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01年高考作文题的一点意见与作文教育的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文题论文,意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高考语文试卷作文题目的是与非，仁智之见，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它对在现有考试制度下考察者不断拓展完善试卷考察的可能性空间，益莫大焉。本文只想谈两点：一是我不太赞成对今年高考作文题持“平庸”的说法。二是在责善作文题目的同时不要忘记了窥镜自照，我以为从鄂省考生作文反观中学作文教育，不乏值得检讨之处。
一、一个能考查思维能力，启发思考的文题
评价一个作文题的好坏，除了看它能否检测考生的基本写作能力（包括审题、立意、选材、结构、语言、文体等）外，更重要的还要看它能否考查考生的思维能力，能否启悟考生对中国文化的思考、认同和变通。这不仅是对考生精神和理想的考查，也是对作文教育精神和理想的检验。因为“任何一国家一民族，必有其自己一套教育，乃能使其民众忠于邦国，而亦能乐群相处，不相离散。中国民族绵延五千载，日以扩大繁昌，亦赖于此”（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6.北京版P232）。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以为2001年的高考作文题有进步，值得肯定。据猜度，作文题中材料的内容和表现方式都可能受《论语·颜渊》中“子贡问政”一节的影响。原文是这样的：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对比一下今年高考作文题的材料：
有一个年轻人跋涉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到了一个渡口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了“健康”“美貌”“诚信”“机敏”“才学”“金钱”“荣誉”七个背囊，渡船开出时风平浪静，说不清过了多久，风起浪涌，小船上下颠簸，险象环生。艄公说：“船小负载重，客官须丢弃一个背囊方可安渡难关。”看年轻人哪一个都舍不得丢，艄公又说：“有弃有取，有失有得。”年轻人思索了一会儿，把“诚信”抛进了水里。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其间的借鉴关系。
年轻人与子贡相对应，艄公与孔子相对应；孔子与子贡属师生关系，艄公无论从材料中“年轻人”的语用预设，还是从渡河这个问题来看他的职业阅历，他与年轻人都可以看作是长幼、师生关系。子贡遇到疑难，孔子不仅“使知之”，而且“使由之”；年轻人遇到困难，艄公不仅明言相告“弃”，而且阐明了“取弃”“得失”的辩证关系；年轻人与子贡也同样遇到了“弃”什么的问题，都需要作利弊权衡的选择，问题的焦点通过存与弃的方式都集中在一个“信”字上。所不同的是，“子贡问政”中说的是政府应该取信于民，这是古今中外政府概莫例外的经典法则，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的基础。而高考作文材料中，则是把“诚信”这个关于个人立身处事的道德准则放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当今中国社会这样一个背景中，让考生作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的思考、描写与阐述。
我以为考查者的用心是良苦的，变通的方式也是可取的。直接以某一哲学家和思想家的经典命题作为作文考题，古之科举有，今之英美法德的考试也常常有，而我们现在还很难做到，但这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因为通过启悟考生思辩一些伟大的观念，可以帮助和培养他们发现一种文明思想活动的方向。这应该说不能不是人文教育的一个方面吧。事实上，任何一种文明的伟大是常常体现在一些伟大的观念上的。阿德勒博士用将近十年的时间，编写了西方2500年来伟大观念的提要，他认为被西方讨论最多的五个观念是上帝、知识、人、国家与爱（阿德勒著，周勋男中译《西方的智慧》，台湾幼师文化公司，1974，P216）。在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中并非没有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的伟大观念，只是我们的学术史著中，似乎缺乏这样系统的统计。台湾学者韦政通先生梳理了中国先秦典籍中频度最高的一些观念，诚与信即在其中（韦政通《中国的智慧》，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P140）。这个统计应该说是有意义的，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华民族先哲们成熟智慧的沉淀成为中华文化不息的源头活水，一如西方之古希腊和罗马文明之于今世之西方文明一样。所以说，高考作文题就“诚信”这样一个观念考察考生是很有文化特色的。
二、一个不乏现实批判与道德批判的文题
从语义和语用的角度来讲，任何话题本身是无所谓平庸与否的，话语的针对性或锋芒只是相对于一定的语镜条件才被附加的属性。举个例子，我们学校附近一个很有名的超市，很有决心地在店门外立着“低价无假货”的服务承诺。试想一想，如果没有现实生活中假货充斥市场，假烟假酒毒大米屡查不止，以次充好，低值高售的语境条件作为“低价无假货”的语用预设，立着“低价无假货”的承诺就没有任何针对性。设想一下把这一公约放在《镜花缘》中的“君子国”里，会产生什么效果。
所以说，“诚信”的话题隐含有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部分人物质至上，道德沦丧的批判，也有对一部分人误读市场经济条件下群伦秩序的一种警醒，对一种能保障诚信的制度的呼唤；考虑寓言文本的内在语境，也不乏对淡化道德教育、分数至上的应试教育的否定，对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呼唤。
如果考生能考虑到作文题的这一语境条件，那么立意的向度和写作的可能性空间就会相当的广泛，就不会缺乏思辩和深层追向的空间。
感谢《南方周末》的拉家度编辑，他让七位专栏作家“与全国百万学子同作‘诚信’文”（《南方周末》2001.7.19第22专栏）。这七篇文章中，只有赵赵的一篇《扔错了》，算是中规中矩的文章；其余六篇基本上都可以说属于“另类作文”，都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了我上述的观点。以下摘引几段，算是一种证明吧。
沈宏非：高贵的品性（“诚信”——引者注）还是一种需要时时得到关爱、保养、约束和管理等等售后服务的产品。
王小山：诚信是社会性的，只能由制度来保障。
布丁：在我念书的几年里……留给我最深印象的是这样的困惑：……教育是让我们诚实，还是教我们虚伪？有所信仰才能有所怀疑，可教育让我们相信了什么，考上大学才有饭可吃？
崔建平：面临这等生死抉择时，他不把诚信丢进水里，就把自己丢进水里。
连岳：我们的圣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你可以看看我们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就知道我们的困境。
刘齐：长者仰天长叹……向水中撒出大网。问他捞什么，答曰：近来“诚信”弃之过多，快把航道淤死了。
如此深刻的反思和尖锐的现实批判，在鄂省20多万份考卷中不要说所见不多，凤毛麟角也没有。是相关的知识不具备吗？
现代社会科学价值相对观的鼻祖，16世纪法国散文家蒙田说过：“没有什么事一定是好的或者一定是坏的，只不过人类的思维使其如此。”（阿德勒著，周勋男中译《西方的智慧》，台湾幼师文化事业公司，六十三年版，P59）蒙田坚持我们的道德判断与取舍只是反映了我们所从属的社会传统习俗习惯，或一时的社会风尚。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权力的变迁》一书中更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人类发展的这一历史和趋向。无独有偶，在中国，哲学家荀子曾言：“天越、夷、貉之子，生之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篇》）可见，教化方式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这是从不同地区考察到的相对性。同样重视经验思考的哲学家、政治思想家韩非从时势的推移中表现出价值的相对观点似乎更能说明问题。他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五蠹》）庄子说：“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生产稊米之在太仓乎？”（《庄子·秋水篇》）个人之于时尚和风习，是多么的渺小。
如果蒙田的思想没有接触过，托夫勒的书无缘接触，荀子的《劝学》、韩非子的《五蠹》、庄子的《秋水》可是清清白白地印在教科书上的呀。一言以蔽之，知识没有转化成为能力，没有成为活的思想的材料。舍弃“诚信”的年轻人何错之有？寓言文本对年轻人隐含的态度也并非单向度的。如果就个体作文而言，声色俱厉地指责年轻人轻德或空言道德之如何重要，当然无可厚非。但是20多万份答卷大都局限于此，这就说明，考生整体缺乏对“诚信”这一问题的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个人以及人性的缺优的思考，就不能不说问题之严重。
所以，如果有人说2001年的高考作文题，让所有参考的学生为难，出现了人人有话可说，人人无法说深说透以至无法展示他们才华的尴尬，我以为这不是考题出了问题，而是作文教育出了问题。浅表地讲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生活的缺席导致作文的平庸
由于闭门造车、新八股式的作文教学模式使学生无法进入考查者预设的话语境界。这样就使得作文题的语义预设失去了作用，而预设是正确理解一句话，一个故事从而发生相应效应的前提，所以它必须是双方共知的。考查者在一定的预设中构建话语，被考查者也必须在一定的预设中进入话语的理解。“诚信”这一话语预设的共享性，就是考查者与被考查者双方处于一个共同的历史与现实话语空间，而且是否能够感受这一话语空间，且描述、评价它，是考查者对被考查者提出的明确的能力要求。由于在我们的作文教育中，没有很好地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没有培养他们观察、思考、表现、评价生活的兴趣和能力，考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应试书，而丧失了感悟生活的机缘与能力，因而2001年考生作文的普遍平庸，无法体现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作文教育中生活的缺席不能不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二、没有基本的思维训练，缺乏起码的推理能力
预设是任何话语都必须具备的，因而它是整个话语所携带信息的一部分。但由于预设作为一种条件，它只能在话语语面意义的形成过程中起作用，却不可能直接参与到语面意义的构成中去。考生必须从语面意义出发经过推理，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如果缺乏推理能力，这种隐涵的信息就无法发掘出来。
寓言说：“看年轻人哪一个都舍不得丢，艄公又说：‘有弃有取，有失有得。’年轻人思索了一会儿，把‘诚信’抛进了水里。”
看来这个“机敏”有“才学”又不乏荣誉感的年轻人的取舍并非率性而为，还是经过了一番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思量后，才忍痛割爱的，因为他先前是“哪一个都舍不得丢”。年轻人如何想，这并非一个无关宗旨的问题，考生必须设身处地作推理。推理的条件之一是兼有不得，“诚信”被弃。这是寓言中设定了的。推理的条件之二是考生必须具备对人性的一般认识，即一个普通人在如此情景中他会依从何种价值理念去行动。没有在这两个基本条件下的推理，如何能将问题引向深入呢？我们来看几位专栏作家在他们的作文中是如何推想的。
王小山：诚实和信用，的确是好东西，听起来（着重号为引者加）比美貌、金钱、荣誉、机敏、健康、才学都动人，问题的关键在于诚信能给人们带来什么？
沈宏非：作为一种易碎的，不可倒置的稳定性低的物品（诚信，引者注）……这种特殊的耐用消费品给消费者带来方便也造成了压力，有时甚至成为一种负担。
崔建平：诚信是这世界的稀缺资源，人们都喜欢它，希望别人身上多一点，自己则不妨少一点。我以为，所谓诚信，不再是一种滥施的雨露，而是一杯美酒，只供二三知己啜饮。
连岳：不幸的是，我们那儿的人，多数只有单调的理性思维，会一味地认为你们的圣人是个骗子。
反过来看我们考生的作文，正是因为缺少基本的思维训练和推理能力，所以千差万别的作文无论如何也只是在文体、材料、语言表述上微殊而已，本质的问题都停留在浅表的“诚信该不该丢”这样一个不成问题的小儿科问题上，缺乏继续追问的勇气与能力。既然不该丢，为什么深思熟虑一番后又丢了呢？丢弃诚信的只是一个年轻人？谁率先丢弃了诚信？年轻人丢弃诚信，固然不对，他值得同情吗？谁来救救丢掉诚信的年轻人？谁又来救救还没有丢掉诚信的年轻人呢？
三、考生普遍缺乏对“诚信”这一问题的知性了解
缺乏对所要讨论的对象的知性了解，要提出和回答上面一系列问题，甚至其中的某一个问题（事实上考生只要发掘其中的一个问题，阐论完整就很不错了），是不可能的。
这种知性的了解最好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诚信”在历史语境中的范畴，二是“诚信”在现实语境中的范畴。要对“诚信”从道德范畴到价值范畴到制度范畴的过程有一个较为清楚的线索和思路。如果将“诚信”仅仅局限于道德范畴，是对“诚信”这一问题知性的局限。就“诚信”而言，它源于人类内心最简单的良知，源于人类交往最初的约定，源于多少年文化的传统，表现在很个体的事情上面，属于道德的范畴，但仅止于此是绝对不够的；“诚信”上升到价值范畴，具有了话语的性质，也就具有了思辩的色彩。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的“攘羊公案”不仅载于《论语·子路》，而且还见诸《庄子·盗跖》《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当务》《淮南子·泛论训》，同一则故事反复见诸各个不同学派的著作，故事细节大同小异，但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行为以及孔子的评价“直在其中矣”却各各不一，这就是因为价值各异的缘故。现代社会，大行其道的不是道德和价值而是制度，谁能仅凭道德诚信就能在银行获取信誉卡，谁在法庭上作伪证谁就要为此付出代价。所以我们真正缺少的是关于诚信最可靠的知识，缺少对“诚信”的理性思考，这才是最基本的东西。“诚信”需要制度来保障、保养，在现代社会它既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制度的范畴。
在我们的作文教学中，应该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善于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关心文化的变革和发展。如果手头没有2001年法国部分学校的高考作文题作参照，我压根不敢责善我们的作文教育。这里不妨摘录文科、经济科、理科九道作文题中的三道，来证明我的上述批评并非失之无稽和过于苛严。
文科：试分析休谟论“结伴欲望和孤独”一文的哲学价值，“‘结伴’是人类最强烈的愿望，而孤独可能是使人痛苦的惩罚”。
经济科：试分析尼采论“罪行与犯罪”一文的哲学意义。作者在文中提出问题，舆论在了解了犯罪动机和作案具体情况后，即能遗忘错误，这种现象是否有悖论理原则？
理科：试分析卢梭论“人类的幸福、不幸和社交性”一文的哲学含义。卢梭说：“我们对同类的感情更多产生于他们的不幸而不是他们的快乐。为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基础是利益，因共处逆境团结在一起的基础是感情。”
作文实际上是一种交流和对话，对话和交流的基础是必须在一个平台上，不在一个平台就不属于真正的交流和对话，或者说没有交流和对话的资格。2001年高考作文题要求的对话平台相对于我们眼下的作文教育无疑是高了，以至于20多万份作文中，要筛选几篇有独到见解的优秀作文都成了一件难事。比较一下法兰西的作文题，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责善作文题的乏味与平庸呢？这个意思有可能被人理解成唯洋是好。若此，我要辩解，我们讲教育要面向世界20多年了，2001年世界之一的法兰西青年高考作文的起跑线在哪里？我国青年的起跑线又该在哪里？
四、作文教育“目”中无人是最根本的原因
应该说作文教育是跟人的生存状况和人的感情存在关系最密切的，但是它已被无情地技术化了。高度技术化的结果是作文教育与学生的人生没有任何关系，而作文的本质是心灵的发现。假如考生对“诚信”这一问题有较好的感受，个人的经历又比较丰富，或者经历并不丰富但能够体会各种条件下个人或整个人类生存的状况，就比较容易进入问题。要知道道德首先不是一个话语，而是一种实践。德性不是以一种话语的方式存在，而是以一种实在的人格方式存在的，“孔颜乐处”，舜之“窃负而逃，乐以忘天下”，这些传为千古佳话的故事，并非故事主人公的道德话语，而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实践成为后人的楷模。学生们缺少的不是关于“诚信”的话语，对“诚信”的价值判断也并不模糊。作文整体出现“空泛而不具体，虚假而不真实，做作而不自然”的原因，不能不说是在长期的“目”中无人的作文教育下，习惯了以唱高调的方式来实践道德的理想，掩盖了人格上的弱点，产生的一个普遍虚伪的问题，而由此导致了个体个性的丧失，具体思维的缺失。在我们的作文教育中，既然没有给学生的自由写作、自由表达提供必要条件和广阔的空间，没有很好去鼓励学生有创意的表达和有独到的见解，没有强调语文学习是个性化的行为，那么怎么能避免千人一面、千口一辞、千篇一律的作文呢？
以人为本的作文教育之法并非没有，孔子的“四教”，所谓文、信、忠、行，就是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的混合物。寓德育于智育（文），以修身为学习齐家治国的起点（行），把是否“言忠信”当作知书达礼的前提（忠、信），要求学生成为“克己复礼”的躬行君子，最终做到“学而优则仕”，这不正是儒家人的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吗？美国最近几年教育改革的“建构主义”理论说，人的学习不能完全被动地接受外来信息，必须经过内化的历程，重新用自我的认知功能加以建构，才能变成个人真正拥有的东西。这期间的差异不论有多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不缺乏对人的关注和培养。反观我们的作文教育，在现代化的口号下，背弃优良的传统，在有特色的旗帜下拒斥真正现代化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如此，我们的作文教育路在何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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