构的制约和监督。相对而言，第一层次是表层次，第二层次是深层次。
二是以权利制约、监督权力。权利是国家法律对公民基本权益和意志的确认，它是人民作为国家权力主体的具体体现。以人民的权力制约、监督国家权力机构，具体表现在人民所享有的有关政治权利及其实现程度上。参与国家管理是公民最大的和最根本的权利，它在公民权利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当所有公民都能切实地意识到自己享有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的时候，公民也就实际上成了国家权力的主体。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真正民主的权力结构中，任何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行为，也就可以得到及时有力的抑制和消除。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化品格和现代化发展趋向，改造小生产社会政治心理，抵制各种腐朽思想，规范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
由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性质，因此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每一步变革，几乎都无不碰到小生产社会政治心理的滞障。由小生产社会政治心理长久积淀而造成的某些政治行为，是现代市场经济最广泛也最严重的社会政治障碍。我国现阶段的小生产意识残余包括两种：一种是小农经济意识；一种是小商品经济意识。不论是小农经济意识还是小商品经济意识，由它们外化的政治行为，都会构成对社会现代化的逆反甚至破坏。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因此“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1〕小商品生产者政治要求的中心内容则是对私有利益的维护，由此，小商品生产者自发的平等、自由要求很容易脱离社会整体利益，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最终又陷入对权力的崇拜和对专制政治的追求。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也会不断侵入，在一些社会成员中产生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
上述这些既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趋势相对立，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悖离的社会政治心理和思想观念，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便会滋生一些特有的社会问题。现实生活中一部分政治权力对商品经济的非正常渗透，导致权商勾结，以权经商，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不能不说是这些思想意识作用的结果。
上述分析表明，要加快我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化的步伐，必须注重对小生产社会政治心理的改造，逐步以民主化、法制化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这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发展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是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工程。
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发展的原则
政治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发展，较常规时期的政治发展，尤其具有特殊性。因而必须遵循若干特殊的原则。
第一，从中国现实的国情出发
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史上，曾经轮番出现两种忽视国情的倾向，一种倾向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主的一般理论，把结论当成现实，以至在抽象的理论渲染下掩盖着许多与现代民主相悖的因素。再一种倾向是企图照搬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模糊或混淆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以至产生政治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历史经验说明，这两种倾向，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历史进程中，特别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所必须时刻加以防止的。
民主政治从本质上说，是指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它的基本形态和发展程度，直接决定于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决定于社会对上层建筑的普遍要求和承受能力，一句话，决定于特有的国情。这是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出发点。
首先，中国政治发展的最根本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产生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最根本力量，而且是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最根本保证。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强化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对政治发展的最基本要求。在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矛盾相对集中、各种社会关系和政治力量碰撞相对加剧的情况下，加强党的领导，更是顺利推进政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其次，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达到现代化程度，这就对民主政治发展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影响，要求我们必须全面地适应和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主政治进程。借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的社会政治效应，强化对全社会民主道德教育和民主意识训练，并通过这种教育和训练，抵制市场经济对人的政治观念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这既是现阶段国情条件下建设民主政治的一项现实任务，又是保证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原则。
再次，在我国现阶段，人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行为受到经济、文化、社会条件的制约而不很成熟，相当部分社会成员还不具备直接参与政治建设的自觉意识和能力，甚至表现为对政治的疏离和冷漠。因此，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发展，只能实行以间接民主为主体，以直接民主为辅助。
第二，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渐进性政治体制改革
从社会发展总趋势说，民主政治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是内在统一的。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最终必然带来社会更加井然有序的发展。然而政治总是涉及社会稳定的最敏感问题，尤其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在种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往往会产生某些不稳定因素，甚至造成全局性社会动乱。我国现阶段的民主政治发展，也很难完全避免上述情形发生。这就要求，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必须以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为前提，并以促进社会政治稳定为现实目标。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采取渐进方式。这是因为：首先，中国地广人多的国情不允许对现行政治体制作全面性的改造。中国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完全依托自我管理而健全发展的成熟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国家机构的管理，社会对政治变革的承受力还比较脆弱。如果对政治体制作全面性改造，很有可能使政治变革陷于被动甚至瘫痪。而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支撑着的政治发展，势必是畸形发展，变成一盘散沙。其次，当人民大众对政治的参与还没有普遍发展到社会化、科学化程度的时候，也就是说，人们的政治参与动机还包含着众多狭隘成分的时候，激进的改革方式，不仅很难解决现行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反而会引发新的矛盾，甚至有可能导致社会震荡。总之，激进式政治体制改革不适合中国国情。我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体制改革，适宜采取渐进改革方式，把政治体制改革纳入有序发展的轨道。
第三，政治建设必须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并运用自己的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必须遵循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是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基本原则，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的我国现阶段来说，尤需予以足够重视。
首先，对于上层建筑来说，经济永远是基础，是决定性因素。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民主，它的产生、巩固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在政治上获得了主人翁地位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运用手中的政治权力解放生产力，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人和社会产品的真正占有者，才能真正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如果离开经济上的彻底解放，政治上的主人翁地位则很难牢固和长久。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根本动力归根到底蕴含在社会经济生活之中，蕴含在作为民主政治主体力量的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对民主的自觉意识之中。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从社会经济生活中真实地感受到自己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地位时，才能焕发出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巨大积极性，从而能动地推动民主政治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再次，从社会发展总趋势说，社会主义民主不是终极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人民需要民主，追求民主，为民主而奋斗，绝不是要把民主当成一种奢侈摆设品，而仅仅是为了依靠民主的力量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并且获得日益提高的经济利益。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而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发挥，又是一种长期的过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必须始终把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内在地成为检验民主政治真实程度和实际水平的一项根本标志。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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