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型期历史研究的思考——兼与唐德刚、耿云志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历史论文,耿云志论文,唐德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来研究中国历史大抵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两大块。研究通史主要着眼于历史发展线索和分期分阶段以及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研究断代史也多用力于本朝的兴衰治乱，但对于统治权更替或社会巨变等转型期的历史则注意较少，其实转型期的历史是历史发展全过程中最富内容，最值得着眼的重点。
什么是转型期？这是近年来在讨论转型期历史时，为较多人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曾有各种大同小异的说法，这里仅举二例：一位是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教授，他在论述中国近代前期70年转型期历史的专著——《晚清七十年》一书中，曾有所界定。他认为，“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既是“瓶颈”，那么在历史潮流夹泥带水顺流而下时，必然会发生淤塞现象，历史本身就要求冲破淤塞而发展。唐教授解释这种冲出“瓶颈”的程序是，“在哲学上叫做‘突破’，在史学和社会学上则叫‘转型’——由某种社会模式转入另一种社会模式，以图继续发展”，并将转型限定于政治社会的转型。另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耿云志研究员，他在《史学月刊》主办的“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笔谈”上，曾经作过如下的界定：“所谓转型，无非是指由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由以乡村为主体的社会转入以城市为主体的社会；由以家族与宗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转入现代的以个人及由个人的种种组合职业的、团体的、社区的等等)为基本结构的社会；由封建专制的社会转入现代的民主社会；如此等等。”
对于这两位学者的说法，我认为尚需对转型期的限度作进一步的探讨。唐先生曾说：“政治社会的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各项相关事务和制度的转型，例如日常家庭生活、婚丧制度、财产制度……都是激烈的，痛苦的。转变程序要历时数百年才能回复安定。”唐先生把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转型定在秦始皇的“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的大举动上，而这种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的转型模式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在西方文明挑战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而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被唐先生名之曰“历史三峡”，于是他接着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耿云志先生在他的笔谈中也认为：“要实现这种转变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并认为中国近代转型期“已走过160多年历程”。
我反复思考了两位先生的论述后，不由得产生一些疑问。是否只有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才是转型？转型期是否有一定的时间段落？是否历史总是一个转型接着另一个转型地延续着？如果按唐先生的说法，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仅只有两次转型，是不是太大而化之了？而转型期的延续动辄千百年，岂不又太长了些？如此说来，一部中国历史岂不成为一个转型接续另一个转型的转型史了吗？如果按耿先生的说法，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已经“走过160多年的历程”，那么1949年那次社会制度天翻地覆的转变，算不算转型？由此，我对转型问题也产生了一些想法。
我以为，所谓转型期的含义，不仅只是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转换所发生的各种历史性变化，即使是同一社会形态下的政权转移，即朝代与朝代间的更替，也应是一种转型。如在唐先生所举的两次大转型期的二千多年间的宋元间的300年，亦应是经历了一个转型期。这300年间有4个朝代交错更替，整个社会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民情，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前有辽、北宋、西夏的三足鼎立，后有金、南宋、西夏的依次对峙，这两个大三角所发生的不停转型，其产生的变化，正如唐先生所说那样，是激烈而痛苦的历程，终于以元的统一而冲破了这个“历史的三峡”，走向一种正常运行的历史轨道。难道说这300年不是转型史吗？至于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那次大转型所显示的各方面变化，更为突出。我在“专论中国近代历史转型期的某些变化”[1] 一文中曾有所论及，这里不再赘述。我以为，只要有许多方面发生值得注视的明显变化或突变，甚至巨变，那就应视其为转型。这样，转型期历史的研究自然有其重要意义。
对于转型期是否有段落，我赞成唐先生的“瓶颈”说法，就是从淤积阻塞到被冲破顺流而下这一过程就是转型期，而不同意一个转型接连下一个转型地连续不断。唐先生在这方面的论述似有自相矛盾之处，他提出自秦始皇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出现了“第一次大转型”，一直到鸦片战争才被迫做了有史以来的“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样一来，这个转型期岂不长达两千余年。但在同一页中他又说：第一次大转型从“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似乎转型又是有期限的。他对第二次转型，也设置了一定的期限，认为在正常情况下，“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福的了”，意思是“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但是唐先生的《晚清七十年》一书，专门写的是转型史，写到辛亥革命就戛然而止，显然又把辛亥革命视作另一转型的开端。辛亥革命结束二千多年封建专制体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局面，的确有其转型的价值，如此看来，转型期似乎应有段落。因此，耿先生的“160多年的历程”，是否在1949年亦可增划为另一转型期？
如果转型期历史脱离了通史和断代史的传统轨道，那么应该怎样写这段历史呢？转型期的历史往往比较纷杂，有的还是长期遭到漠视的。如10世纪至13世纪的中国，是辽、宋、西夏、金4个政权纵横交错，并不停地转，而且一转百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风情，无不发生变化，真是头绪杂乱，色彩缤纷，一般史家也多以其有难度而不愿过多地涉及，特别是对西夏史事，更少论述。然而，近读一位史学圈外的工程师张贵祥先生以10年之功，把这300年的转型史理得清清楚楚，写成近百万字的《大三国演记》[2]。作者的写法是以编年为经，以记事本末为纬，以事系人，传其生平，构成一幅立体的历史图卷，于事于人，各有论赞，并多有新见，令人一读即能把握这300年转型历史的全貌。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虽有些问题，尚可商榷，但他以转型史的眼光，俯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70年的近代历史，沿着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八国联军，一直到辛亥革命等诸重大事件为脉络，论述了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历史巨变，并把这种种巨变放到转型期历史的视野下来审视，就比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按几个高潮来论述，显得更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挖掘得更深入些，开拓得更广阔些。另外，也有人有意无意地在转型期历史中选择某一专门领域的转型变化，来进行微观的研究和著述。如对明清间转型期中的文人结社问题的研究与编写，早的如史学家谢国桢先生所著《明清之际党社考》，把文人结社与明清之间政治转型等联系起来。近年有何宗美先生所著《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一书，比谢先生更明确地体现出人们的目光已在注重研讨历史转型期所发生的大大小小问题。何先生在该书的《绪论》中曾申说其研究思路：“将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置于易代之际特殊的历史时空和社会背景下加以观照和考察，力求同当时的政治变革、思想流变和文学发展等复杂因素联系起来，宏观地、多维地探讨他的兴衰变化和运作特点，并进而揭示文人结社对这一时期政治、思想、文学等方面产生的应有影响。”
作者虽然没有提出转型期历史这一概念，但他实际上把历史长河曲折转弯处隐没在水下的冰山探测了一角。他的导师陈洪教授特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便以《探测水下的冰山》为题，肯定其研究的价值。这种研究和编写对转型期历史的深入研究与编写有着启发和借鉴的意义。研究和编写转型期历史，的确为史学研究与编写开辟了一条新的通衢大道，它让史学研究与编写有可能摆脱已传承千百年的陈规，也来转转型，让史学家们更善于观察隐匿在历史长河下的奇观珍景，编写更多的转型史，以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