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之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大国论文,外交论文,特色论文,之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5)02-0020-10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全球化与信息化正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各个领域迅速展开并加速发展，相互依赖与内外联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突出特征，各国正凝聚为利益交融的命运共同体，同时也面临着更加纷繁复杂的全球性共同挑战。不仅欧美发达国家内部发展遇阻，以西亚北非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经历着剧变。与此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新兴国家却在危机中不断崛起，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坐二望一”，并还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势头。面对国际形势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巨变，当前中国外交正面临巨大的转型机遇与挑战。2013年6月27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的演讲中指出，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①那么，对于长期奉行“韬光养晦”战略的中国而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路线有哪些不同？又具有哪些特定的历史内涵？是什么因素促使一个长期讳谈“大国”的中国要在此时实行大国外交？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又具有哪些中国特色，能为全球治理提供哪些中国方案或中国理念？本文试图依次对这几个问题予以回答。 一、中国外交的历史演变与大国外交的历史内涵 著名的外交政策分析学者赫尔曼(C.F.Hermann)认为，“变迁是政府外交政策的普遍属性”。②自接触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中国外交就一直在不断调适以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1.1 中国外交的历史演变与比较 一个自视“天朝”的“上国”，一个有着众多番邦和属国的泱泱大国，在与坚船利炮的西方相遇后，被迫放弃“天朝”尊严，俯就席卷而来的西方现代化的浪潮。③这应该是研究当今中国诸多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为此，“如何处理中国与现代(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关系并进而恢复失去的大国地位”，自然就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从这一核心问题出发，中国外交已经经历了革命挑战、理性融入两个阶段，目前正处于创造性塑造的第三阶段。相应地，从中国外交在不同阶段的主要目标及其达致目标的主要手段来看，中国外交亦存在明显的三个阶段，即革命外交阶段、发展外交阶段和复兴外交或大国外交阶段④(见表1)。
中国外交的第一阶段始于1949年，结束于改革开放的1978年，为革命外交阶段。所谓革命外交，即中国外交的目标和手段主要集中于政治方面，以挑战的姿态处理国际事务，而经济或其他目标则明显从属于政治的需要。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解放时，中国面临特殊的国情：其一，中国国内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对此尚无定型方案而处于探索之中；其二，中国身处不同社会制度对抗的冷战国际环境之中；其三，中国内战尚未完全结束，国共两党不仅竞争全国统治权，还承载着不同制度优劣的竞争。鉴于此，相对于国际体系，中国采取了“革命造反”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从“一边倒”到“两头反”，再到“联美反苏”，都充斥着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浓厚的政治色彩。 革命外交阶段的中国外交，其主要特征有六：其一，保障政权生存、政治独立是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其二，中国不认同既有西方国际体系，对其采取了革命挑战的立场；其三，争取最大最多的外交承认是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其四，以革命的方式实现世界的革命化是中国外交的最高目标；其五，意识形态是中国外交评判的主要依据；其六，战略联盟是中国外交的主要手段。 中国的发展外交阶段始于改革开放，终于2008年奥运会和建国60周年的庆典。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服务于国内现代化和经济发展。 经过前30年的建设、探索和实践，中国的政权生存已基本得到保障，这为中国较早走出冷战思维提供了前提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前30年的计划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与世界经济的差距还很大，人民生活水平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为此，邓小平顺应时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中国外交从此进入了以服务国内经济建设和实现现代化为主的阶段。鉴于此，相对于国际体系，中国采取了“理性融入”的根本立场，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增添浓厚的“实用主义”⑤色彩。 发展外交阶段的主要特征有六：其一，实现经济发展是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其二，中国逐渐参与、认同西方国际体系，对其采取了理性融入的立场；其三，招商引资是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其四，通过现代化实现强国是中国外交的最高理想目标；其五，经济利益是中国外交方向评判的主要依据；其六，不结盟、韬光养晦是中国外交的主要手段。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立以来，团结并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力开拓，在外交上不断采取新举措，推出新理念，展示新气象，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更具全球视野、更富进取意识、更有开创精神。可以说，在继承新中国外交60多年形成的大政方针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相对于国际体系，今日中国已经成长为理所当然的大国，以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方式提出自己的国际秩序观并积极实践，奋发有为与创造性塑造将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积极通过大国外交推进中国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 大国外交阶段的主要特征有六：其一，实现中国崛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其二，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对其采取了主动塑造的立场；其三，以创造性塑造的方式承担大国责任是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和行为特征；其四，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外交的最高理想目标；其五，国家形象的战略考虑是中国外交方向评判的主要依据；其六，根据国际形势，灵活、综合地运用各种外交手段丰富中国的外交艺术。 1.2 中国大国外交的历史内涵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特殊时空情景决定了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是在融入的历史任务和现实的自主性之间寻求平衡，以恢复失去的大国地位，⑥一旦失衡，新的平衡需求将促使中国外交和指导思想进行调整。从中国外交的历史演变看，不同的历史阶段本质上折射的是以这一问题为核心的平衡与失衡之间的波动规律。革命外交解决了中国独立与生存的问题，继之而来的发展外交基本解决了融入既存国际体系的问题，但无论是革命外交还是发展外交，本质上都是弱国外交或小国外交，因为此时的中国外交一直笼罩在深深的“受害者心理”⑦的阴影里，仍然陷入“弱国无外交”的沮丧之中。而大国外交或强国外交正是中国真正开始摆脱“受害者心理”，重拾外交自信、外交自觉和外交自尊的开始。为此，大国外交的兴起必将丰富中国外交的内容，并使中国外交逐渐摆脱过去那种历史波动规律，实现从革命外交、发展外交的弱国外交到大国正常外交的回归，在创造性塑造的过程中最终实现融入与自主性的平衡，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见，“中国要成为世界上的‘正常国家’，这是150多年来中国的一个还没有获得完全实现、但今天却最有可能实现的国家目标”，⑧而所谓“正常国家”对中国而言，就是要改变“中国未能为国际社会做出与国家实力相称的国际贡献”的认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国”，而不是“迫不得已的小国”。⑨因此，21世纪的中国外交转型将与历次转型大为不同，因为这次转型是在融入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之后，面对国内外新形势，如何在体制内以“正常国家”的方式实现国家利益的大国外交保护，并承担起与权力相称的责任，是从弱国外交、小国外交到强国外交、大国外交的转型。这是当前中国外交转型的特定历史内涵与本质，是实现回归正常大国外交的转型。由于这一转型又恰逢中国的崛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这一转型是否成功将是决定中国外交乃至世界未来的关键，固可称之为“大转型”。那么，作为一个一直讳谈“大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何在此时实行？换句话说，21世纪的中国为何不能继续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较为成功的发展外交路线呢？ 二、大国外交的推进与中国特色的提出 大国天生就与对权力的追求联系在一起。而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对权力的公开追求却被视为是不道德的。另外，鉴于中国近代屡次遭受西方大国欺凌的历史记忆，在中国近代思想中，大国其实就是列强与帝国主义的同义语。因此，在中国外交中，大国一直是一个尽量加以回避的话题。然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众多的人口和广袤的国土决定了中国是一个天然的大国，中国外交必定迟早需要面对大国话题。 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就中国是否要实行大国外交进行过热烈讨论，⑩但这一讨论似乎很快沉寂。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关中国大国外交的讨论似乎已经超越是否需要大国外交而直接触及到中国大国外交的内容、方式与战略等。(11)当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中国正在“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论述之后，有关大国外交的论述更是屡见不鲜。 叶自成在世纪之交提出中国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主要基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国际形势日益严峻的判断，而大国外交战略主要服务于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10年之后的国际形势，不仅经历了全球化的高歌猛进、信息化的横扫裹挟，而且还经历了“9·11”的恐怖袭击、全球金融危机持续发酵以及非西方国家的分化与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今天的中国虽然面临的国际形势依然严峻，但面临的机遇显然更多。“面对西方挟赢得冷战胜利余威而对华日益增加的战略压力，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者亟须解答的问题。而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问题已经演变为“面对西方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按照外交部长王毅的话说，就是“一个持续快速发展，并且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将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外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21世纪以来，哪些因素或国内外形势决定了中国大国外交势在必行呢？ 第一，中国是个大国已经是不争的客观事实，大国责任责无旁贷。2010年，日本公布的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加上中国一直以来强大的政治、外交影响力，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已经“坐二望一”，中国已经站到国际舞台的中央，各种国际事务已经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中国由“中国之中国”变为“世界之中国”，有能力更有责任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以更加进取的姿态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履行更多义务，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塑造国际关系和解决全球问题，以奉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增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履行中国的大国责任。 第二，中国已经成为决定世界命运的关键大国，中美如何和平相处、走出“修昔底德陷阱”(12)，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虽然关于无政府状态的内涵有不同认识，但毫无疑问，无政府状态确实构成了现代国际社会的本质和首要特征。无政府状态的持久存在亦决定了世界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之间能否构建和维持和平，而大国之间尤其是新兴大国与既存大国之间由竞争走向对抗甚至冲突，最终掉进“修昔底德陷阱”，造成大国政治的人间悲剧，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实践的恒久难题。作为正在崛起又“坐二望一”的国家，中国必须正视而不是漠视这一“历史宿命”，既不能迷信历史，以避免“自我实现的预言”，又不能盲信和平发展的主观承诺而盲目乐观，而必须在谨慎乐观的同时，积极面对残酷又复杂的现实，并用中国智慧脚踏实地地探索出一条和平发展之路。为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既是反击历史宿命论的有效手段，又是落实和平发展主观承诺的务实探索。 第三，相互依赖为国际制度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国际制度在新的全球治理中能否有效则需要中国的参与、支持与塑造。全球相互依赖的强化让人类进入了跨国威胁的时代，“在这样的世界上，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相互依赖，主权国家采取单方行动已经无法保护自己的国民”(13)，无法有效应对形形色色的全球问题。国际制度成为无政府状态下虽然不尽满意却更为有效的问题解决平台。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快速崛起，国际制度作用的发挥更加依赖于中国的参与、支持与塑造。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当今重要的国际组织将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气候变化、生态恶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等各种全球性问题将难以得到有效治理。 第四，全球治理需要中国参与，更需要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当今全球治理的种种方案大都基于西方发展经验，当这些治理方案应用于非西方世界时常常运转失灵，适得其反，不仅不能解决问题，有时还成为问题之源。作为东亚文明的代表，经过大约200多年与西方打交道的经历，中国探索了一条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之路。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热烈讨论与非洲、拉美国家对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兴趣，充分表明作为具有共同经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验可能比西方经验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更具启示与价值。因此，跨国威胁时代的全球治理不仅需要中国的实际参与，更需要中国将治国理政的中国经验贡献给世界，以完善全球治理的既有方案。为此，贡献治国理政的中国经验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急需中国大胆探索大国外交之路。 第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对世界种种期待的坚定而明确的回答。以“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机遇论”与“中国强硬论”等为代表的种种对中国未来的猜测表明，今日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聚光灯下，向中国投来的目光中，有欣赏也有疑虑，有赞扬也有批评，但更多的应当是期待。也就是说，一个强大的中国到底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已经成为中国必须回答的问题。如果说和平发展、和谐世界是一种主观回答与承诺的话，其可信性需要未来才能得到检验，而无政府的世界只会将可信性建立在现实而不是某种对未来的主观承诺之上。为此，如何给世界一个现实可信的回答就成为中国外交更为实际的课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正是对世界种种舆论的现实回答，也是可信回答。 第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自然延伸，是中国特色和平发展道路的具体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结合世情、国情及建设中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既借鉴又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的中国之路。对于明确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中国而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等构成了中国之路的外交表述，是中国特色和平发展道路的外部化与具体化。 第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对发展外交的继承和超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切外交工作亦服务于这条基本路线。然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埋头于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而“作为不够”的实用主义外交，已经难以适应负责任大国形象塑造的需要。但鉴于发展仍然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外交在继承与继续完善发展外交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外交的主动性、自主性与政治性，在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与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塑造。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亚洲安全观的倡导和对诸多国际热点问题的主动塑造表明，中国外交开始从以经济利益主导的小国外交向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优先的大国外交转变，以更好地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除此之外，中国还提出了“一带一路”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议。2014年7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期间，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我们将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积极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将更多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14)这些重大倡议与外交承诺彰显了中国自信和奋发有为的大国外交新姿态。 基于上述国内外新形势、新趋势，今天的中国外交，必须以更为宽广的视野、更富进取的姿态，在全球范围内承担大国责任、塑造大国形象。因此，中国因应时代发展和国家需要，及时提出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历史任务，以切合世情、国情和现实需要。中国外交从小国外交向大国外交转型的成功，必将为中国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保驾护航，并为国际和平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三、中国特色的外交范式及目标取向 对于遭受过殖民主义、军国主义、霸权主义侵略或压迫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大国往往意味着强权与霸权，大国外交则意味着大国说了算的大国主义与霸权主义。在中国探索大国外交之路时，遭受过大国外交之苦的中国并不希望重演大国外交强权政治的旧戏，而是希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那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特”在哪里？显然，致力于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中国不是要施行强权与霸权，更不是要推行大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相反，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将更加突出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键特色和核心本质所在。因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纵向上具有回归正常大国外交的历史特色，而且更重要的是横向上具有不同于历史上与现实中的具有大国色彩和霸权倾向的传统大国外交，是致力于在促进自身和平发展的同时，促进和谐世界的世界梦的新型大国外交和平之路。具体而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由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民族复兴的外交目的、世界秩序理想、大国关系处理、对待小国的外交姿态、大国形象与国民心态构成，并由此塑造了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 3.1 大国理念：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大国理念，即大国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这一基本判断将决定大国外交的基本取向。比如，革命外交阶段的理念就是基于中国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乐观判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精髓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国外交新理念。其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由邓小平提出并被长期坚持的中国外交的基本理念；“合作”是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外交强调的新理念；“共赢”则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新的外交理念。中国外交将在继承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互利共赢与协商合作。正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决定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国际环境，并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基本思想条件。 3.2 大国目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大国目的，即大国外交的根本国家利益所在。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对外行为最根本的动因，是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最持久、影响力最强大的因素，是国际政治的发动机和外交的基本准绳。但真正能对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造成根本影响的是大国利益的确定与实现(或未实现)。传统上，大国利益往往将掠夺他国土地、资源或侵略、殖民他国确定为外交目的，进而造成了掠夺、冲突与战争。习近平主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大国外交的目的，本质上并不建立在与他者的横向比较之中，而是基于自己五千年的悠久文明的纵向追求。这一纵向坐标体系的确立决定了中国外交的目的不在于掠夺、侵略与霸权，而在于文明的复兴与梦想的实现，而文明的复兴与中国梦的实现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与追求，并不会对任何他国造成损害与威胁。 3.3 大国理想：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 大国理想是大国对自己与世界命运及其对世界基本秩序的根本设想。格局大小决定事业大小。国家的兴衰总是与该国的世界格局观紧密相关。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大国理想必须基于对世界格局的思考。传统上，大国理想总是将自己设定为世界的中心，世界秩序就是大国权力的延伸与折射。朝贡体系下的大国理想是以“天朝”为中心的文化秩序的无限辐射；近代五百年来的大国理想是“霸权”对世界的征服、统治与驯服。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大国理想漠视他者的平等存在，漠视他者的生存、发展权利，漠视他者的独立与尊严，因而常常以大欺小、唯我独尊，常常遭到他者的挑战与反抗，最终脆弱而短命。与传统大国不同，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发展道路的多样化；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更加突出互利共赢、互惠合作与共同发展。因此，与传统大国致力于追求、巩固霸权不同，中国真诚致力于推动与世界各国的和谐相处，推动国际关系更加民主化与国际秩序的公正合理发展。这一大国理想是与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对应的，致力于追求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世界梦”。世界梦不仅与中国梦相辅相成，而且更与世界各国的梦想相容相通，因而是大国持续发展、永恒持久之梦。 3.4 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 从五百多年的近现代权力转移的历史分析，尽管既存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不一定直接暴力相向，但既存大国的衰落与新兴大国的兴起总是伴随着规模或大或小的冲突与战争，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但即使这样，历史也只能给未来以启示和教训，却不能给未来规定路径与轨迹。五百年来，太多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已经发生变化。全球化的当代国际环境已经改变了国家权力的来源，改变了国家竞争的方式，进而改变了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很多“零和”内容，全球化在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联。英国华威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肖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在分析中国的未来国际角色时就认为，长期来看，中国很可能将不断努力改变规则和规范，但是将会采取不影响稳定或引起全球危机的方式，因为危机将损害中国促进经济增长和确保政治稳定的能力。发现促进和平变迁的办法不仅仅是承担全球责任的问题，而且也是确保国家实现自我利益的事情。(15)可见，中国如再走传统的“国强必霸”之路既不明智，也不现实，其实亦几无可能。正是基于这一理性认识，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就一直强调要超越传统的结盟、均势战略，而积极倡导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战略伙伴关系。迄今为止，中国已经与诸多全球大国、区域强国或一些重要国际组织建立了72多对战略伙伴关系，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不同于传统结盟关系的和平大国外交之路。“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共十八大报告对中国大国外交的新阐述，其内涵既与战略伙伴关系一脉相承，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重点指向。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已经取得新进展。建立在平等、互利、互惠、双赢、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的中俄“新型大国关系”，更是已经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样板”。中美正在就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展开积极的战略对话。致力于和平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探索，已经为打破“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新的路径。 3.5 大国姿态：平等相待、命运与共 大国姿态即大国处理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小国关系时的基本态度与方式。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并非仅仅是“对大国的外交”，其实质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以何种外交理念、做法和模式对待国际社会中的小国。独断专行、幕后交易、以大欺小、赢者通吃等种种大国主义做法和模式呈现的是传统大国姿态。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坚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反对武力至上，鼓励不同文明彼此包容互鉴，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外交中这一系列基本外交原则与精神展现了我国平等相待、命运与共的大国姿态。 3.6 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 大国形象与国家形象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二者的联系在于大国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区别在于大国形象是大国因其拥有影响国际局势能力而具有的特定国际形象。这种大国形象与人们对大国权力所带来的大国责任认识紧密相关。一直以来，国际政治理论家对大国兴衰的理论与实践关注较多，而对与大国权力相对应的国际责任论述较少。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曾经指出：“大国宣称自己拥有或者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利，即在涉及整个国际体系的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们负有义务根据所承担的管理责任对自己的政策加以调整，而且其他国家也认为大国负有这个义务。”(16)可见，大国不仅意味着权力与权利，而且还意味着责任与义务。如果一个大国只享有权力与权利，而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该国就无大国形象，更无良好正面的大国形象。 历史地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鉴于特定的历史环境，虽然大国形象从未在中国外交中占据核心地位，但关于中国外交的责任追求却一直存在。在革命外交阶段，对意识形态的强调使得支持甚至推进世界革命成为中国外交的责任担当；在发展外交阶段，虽然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外交的主要责任所在，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国际责任；而在大国外交阶段，中国外交的责任将立足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做一个与自己实力相称的“堂堂正正的负责任大国”将是中国外交的主要责任，这种责任是在实现了政权生存和经济发展之后，基于大国这一客观国际地位以及国际形象的综合战略考虑而逐渐生发出来的。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并为周边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是中国践行负责任大国的开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和平发展的新崛起观，致力于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新秩序观，突出亲、诚、惠、容的新周边观，相互尊重、包容互鉴的新文明观，义利并举、重义轻利的新义利观，共同构成了负责任大国新形象的基本内核。诸如索马里护航、联合国维和、债务减免、加大对外援助、积极斡旋朝核伊核问题、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等实际外交行动，则进一步夯实了负责任大国新形象。总之，中国正在积极有所作为，努力奋发有为，正在承担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与义务，正在积极塑造与“坐二望一”权力地位相称的大国新形象。 3.7 大国心态：自信心、平常心、责任心 国民心态是制定外交战略与策略的重要考量与依据，同时也影响和牵制外交情势。(17)所谓大国心态，即大国及其民众所具有的正确认识大国地位的权力与责任的理性心理期待，这种心态既不会因为抱持过高期望落空而走向暴怒，也不会因抱持过低期待而丧失维护自我利益的机会。纵观中国历史，中国鉴于自身独特国际地位和经历，历史上曾经形成了基于悠久农业文明的自高自大、唯我独尊的“天朝心态”、近代遭受民族屈辱而导致自卑的“受害者心态”和新中国为维护政治独立而深受意识形态影响的“革命心态”。三种心态的综合使得中国国民既对西方的发达充满现实的自卑与艳羡，又对西方的文化与政治意图充满潜在的自大与怀疑。钱皓认为，心态的失调往往会导致理性思维的间歇性消失，主我和客我的分离。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对方识破自己的“内虚和自卑心理”，一种超常规的自尊心态使其作出许多不切实际的反应，尽管这种反应将把自己拖入一个“血本无归”的境地。(18)在这种非理性的心态影响下，中国往往成为“历史的囚徒”。(19)综观中国外交史，中国外交常常在过分自大、过分自卑与过分自尊之间摇摆，不断地偏离理性国家利益的外交基准线，并对中国外交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鉴于此，中国外交如何走出“辉煌的过去”、“屈辱的现代”与“革命的当代”的心理影响，就成为中国真正崛起的心理前提。叶自成早在2001年即指出，中国必须从现在而不是等到强大起来后才开始构筑作为世界大国的国家心态，它是大国外交必不可少的心理基础。(20)21世纪的今天，当中国已经强大起来的时候，中国必须加快培育国民的大国心态。 中国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大国心态？结合中国独特的历史经历与现实国情，中国大国心态至少应该包括“三心”：其一，自信心。“受害者心态”让中国在与西方交往时往往缺乏底气与自信，自认低人一等，不少国人甚至潜意识里还存在崇洋媚外的心理。综观国内各种场合对老外的各种或明或暗的优待或优先而不是国民待遇，百年“受害者心态”造成的崇洋心理还相对普遍。自卑心理既不符合中国当今国际地位，又不符合正常国际交往的基本规则，还对国家利益的维护有害。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必须对自身的大国地位、社会制度、政治文化充满自信。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全党要具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明确开始培育大国自信的开始。其二，平常心。“天朝心态”下的文化优越感使国人养成了君临天下的大国情怀、居高临下地看人习惯。“东夷”、“倭寇”、“倭国”、“日本鬼子”、“小日本”等对邻国日本的种种别称，均折射了这种潜意识里的“天朝心态”。然而，当今受到“受害者心态”、“革命心态”影响的“天朝心态”里不仅仅包括文化优越感，更包括一种阿Q式的意淫心态与堂吉诃德式的敌对心态。“天朝心态”与“阿Q心态”、“堂吉诃德心态”的结合，往往使得中国外交纠结于过分自尊与过分自大之间，而不能以一颗理性平和的平常心对待他国对中国的种种不友好言行，对待与他国交往中出现的一些正常摩擦与矛盾，而动辄上升到阴谋论、侵略论等历史阴影之中。因此，中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无论是悠久的五千年文明还是百年的屈辱经历，中国都必须学会超越。只有学会用平常心去面对历史，进而才会用平常心去面对现实。其三，责任心。“韬光养晦”是邓小平鉴于当时的世情、国情而对中国外交的告诫，这一告诫至今总体上仍然是对的。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对世界有所贡献，这也是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对中国的期待。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拥有一颗大国的责任心，担负起大国相应的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响当当的大国。这种责任心不仅包括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世界发展，还包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诸多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 四、结语 大国外交是中国真正摆脱“受害者心理”，重拾外交自信、外交自觉和外交自尊的开始，是中国试图真正承担起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大国责任的开始。综观国内外形势，中国大国外交势所必然，因为中国已然是大国，不实行大国外交既不能有效维护日益拓展的全球利益，也不能有效地承担不断增加的全球责任，所以，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是，鉴于中国外交的特殊历史经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从弱国或小国外交到正常大国外交的回归与转型，这种转型绝对不是也绝对不能重蹈以大国主义或强权政治为核心特征的传统大国外交之路，而是也必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自身的和平发展，促进世界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在面临种种挑战与机遇的全球治理中，以中国大国之力、大国之智去承担应有的大国之责、大国之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同时，促进和谐世界建设的世界梦的实现。因此，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在于：这是一条告别传统大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大国外交之路，而致力于在自身和平发展的同时促进世界和谐的新型大国外交和平之路。 DOI:10.14015/j.cnki.1004-8049.2015.02.003 李志永、袁正清：“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之论”，《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2期，第20-29页。 LI Zhiyong,YUAN Zhengqing,"On Chiness Characteristics of Great-power Diplomacy",Pacific Journal,Vol.23,No.2,2015,pp.20-29. 收稿日期：2014-07-10；修订日期：2015-01-06。 注释： ①“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王毅部长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的演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m/mfa_chn/wjb_602314/wjbz_602318/zyjhs/t1053901.shtml。 ②Charles F.Hermann,"Changing Course:When Government Choose to Redirect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4,No.1,1990,p.3. ③李兆祥著：《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④复兴外交的主要特征是外交的社会化与外交的大国化，因此社会外交与大国外交将是当前中国外交的两大趋势。鉴于本文主要集中阐述大国外交而不是社会外交。故这里将用大国外交而不是复兴外交来描述此阶段的外交特征。 ⑤关于中国外交“实用主义”的讨论，参见Zhao Suisheng,ed.,Chinese Foreign Policy: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M.E.Sharpe Inc.,2004. ⑥关于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参见李志永：“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融入与自主性的平衡”，《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第54-69页。 ⑦关于中国的“受害者心理”及其对外交的影响，参见钱皓：“龙文化、大国心态、中美关系——对中国‘受害者心理’的历史与理论考释”，《国际观察》，2004年第2期，第25-30页；袁南生：“中国千年外交与国民心态”，《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第65-68页。 ⑧庞中英：“‘世界大国’与‘正常国家’——论‘正常国家’范式与国家的世界观重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1期，第14页。 ⑨关于“正常国家”的含义与评判标准，庞中英做过详细的讨论。根据他的讨论，本文认为，国际社会尚不存在“正常国家”的统一标准。但通常而言，当自我或他者认为该国与国际社会主流存在较大差异时，该国就有必要“正常国家化”。鉴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立足于巩固政权和赢得外交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奉行“经济务实主义”与韬光养晦外交策略，中国外交一直以来更多是服务于国内事务，而在国际上主动介入外部事务较少，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自己，均认识到“中国未能为国际社会做出与国家实力相称的国际贡献”，因而。“正常国家化”对中国而言，就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国”。这就是本文所谓回归“正常国家”外交的基本含义。庞中英：“‘世界大国’与‘正常国家’——论‘正常国家’范式与国家的世界观重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1期，第12-16页。 ⑩叶自成：“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几点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第5-10页；刘胜湘：“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为时尚早——与叶自成商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7期，第76-80页。 (11)金灿荣：“成熟的大国是理性的——斗智斗勇不斗气”，《人民论坛》，2012年第S1期，第22-25页；周方银：“大国外交需要‘软硬兼施’”，《人民论坛》，2012年第S1期，第21页；徐进：“感召力：大国外交的新要素”，《学习月刊》，2012年第9期(上半月)，第42-43页；吴心伯：“大国外交：挑战与应对”，《东方早报》，2013年3月18日，第A15版。 (12)“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即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的结构性矛盾与主观恐惧促使两者间的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与“宿命”。参见Graham Allison,"Cuban Missile Crisis at 50:Lessons for US Foreign Policy Today",Vol.91,No.4,Foreign Affairs,2012; Graham Allison,"Avoiding Thucydides's Trap",Financial Times,August 22,2012；陈文鑫：“中美关系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国防报》，2012年5月8日，第4版；孙英德、邓立志：“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绕开‘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国防报》，2013年6月11日，第10版；孙哲：“中美要力避‘修昔底德陷阱’”，《人民日报》，2013年7月5日，第5版。 (13)[美]布鲁斯·琼斯、卡洛斯·帕斯夸尔、斯蒂芬·约翰·斯特德曼著，秦亚青等译：《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责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14)“习近平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人民网，2014年7月1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2014/0715/e1024-25280466.html。 (15)Shaun Breslin,"China's Emerging Global Role:Dissatisfied Responsible Great Power",Politics,Vol.30,No.S1,2010,p.60. (16)[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17)袁南生：“中国千年外交与国民心态”，《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第65页。 (18)钱皓：“龙文化、大国心态、中美关系——对中国‘受害者心理’的历史与理论考释”，《国际观察》，2004年第2期，第26页。 (19)Orville Schell,"Prisoner of Its Past",Salon Magazine,June 8,1999.转引自陶美心、赵梅主编：《中美长期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20)叶自成、李颖：“构建大国外交之魂——正常心、自信心、乐观心”，《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第5-6期，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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