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概念研究中的两种“硬伤”——从概念分析到转变思维方式兼与熊斗寅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念论文,两种论文,思维方式论文,硬伤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眼下一件令体育理论工作者颇为尴尬的事情是，对体育概念的研究，在没有进入理论上的界定、分析、证明之前，大家不仅心理上对它格外清晰，使用时也极为得心应手，如同它具有一种先在的自明。而一旦把它纳入到现代学术的“概念分析”语境中，企图弄清它的本质内涵时，就会事与愿违，每每引发一场百家蜂起的学术争论。而争论的结果亦非“真理越辩越明”，而是“你不说我反而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争来鸣去各执一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对体育语词概念的争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一个重要原因是，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体育语词概念分析的层次上，放在了旁征博引的“材料”方面，有些人甚至到了不认真考究材料的真伪就加以引用的地步。而一旦这种学术争议达到哲学层次，进入到一种纯粹理性的高度，人们就会发现全部问题都出在用来进行分析的思维方式与方法上。换句话说，体育理论工作者在探讨体育概念时一直存在着两种“硬伤”：一种是在分析体育语词概念时能够鉴别出的“材料硬伤”，另一种则是人们很少注意的“逻辑硬伤”。然而在经验批判占绝对优势的中国当代体育学术界，随处可见的都是对前一种“硬伤”的讽刺挖苦，而对体育界诸多学人们陈旧的粗放式思维方式与认知图式，对那种“刀耕火种”式粗糙的精神生产观念，则几乎听不到什么真正尖锐深刻地批判与检讨。
由于问题主要出在哲学思维层次，特别是出在康德的“先验观念”领域，即主体关于对象的认识方式与认识能力方面[1]，因此，当今体育界的学人们，在进一步探讨体育概念时，首先就应该从传统的经验批判方式中挣脱出来，以便清理出一种作为真正精神生产创造活动所应具有的主体思维结构，从而把体育学术研究提升为一种纯粹的知性活动，并由此使人们去获得一些体育的“真”知识，“真”学问，解决一些体育的“真”问题，这不仅对创建体育科学理论体系，营造良好的体育学术风气，而且对把握新世纪中国体育的根本走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在进一步研究、探讨体育概念问题时，不仅要讲批判，而且更要讲的是如何批判和批判什么。
近日拜读了熊斗寅先生发表的《“体育”概念的整体性与本土化》一文[2]。笔者对熊先生所倡导的“我们必须丢弃任何成见，以学术民主的精神，虚怀若谷的态度，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展开讨论和争论”的观点大为赞赏，也完全赞同熊先生对探讨体育概念的意义所具有的深刻认识。但笔者对熊先生仍持有的“Sport－体育”和“Sport已成为体育大概念”的观点，以及“用汉语拼音，‘Tiyu’作为体育总概念”的最新主张，却完全不能苟同。本着学术民主的精神，本文就熊先生在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两种“硬伤”作一剖析。
2 体育概念研究中的两种“硬伤”
2.1 体育概念研究中的“材料硬伤”
“材料硬伤”主要是指作者所引用的材料出处及其准确性，翻译是否恰当等问题提出的。
郭沫若先生[3]曾指出：“无论做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没确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
我在这里引用郭沫若先生的这段话，是想说明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多年以来我们都信以为真的，甚至一度被列入体育专业教科书的、熊斗寅先生所介绍的安德鲁斯三角形及其中文解说，却是体育概念研究中最大的“材料硬伤”。熊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创建的“Sport大体育观”理论，正是依据其主观意会的此“材料硬伤”才风行全国的。
熊先生在文章中是这样解释这个三角形的：“左图说明三者是一个整体，学校体育（原文是Physical Education，可译为身体教育）和群众体育（原文是Physical Recreation，可译为身体娱乐）是整个体育的基础，而竞技体育（原文是Elite sports，可译为尖子体育或高水平竞技体育），这是在二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形式。”在解释完这段话之后，熊先生自己也坦然承认，这段话“是我个人在翻译和学习中的体会。”
首先，我们需要做出鉴别的是，这个被誉为“金字塔联合统一体”的三角形究竟是被安氏肯定的，还是被安氏否定的，这是我们评价熊先生引用这个三角形的首要依据。
根据著名体育学家林笑峰教授[4]的研究，“金字塔大体育之说，是从国际体育联合会秘书长安德鲁斯1975年发表的一篇‘体育与奥林匹克体制’文章中附会出来的。安文中阐述的核心内容是Physical Education（体育——身体教育）和Physical Recreation（体娱——身体娱乐）的区别。为了说明这二者的区别而明确地指出了西方社会流传的把体育、体娱、高级竞技三者视为金字塔式的联合统一体这种错误意识。安文把这种错误意识，形象地描绘成一个金字塔（三角形）。”并批评指出：“金字塔的实例，代表着英国许多体育教师的习惯意识。”由此可以看出，林先生与熊先生解说的这个三角形恰好相反。就这一至关重要问题，我专门电话咨询了林笑峰教授。据林先生介绍，为了彻底弄清楚安德鲁斯用法文撰写的这篇文章的真正含义，当时还在东北师大工作的林笑峰教授与两位法语专业翻译，三人一起（用林先生的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经过逐字逐句精心研究安氏原文，才最终搞清楚安氏引用这个三角形欲说明的最主要问题。
当然，安氏的否定也可能是不对的。若安氏否定的不妥，三角形正确，熊先生把它拿来，对安氏的否定予以再否定也未尝不可。但把安氏否定的东西搬来，硬说成是安氏肯定的东西，把安氏向全世界公开揭示和驳斥的这个代表西方落后思想意识的金字塔搬到中国，硬说是世界先进体育思想而加以推广，这是不妥的，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其次，熊先生把三角形左下角的Physical Education翻译成学校体育，右下角的Physical Recreation翻译成群众体育，顶角的Elite Sport翻译成竞技体育，是极不恰当的（详见“偷换概念”部分）。这种主观意会的做法，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行全国的“Sport金字塔大体育”和“Sport已成为体育总概念”之说奠定了错误的理论基础。曹湘君先生[5]在介绍这个三角形时就曾如实地说到：“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安德鲁斯并未表明大的等边三角形代表什么。这是因为在西方一些国家由于没有一个适宜的总概念。在这里，我们不妨用这个大三角形代表广义体育。”可见，“Sport金字塔大体育”之说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为臆造想象出来的。
安氏三角形被误用推广后，带来了三大危害：一是为“大体育”之说提供了错误依据，掩盖了体育的真义；二是强化了“学校体育、群众体育是基础，竞技体育是提高”的错误认识；三是人为地把体育分割成三类，歪曲了三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导致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上的混乱[6]。
2.2 体育概念研究中的“逻辑硬伤”
体育概念研究中的“材料硬伤”是能够鉴别出来的，而“逻辑硬伤”就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这与从事这项研究的体育理论工作者，其主体性思维结构有密切关系。
由于中国体育界的“Sport—体育”专家们，在研究体育概念时，首先预设了一个叫做“体育”的“Sport”，一直主张用“Sport（竞技）”当“体育(PE)”，所以在体育概念研究中出现了诸多“逻辑硬伤”。限于篇幅，在此仅就“逻辑硬伤”的两个最明显的表现作一剖析：
2.2.1 偷换概念
把安德鲁斯三角形中的身体教育（体育）PE(Physical Education)意会为体育教育（学校体育），身体娱乐（体娱）PR(Physical Recreation)意会为社会体育（群众体育），高级竞技(Elite Sport)意会为竞技体育，这是偷换概念的典型例证。体育(PE)是通过身体活动增强人类体质的教育过程，它是健身教育或体质教育的简称，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体育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竞技(Sport)是一种竞争性的身体娱乐活动，它是竞技运动娱乐消遣比赛游戏金牌的总称，是身体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竞争是其本质属性。身体娱乐(PR)是指为玩乐而进行的身体活动过程，是娱乐的一部分，包括竞技(sport)、舞蹈以及许多以身体活动为表现形式的娱乐活动过程。英文的sport与PR是密切联系着的。在英国，竞技运动是由身体娱乐中央理事会(Central Council of Physical Recreation)来管理。至今英国仍把用于竞技比赛的地方称为娱乐场(recreation ground)。Sport归类于PR，这与英美等国对sport一词的理解和PR的实情是相符的。汉语由于没有身体娱乐和身体文化这类语词，所以在翻译时，人们经常把PR和PC都翻译为体育。出现了体育和身体娱乐、身体文化名词概念双脱落的现象。体育(PE)与身体娱乐(RR)和竞技(Sport)，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6]。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熊先生竟对这样严重的逻辑错误“只能一笑置之”。
由于在熊先生的头脑中，“Sport—体育”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他把顾拜旦的那篇《Sport颂》翻译成《体育颂》[7]，就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实际上，用sport当体育，这不仅破坏了体育，同时也破坏了sport自身。最近张洪谭教授就对熊先生一直致力于推广的“重在参与”的奥运理念（从“重要的是参加，而不是取胜”，到“参与比获胜更重要”）提出了质疑。因为这一奥运理念常常与“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格言相矛盾，因而时常困惑着诸多体育界的有识之士。张教授“通过查阅相关的外文资料原说，发现汉语译文‘重在参与’是断章取义之谈，而真正符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主教所阐释的人生哲理的布道原话，其意译应是‘参与竞争重于获取优胜’。”[8]虽然在这个短语中，张教授只增加了“竞争”两个字，但它却与奥林匹克格言和Sport的本质达成了高度一致，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长期困扰人们理解上的障碍。由此不仅使我想起严复所说的一句翻译名言——“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对每一位体育界学人所意蕴的深刻含义。
2.2.2 大前提错误的“本体论证明”
“用Sport作为体育的总概念”，明显地犯了逻辑学上的“大前提错误”。这主要是由于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士缺乏对体育(PE)的感性体验和科学理性认识造成的。“sport大体育”将体育(PE)和sport合二为一，其目的在于集中搞竞技，实际上是以sport代替体育。这种名词概念双脱落现象，不仅丢掉了sport之名，而且也失去了体育之实。这种主张给那些善于乱用语词概念和乱下定义的“名士”们提供了用武之地。
坚持主张“用Sport作为体育的总概念”，这不仅使我想起欧洲中世纪神学的“本体论证明”。这是一种“从上帝的概念直接推出上帝的存在”的神学逻辑。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即首先预设一个叫“上帝”的概念，用来指称宇宙间最伟大最完善的存在物，然后推论说，既然上帝的观念是一个最完善的存在物观念，所以上帝是真实存在的。这种“本体论证明”的全部秘密在于，只要可以想到上帝这个概念，也就能证明它的真实存在。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引伸出，你只要不否定我提出的“Sport”是“体育”这个概念，那么你就不能否定我进一步提出的“Sport大体育”这个命题。这种理论显然不是从人的需要和存在出发，不是从科学理性认知的层次上去寻找问题进行研究，而是就概念论概念，从主观想象出发，去论证这个预先在头脑中想象出的“Sport—体育”存在物本身。它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只要你不能阻止人们在头脑中有自由想象的权利，那么你就不能去证明或批判“Sport大体育”这种想象物在人们头脑中继续存在的价值。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随着人们科学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风行全国的“Sports金字塔大体育”之说，随着熊先生最近强调“用汉语拼音‘Tiyu’作为体育总概念”新观点的提出，实际上正处在被全面解体的进程中。这实际上是熊先生多年来无法讲通“什么是体育”的情况下，主动寻求变通进一步解决问题的一个具体表现。对此主动精神，我们深表敬意。但用“Tiyu”作为体育的总概念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吗？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从科学求“真”的角度说，“大体育”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因此，无论是用“Sport”还是用“Tiyu”作为体育的总概念，根本就没有任何科学认知价值和意义，而只有审美道德价值和意义，它们只不过是一种具有审美象征意义的“符号”而已。在对体育概念持续争论了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熊先生又提出用“Tiyu”作为体育的总概念，实际上等于作者自己从科学认知的角度宣布了其创建的“Sport大体育观”理论的彻底破产。
可以预料，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深入开展，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由中国“Sports—体育”专家们所精心“构建”的“Sports金字塔大体育观”理论，必将被日益风靡全球的“身体活动金字塔(Physical Activity Pvramid)”（从塔基到塔尖共4层，依次为：生活方式身体活动，有氧运动和积极的sport，力量、力量耐力锻炼和柔韧性锻炼，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理论所取而代之。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除上述“逻辑硬伤”外，在研究体育概念文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多本质论”、“多目的论”等诸多“逻辑硬伤”。这些“逻辑硬伤”都源自于“Sport大体育”之说。
3 从清理材料向清理思维方式转变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体育概念研究中，郭沫若先生所指出的“材料的真伪”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固然值得重视、强调，然而，现在更应重视、强调的是，不仅那些缺乏真实依据的假材料危险，那些没有逻辑依据的假思维更加可怕。它使学术研究处于一种无根状态，丧失了它在知识语境中的真实性。
由于问题主要出在哲学思维方式层次，出在康德的“先验观念”领域，所以研究体育概念，重建中国当代体育基本理论体系，就不应再是那种日常习见的“经验批判”，而应该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先验批判”。因为只有对主体思维方式进行先验清理，才能取代经验方法中的材料第一性，而这才是从事学术活动最必要的基础。所以，当代体育理论工作者很有必要在其认知图式上进行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它的核心可描述为从概念分析到转变思维方式。这就是说，体育理论工作者只有在经历了“从清理材料到清理思维”的理论转型之后，对体育概念这一持续多年的学术难题的争论才能真正得以解决，中国体育的科学化与现代化才能真正得以实现。一言以蔽之，只有先验批判，才能完成体育界诸多学人们陈旧思维方式的“哥白尼式革命”。
说到这儿，我不仅想到许多体育学者经常理直气壮地追问的一个问题，即先验理性究竟有什么用？那种脱离了现实经验实践的学术活动究竟有什么用？每当遇到这种追问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位西方逻辑学家所深情说的一段话，而每次回忆起这段话时都令我分外地感动并获得一些安慰。他[9]说：“我们为逻辑忍受痛苦奋斗了50年，现在人们可以问，这是否有意义，为逻辑这样的东西而奋斗是否值得，因为还有其他重要的问题。回顾我的一生，我要完全肯定地回答：值得！我们为逻辑奋斗所付出的努力、经历的危险和遭受的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逻辑代表着比它本身更为重要的东西，即代表着理性，抛弃逻辑意味着否定理性。我们的斗争针对着那些怀疑理性、企图以另外一种东西代替理性的哲学家。因为我们相信，正是理性才使人成为人。我们感到自己是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是捍卫人的最普遍的人性的人。”
如果说当年卢梭从个体身心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角度出发，针对“肌肉是灵魂的监狱”、“折磨你的肉体来拯救你的灵魂”等禁欲主义学说，提出要针对人的身体而不是通过人的身体对爱弥尔进行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的话，那么当今体育界学人在进一步探讨体育概念时，更应该通过探讨体育概念，去获得比研究体育概念本身更有深远意义的一种精神，这就是以逻辑学所代表的科学理性精神。个体自由与科学理性是西方精神的两大内核。而这两种精神正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最为欠缺的。在西方人那里，自由是理性的自由，理性是自由的理性[10]。“真义体育(PE)观”在始终强调要针对人的身体进行教育的同时，更着重用逻辑分析方法去论证体育概念，这对培养人们对体育应有一种科学理性认识至关重要。实际上，正是这两点（个体自由与科学理性）才是“真义体育观”给我们最为深刻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