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发展50年的历程、成就和经验——庆祝建国5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发展论文,历程论文,成就论文,周年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工业50年发展的历程
用基本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主要标准，中国工业50年（1949.10—1999）的发展进程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时期。 （注：说明一点：为省篇幅，这里说的历史时期，以及下面提到的许多基本论点和数据都没展开详细分析，引用的数据和文章也未注明出处。以上各点均见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史》（1949.10—1998）， 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我们下面就按照这四个时期对中国工业50年的发展进程作一简要回顾。
1.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工业经济（1949年10月—1952年）
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就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一时期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形；坚持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建立高效率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迅速稳定了物价；恢复和发展了农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发展了以苏联为主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以现有工业为主进行调整和恢复，有重点地进行建设；加强政治环境治理和推行廉政建设。这样，在极困难条件下，按预定计划仅用短短三年，就恢复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工业和国民经济。
在这期间，工业生产恢复发展速度很快，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工业结构和地区布局发生明显变化，工业效益显著提高，职工生活和劳动条件有很大改善。1949—1952年，工业总产值由140亿元增长到349亿元，同比增长1.45倍，平均每年增长34.8%。1952年工业总产值超过了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平，比1936年增长了22.5%。1949—1952年，现代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56.4%上升到64.2%；轻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73.6%下降到64.5%，重工业由26.4%上升到35.5%；沿海地区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71.5%下降到70.8%，内地由28.5%上升到29.2%；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8.7%，平均每年增长11.5%。1936年全国每户职工平均消费额为140元，1952 年同比增长到189.5元。这样，1949—1952年就把旧中国从19世纪60 年代开始起步的近代大机器工业发展的进程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从工业发展水平和结构等方面的状况来看，这期间还未越出中国工业发展的初期阶段。
这一时期，在恢复工业和国民经济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诸如：由于缺乏经验，管理、技术干部缺乏，经济、企业管理制度一时难以建立健全起来，从而造成建设和生产中的巨大浪费。又比如，由于在理论上没弄清楚，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都需要的某些共同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如投资公司、股票交易所和投标制等）都给取消了。再如，由于受到企图过早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左”的思想影响，有的年份和有的运动（如“五反”运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存在限制过多，打击过重的倾向。
这里还要着重提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原来设想，要用十年至二十年实现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但实际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只延续三年就结束了。这当然是受“左”的思想影响，但主要还是由于受到时代限制（详见后述）。当然，从对中国经济以后长期发展发生严重消极作用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早结束也是一个重要教训。
2.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工业经济（1953年—1957年）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这个时期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时期。我国贯彻执行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建成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个时期的体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把基本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同时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不断克服急躁冒进倾向，使工业生产建设规模和速度与国力相适应，保证包括工业在内的国民经济获得稳定、持续、高速增长；在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注意发展轻工业、农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把工业建设重点转向内地的同时，注意发展沿海地区工业；在重点建设大型工业的同时，注意发展中小型工业；在重点建设重工业的同时，注意改善职工生活；推行工资改革，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同时加强思想教育；贯彻厉行节约方针，在实现工业高速增长的同时，注意提高经济效益；重视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设备、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巩固社会稳定的局面，保证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建立。
在这期间，工业基本建设和生产迅速增长，工业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工业结构和地区布局有重大变化，工业所有制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工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工业职工生活明显改善。
到1957年，我国钢材自给率达到86%，机器设备自给率达到60%以上。1952—1957年，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18%；现代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64.2%上升到70.9%；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5.5%上升到45%，轻工业比重由64.5%下降到55%；社会主义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的比重由41.5%上升到53.8%，社会主义集体工业比重由3.3%上升到19%， 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工业比重由4%上升到26.3%，资本主义工业比重由30.6%下降到0.1%，个体工业比重由20.6%下降到0.8%。
但在这期间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初步基础进程中也存在诸多不足。主要是：1953年特别是1956年工业生产建设规模过大，速度过快；过于偏重发展重工业，对轻工业、农业和运输邮电业有所忽视，对沿海地区工业、中小型工业和非生产建设也注意不够。但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原定用15年时间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在实际上只花了三年多时间。诚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许多过渡形式，从而保证了改造进程中生产的持续增长。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但在实际上，由于改造时间过短，改造的面过宽，对当时的生产也发生了不利影响。特别是对尔后生产的长期发展产生了严重消极后果。但总起来说，“一五”时期发展工业生产建设的路线是正确的，成就是伟大的！
3.实行计划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1958年—1976年）
1958—1976年这一时期，主要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工业增速大幅下降，产业结构严重失衡，技术升级趋缓，经济效益下降，职工收入减少，与经济发达国家已趋缩小的差距又被拉大了。这表明：我国工业化中期的进程被大大延缓了。1958—1976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速度由1953—1957年的18%下降到9.3%。1957 —1976年，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55%大幅下降到44.2%，重工业比重由45%大幅上升到55.8%；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由34.6%大幅下降到19.7%；工业职工平均货币工资由650元下降到585元，平均实际工资下降了18.4%。但在这期间，主要依靠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发扬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部分地由于50年代以来党和国家重视制定和实行了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部分地由于计划经济体制较好地发挥了大国效应（从总体和主要方面说来，这期间该体制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不能绝对化，它在某些方面仍有积极作用）。因而，这期间工业不仅赢得了一定的增长速度，而且石油工业，以及作为新兴工业的化学工业和电子工业还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作为高科技产业的核工业和航天工业还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1957—1976年，石油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1%上升到6.2%，化学工业产值比重由6.8%上升到11%。“两弹一星”也是在这期间试验成功的。
4.市场取向改革时期的工业（1976年—1999年）
从生产力度角看，这个时期也就是以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战略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1976年10月粉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并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创造了基本的政治前提。为了纠正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路线，1978年12月召开了具有极其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在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果断地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实现了全国工作着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移，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1979年4 月召开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明确、完整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其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完整地、明确地提出了一个中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个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两个根本转变（即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根本转变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根本转变）以及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等。
在上述路线和战略的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极其伟大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下面主要以工业为例加以说明。
（1）改革方面。第一，以国有经济为主导、 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1978—199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77.6%下降到28.5%，集体工业比重由22.4%上升到38.3%；1980—1998年城乡个体工业比重由0.02%上升到18.9%，其他经济类型工业比重由0.48%上升到19.9%。（注：《中国统计摘要》（1999）第100页。）
第二，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到1997年底，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2500户试点企业中，改制为公司的有1989户；全国约有50%以上的小企业实现了改制。
第三，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方面，国家指导计划为主的格局已经基本打破，市场调节的基本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发展生产要素市场方面也有了重大进展。1978—1997年，国家指令计划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70%下降到4.1%；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国家指令定价比重由100%下降到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指令定价比重由97%下降到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国家指令定价比重由96%下降到15%。到1998年底，我国境内上市的公司已达851家，股票市价总值19 506亿元， 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4.5%。（注：《人民日报》1999年2月27日第2版。）
第四，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计划、财政和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以间接调控为主、直接调控为辅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已初步建立。
第五，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封闭和半封闭的格局已经基本打破，全方位、多元化、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初步形成。1978—199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由355亿元增长到26823.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9.79%上升到33.71%。外商直接投资由1979—1983年合计18.02亿美元增长到1998年的456亿美元，连续4年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
（2）生产建设方面。第一，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在内的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1978—1998年工业总产值由4237亿元增长到119693.4亿元；1979—1998年年均增长14.5%，（注：《中国统计摘要》（1999年）第99页。）比工业产值基数很低的1953—1957年仅低了3.5个百分点， 比计划体制强化时期的1958—1978年高出4.6个百分点。1980年，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不足1%；1998年上升到12 %以上。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的任务已提前于1995年完成。
还须指出：改革以来，包括工业在内的国民经济不仅实现了高速增长，而且初步实现了稳定增长。其突出表现是1993—1996年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软着陆”。在“软着陆”实现以后，1997—1999年仍实现了（或将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特别是1998年，在面临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和国内遭受特大洪涝灾害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业和国民经济仍然赢得了较高的增长速度，确属来之不易！
第二，加速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进程。改革以来，我国已进行了四次产业结构调整。一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改变了轻、重工业长期失调的局面，初步实现了二者的协调发展。1978、1981和1998年这三个年份中，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分别为43.1%、51.5%和49.3%，重工业比重分别为56.9%、48.5%和50.7%。（注：《中国统计摘要》（1999年）第100页。）二是80年代下半期以后， 新兴家电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实现了家电产品的升级换代。三是90年代以来基础产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缓解了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比如，1992—1997年，能源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9.2%上升到13.5%。四是90年代以来高技术产业在工业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上升。
第三，工业地区布局有了改善。改革初期，适应经济发展和市场取向改革的需要，相对加快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发展。90年代上半期，为了地区之间经济的协调发展，国家相对加快内地工业的发展。在1978 、 1993和1996年这三个年份中，沿海地区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依次分别为63.32%、67.07%和65.42%，内地工业比重为36.68%、32.93%和34.58%。
第四，工业物质技术基础大大加强。1978—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由3041.5亿元增长到28406.22亿元，平均每个职工使用的固定资产原值由9689.3元增加到70312.4元。1978—1997年， 国有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由157.1万人增加到571.9万人，平均每万人职工中专业技术人员由214.5人增加到595.9人。
第五，职工生活显著改善。1978—1998年，全国采掘业平均货币工资由676元增加到7242元，平均实际工资增长224.9%，平均每年提高4.4%；制造业平均货币工资由597元增长到7064元， 平均实际工资增长221.2%，平均每年提高4.3%；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平均货币工资由850元增加到10478元，平均实际工资增长258.9%， 平均每年提高5.1%。
总之，市场取向的改革加速了我国工业中期发展阶段的进程，并促进了同知识经济的结合。
当然，这个时期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基础产业发展滞后，技术升级缓慢，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企业组织不合理，企业规模不经济，某些企业管理滑坡，某些年份通货膨胀高位运行，有的年份又开始出现通货紧缩，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部分居民收入差距过于悬殊，部分行政官员贪污腐败，就业问题尖锐，现实金融风险加大，潜在财政危机发展等。
二、中国工业50年发展的伟大成就
第一，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工业经济总量达到巨大规模，许多重要工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
1952—1998年，全部工业职工人数由533万人增长到5394.2万人， 增长了9.12倍；工业总产值由349亿元，增长到119693.4亿元， 同比增长了259.71倍，平均每年增长12.9%。（注：《中国统计摘要》（1999）第34，99页。）许多重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钢产量由1949年第26位提高到1996年第1位（以后各年均居第一位， 以下均同），煤产量由1949年第9位提高到1990年第1位，原油产量由1950年第27位提高到第5位，发电量由1949年第25位提高到1994年第2位，水泥产量由1957年第8位提高到1958年第1位，化肥产量由1957年第33位提高到1996年第1位，化学纤维产量由1960年第26位提高到1990年第2位，棉布产量由1965年第3位提高到1978年第1位，电视机产量由1978年第8位提高到1990年第1位。（注：《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933页。）
第二，工业物质技术基础大大增强。
1952—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年末固定资产原值由107.2 亿元增加到28406.22亿元，平均每个职工使用的固定资产原值由2100.7元增加到70312.4元；二者分别增长了264倍和32.5倍。1952—1997年，国有单位工程技术人员由16.4万人增加到571.9万人， 平均每万职工中专业技术人员由103.8人增加到595.9人，二者分别增长了33.9倍和4.7倍。目前，现有生产设备具有90年代技术水平的已占40%，70年代及以前的技术装备已不足10%。主要工业制造设备技术达到国际水平的占30%，工业总体技术装备水平已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短到10—15年。航天、造船、纺织、电子等领域，一大批技术装备和产品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第三，工业企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工业集中度有所提高。
1984—1996年，大型工业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1.8%上升到38.2%，中小型工业企业产值比重由68.2%下降到61.8%。一般说来，大型企业比重的提高表明资金、职工、产值集中度提高。集中度提高还表现在市场占有率提高，近几年来长虹、海尔等几家大企业的一些家电产品（如彩电、冰箱）市场占有率已达50—80%。
第四，工业产业结构逐步实现优化和技术升级。
①1949、1952和1998年这三个时限里，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73.6%、64.5%和49.3%，重工业产值比重分别为26.4%、35.5%和50.7%。（注：《中国统计摘要》（1998）第100页。 ）这是由于改革以来调整了轻重工业比例关系，使二者趋于协调发展。先是表现为改变轻工业发展过于滞后于重工业发展的状况，后是表现为重工业发展速度的加快，以适应工业化过程中进一步发展重工业的需要。所以，总的说来，上述轻、重工业比重此消彼长的变化，是符合工业化的要求的。
②1952—1996年，采掘工业产值占重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5.3%下降到8.4%，原材料工业比重由42.8%下降到31.6%，制造工业比重由41.9%上升到60%。引起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一是在工业化过程中，相对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来说，制造工业不仅内部分工发展较快，产业链条拉得长，而且新兴工业和高技术产业较多，附加值高的产品较多，二是无论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或者在当前经济转轨时期，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周期长、投资比重大、价格相对较低；而制造工业则呈现某种相反状况。制造工业比重的上升，既有符合工业化规律要求的一面，也有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体制和政策等因素造成的比重上升过大的一面，以致造成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
③1952—1997年，在轻工业产值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比重逐步由87.5%下降到60.5%，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比重逐步由12.5 %上升到39.5%。这显然是符合工业化发展规律要求的。
④1952—1997年，能源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4 %上升到13.5%。所以，这期间能源工业发展尽管经历了曲折的变化，但这种比重大幅上升是符合工业化、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和人民生活提高的要求的。
⑤建国以来，传统工业部门有了高速增长，新兴工业部门增长速度更快，一些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起来。以致在工业部门结构中，传统工业比重下降，新兴工业比重上升，高新技术工业也占了一定的比重。
从新兴工业的发展情况看，航天工业，飞机制造业，现代冶金设备制造业、采矿设备制造业，大型电力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大型及精密机床制造业，高级合金和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石油化学工业、有机合成材料制造业，大规模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工业、各种通讯、传输设备以及精密仪器仪表制造业等新兴工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在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1998年汽车产量为163万辆，1955年只有0.01万辆，1998年为1955年的16300倍；1998年家用电冰箱产量为1060万台，1956年只有0.03万台，1998年为1956 年的35333.3倍；1997年电视机产量为3637.24万台，1958年只有0.02万台，1997年为1958年的181862倍；1998年微型电子计算机产量为291.4 万部，1983年只有0.5436万部，1998年为1983年的536倍。
⑥与上述情况相联系，经过建国以来工业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还占很重要地位，但比重大幅下降，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显著上升。
第五，工业地区布局逐步趋向合理。1949—1996年，沿海地区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71.47%下降到65.42%，内地工业比重由28.53%上升到34.58%（其中，中部地区为25.35%，西部地区为9.23%）。当然，要完全实现工业地区布局合理化，还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
第六，乡镇工业异军突起，成为我国工业的一支主力军。1996年，乡镇工业增加值达到1262.8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3.4%。
第七，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工业国的地位已经充分显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就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1952—1998年，该比重由17.6%上升到42.2%。其二，就基础工业占基础产业和非基础工业占非基础产业比重看，1952—1996年，在社会总产值比重中，基础产业产值由72.13%下降到42.18%。非基础产业由27.87%上升到57.82%，其中，非基础工业由21.39%上升到34.48%。在此期间，基础工业占基础产业的比重上升了21.05个百分点，非基础工业占非基础产业的比重上升了13.09个百分点。其三， 就工业在出口贸易中的比重看，在商品出口贸易方面，1980—1998年，初级产品比重由50.3%下降到11.2%，工业制成品比重由49.7%上升到88.8%。从1995年起，技术含量大、附加价值高的机电产品，又跃进到工业总行业制成品出口的第一位，达到30%以上，超过了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工业。在技术出口贸易比重中，1994年以来，工业占到90%以上，农业等产业不到10%。（注：《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6期，第71—72页。）
总起来说，经过50年的发展，先是用3年的时间（1949—1952 年）就恢复并超过了旧中国用了近100 年的时间在工业化初期进程当中所达到的成就。接着又用5年时间（1953—1957 年）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完成了工业化的初期进程，开始迈进工业中期化进程。1958—1976年，虽然受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但工业中期化的进程仍然取得了一定进展。改革以来，大大加速了工业中期化的进程。所以可以说，我国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由于当前已经处于知识经济化和经济全球化开始到来的时代，这个工业化的中期进程又在一定程度上同知识经济化是结合的。
需要进一步指出，我国工业50年的发展，推动了我国经济、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的变化。
第一，工业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比1952年增加了78873.8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为33422.1亿元，占42.4%。诚然，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工业发展过快的问题。但即使考虑这一点，仍可以说，工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力量。
第二，作为国民经济主导的工业是形成初级买方市场的最主要的力量。从1997年全国613种主要商品的供求情况看，供不应求的商品仅占1.6%，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66.6%，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1.8%，工业产出的增长在初级买方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种市场只是初级买方市场，因为这种市场是在市场供应居于重要地位的农业还不稳定，其他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瓶颈”制约虽有缓解，但并没有根本改变，存在过多的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以及人民生活虽有显著改善但水平并不高的条件下出现的，还不是成熟的买方市场。（注：国际经验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才进入生产相对过剩阶段，而我国不到800美元就进入这个阶段。（《人民日报》1999年3月2日第9版。）但这种市场却是长期生活在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卖方市场条件下人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它的出现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当然，它的形成也并不只是改革的产物。多年来社会生产的高速增长为形成初步买方市场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三，工业是促进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的最主要力量。1978年我国市区非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8.3%，1997 年这一比重上升到17.7%。
第四，工业是促进综合国力增强的最有力手段。1949年我国综合国力居世界第13位，到1980年上升到第8位，1990年进一步上升到第6位。
第五，加速了全国人民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向小康目标迈进的过程。工业的发展，不仅为以工业为主体的城市人民的生活提高提供了生活资料，而且也为农村人民生活改善奠定了物质基础。特别是改革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额中，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以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
当然，无论在我国工业50年发展进程中或者就工业的当前现状来说，都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在前面有所涉及，这里不再重复。
三、中国工业50年发展的宝贵经验
我国历史经验表明：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是包括工业在内的经济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围绕这个根本问题，在我国工业50年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集中体现在建国以来党的有关文件中，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党的十四大（尤其是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所作的发展上。我们在下面只是就其中的几个重要方面做些很扼要的分析。
（一）关于经济改革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他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作经典表述时说过一句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论。
历史经验表明：是否按照这个原理进行经济改革，是实现工业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的一个决定因素。
1.关于改革基本经济制度
（1）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后， 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实现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就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保证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仅用三年就恢复了工业和国民经济，并超过了旧中国用了近百年所达到的成就。实践证明：这次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是成功的。
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仅延续了三年，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设想的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大大缩短了。而且从1978年以来已有的实践经验和发展趋势看，建国以后，如果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把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延续50—100年， 那对中国经济发展就会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当然，这在当时是很难做到的。
1952年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虽然不能说一点没有受到急于求成“左”的思想的影响，但主要还是认识和时代的限制。因而，不能说这个时期党的路线是错误的，而宁可说是正确的。
（2）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1953年起， 准备用15年的时间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实际上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1953—1956年初）就完成了这个改造。这就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急于求成“左”的思想的影响。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照抄苏联作法，而是创造了许多适合中国特点的、逐步过渡的形式，从而促进了改造时期生产的发展。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可以认为改造是成功的。
当然，改造时间过短，改造的面过宽，也给当时生产造成了消极影响，特别是给尔后长期生产发展造成严重后果。但是基于前面关于过早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分析，仍然可以认为，这主要还是受到认识和时代限制，党的路线是正确的。
（3）1958年掀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 三纯”，不仅完全脱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实现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而且急于实现由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向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过渡，并给社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这是毛泽东“左”的路线的产物。“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这方面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也给社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
（4）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逐步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这是这期间改革的最主要的成就，也是这期间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党的十五大明确规定：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建国以来在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坚持和完善这项基本经济制度将成为最终实现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一个根本保证。
2.关于改革经济体制
（1）要重视经济体制的改革。一般说来， 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比作为它的具体实现形式的、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经济体制所能容纳的社会生产力要高得多，它在促进生产发展方面的作用也要大得多，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但依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革经济体制也有重要作用。
我国改革以来生产力的发展远远超过了1958—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强化时期，就是例证。
（2）要正确把握改革的取向，不能搞行政性的分权， 必须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我国于1958年和1970年先后进行过两次经济体制改革，都失败了。其原因很多，如采取搞运动的方式。但根本原因在于这两次改革都是行政性分权，是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良，而不是改革。1979—1999年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基本原因在于这次改革逐步走上了市场取向的改革道路。
（3）需要走适合国情的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 要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性质，实行“渐进式”改革，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不能实行“休克疗法”。坚持并不断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能把非公有经济仅仅看作是补充。坚持并不断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取向的改革。要把塑造市场机制的改革不断引向深入，要警惕改革中的行政化倾向；要适应市场取向的改革，不断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要警惕由加强宏观调控导致旧体制的复归。从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入手，实现改革的突破，并把农业和农村改革不断引向深入。要坚决切实推行政企分开，而不能进展不力，更不能实行新的政企结合，国有企业的改革要坚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要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在改革的一定阶段，要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改革的中心任务，并切实做好这项改革的基础工作（即建立以失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要整体上搞活企业，要抓大放小，要实现“三改一加强”。要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人增效和实现再就业工程，并推进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的配套改革。要妥善处理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关系。等等。
（二）关于经济发展
我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五”时期和经济调整时期，在恢复和发展工业和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给工业和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在这个过程中，又受到了深刻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虽然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但就一般原则来说，许多方面对当前的经济转轨时期也是适用的。所以总结这些经验很有现实意义。当然，这些经验的运用，需要紧密结合当前经济转轨时期的具体情况。
这些经验的主要内容有：要坚持以生产为中心，各种运动和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绝不能用政治运动来冲击这个中心，也不能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更不能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经济建设规模和速度必须与国力相适应，而不能超过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为此物质资料的分配必须先简单再生产，再扩大再生产，必须先维修，后基建。为此，还必须坚持财政收支、货币收支和物资供应的平衡。一定时期内，可以而且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同时要实行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和农、轻、重为序的方针；不能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内部也要协调发展，而不能搞所谓“以钢为纲”。要适应一、二、三产业发展规律的要求，在发展一、二产业的同时，不能忽视第三产业的发展。要贯彻“一要建设、二要吃饭”的方针，兼顾积累和消费的两个方面，而不能片面强调建设，忽视人民生活的提高。要注意沿海地区和内地经济的协调发展，不能强调内地的发展，而忽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要依据农业承受能力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发展农村社队工业，但不能盲目发展农村社队工业，也不能忽视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要兼顾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要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调整经济建设投资和国防投资，要注意防止基于对世界大战危险过于严重的估计，过份强调战备，冲击经济建设。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必须遵守。当然，在经济落后条件下搞建设，国民经济平衡只能是紧张的平衡，但不能紧张到平衡破裂的程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的周期波动和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及时抓住调整时机，这样可以避免大的调整。在需要进行大的调整时，也要采取果断措施进行调整，以免延误调整时机。在建设规模和速度上，主要是着力反对急冒进。当然，也要注意反对右倾保守。
改革以来，我国在发展工业和国民经济方面，积累了更有益、更丰富的经验。这一点比较集中和突出地体现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九条重要方针上。即：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紧密结合；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实现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第59—61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党的十五大报告就这些经验又做了进一步概括。这个报告就经济体制发展和经济发展提出了八条方针即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0页。）
这里还要着重提到改革以来以下一些重要经验和教训：1984年经济过热以后，企图实现“软着陆”，但未实现而又起飞的教训；1988年经济过热以后，实现“硬着陆”，导致市场疲软的教训；1993年经济过热以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及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1997年以来，特别是1998年以来，继续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以及治理通货紧缩的经验。
（三）关于基本政治思想前提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要实现工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还必须遵循以下基本的政治思想前提：必须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不能破坏社会稳定。必须坚持和发展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而绝不能实行家长式的封建统治。
必须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绝不能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必须坚持加强廉政建设，绝不能搞贪污腐败。必须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而绝不能实行“左”的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
显然，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以来）积累的发展工业和国民经济的经验，也是一项极重要的成就，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正确运用这些经验，对于保证工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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