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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界对于遵义会议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有些问题还值得讨论。本文拟就遵义会议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形成及“遵义会议决议”两个问题再做些探讨。
一、关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核心地位的形成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就在于它实现了由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党中央向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转变。但是，历史的实际进程是纷繁复杂的，这种转变不是以遵义会议为分界点嗄然完成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这里所说的，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并且是“逐步”形成的。邓小平这一科学结论的内涵，既包括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成员有一个逐步充实、稳定的过程，还包括了毛泽东在这个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并且，后者是更为关键的因素。因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所以，领导核心的形成和巩固，是一个领导集体存在的根本标志。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后，虽经各种变化，甚至“文化大革命”的变故，但正是由于毛泽东始终处于这个集体的核心地位，所以这个集体才一直延续到毛泽东的逝世。
笔者认为，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党中央统治的基本结束到毛泽东在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核心地位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的时间跨越遵义会议，起自黎平会议，终至毛尔盖会议。在这为时8个月的“过渡阶段”期间，不管是从职位上看， 还是从实际作用上看，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并处于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而毛泽东则是周恩来的“帮助者”，即助手，这正是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最初格局。毛尔盖会议后，不管是从中央常委分工上看，还是从实际地位和作用上看，毛泽东都替代了周恩来，成为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领导活动是领导者（或个人或集体）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获得被领导者的自觉追随和服从的前提下，引导、率领被领导者实现共同目标的行为过程。在一个领导集体内部，作为核心人物的基础是由于职位、思想、道德、能力、威望等各种因素而形成的影响力。基于这样一种影响力，在一个领导集体中，核心人物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在领导集体决策中的主导作用，即通常所说的主要决策者；其二是总揽全局的作用，既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又善于照顾全盘；其三是协调各方的作用，即协调各方面力量的相互关系，以统一意志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在从黎平会议到毛尔盖会议的8个月“过渡阶段”， 周恩来正是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影响力最大，并且很好地发挥了上述三方面作用的人物。
中央红军准备西征时，曾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用博古的话说，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注：秦邦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但三人团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 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仅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所以，实际上当时是由博古、李德“处理一切”。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战役后，整个部队已由出发时的8.68万余人锐减到了3万余人。如此惨重的代价， 使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积聚起来的不满、怀疑乃至惊慌情绪大增，在党内上层领导集团中间也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注：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遵义会议文献》，第64页。）争论的焦点是部队的行动方向问题，即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与毛泽东力主西进黔北之争。激烈的争论表明，博古、李德已经开始丧失了“处理一切”的权威地位。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注：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遵义会议文献》，第66页。）排除了李德，那么取而代之的是谁呢？实际上是由周恩来行使职权。正是由于这一重要变化，才使毛泽东的主张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在被李德称为“飞行会议”的通道会议上得以通过。这样，部队西进于12月15日攻占了黔东南黎平。12月18日，在黎平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次“争论尤其激烈”的政治局会议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会议确定的正确的战略方向也是由周恩来决策的。周恩来回忆说，毛泽东“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注：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遵义会议文献》，第64页。）据此，黎平会议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原定计划，指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2页。 ）黎平会议还决定拟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亦即后来的遵义会议。
自黎平会议前后开始，周恩来“承担了实际的指挥责任”（注：伍修权：《回忆与怀念》，转引自《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第22页。 ），即在事实上成为全军的统帅。通过湘江惨败，他对李德、博古的军事错误有了新的认识。所以“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注：《遵义会议文献》，第64页。）。周恩来这句简明的回忆，充分地表明了他在当时统领全军的地位和作用，也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意见的认同和尊重。而这恰恰成为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关键性因素。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博古、周恩来、张闻天、 毛泽东等人先后在会上作报告或发言。经过三天的讨论、争论，“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注：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并且，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注：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7页。）。周恩来以其在党内、军内的资历、 威望和光明磊落的态度，对遵义会议的成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注：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遵义会议这一系列决定表明，毛泽东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被排斥后经历了两年零3个月又重新回到了军事领导岗位上， 而且已由过去主要负责地方军事工作进入了党中央最高领导层。而周恩来则由从属于博古、李德的地位被推上了最高军事决策者的地位。
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从遵义会议至毛尔盖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是否名符其实地起到了最高军事决策者以及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遵义会议后，由于组织领导和军事路线的转变，党和红军获得了生机。部队高度机动，取得了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等重要胜利。但在二渡赤水河以后，部队摆脱国民党军合围，由遵义向西开进时，一军团首长林彪等于3月10 日子夜急电红军总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注：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第434页。）于是中央负责人开会，研究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但由于大多数同志赞成，进攻计划得以通过。周恩来后来回忆道：“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注：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遵义会议文献》，第69页。）这段生动的回忆表明，毛泽东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既做到了尽职尽责，又没有“越位”，而周恩来作为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在关键时刻又一次发挥了把握全局、协调各方、主导决策的核心作用。由于他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转变了态度，才继而说服了“大家”，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这就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损失。
通过进攻打鼓新场决策的变化过程，证明了在作战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指挥需要集中、果断。过多的人参与决策、指挥，容易意见分歧或议而不决，造成决策失当或丧失战机。基于此，中央决策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以全权指挥军事作战。毛泽东在1967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在这个新三人团中， 周恩来任团长（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页。）。应该说，新三人团的成立， 是遵义会议决定的延伸，周恩来在其中居首，是其“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地位在组织形式上的体现。同理，毛泽东作为新三人团的成员，是他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证明。这个新三人团的组织形式一直保持到一、四方面军会合。从工作关系角度看，自遵义会议到新三人团，周恩来与毛泽东是主、辅关系。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两军会合后， 需着重解决的问题有两点：一是部队的行动方向问题，二是两军的团结问题。而在当时，解决部队的行动方向问题迫在眉睫，这是关系到两军及党的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为此，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作报告。他审时度势，阐述了选择新的根据地的三个条件，即：“一、地域宽大，好机动”；“二、群众条件，人口较多”；“三、经济条件”（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5页。）。然后逐一排除了东进、西出、南下和原地发展的可能性；向东不可能，敌已集结130 个团的兵力；向西北是个大草原，条件更艰难；向南也不能，敌人已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原地地域道路狭窄，利于敌人封锁，而不利于红军反攻。基于上述分析，周恩来明确指出，两军唯一的方向是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新的苏区根据地（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页。）。 毛泽东、张闻天等13人先后发言，支持周恩来的正确主张，存有分裂野心的张国焘也被迫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周恩来最后又作了结论。两河口会议是遵义会议以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而周恩来在会上所起的作用是首屈一指的，也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他把握全局，抓住了主要矛盾，以其崇高的威望和令人信服的理由，使已经初露分歧端倪的一、四方面军领导人达成了共识。这个正确行动方向的决策不仅使两军获得了新的生机，而且为缩小因两军领导人分歧而可能造成的危害创造了前提。两河口会议记录载：“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注：《周恩来传》第 1册，第356页。）据笔者所见，这是党内文献把正确路线、 方针冠以个人名字称谓最早的。而类似“毛泽东军事路线”等等作为正面肯定的称谓，那是若干年以后才出现的。
张国焘不满足于中央政治局对他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安排，通过他人之口提出要当军委主席，并且要有“独断决行”大权（注：陈昌浩1935年7月18日致张国焘、徐向前转朱德电。 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第468页。）。为顾全大局， 周恩来提出辞去红军总政委一职，由张国焘接任。所以7月1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并为中革军委总负责人。党中央当时已明显察觉到张国焘的个人野心，为防止他抓到全部军权，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暂时帮助”他。并且不久又重组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这些在非常情况下的非常安排，再次显示周恩来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
8月上旬，正值两个方面军混合编队，准备分左、 右两路过草地北上时，周恩来积劳成疾，患病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他持续高烧不退，昏迷不醒。有鉴于此，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 研究调整政治局常委分工等问题。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代替周恩来主要负责军事工作，其他常委等也作了分工调整（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3、467页。）。次日，中共中央在毛尔盖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情形与两河口会议已完全不同——毛泽东以军事工作负责人的身分作了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及会议总结，重申北上创建苏区根据地的方针。会后，毛泽东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要实现两河口会议的战略方针，“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43页。）。
毛尔盖会议表明，8个月的“过渡阶段”已经结束。 毛泽东替代周恩来，担负起当时党中央最重要的军事工作的重任。此后，毛泽东的职位和作用是完全相符的，他直接领导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克服重重困难，于当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长征。
同样，如前所述，周恩来在8 个月的“过渡阶段”职位和作用也是完全相符的。他承前启后成为当时党和红军领导中枢的核心。这种情形是历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选择过程也是历史形成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军事家，就军事生涯而言，周恩来比毛泽东要早出几年。当毛泽东开始领导红军如火如荼地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周恩来先于毛泽东步入了党中央最高领导层。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职位一直居于毛泽东之上。湘江战役之后，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凭借其在党内、军内的崇高威望和巨大的影响力，成为党中央和红军行动的实际主持者，实为当时的唯一选择。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并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长期从事农村根据地工作，实际并没有进入中央决策层。特别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后被排斥于军队领导之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仅仅负责苏区政府工作。他当时在党内，尤其是在高层领导人中间威望和影响不及周恩来。张闻天曾经回忆说：“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注：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第79页。）即使是在遵义会议毛泽东被推举为政治局常委以后，威信和影响也在周恩来之下。从遵义会议常委分工到新三人团的组成格局，从进攻打鼓新场的决策变化到两河口会议的情形，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另外，在前述第一次研究进攻打鼓新场时，毛泽东为阻止进攻打鼓新场，曾经以辞去刚刚被任命的前敌总指挥职务相力争。这时有的与会者毫无顾忌地表态：“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注：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1935 —1938 （年谱）》，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结果，进攻计划得以通过， 并且把毛泽东表决下去了。刘英回忆这个情节时说，在当时毛泽东“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注：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而当时的周恩来却具有更大的权威和影响，当他态度转变后，很快就把“大家”说服了。
当然，毛泽东在8个月的“过渡阶段”， 军事才能是充分得到显现并为大家所越来越认识的。而这一点，恰恰又与处在核心位置的周恩来密切相关。首先，早在长征开始之前“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 ）， 第329页。），但“由于周恩来的一再坚持， 才使毛泽东被允许一起长征”（注：刘中钢等：《试论长征前期周恩来在“三人团”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25页。）。 这就为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危机时刻发挥作用创造了前提。其次，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是周恩来的决定性作用才使长期遭到排挤的毛泽东的正确建议被中央采纳，从而不仅挽救了危机关头的红军，也为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创造了条件。第三，在遵义会议上是周恩来的“全力推举”和“倡议”，才使绝大多数与会者形成了共识，使毛泽东被推举进入党中央最高领导层，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结论的：“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第四， 在遵义会议以后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中，周恩来特别尊重毛泽东这位“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意见或建议，例如果断撤离土城战斗、二渡赤水、放弃进攻打鼓新场、成立新三人团，等等。并且坚持主张由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职务。这样就使毛泽东的卓越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展示，使其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从而最后被推到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位置。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的形成，确是经历了一个历时8个月的“过渡阶段”。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史实被长期掩盖了。1945年4 月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这个论断成为不容置辩的定论。然而正如胡乔木后来所说，这个《决议》是有缺陷的，缺陷之一就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二、关于“遵义会议决议”
把《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下称《总结决议》）称为“遵义会议决议”原本始于毛泽东。1941年8、9月间，中共中央决定编印《六大以来》一书，毛泽东对该书所收历史文献逐篇作了审核。关于《总结决议》，毛泽东当时所依据的是标有“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字样的油印本，加之《总结决议》一开头就介绍了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周恩来作报告的情况，所以毛泽东在《总结决议》的题目下用括号加上了“遵义会议决议”几个字（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8页。）。从此， 《总结决议》即被称为“遵义会议决议”，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也成为没有异议的公论。
80年代以来，随着《总结决议》新版本的发现，有的研究者经深入考证，已经确认，《总结决议》系1935年2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注：见《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第62页。）。但时至今日， 仍有大量著述把《总结决议》称为“遵义会议决议”。例如有的学者一直称扎西会议（1935年2月8日）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注：见《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48页，以及该刊1997年第4期，第30页。）。至于在各类学校的课堂上，此类称谓仍然几近众口一辞。笔者认为，此种称谓应当明确更正。
首先，党内文献历来以通过它的会议之名称而取得简称，这已是不成文的规定和惯例，《总结决议》当然也不应例外。例如党内两个著名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者被称为六届七中全会决议，后者被称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也是以通过的会议时间取名的。至于说《总结决议》是由遵义会议决定起草的，并且基本是依据遵义会议讨论的内容而写成，这一点无关紧要。因凡党内重要文献，几乎无一不是经长期酝酿准备而形成的。两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是几年前决定起草，并经多次讨论而最后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是经毛泽东数次修改，基本定稿后再由1966年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
其次，《总结决议》已经完全改变了遵义会议关于军队行动的战略方向的决定。遵义会议根据几名川籍将领的建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注：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第35页。）而《总结决议》则指出将“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注：《遵义会议文献》，第25页。）。当时的战略方向问题是关系到红军和党的命运的重大问题。以上两个根据地区域，一在长江之北，一在长江之南，相去甚远，如果把《总结决议》说成是“遵义会议决议”岂不是自相矛盾太大？所以，究竟以何者作为遵义会议的本来决定，两者只能择其一。显然，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记述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这样，记述在云贵川创建新根据地的《总结决议》就理所当然的不应称为“遵义会议决议”了。
第三，《总结决议》中多处记述了遵义会议以后才发生的重大事件，显然把这样一个决议说成是“遵义会议决议”是悖理的。例如，在说到红军的活动位置时，《总结决议》说：“中央红军现在是云贵川地区”，这显然与遵义会议开会时红军所在地区风马牛不相及；又如，说到作战对象时，《总结决议》称：“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这与遵义会议时红军所面对的敌人完全是两码事；再如，在描述红军的活动态势时，《总结决议》称：“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注：《遵义会议文献》，第23～25页。）等等。这些情形均是一渡赤水后2月上旬在云、贵、 川三省交界处发生的。
第四，《总结决议》原油印本本来就标有“政治局会议通过”字样。这个标注没有错，它准确地说明《总结决议》是1935年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而非是遵义会议通过的，因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1985年1月，《总结决议》收入《遵义会议文献》和同年8月收入《张闻天选集》时，编者均误解了这个标注，以为所标“政治局会议”是遵义会议，因而把“1月8日”改为遵义会议结束的“1月17日”， 并作了说明。这样把问题弄得更加复杂了。其实， 这个油印本关键的错误是把2月8日错印为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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