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引译古代史料错讹举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中国科学技术论文,古代论文,李约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部在中国和世界享有盛誉的学术著作，它是中西文化研究史上的一座丰碑，外国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和文化的一个奇迹。它使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文化成就在世界上大放异彩，为此，每一个中国人都感谢他的著作。他的英名将永载中英两国人民友好的史册。
由于李约瑟37岁才开始学习汉语，又由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纷繁复杂，他在引译古籍资料时，难免智者千虑之失。
他的巨著正以中、英、日、俄、法、德、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向全世界翻译和介绍。仅中文译本就有台湾省陈立夫主持的中译本，1975年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0年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译本，香港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中译本四种，多数译本照译了李约瑟原书的错误，这使我们感到应该研究和讨论李著中引译古代典籍的错讹，以免产生更大的影响。
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亚里斯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们正是怀着这样尊敬之情，撰写这篇文章的。
一、李约瑟引译古代史料的数词翻译错误
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第二分册440页引用了《晋书·天文志》的原文：“诸论天者虽多，然精于阴阳者张平子、陆公纪之徒，咸以为推步七曜之道，度历象昏明之证候，校以四八之气，考以漏刻之分，占晷影之往来，求形验于事情，莫密于浑象者也。”李氏所引原文，“阴阳者”之后脱一“少”字。
被李约瑟译成英文的宋代科学家苏颂的天文学名著《新仪象法要》中，也引用了这段话：“故葛洪云：‘张平子、陆公纪之徒，咸以为推步七曜之道，以度历象昏明之征候，校以三八之气，考以漏刻之分，占晷影之往来，求形验于事情，莫密于浑象者也。”[1]
李氏将第一段引文译为：“虽然有很多人研究过关于天的理论，可是没有人能像张衡和陆绩那样精通阴阳的道理。他们认为，为了计算七曜运行的规道和度数，观测历法现象以及日出和日没的时刻，并且把这些结果和四十八气相校正，为了研究漏壶的分度和预测圭表上日影的长短，并用物候学观察来验证这些变化，再没有任何仪器比浑仪更精密了。’”[2]
李氏在翻译上述第二段引文时，作了如下的阐述：“苏颂的原文错误地写成三十八，这些是组成众所周知的二十四个被称作二周一次的节气的一周的周期。”[3]
李氏在《新仪象法要·进仪象状》中，把“盖观四七之中星，以知节候之早晚。”译为“四十八星过子午线。”[4]（李认为四七是四八之误）
综上可知，李氏认为古籍中“四八之气”应译为“四十八气”，“三八之气”应译为“三十八之气”“四七之中星”或“四八之中星”应译为“四十七星过子午线”或“四十八星过子午线”。
校对和考证苏颂原文，“三八之气”和“四七之中星”原文无误。古代典籍中的数词“三八”、“四七”、“二八”等不能译成三十八、四十七、二十八，而应译成3×8=24，“四七”译为二十八，“二八”译为十六。
古代对“三八”、“四七”、“二八”的注释已经屡见不鲜。如古代天文文献《周髀算经》中有“八节二十四气”一语，汉代赵君卿注曰：“二至者，寒暑之极；二分者，阴阳之和；四立者，生长收藏之始；是为八节，节三气，三而八之，故为二十四。”[5]可见“三八之气”，就是二十四节气。又如《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元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注曰：“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际也。汉火德，故火为主也。”[6]以“四七”做为二十八宿的代称，在古代史书中已经约定俗成了，十分常见。如《后汉书·陈蕃传》：“夫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应分土，藩居上国”。注曰：“上象四七，谓二十八宿各主诸侯之分野，故曰下应分土，言皆以辅王室也”。[7]还如《左传·襄公十一年》：“女乐二八”。注曰：“十六人”。[8]《素问·上古天真论》：“二八肾气盛”。注曰：“十六岁”。[9]这种构词方式和语言习惯，一直沿用至今，如近现代小说常用的“二八佳人”、“芳龄二八”，都是指十六岁的少女，而不是二十八岁的老姑娘。
二、李约瑟引译古代史料中的人名断译错误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数学》分册中说：“祖颐季在为朱世杰著作所作的序言中写道：‘人们像云一样从四方集中到他的门下，来向他学习’。”[10]
李氏所据古籍资料出自元代数学家朱世杰《四元玉鉴》的序言。序言作者署名为“大德癸卯二月甲子滹纳心斋祖颐季贤父序。”引文中“大德”是元成宗年号，“癸卯”是干支年名，即大德七年（1303），“甲子”是日数，“滹纳心斋”是书房名，“祖”是姓，“颐”是名，“季贤”是字，“父”通“甫”，甫是表字的代称，“季贤父”即字季贤之意。李约瑟博士由于忽略了“父”是“甫”字的通假字，而将“祖颐季”断为姓名，“贤父”断为祖氏的表字。为朱世杰《四元玉鉴》写序的是祖颐，而不是祖颐季。
李氏《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三分册第4页有《黄览》一书，李约瑟将其作者写为“缪十等”。（Miu Shin-Teng）。[11]查《汉书·艺文志》无《黄览》，查《隋书·经籍志》无《黄览》而有《皇览》，作者为：缪卜等撰。《史记·五帝本纪》在《集解》中引了《皇览》记述蚩尤冢的话，注文曰：“《皇览》，书名也。记先代冢墓之处，宜皇王之省览，故曰《皇览》。是魏人王象、缪袭等所撰也。“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也写道：“一本作缪十，皆缪袭之误也。”这位缪袭，字伯熙，东海人，曾任御史大夫、尚书、光禄勋等职，《三国志》卷21说他“有才学，多所述叙。官至尚书、光禄勋。”注文说：“袭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历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年六十卒。”[12]正是他著述了《皇览》。由于李约瑟博士没有见到《史记》中关于《黄览》作者的注释和姚振宗的考证，又由于《隋书·经籍志》著录为“缪卜等撰”，姚振宗所见刻本误为“缪十撰”，所以，李约瑟就将“缪十等”误译为《皇览》的作者。
《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本）第5卷第二分册199页有“录赞宁写的《格物粗谈》”（Lu Fsan-Ning's《Ko Wu Fshu Tan》）的记载。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格物粗谈》一书，著录为“旧本亦题苏轼撰。分天时、地理等二十门。与世所传轼《物类相感志》大略相似。后有元范梈识，断为后人假托。他的书亦罕见著录，惟曹溶书入《学海类编》中，盖《物类相感志》已出伪作，此更伪书之重台也。”知《格物粗谈》非录赞宁所作，而是后人之伪托。
又查《新续高僧传》卷60和《琅琊代醉编》卷30有宋代僧人赞宁。德清高氏子，并非姓录，出家杭州灵隐寺，习南山律，时人呼律虎，太宗诏修高僧传，著有《物类相感志》、《笋谱》、《内典》、《外学集》，谥圆明大师。
再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笋谱》一书，“赞宁，德清高氏子”，“吴越王钱缪署为两浙僧统，宋太祖尝召对于滋福殿，诏修高僧传。咸平中，加右衔僧录。至道二年卒。”这里也说赞宁姓高而不姓录。那么李约瑟博士为什么会误译为“录赞宁”呢？据我们所见《新续高僧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畜集》等皆著录赞宁曾任“僧录”一职，即僧中之总管。这样，古籍中难免有“僧录赞宁大师”之语。
笔者仅从钱塘僧人文莹《湘山野录》卷下就见多处“僧录赞宁”之语。如“僧录赞宁有文学，洞古博物，著书数百卷，王元之禹稱、徐骑省铉疑则就而质焉。”又如，“惟僧录赞宁曰：‘南倭海水或减，则滩渍微露，倭人拾方诸蚌胎中，有余泪数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则昼隐而夜显。’”[13]正是这些古籍资料将李氏引向了错误。
李约瑟博士由于不谙中国古代官职之称谓，按“僧一行”之习惯读法，则误断为“僧录赞宁”。所以才有“录赞宁写的《格物粗谈》”的错误。
三、李约瑟引译古代史料中仪器的校点错误
苏颂《新仪象法要·进仪象状》中，讲述水运仪象台上层浑仪法式的改革时说：“增黄道为单环，环中日见半体。”这句话显然与该书前文相牴牾，卷上介绍浑仪结构设有《黄道双环》专章，而且图文相符，确为双环无疑。李约瑟博士在他的英译文中注释说：“我们对此矛盾无法解释。”[14]一时难于通译，采取存疑的办法是完全应该的。但，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四卷《天学》第二分册中，重新引述这句话时，却注释为“也许这些环是可以取下互换的。”[15]这个猜测显然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增黄道为单环，环中日见半体”中“单”为“双”之误，“半”为“全”之误。这是在传抄与翻刻过程中造成的。其确证有四：第一，从浑仪发展史的实际看，《新仪象法要》卷上的“三辰仪”和“黄道双环”两章均明确记载：宋代韩显符的至道仪、周琮的皇祐仪、沈括的熙宁仪、欧阳发的元丰仪都设有黄道单环，苏颂在此四浑仪之后造水运仪象台，如果还设的是单环，何“增”之有？“增黄道为单环”显然违背中国天文仪器发展史的事实。第二，“黄道双环”章明确指出：“黄道双环今所创也。”附图画的也是双环，都明确无误。第三，“黄道双环”章还具体地分析了旧单环的弊端是“太阳体不全见”，而新双环的优点是“环中全见日体”。[16]即以前用黄道单环来观测太阳，望筒只能以单环的一个侧面为基准，所以，只能看到半个太阳，现在改用黄道双环，望筒可于双环中间沿环面移动，看到整个太阳。第四，“黄道双环”章中，“古制惟有赤道，后汉和帝时，知赤道与天度颇有进退，诏贾逵始置双道。”“双道”显系“黄道”之误。“黄”既可错为“双”，“双”因何不能错为“单”呢？对于不谙天文仪器构造及其沿革史实的抄刻手来说，鱼鲁帝虎之误，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认为“增黄道为单环，环中日见半体”乃“增黄道为双环，环中日见全体”之误。
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四卷《天学》第二分册第466页阐述郭守敬的天文仪器时说：“九表悬：九个悬挂着的指示器。情况不明，似与悬挂的铜锤线有关，可借以检定仪器（特别是圭表）的准确度。正仪：用途不明。”[17]这是依据《元史·郭守敬传》中的有关天文仪器的记载写成的。李约瑟所用百衲本《元史·郭守敬传》中这段记载为：“又作正方案九表悬正仪座正仪为四方行测者所用。”李氏在标点时错为“又作正方案、九表悬、正仪、座正仪，为四方行测者所用。”
查道光四年（1824）本《元史·郭守敬传》和《元文类》中齐履谦《郭守敬行状》可知，上文中的“九”字应为“丸”字，其正确断句应为：“又做正方案、丸表、悬正仪、座正仪，为四方行测者所用。”李约瑟博士由于没能校勘出“九”为“丸”之误，又断“悬”字为上属，则成了“九表悬”、“正仪”。正方案其原理与唐代一行创制的履矩相同，可测量当地的北极出地高度和简仪等大型仪器的定向。丸表是用于测量地方真太阳时的天球仪器日晷。悬正仪是校正仪器垂直的仪器。座正仪是校正仪器水平的仪器。
目前，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等单位，组成新的翻译班子，正再次翻译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已经出版了第一卷导论、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等。译委会主任卢嘉锡老院长在序言中希望“这部名著得以尽快和尽可能完美地与国人见面”。如果我们也能为此略尽绵薄之力，那对我们将是极大的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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