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翻译思想的“中间物”哲学理据
刘孔喜 骆贤凤
(湖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摘 要： 鲁迅的“中间物”思想，基于社会动荡变革现实、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历史转型、进化论思想以及尼采“超人”哲学等多重启发下产生，指的是世间一切事物的“中间态”发展过程。“中间物”意识影响了鲁迅翻译思想的形成和翻译实践活动的进行，促使其提出“硬译”主张，重视复译，对文言文加以批判却在翻译和创作中采用文言文与白话文交替使用的语言策略。鲁迅的翻译活动即在“中间物”状态的环节中实现了从归化到异化再到优化的进化历程。
关键词： 鲁迅；“中间物”哲学；翻译思想；翻译实践
一、引言
关于鲁迅翻译思想的研究论著丰富，大多关注其翻译目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尤其是其“硬译”主张。将鲁迅翻译研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据其文化观、哲学观来探讨鲁迅翻译思想是客观、全面探索鲁迅翻译研究的有效途径。鲁迅在长期的求索人生中形成的生命哲学观，奠定了他的翻译思想源泉。“中间物”思想在鲁迅复杂的思想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可视作其生命哲学的核心概念。研究认为，“中间物”哲学思想正是鲁迅翻译思想的基础和主线[1]，是鲁迅在翻译活动中时刻坚守的一条准则[2]。鲁迅的“中间物”概念是从两个层面的含义反映其对自然生物界与人类社会的规律认知及价值判断，一是指具体的、形而下的“中间物”意识，二是指抽象的、形而上的“中间物”意识[3]。只有深入挖掘鲁迅翻译思想的“中间物”哲学理据，追溯“中间物”的翻译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揭示“中间物”哲学思想的内涵，才能更好地展示“中间物”哲学思想在鲁迅翻译思想形成中的影响及其对翻译实践活动的指导意义。
二、鲁迅“中间物”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其内涵
学界一般认为，鲁迅的“中间物”思想是在1926年底发表的《写在〈坟〉后面》一文中提出，即一切事物在转变过程中，总要经历中间物的，一切都是处于进化的链条中[4]302。若要论最早使用“中间物”这一概念，还要算1909年鲁迅自日本归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初级部化学课程，自行编辑教材《生理学讲义》(即《人生象敩》)，其中出现“中间物”这一术语,只是这时的“中间物”更多是一种生物学概念罢了。至《写在〈坟〉后面》一文中提出“中间物”时，这一概念便开始被赋予了生命哲学的思想。作为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鲁迅何以会提出这种近于“中庸”思想的“中间物”之说？这便要审视“中间物”哲学思想产生的背景。通过总结鲁迅研究学者和鲁迅翻译研究学者的考察与分析，可从鲁迅所处时代背景、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中庸、中道”思想以及尼采的“超人”生命哲学等四个方面，论述对鲁迅的“中间物”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鲁迅原是抱着通过治病救人以寻求救国道路的心愿到日本学医的，但留日期间耳闻目睹的种种刺激，导致鲁迅学医的想法有了转变。鲁迅明白，要扭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惨命运，首先必须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能够改变中国人精神的要素，首推文学和艺术，这一思想在《域外小说集·序》中有明确表现。因此1906年起鲁迅弃医从文，以翻译为初始手段，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然而，自1909年由日本回国后，鲁迅一度陷入思想苦闷期。辛亥革命的爆发曾使他感到一时振奋，但随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轮番上演，辛亥革命未能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社会的昏暗混乱、民族命运的多灾多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等，都使鲁迅倍感压抑，鲁迅一直在痛苦中思索。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来自这些在革命进程中所生发的现实感受[5]。社会变革期的混乱现实，思想上的困惑、彷徨，民族命运走向的曲折探索，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境遇，这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成为鲁迅“中间物”思想形成的现实刺激因素，最终发展成为以翻译为途径改造国民性、探索文化现代性历程中的指导思想。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对健康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国内市场对于乳制品消费的进口需求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中国乳制品市场消费潜力巨大。［1］但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国内乳制品的市场供应不足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者需求。因此，长期以来中国乳制品贸易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另一方面，国内乳制品市场上的危机事件不断发生，导致消费者对国内乳制品产生了信任危机，国内乳制品市场发展缓慢。［2］作为全球乳制品最大进口国和消费国，研究中国乳制品进口贸易的现状以及进口需求弹性，对于优化中国乳制品进口、提升乳制品进口质量、促进国内乳制品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鲁迅“中间物”思想的来源,还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不无联系，但并没有为进化论所囿。他不是被动地接受进化论的影响，而是最终改造并超越了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关注的是生物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趋向，而鲁迅在生物科学之外看到的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进化。因此，鲁迅的“中间物”不能仅按照生物“进化论”学说的观点来理解。毕竟鲁迅强调“一切都是中间物”[1]，这就不仅仅指代自然界生物。既然“中间物”被鲁迅提炼为可指谓一般的概念，在其思想中就应该有更高层次的定位，如王乾坤所言，鲁迅的“中间物”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时间概念，也蕴含世界观、历史观与价值观，是历史时间之维与逻辑空间之维相结合[6]。即，鲁迅立足于“人类进化史实”,将“中间物”这一概念扩大至观察人类创造的一切事物[7]。
青年鲁迅认为自然科学才是保障中国实现富强的有力武器,故选择医学作为救国救民的途径,后发生转向，致力于介绍外国科学小说，主要译介科技和哲学思想作品。譬如他从1903年起翻译出版了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以及雨果的《哀尘》，介绍当时最新科学成就《说(镭)》等。据崔峰考察，鲁迅最早的翻译活动从《哀尘》翻译开始，并且是“几乎逐字逐句的直译”[8]，这种忠实原文的译法，在严复提出“信达雅”原则和晚清意译之风交织的时代，也算是一种初尝译事的探索阶段。
鲁迅所指的复译是对同一作品的多次重复翻译，或是同一译者，或是不同译者。鲁迅的复译观是根据当时出现的乱译而提出的。他不赞成当时的文人学者对“复译”不加分析地予以反对的态度。鲁迅之所以推崇复译，是因为他认为，译者若能采纳旧译之长处，结合自身的新理解，才能不断生成一种接近于翻译定本的译文。鲁迅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中还指出，语言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哪怕出现七八次也不足为奇[12]285。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在回应他人对“硬译”的批评时，鲁迅说，“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13]215。这些翻译观论述充分体现了他的“中间物”哲学思想，翻译也正如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或多或少出现的复译本，便是一种“中间物”。因而，鲁迅清醒地指出自己的翻译活动，也正是整个翻译活动的“中间物”规律中的一个环节，并且也以包容、拓展的眼光看待翻译的不断完善过程，每一个新译本的出现就是在不断填补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
鲁迅重视复译既是基于自身实践经验，也体现在语言的使用策略上，即从文言文到白话文选择的转变。例如，鲁迅于1918年用文言文翻译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后又于1921年用白话文再次翻译该作品。鲁迅并没有将文言译本公开发表，原因就在于该译本已经被白话文时代所淘汰。鲁迅提倡复译的原因之一是，即使有好的译本，复译也是有必要的，原有文言译本，应该改译白话文，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也在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复译七八次也不为奇。而这里面，就包含了语言形式的改造，也即是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
三、“中间物”哲学对鲁迅翻译思想与翻译实践的影响
鲁迅以翻译为途径,在中国文学、文化现代性追求中扮演开拓者、探索者角色，在翻译思想形成与翻译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反复与动摇。崔峰阐发了鲁迅早期翻译活动中在改造国民性、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改革白话文等方面所显示的“中间物”意识，并将鲁迅早期的翻译方式概括为“直译—编译—直译”的过程[8]。从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上讲，除经历关于直译主张的反复外，鲁迅重视复译，对文言文大加批判却又在翻译中与白话文交替使用，这些都体现了强烈的“中间物”意识。纵观其翻译活动，可以归纳为“归化—异化—优化”的历程。
(一)从“直译—编译—直译”到“归化—异化—优化”的翻译策略
因此，在当时中国推倒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艰难进程中，鲁迅意识到这其中进化的摇摆和反复，新文化是螺旋式上升。这个过程，也是鲁迅对传统中庸思想的扬弃和对新阶段的开启。如《周易》所揭示的那样，一切事物的运转都是“既济”与“未济”的循环过程，“中间物”就是“既济”与“未济”的结合体，是变动不居的万事万物中的发展环节。倡导新文化、新制度也好，改造国民性也好，都会出现一些“中间阶段”“中间环节”的反复。
通过译文本的考察可见，鲁迅早期翻译活动中的翻译策略并不稳定。尽管鲁迅初入翻译时采取直译，但如顾钧指出，鲁迅在翻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时也没有摆脱晚清翻译潮流的影响，近于编译[10]3。从翻译目的看，在《〈月界旅行〉弁言》中,鲁迅提到他的科普翻译的对象是人民大众，翻译的动机是使读者“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11]164，把自然科学当作救国的途径。概言之，鲁迅这时的翻译存在较多改译和编译的成分，其目的是向中国民众普及现代科学知识，但后来他自己也意识到没有忠实于原作，归化程度偏高。如上述，这一时期鲁迅的翻译活动还属于探索阶段，没有固定的翻译原则，翻译方式自然会出现摇摆。
因此，在《“题未定”草》中鲁迅指出动笔翻译之前就必须先考虑的翻译原则：是竭力使译文归化,还是尽量保存原作的洋气？鲁迅认为世界上也不可能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即使有也是貌合神离[12]364。可见鲁迅是主张异化翻译，认为翻译外国作品不但要移情，而且要益智，故必须要有异国情调。鲁迅主张翻译要保持“异国情调”和“洋气”与韦努蒂的“异化”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内涵是指要保持原文的神韵和表达方式，即原文语言和文化特征，让读者“移情”和“益智”，同时借助这种“异化”手段来抵御本国的狭隘民族中心主义，尊重外国文化，承认文化间的差异，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异质文化，在比较过程中，汲取和学习异质文化的有益成分，拿来为自己所用，这充分体现了鲁迅对待外国文化的道德态度，即“存异伦理”观。
经历了日本留学时的种种刺激并作反思后，鲁迅看重的是通过翻译改革和丰富中国文学以改革整个社会，治愈国民的精神缺失。而要治愈国人精神上的病症，就必须改革中国文学，而这一切正依赖于直译甚至是“硬译”带来的文化冲击。这过程中影响最大的要推他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以“直译”为主要翻译原则。鲁迅的“直译”是针对“歪译”来说的，实际就是“正译”，而不仅仅是相对于“意译”而言的。表面看来，“直译”与“意译”是相对立的译法；实际上，鲁迅的“直译”应是包括正确的“意译”在内的“正译”，或可以理解为：译者尽量保存原作的内容和风格特征，让读者向原作靠拢，而不会因为迁就读者便改动原作。这种“直译”策略正与当代意义上的“异化”翻译策略吻合，译者向原作靠拢，努力保留原作的风格和内容。
针对部分学者对于“宁信而不顺”说法的质疑，鲁迅有进一步的解释来澄清他的翻译主张，表明了他的“信”与“硬译”并不是“死译”，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二)》中提出了著名的两条翻译原则，一是力求易解，二要保存原作的丰姿。但原作毕竟是外来语言文化，目的语读者肯定会有陌生感，若要使译文流畅通顺，鲁迅建议翻译过程中应有原则地改编，至多只能“换衣裳，却不能削鼻剜眼”，对于原作思想的关键部分宁可译文不顺口也不能篡改原意表达[12]364。从鲁迅对直译法的阐述可见，直译一定不是生硬照搬，而是强调确保一部分译文通顺的同时，将另一部分原本就“不顺”的保留其原始特征，作为译者在这一翻译过程中需要有自己的判断力[13]392，而不能是被动的机械式翻译。
鲁迅的“中间物”翻译哲学思想，在他提出的“重译”与“复译”主张中体现得尤为鲜明。1934年鲁迅分别发表了《论重译》《再论重译》，1935年发表了《非有复译不可》一文。鲁迅所说的重译主要是指转译，或者说是一种间接翻译，譬如从英文版重译西班牙文字的作品，或者是从英法文或日文本重译苏联的作品等。鲁迅自己的译作中就有许多是重译，如文艺理论著作《艺术论》和《苏俄的文艺政策》、小说《毁灭》等都是从日译本转译的。这种转译就是一种“中间物”过程，也是一种过渡“桥梁”。
(2)分流比试验[16]成果表明，方案三(闸孔净宽120 m)实施后老河道分流比相对于建闸前有不同程度的减小，系列年第5年末老河分流比为25.11%，第10年末为23.46%，相对于建闸前分别减小了6.62%和4.83%；方案四(闸孔净宽240 m)实施后老河道分流比相对于建闸前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小，系列年第5年末老河分流比为28.83%，第10年末为27.08%，相对于建闸前分别减小了2.90%和1.21%；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河分流比相对于工程前减小的幅度呈下降的趋势[17]，且方案三老河道衰减的速率略大于方案四。
鲁迅将自己的翻译称之为“硬译”，本身肯定不带有任何贬义，而只是将其作为“直译”的进一步说法。这里的“硬”字，一方面是针对反抗晚清时期的意译、改译、胡译之风，另一方面是针对某些句法词法的处理而言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原来精悍的语气。鲁迅所坚持的硬译不仅是中国传统译论中争议不断但从未丢弃的翻译策略，更重要的是了解西方文化的最佳途径[14]。鲁迅提倡“硬译”主张，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语境。有意地“硬译”，目的是为了减少翻译过程中西方文化的损失和变形，输入原汁原味的西方文化和语言形式，保留其异质性，从而推动、促进中国语言文化的改革。此外，“硬译”主张更是对晚清至民国初期那些不尊重原作的翻译风尚的反驳，是鲁迅历史“中间物”哲学思想指导下产生的翻译策略，也是改造并优化中国语言文字的一种文化策略。综上，鲁迅对直译、意译方法的选择过程，也即是鲁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作品从归化到异化再到优化的历程，一切是为了读者、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中国语言文学的改造，这也正是他对于中国翻译事业和现代文学事业的实质贡献。
(二)重译与复译的主张
鲁迅还认为，直译法不仅可以给目的语文化输入新的信息内容，也能引入新的表达手段，因此他主张以“信”为主、以“顺”为辅的翻译策略，希望通过翻译作品引进外文语法、句法以弥补中国新文学的不足，为新文学注入新鲜的血液。鲁迅主张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翻译原则，即“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13]392。鲁迅敏锐地意识到汉语语言文化应是一个动态、开放的体系，可以不断接受新的词语和新的句法规则，“顺”和“不顺”只是相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顺”的表达法会转化为“顺”。鲁迅所倡导和践行的直译法，可称得上是向中国读者展现西方文化的翻译革命。
苏：我们的沙朗舞蹈基本上是脚上的动作，参与的人越多，就跳得越带劲、越精彩。（苏成秀说着便跳起了“裙包步”。她双手将围裙左、右角分别撩起，手脚并用地跳起舞步。她边跳边唱，脚下动作依然是“四步回环转换移动”。同时唱道：“加一碗那又一碗……”转过身去，又是一个“四步回环转换移动”……她用川北羌语唱着欢快的羌族民歌，歌声嘹亮动听。）
此外，同《写在〈坟〉后面》一文一样，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与《古书与白话》两文中,也用“桥梁”一词来表达与“中间物”相同的概念，且其后的文中“桥梁”也出现数次。从某种意义上这是鲁迅对整个人生的态度和对自身历史地位的一种自我肯定，把自己看作是“在转变中”或“进化的链子上”的历史的“中间物”[8]。“桥梁”也即是“中间物”，是过渡，是链接，在中国传统的“中庸”和尼采对人类未来的希望中继承和发展。而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交流的“中间物”桥梁，“中间物”的生命哲学正是鲁迅翻译理论的基础[9]48。
鲁迅积极主张复译，以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来看，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的变革，译本也该推陈出新；从短时效益着眼，复译也是翻译作品由不好到较好再到更好的必然途径，更是击退胡乱翻译、扭转译坛乱象的法宝，因此“非有复译不可”。根据源于进化论的“中间物”思想，复译符合进化说的规律，正如鲁迅所言“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4]137。而当时中国的一种风气是，有译者看到外国书籍将要译给中国读者时，便会在报上登出广告声明，称“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这种把翻译看得“好像结婚，有人译过了，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的观念，其实是一种狭隘的翻译观，不符合鲁迅的“中间物”哲学思想。复译是非常有必要的，每一次复译，都是追求翻译活动终极目标历程中的“中间环节”，是一切事物转变过程中的“中间物”。复译这种翻译方法及其成果，也是一种中间物的体现，完美的译文不总是一步到位直接实现的，可以是翻译转变过程中历经多次中间环节的进化而促成的。
(三)“文言文—白话文—现代文”的语言策略
为了更好的应对市场与用户的需求，MOXA进化了数采类产品和网络基础设施产品，如工业交换机产品增加可被组态、可被预测保养的能力，无线AP产品具备自适应场强变化的能力，特别值得一说的是，MOXA的交换机开始支持TSN技术，而I/O 产品也支持OPC UA。网管软件更是已经具备了在业界领先的可支持2万个IP点的能力。
鲁迅的白话文运动的这些主张和实践还有些复杂之处，在白话文运动初期，就鲁迅语言观而言是激烈地反对文言文的，但其创作实践中却又不自觉地使用了文言文。故而有西方鲁迅研究专家提出疑惑，认为鲁迅小说创作实践与语言观之间存在着“言行不一”的矛盾。如美国汉学家威廉·莱尔指出，鲁迅的语言风格既深受外国文学影响，也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多有得益；中国古典文学的语言特征使得鲁迅的翻译与创作语言极为简练，但也留下了悖论，因为这种古典词汇正是白话文学革命想要丢弃的东西[15]。事实的确如此，鲁迅虽极力支持白话文运动，批判文言，但他本人从未停止使用文言。鲁迅于1913年4月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第一篇小说《怀旧》就是用文言写的。此外，他早期在日本写成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说文，不仅用文言写成，而且内容相当艰深，颇具古体风格，非常难懂。
整个下午，梨花就坐在门前的屋檐下，呆呆地望着发白的天空。她感到无比沉重，整个人木搭搭的，脑袋里像灌满了铅。黄方永在院门口玩，跑来跑去的；梨花对此压根儿就没往脑子里去，直到他拖着一只鱼篓跑进院子来，当她看到鱼篓里零零星星地掉出来的东西时，脑袋像是被硬物猛地撞了一下，顿时生痛生痛的。她清楚那是什么。梨花突然站起来身来，朝小家伙走去，将他抱起来，从他手中夺下鱼篓。黄方永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就尖叫起来；桃花突然从里屋冲出来，大声吆喝道：“你别碰他！”她冲过来一把从梨花怀里夺过儿子，细细地掸了一遍他身上；随即扬手朝院门口一指，对梨花吼道：“你走，你还赖在这儿干什么？！”梨花惊愕地望着姐姐桃花。
鲁迅的创作实践中之所以没有完全采用白话而时时沿用古文，表面上似乎与他抨击古文的立场相左，细细考察发现，这正反映了他对于语言和文体的深刻理解，不盲目否定文言，也不盲目夸大白话文。对于鲁迅而言，白话文运动的目的和结果并不是极端地废文言、兴白话，而是良好协调文白两端的优势，发展新的现代化的汉语语言[16]。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需要，他赞成改革，支持白话文，但在他的创作和翻译实践中，鲁迅遵从文字语言的内在要求，不是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做简单的是非选择，而是做到真正考量语言文字及其风格的需要和效用，是看到了语言和思想内在联系的本质。这一点，与胡适极力倡导白话文运动并将其称作“文学工具”的革命大为不同。
有趣的是，正当白话文运动热烈进行，白话文学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时候，却又突然流行着一股“古典风”，反传统的斗士胡适突然提出“整理国故”的运动口号。尽管胡适的初衷本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可以有机结合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基础，进而在此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并再造新的文明[17]，但造成了另外一些卷入“整理国故运动”的“国粹”论者反借“整理国故”之名，行封建复古之实。鲁迅对这股背离新文化运动方向的文化逆流提出强烈的批判。鲁迅在《古书与白话》一文中的一段话呼声明显：“古文已经死掉了；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18]228这段话体现了非常明显的“中间物”哲学思想，评判了白话文运动中出现的反反复复。鲁迅认为白话文既可以写成进步思想的文章，同样也可以用来写成腐朽思想的文章，所以不断地进行思想革命才是关键，这也代表了一种进化过程的“中间物”环节。所以鲁迅并不纠结于白话文文字本身，而是看透语言的本质属性，着眼于思想潮流的革新。白话文也只是改革道路上的“桥梁”，也即“中间物”，也还是在进化中的，是现代语言与新文化新文学改革历程中的“中间环节”和“中间阶段”。正如有学者总结的那样，梁启超将白话文抬进文学殿堂，胡适推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成为“文学的国语”，瞿秋白引导了白话文向大众语言的推广与进化，而鲁迅则基于“中间物”思想串起了这一段语言文化进化的历史[17]。正是鲁迅独特的翻译和文学创作语言以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成了中国现代汉语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的改造，引领了中国文学史革命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再到现代文的过渡与转变。
daoh.any2000：《金 粉 世家》是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早期新闻生涯积累的生活素材的一次集中展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务总理的儿子金燕西偶遇平民女子冷清秋，不惜一切代价苦苦追求，而学生身份的冷清秋虽内心清高、孤傲，但囿于对金燕西的绝对信任，与他一起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于是和金燕西演出了一场从恋爱、结婚到婚变、出走的感情悲剧。与此同时，另外一条线索也贯穿其中，金燕西的父亲国务总理金铨在官场上的跌宕起伏，到最后的突然离世，暴露了北洋军阀时期官僚们骄奢淫逸、勾心斗角的丑恶嘴脸。这是一部长途跋涉的连载作品，1926年在北京《世界日报》上连载，至1932年刊完，近乎6年。
四、结语
鲁迅的“中间物”思想是在社会变革的现实、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与联系、进化论思想以及尼采生命哲学的影响下形成。“中间物”哲学思想指世上一切事物都并非圆满，而是处在一个动态的“中间”环节，不断趋向于“圆满”的进化过程。“中间物”意识影响了鲁迅翻译思想的形成和翻译活动的进行，让他在彷徨和困惑中仍最终选择并坚持了“直译”和“硬译”的主张，重视复译，在翻译和创作活动中采取了对文言文批判却又与白话文交替使用的语言文化策略，在“中间物”的过渡环节中实现了从归化到异化再到优化的翻译思想进化，逐步探索以“中间物”翻译来沟通中西文化，从思想启智上为国人打开了走向世界又自立于民族之林的通路，从文艺事业上促进了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丰富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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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ilosophical Motivation of “Intermediate ”Consciousness in Lu Xun ’s Translation Thought
LIU Kongxi LUO Xian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Hubei 445000)
Abstract ：Lu Xun’s translation principles have a lot to do with the“intermediate”consciousness, which was inspired by the social reality of that time,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ultures,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and Nietzsche’s“Superman”philosophy, etc. The“intermediate”consciousness, an“intermediate state”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stimulated the formation of Lu Xun’s translation thoughts and his translation practice, especially his claims like“literal”and“hard”translation, retranslation as well as the mixture of criticism and alternate use of classical and vernacular Chinese. The choice and implementat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within such “intermediate”consciousness facilitated the transition of translation evolution from naturalization to alienation and then to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Key words ：Lu Xun; “intermediate” consciousness; translation thought; translation practice
doi ：10.16169/j.issn.1008-293x.s.2019.03.006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3X( 2019) 03-0033-07
收稿日期： 2019-01-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鲁迅的翻译伦理思想研究”(11XYY004)。
作者简介： 刘孔喜(1981— )，男，湖北浠水人，湖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学、翻译教学研究。骆贤凤(1970— )，男，湖北咸丰人，湖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 张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