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顶摩崖：一部刻在绝壁上的梵净山佛教史书
张 明
（贵州大学历史系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在梵净山新金顶绝壁之上，刻有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到民国时期的摩崖十七处，最早摩崖至今已有近500年历史，是为著名的“金顶摩崖”。本文拟通过考察“金顶摩崖”的阶段分期和具体内容，揭示明清至民国时期梵净山佛教源流和兴衰起伏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 “金顶摩崖” 梵净山 佛教
梵净山是贵州历史名山和佛教名山。早在汉代，就以“三山谷”之名载入《汉书地理志》；其佛教最早则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1 张明：《梵净山佛教源流考》，《佛学研究》2005年总第14卷。 宋代已经在周围州县建有寺庙。2 田青：《宋代梵净山周边佛教寺院考》，《铜仁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据相关地方志资料记载，明代前中期，佛教已经传播至梵净山核心地区，主要分布在主峰凤凰山、金盏坪一带，留下许多佛教遗址；降至明代中后期的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梵净山寺庙已经转移到新金顶一带，凤凰山佛教于是逐渐淹没无闻。3 《民国江口县志略》：“自梵净山（新金顶）开山后，凤凰山遂没。” 笔者长期考察梵净山佛教源流，注意到明代留下有一部重要的梵净山志书——《九龙山志》，该志在清代文献中广为引用，而新金顶4 梵净山是武陵山脉的主峰，核心区三峰高耸——凤凰山海拔2572米，老金顶2449米，新金顶2336米，九条支脉向外延伸，是贵州高原上相对高度最高的山峰，成为乌江和锦江的分水岭。本文所称“金顶”，系指开发最晚的“新金顶”。 佛教就是梵净山佛教最鼎盛时期的产物。与此相印证的是，在新金顶绝壁之上，保存有从嘉靖、万历到民国时期（1920）的十七帧摩崖，最早摩崖至今已有近500年历史。1981年，“金顶摩崖”已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文通过考察“金顶摩崖”的阶段分期和具体内容，揭示梵净山佛教在新金顶一带兴衰起伏的历史过程。为了简便起见，先将“金顶摩崖”全部列表如下：
“金顶摩崖”（1549—1920）一览表
一、佛教传入新金顶和朝山道的开辟
梵净山新金顶最早摩崖是嘉靖年间四川成都府某县西街某人所刻的“南无阿弥陀佛—孝义坊天”摩崖。这对帮助我们了解佛教传入新金顶的情况十分有用，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原文如下：
3.单方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为了骗取更多钱财，不法分子通常采用肆意认定、人为制造借款人违约等手段，以没收“保证金”、抵押物等为由占有借款人财物，并通过畸高的罚则大幅增加欠款金额。对于借款人的部分还款，不法分子往往不出具收条，也不归还借条，或要求借款人将还款转至第三人名下，事后却以原始借条主张借款。在借款人无力还款后，不法分子转而向借款人“推荐”其他“小额贷款公司”或个人与借款人签订新的“借款合同”予以“平账”，［7］通过“借新还旧”迫使借款人再次签下远高于实际借款金额的“套路”合同，层层“平账”“再借款”使得债务“滚雪球”般扩大，继而实现恶意垒高借款额的目的。
南无阿弥陀佛
住宿环境升级，确保住得舒心。生活无烦恼，全县5个乡镇有室内独立卫浴的周转房占80%，其他房间均配备楼层卫生间、洗澡间、洗衣房。健身有去处，室内健身有跑步机、卧推架、单车等器材，户外锻炼有篮球、羽毛球、兵乓球等场地。减压有场所，减压室配置拳击手套、橡皮人等减压用具，文娱室配备象棋、围棋、纸牌等，小影院可满足20人观影需要。医疗有保障，在健康小屋配备温度计、血压计、体重秤，常备家庭药箱，备足日常药品。
无独有偶，在梵净山天池寺（护国寺）发现万历三年（1575）石雕佛像多尊，可以印证新金顶佛教在万历初年兴盛的情况。而天池寺（护国寺）至新金顶的西朝山大道成为当时最繁忙的朝山道。值得一提的是，在《院道摩崖》中的“善士”杨洪德，在棉絮岭剪刀峡的《募化重修朝山道摩崖》（1588）中再次出现，他就是开辟西朝山大道的功臣。原文如下：
□县西街
孝义坊天
印江上街杨里老再运具诉，上司察院蔡、都清道曹、抚苗道杨总批，印江知县雷差委官义民王踏看。回呈委系古迹名山，申明详允。批准本县给颁火牌告示帖文，承招善人，开砍路到，通行朝睹，起竖庵殿。
□□□□
□普通□
他太累了，生死边缘几番徘徊，他的精神和体力都受到了极大的消耗，纵然他此刻强打精神，告诉自己不能睡，但意识还是在渐渐模糊。
□□□
□靖□十八年□月十五日给1 铜仁学院黄尚文教授、江口县政协刘胜平主任分别为笔者提供释文和照片，特致谢意！
该摩崖共9行，原46字，因15字散漫难认，现存只有31字，但不影响内容的识读，可以反映明代嘉靖年间佛教传入梵净山新金顶的情况。早在明代初年，梵净山地区比较出名的寺庙有印江县的宋代西岩古寺（965）和松桃县的天马寺（1373），江口县也保留有宣德铜香炉（1431）。但此后一百多年，梵净山佛教淹没一百余年之久，这是全国禁佛之故。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云：“计明宣德以后、隆庆以前百余年间，教律净禅，皆声闻阒寂，全中土如此，不独滇黔然也。”嘉靖、隆庆间弛禁，梵净山开始第一次重建。此次重建活动一直持续到万历初年，有30余年之久，除修复西岩寺、天马寺外，另据(道光)《印江县志》载，又新建了孝慈寺、回龙寺、天庆寺，2 张明：《梵净山佛教源流考》，《佛学研究》，2005年总第14期。 这是山麓寺庙的情况。该摩崖重要价值有三：一是可以将梵净山新金顶佛教传入的时间定位在嘉靖年间；二是表明梵净山佛教与四川佛教的紧密联系；三是梵净山佛教与推行儒家孝道有关。具体而言，该摩崖开宗明义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正文又有“孝义坊天”等四句偈语，表明佛教与儒家思想的融合；末尾三字，应当为摩崖刻写者，可惜无法看清，但他的籍贯是“四川成都府某县西街”无疑，他或许是居士，或许是文人，或许是游客；时间落款为“□靖□十八年□月十五日给”，嘉靖在位45年，“□靖□十八年”为“嘉靖一十八年”可能性较小，而为“嘉靖二十八年”（1549）和“嘉靖三十八年”（1559）可能更大，如此说来，佛教传入梵净山新金顶的时间最早可以确定为1549年或1559年，至今已有460—470年之久，比梵净山著名的《敕赐碑》（1618）还要早六七十年。
接下来是明代万历元年（1573）的《院道摩崖》，系印江知县雷学皋奉贵州巡抚蔡文等之命修建新金顶寺庙和开辟朝山大道的珍贵实录，原文如下：
院道
□观后□
招善士杨洪德、陈普庵、杨万林。若有人损坏，一字承当经十部。南无阿弥陀佛，万善同归。
《院道摩崖》是新金顶目前发现最早的官方摩崖，可以证明官府对于梵净山佛教的高度重视。按：“院”是贵州都察院；“道”是“都清道”“抚苗道”。“蔡”是贵州巡抚蔡文；曹、杨两人待查；“印江知县雷”，据《道光印江县志》是雷学皋。根据蔡文和雷学皋就职时间考察，他们在贵州有交集的时间为万历元年，故可以确定该摩崖刻于万历元年（1573）。
从《院道摩崖》原文可知：印江知县雷学皋奉巡抚蔡文和都清道曹、抚苗道杨之命，差遣委官和义民前往踏看，回呈称梵净山“委系古迹名山，申明详允”，于是蔡文批准印江县“给颁火牌告示帖文，承招善人，开砍道路，通行朝睹，起竖庵殿”。可知新金顶之上著名的“释迦殿”“弥勒殿”当建于此时，距今已有446年的历史。
四川成都府
……湖广镇远府板桥屯发心寿，舍资财，此日化缘。信善余刚、同男余嘉茂、古、录、训、注，婿男黄德平、女余氏，右既一家眷等，且余刚，人人清泰，寿命延长。土地起工，舍身岩、小尖山下，至处起至凉水井止。
崇祯元年（1628）梵净山发生“三山苗之乱”，2 江口县民和镇黄柏山村有崇祯元年（1628）“都司佥书”陶弘谟征“三山苗”摩崖一帧，可与地方志、历史文献相互印证。 加之清初梵净山又成为抵抗清军的重要根据地（南明大臣谢国楩），故梵净山佛教遭到严重破坏。清康熙年间，镇压“吴三桂叛乱”之后，清朝在贵州的统治已经稳固，为了加强对“黔东苗疆”地区的治理，清王朝再次敕封梵净山，重修扩建寺庙，以强化佛教对少数民族的教化作用，故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新金顶连续出现多处摩崖，表现梵净山佛教在清代最鼎盛时期的情况。现选几处摩崖原文并分析如下：
万历十六年中秋
其一、咸丰二年六月湖南辰州府沅陵县彭业贤等《重铸金顶弥勒像观音像摩崖》（1852）
该摩崖的时间为万历十六年（1588），文中提到“化主杨洪德”等十余人，可推知杨洪德因开辟西朝山道而募化到达了湖广镇远府（今贵州镇远县）一带，这些善士、信众积极投身到开辟朝山道路的行动中来，开辟了“土地—舍身岩—小尖山—凉水井”一段朝山道，时间距新金顶《院道摩崖》（1573）已经有15年，可见杨洪德开路时间长达15年之久，这正是从印江县—天池寺（护国寺）—剪刀峡—新金顶的西朝山大道中最艰难的一段。在西朝山大道必经之路的棉絮岭剪刀峡刻下此摩崖，表现他们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和祈求“人人清泰，寿命延长”的愿望。
《院道摩崖》表明梵净山因系“古迹名山”，由省、道两级级官员下令修建寺庙和开辟朝山大道，故印江知县和善士奉命重新恢复扩建。此次重建27年之后，梵净山因“播州之乱”（1600）遭到破坏；僧妙玄和尚隐居梵净，重修寺庙；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万历皇帝敕封梵净新金顶，1 张明：《梵净山弥勒道场〈敕赐碑〉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4期，第34～41页。 修建五大皇庵，开辟四方道路，梵净山沐浴皇恩，崛起成为西南佛教名山，梵净山佛教走向兴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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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重修新金顶与梵净山佛教鼎盛
修路用工：雷应德、冯邦成、录应春、王仲海、高应成
其一、康熙五十二年思南府印江属地化稿坪深溪凹众姓等《重修金顶天桥功德碑》（1714）
思南府印江属地化稿坪深溪凹众姓等
Cox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前ADCtot值与S-1均是患者总生存期的独立预后因素。肿瘤大小、年龄、性别、支架、肿瘤部位、其他治疗等因素与总生存期未见明显相关性。ADCtot值的风险比为1.083，即ADCtot值每增加一个单位，患者的病死风险升高1.083倍。S-1的风险比为0.329，即射波刀加口服S-1患者的病死风险是未口服S-1患者的0.329倍(表1)。
李进美、范氏、毛启元、吴氏、田玉阶、袁氏、袁成文、田儒璋、周氏、吴门田、氏、卢国祖、杨氏、杨明臣、安氏、蒋学茂、毛氏、卢国太、蒋氏、史应朝、任氏、李门陈氏、陈万友、黄氏、邓门李氏、程秀、吴氏、傅门张氏、周国顺、李氏、程安富、史氏、田儒学、田玉璠、杨氏、李崇亚、田氏、杨明德、秦氏、梅之学、余德富、严门余氏、梅之洪、黄君袭、张氏、李崇明、吴氏、田景舂、刘氏、陆如敬、龚氏、黄金仲、田氏、陆近泰、周氏、罗应忠、李氏、邓自发、赵门田氏、田门安氏、赵子良、安氏、雷门罗氏、王门胡氏、袁成德、陈氏、田德普、徐启盛、安氏、吴元臣、雷氏。
金刀匣碑于新金顶金刀峡中部，刻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记载铜仁府松桃长兴堡善男信女16人捐资修筑金刀峡的情况：所捐功德共8两6钱（其中最多捐l两5钱，最少捐l钱），这对了解乾隆年间梵净山地区普通民众的经济状况和对梵净山佛教所捐功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由图8可以看出，随着砾石含量的增加，试样的沉降量在减小，当砾石含量在40%～50%附近时，变形幅度逐渐减小，变形开始趋于稳定。由图9可以看出，随着砾石含量的增加，试样的渗透系数在0～15%的砾石含量阶段减小，15%以后随着砾石含量的增加，试样的渗透系数开始逐渐减小，砾石含量大于45%后，渗透系数的变化显著增大，这与文献[28]中所说内容相符合，在一定范围内，随着砾石含量的增加，砾石起到了骨架作用，变形减小，但当砾石含量达到一定程度时，骨架作用增强，细粒含量减小，不能完全填充骨架内的孔隙，渗透系数随之减小。
皇清康熙五十二年仲秋吉旦
该摩崖详细列出了“思南府印江属地化稿坪深溪凹众姓等”在“信士田德纯”带领下，捐资重修新金顶天桥功德的人名清单。按：田氏是梵净山地区郎溪土司一系，实力雄厚，素有威信，对梵净山佛教作出重要贡献。1 张明：《明清时期土司土官与贵州佛教关系考论——以贵州梵净山地区朗溪蛮夷长官司正长官田氏为例》，《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另据地方志资料，新金顶原有天桥三座，均是僧众背负石块、攀登绝壁而建，可见僧众重修新金顶的艰辛与虔诚。
其二、雍正六年印江生员戴法贤、严璠等《重修金顶新路观音殿碑记》（1728）
……梵净山自我朝勅封以来，尤称黔州之佳境也。惟有半山之岩穴，为观音所居之地，因风云飘摇而金身渐颓。有坐净僧人，往往见金身而显像，对匠人向文泋而言谈。向彼欲一人而修殿宇，砌石栏、盖石瓦，因年岁凶荒，一人不能独成。有邓维梓等，募数人而出食闭门，向捐工成，而修左右二壁，宝棹一张，久之而殿宇维新矣。其外培砌，在于化主垂功也。是为记。
领袖：邓维梓、张国忠、杨正祖、王朝申、张文彬、廖伦、戴兴予。
设备安装完成使用至今，基本实现了桥吊大车与集卡车辆的定位系统、桥吊远程监控系统、桥吊远程操控系统、码头入口闸机与集卡旋锁联动系统功能，达到了桥吊远程智能化操控的目标，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待改进完善后，可进一步推广使用。同时建议开展桥吊小车定位系统的开发研究。
思南府礼部员外安修德助银三钱，安永圣一钱六分。
率徒印江县人严璠
大清雍正六年戊申岁仲秋月吉旦印江县生员戴法贤题
该摩崖中的“印江县生员戴法贤”在印江县城峨岭村《戴氏宋谱》有载：“十四世祖代法贤，号豫章，邑生员，生下三子。”按：戴氏家族是印江县一大著名家族2 印江戴氏家族，“戴”与“代”混用，“戴法贤”在族谱上写为“代法贤”。 ，人口众多，人才辈出。与之有亲缘关系的是同处峨岭村的严氏家族，而严璠正是严氏家族的代表人物。由此可见，除了势力强大的田氏土司家族之外，印江戴、严两大家族也参与重修新金顶观音殿，对梵净山佛教也有力焉。
其三、雍正六年外省游客摩崖（1731）。经过康熙、雍正年间的大力重修，梵净山佛教达到最兴盛阶段，朝拜之人远及四川、湖南、江西、江浙之地。雍正九年（1731）湖南芷江县、四川酉阳州众姓重修天桥；酉阳刘华里等九人所刻对联云：“到此间来来往往灭了许多奸雄，由是路口口声声念不尽的南无。”
其四、乾隆四十七年（1782）楚人“心”题游记摩崖一幅，反映了梵净山在湖南以及江南一带的影响。“心”题摩崖原文如下：
梵净嵯峨口净天，崇尊五岳共巍然。
古今世相生成佛，来往谁口为此山。
阿迪克斯具有完备的道德品质，他引导斯库特学会看到人性真善美、温情的一面。他说：“有一种东西不能遵循从众原则，那就是良心。”拉德利性格孤僻、十几年足不出户，是人人眼中的怪人。人们对他有很多传言，视他为危险人物。经过几次非直接接触，到最后在招到报复袭击时，拉德利出手相救，斯库特发现拉德利跟普通人一样，是一个有血有肉，善良正直的人。泰勒法官在法庭上不拘礼节，但他精通法律，知道汤姆凶多吉少，特地指定阿迪克斯为汤姆的辩护律师。泰特警长为汤姆的冤死感到无能为力和可惜，他努力尊重拉德利的隐居生活，不让人们去打扰怪人拉得利的生活，因为把拉德利拉到聚关灯下就是在犯罪。
一凤山头开玉阁，九龙池畔拥金莲。
On solving Eqs. (5) and (10) using the coefficients derived in Eqs. (7), (8), and (9), we get
目前我国农业机械化立法已经初具规模，相关立法从各位阶概况到条文内容极为庞杂[4]，伴随着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1993年制定，2002年、2009年、2012年修改）的颁布，已经逐步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准部门法体系。
楚南迢递肯相谒，也是前身有此缘。
乾隆四十七年心题
2.幸福感就是满足感。员工通过立足主岗，开拓复岗，不停地提高自身学习能力和创造力，在实现自身的人身价值的同时，也将为企业的发展增光添彩、添砖加瓦。在这种“我为企业做贡献，企业为我谋幸福”的良好互动模式下，员工将会从超越自我、敬业奉献中获取一种自我心理的安慰和暗示。与此同时，它会给广大员工提供一种正能量，使得员工对待工作更加积极，并且经常能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见意，推动工作不断向前发展。形成一种动态的闭环管理体系，从而能够为公司乃至企业提供永不枯竭的生命助推力。
摩崖刻在新金顶石壁路旁，无诗名，诗末有“乾隆四十七年心题”字样，推知“心”当为此人名字；而由“楚南迢递肯相谒，也是前身有此缘”一句，可知“心”来自荆楚一带。其五、乾隆五十五年（1790），松桃长兴堡姚秀岚等《金刀匣碑》，原文如下：
金刀匣碑
长兴堡众等列名于后：
姚秀岚乙两五钱，谢田氏五钱，杨国柱乙两，杨绍富乙两，李张氏乙两，李胜兰五钱，姚胜聪五钱，姚秀达五钱，姚朝俸五钱，杨胜举五钱，向世举五钱，昊昌隆一钱，滕具忠二钱，宋德万一钱，李鳌一钱，杨正奇一钱。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
信士田德纯
综合以上几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在新金顶所刻摩崖，可知梵净山佛教对贵州本省和周围湖广、四川，乃至江南地区的民众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从康熙、雍正一直延续到乾隆时期，时间有一两百年之久，地方志文献和诗人文集均有较多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梵净山因此达到最鼎盛时期。
三、清末至民国梵净山佛教的衰落
嘉庆年间，梵净山地区发生石柳邓、吴八月率领的苗民大起义（1795），清军残酷镇压，加之咸丰、同治年间铜仁“红号军”起义，梵净山遭到最严重的破坏，梵净山佛教进入清末的衰落时期。光绪年间虽经贵州巡抚岑毓英重修，并实行“军管”，梵净山佛教出现三十余年的中兴景象，1 张明：《贵州巡抚岑毓英与佛教名山梵净山的重建》，《人文世界》（第六辑），巴蜀书社，2015年。 但从道光一直到民国时期，梵净山佛教衰落的总趋势还是不可挽回。新金顶有多处摩崖反映了清末至民国时期梵净山佛教衰落的情况，特选道光和民国两处摩崖为例分析之：
化主：杨洪德
5.全身。在全身寄生的有猪囊虫、细颈囊尾蚴、旋毛虫、弓形虫和猪住肉孢子虫。猪囊虫(猪囊尾蚴)是人的有钩绦虫(猪带绦虫)的幼虫，多发生于“流浪”猪，圈养猪基本上不发生，但其成虫阶段则为猪带绦虫。这些都是人畜共患的疾病，但目前发病率不高。
盖思人生幼小，全靠父母抚育成人，下至庶人，莫有不祭祀佛天神袄者也。此生成佛地，自明朝敕封仙山，钦命云南督臣铜铸佛祖二尊。道光廿七年，弥勒佛祖失见。于卅年进报恩，本月夜扬金鼎，梦佛命我成之。是以劝化众善，重铸铜弥勒佛一尊、救苦观音一尊，保佑国泰民安，永无灾难，是以为序。望后善修造佛殿是幸。承首彭业贤都酉，辰州府沅陵县人氏，在铜仁府城开店，劝化大善功德，难逑芳名，故列首事，但出功德者，佛必佑之。
常德、江西客助钱廿六千五百文；又常武陈、王、徐、汪、孟上金□□□；苏州、湖州朱、蔡、吴钱二千六百文；镇筸熊、李共钱三千文；铜城众善共钱六十二钱八百文；客寨众善共钱八千五百四十文；玉屏僧俗共钱十钱五百文；坝黄乡共钱一千六百文；坝盘乡共钱三千六百文；江口众善共钱十八千□□文；宙罗硐僧俗共钱十四钱□百文。
首人唐士遂、熊富茂、葛文星、邹志连、廖有义、傅聚顺、吴鼎国、褚明光、胡来顺、杨吉顺、舒方禄、庄来荣、徐陶氏、田董氏
首僧明高、僧上斌、僧普湛、僧觉真、觉照皇清咸丰二年六月
摩崖刻于咸丰二年（1852），记载明代所铸弥勒铜像在道光年间丢失的情况。湖南辰州府沅陵县彭业贤因梦见“佛命我成之”，于是承首募化，众助功德，重铸新金顶弥勒像、观音像。功德近的来自于贵州铜仁、江口僧俗的捐献，远的则有湖南、江西、浙江一带香客的捐献，结合梵净山《大香山》剧本在江浙和北京的流传，表明梵净山在晚清的影响已经传遍大江南北。由于梵净山重塑佛像本地无法承担，而需要远近僧俗和香客的捐献，也说明梵净山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了。
其二、民国九年六月镇远县万福香等《偷盗金顶铁瓦受罚摩崖》（1920）
光绪时期，梵净山佛教虽然出现短暂中兴。但降至民国时期，由于“军管”废除，管理松懈，梵净山佛教走向最终衰落。在新金顶石壁上，刻有民国九年六月镇远县万福香、沿河司张香首偷金顶寺庙铁瓦受罚摩崖一处，表明梵净山佛教在衰落阶段的状况：
金顶铁瓦不准人偷窃，倘或有犯者，神明定处决。时有镇远县万福香、有一梁国臣偷取铁瓦一块，被人拿获，伊香首田万兴自知理虚，罚钱一千二百文，勒石儆后。次日又有沿河司有一张香首仍蹈此辙，众欲送官惩戒，哀求免究，自愿出钱三千五百文，勒石刻碑，免后效尤。特此谨白，远近周知。
民国九年六月谷旦立
对于英语习者而言，能够在任何语境中都用对词汇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英语高学历人才有时也会出错，在不同语境中使用同一个单词，或受到口语的影响，在正式语体中使用相对随意的词汇。因此，研究obtain，gain和acquire的使用文体是十分有意义的。
该摩崖明确记载镇远县万福香和沿河司张香首连续偷盗新金顶（释迦殿或弥勒殿）铁瓦的情况，两人分别被罚钱1200文和3500文。与康、雍、乾时期民众踊跃捐献功德、重修寺庙相比，民国年间的民众在梵净山寺庙里偷盗不断，表明民众虔诚朝拜梵净山佛教的盛况已经不复存在。信仰的丧失说明人心的堕落，也见证了梵净山佛教在民众心中已经失去神圣的地位，梵净山佛教在民国时期的乱世中最终走向衰落。
四、结语
金顶摩崖是梵净山核心地区珍贵的佛教文化史料，这十七处摩崖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时间较长，从明清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延续时间长达371年，最早摩崖距今已近500年；第二，内容丰富，反映梵净山佛教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可见其兴衰起伏之历史过程；第三，人员众多，既有省、道、府、县各级官员，又有高僧、文人、善男、信女，甚至还有盗窃寺庙铁瓦的不法之徒。在同一处绝壁上有如此众多摩崖石刻，这在贵州是绝无仅有的，梵净山作为贵州佛教名山，名实相副。
令人忧虑的是，新金顶摩崖虽然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列有保护标志，但随着梵净山旅游的开发和持续火爆，不少游客在金顶摩崖上刻画涂鸦，对原迹损害较大。另外，雄奇险要的新金顶也成为许多攀岩爱好者的觊觎之处，某县专门成立了攀岩运动基地，曾经组织了在新金顶绝壁上的攀岩比赛，钉下的铁钉至今还保留在金顶摩崖周围的石壁里，让人痛心疾首！呼吁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切实加强保护金顶摩崖，让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物资料完整保留下去。
Jingding Cliff Carving/Painting: A Historical Buddhism Book Carved in the cliffs of Fanjing Mountain
Zhang Ming
Abstract： On the mountain of the clifs in Fanjing Mountain’s new Jin Ding, There were carved in 15 Clifss carvings from The beginning of Ming Wanli to Mingguo Times, it has been lasted for 350 years, it is famous for the cliff paintings. Through the survey of Jinding Carving cliffs painting , its section of time, and its real content, it embodies and discover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Fanjing Mountain’s Buddhism resources and its properious period or decading times.
Key words： Jinding Carving paintings；Fanjing mountains；Buddhism.
中图分类号： K247-K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05（2019）02-107-113
作者简介： 张明，男，贵州印江县人，土家族，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夏威夷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贵州地方史、教育学。
责任编辑：林建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