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尺度与社会经济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经济论文,尺度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的尺度是人的一切活动所遵循的人内在的要求，是人的需要和本性的表现，因而它是一种精神文化。面对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矛盾这一世界性的主题，需要用哲学的视界去寻找解决的主张。按人的尺度去理解社会经济过程，也就是把一定的社会经济过程作一种人文上的理解，或许将有助我们找到这一历史矛盾面前的对策。这种理解的逻辑结论就是社会经济过程始终也是一个精神文化过程，发展经济，决不能忽视精神文化建设。
一、两种对立主张：经济目标还是伦理目标
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的矛盾，是我们这个时代世界性的主题。它伴随人类社会进入市场经济阶段被揭示并得到广泛深刻的关注。当然，与此矛盾相关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经济与道德文明的二律背反，早在康德、卢棱、黑格尔那里就已明确提出并加以探讨，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最直接、最充分地全面暴露了这一冲突与矛盾，这极大推动了思想家们对这一矛盾的认识，并侧重对社会发展目标、手段、模式进行反省与追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的飞速增长，在很短的时间里创造了比以往人类历史所有创造还要多的生产力，并且促成了普遍的独立的个人主体的生成，提升了人的主体性价值。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人自身的异化，人为自己创造的物、社会关系（商品货币关系）所奴役，极大弱化了人的主体性，贬低了人的主体性价值。在这里反映出的，已不仅仅是经济与道德的背反问题，已是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的矛盾。
面对这一矛盾和冲突，以往许多理论焦躁地采取了非此即彼的主张。一种是采取“无价值立场”的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的解决方式。这在经济学、伦理学、哲学领域都有反映。启始于亚当·斯密的传统经济学方法，只对经济现象作事实、实有、是什么的陈述和揭示，而不作价值判断。这种经济分析“科学化”的追求，首先就必须把人假定为经济化的、行为是充分理性的、精于算计的。显然这是一种摒除了人的价值观、道德情感等行为内在尺度考虑的抽象。这样理解的社会经济过程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学公式，一种无人（有内在尺度）的运动过程。在伦理学领域表现为，一味地挖掘已有的市场规则，将其无价值判断地理解、选择、提升为伦理原则。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合理利己主义等就是他们的结论，中国伦理学界近年出现的“代价论”、“内引说”、“划界说”即此。显然，如果完全以经济必然性要求，无情听凭经济路线的指引，而无视人的内在需要和本性，就等于把人投入动物的生存状态。
另一种可理解为理想主义或道德浪漫主义解决方式。这同样表现在经济学、伦理学等领域。在经济学领域，把经济伦理化，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学说就有这一倾向。它力图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两极分化导致的对人的价值贬损，而用一种平均主义、团体精神、大公无私等脱离实际的理想、道德去建立起自己的经济运行模式，推动经济发展，把道德原则泛化为经济运行规则。在其它理论领域的表现就非常多了，抽象的人道主义都有这一倾向，如卢梭主张回归自然，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关于未来社会理想设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弗洛姆关于“健全社会理想”，马尔库塞的“人性革命”主张，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关于21世纪的对话，主张人类“放弃经济目标去开拓精神目标”，诉诸个人的内心革命，遏制经济发展，“将现代化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要在这个范围内，保持传统的牧歌式的以农业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不追求富有”[1]。中国伦理学界的“外灌说”也表达了这一价值取向。显然，这些主张道德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可爱但不可信”。他们设定的社会目标是抽象的、理想化的，甚至是浪漫主义的，而且指出的道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与人类的历史实践是疏离的，因而只有理论上的意义，提出了问题，具有批判性，而无实行的可能。
与这些主张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历史时，既采取了现实性原则，又采取了价值原则，即既以历史尺度又以人的内在尺度观照历史，指出了历史上两种尺度的二律背反现象，并探寻这一背反现象产生的根源和统一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至少在三处明确论述了这一问题。一是关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所经历的情形。一方面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人类文明的开始，另一方面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人与人之间平等和睦关系，为人与人的对抗、鄙俗的情欲所代替。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由此还指出：“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二是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时提到的。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写道，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然而，“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表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任何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2]三是1853年马克思在论述不列颠对印度的侵略与统治所采取的立场时，冷静地指出英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为印度的社会进步起了推动作用。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两种尺度的背反现象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私有制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但又必然要作为过渡的环节被超越，超越这一矛盾的现实社会条件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寻求历史尺度和人的尺度相统一的社会改革主张有了现实性和必要性。并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考察一定社会经济过程，才能真正找到克服社会发展与道德进步矛盾的道路。
二、人类社会也是按人的尺度建构的
人类是以改造世界的方式生成并成长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人总带着一定的需要、动机、目的和愿望，对“自在的世界”发出“应当”的命令，使这一命令转化为“人的世界”。也就是，人以其需要和本性等内在尺度把握外界事物、规范物质的转换方向、运行方式和存在形式。因此，人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是以人的尺度为驱动力和基本导向的，并由此使人的本质力量如创造性、自主性等不断增强、丰富。亦即，人通过把自己的全面本性（需要、意愿、激情、意志）向客观事物的凝聚、转化、改造客观而确证、实现、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本质，并发展出高于动物简单本能尺度的丰富的“人的尺度”。此时，人不仅能按自己的尺度命令世界，也能按自己的尺度命令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过程。人就是一个不断地按“人的尺度”，建构着自己的世界的生命存在。
人类社会，便是人的这一活动方式的产物，它是人活动的舞台，也是按人的尺度建构起来的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3]。”社会中的某种变革及其实现，社会形态的演变，都离不开人的有目的的活动。
人类社会实质是一个人的各种关系活动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活动，人与人的关系活动，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活动。人与自然的关系活动，是人求得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最原始、最基础的活动，但只要这一活动开始，就立即产生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如人们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如何确立他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方式、秩序、规则等。在这里，社会的各种作为现实“关系”的形式的制度、规范的确立和建构，人要遵循两个尺度：一是物的尺度。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要提高肉体生命质量，就要创造高效率的经济，因而他必然遵从经济的必然性、本质的关系、事实等。这一关系从根本上说，这是由追求人与自然的高效率交换关系活动决定的。但当这种必然性“关系”体现在制度、规范的建构过程中，另一尺度即人的内在本性要求便会以“应当如何”的方式运用上去，这便是人的尺度。人不会把一味遵从某种客观必然性作为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作为社会存在物，他追求生命的尊严，生存的意义、幸福与自由。因此，人所现实地建立起来的作为“交往关系”的活动方式、过程、制度、规范，都会具有为人的性质，对此，马克思作过深刻的提示：“历来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神是什么？德国哲学这样回答：神就是人。人只需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质的需要来按排世界。”[4]因此，在人与人的经济交往关系的确立，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的建立中，把人的尺度排除其外，这种关系中包含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方面，即物的尺度，但作为现实建立起的关系，决不是纯自然主义的，是按人的尺度即“应当”的命令建立的。它体现了人处理人与自然交换关系的高效率的愿望，同时，又是“公正”、“合理”观念的基础，是人建立起的能居住、体现自己对生命尊严、意义、幸福等本性的理解的愿望。人类社会的各种现实的关系是这些愿望的制度化、衡定化。
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又是一种精神上的。人类社会活动中最基本的是经济活动，它是人的各种“关系”最充分、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对人类社会经济过程的分析和解释，就不能排除人的尺度因素，一种完善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发展模式、经济运行的规范，必须包含了对人的尺度的充分理解和把握。这样，我们才能在人类基本的经济活动与精神文化行为之间找到内在的、具体而丰富的联系，从而在对待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的矛盾问题上，克服那种或者单从经济要求或者单从精神文化要求规定社会发展模式的片面主张。
三、社会经济过程中的人的尺度因素
人以创造性的活动方式在环境里生存，人对自己生命高质量的追求展开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生命的高质量要求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活动的高效率，这一追求产生了对经济活动的一般过程和行为的内在要求，并外化为外在的规范，如经济体制、法律、道德、习俗、宗教、禁忌等，成为一种形于外的人的内在本性。显然，一定经济过程是人的尺度的体现。一般经济过程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生产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活动，然而“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联系和关系；才会有生产。”[5]由此可见，在生产之前，人们就有着自己的内在要求，精神理念，有对谁来生产、生产什么、为谁生产，以及如何交换活动，凭什么手段分配合人性、公平、正义、合理性等的理解和解释，并把这些“应当”注入一般经济过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的生产是“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因此，经济活动也是人内在精神的活动，各种不同的感情、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已完全渗透在经济结构中，渗透在经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中，渗透在从经济中引出政策含义的方式中。”
历史上不同的精神理念下，其经济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容和形式都不相同，原始的劳动活动也并不完全是靠自然法则来调节的，为了生存发展，天然的秩序被打破，升华出一种属人的“人为法则”，如图腾偶象、风俗、礼仪、禁忌、巫术，这套规则当初是非常制度化的，借助于人的良心和信念来起作用的。原始人就是在这种神秘的精神理念下，从事平等的共产共享的经济活动。随着人与自然变换关系能力的增强，有了剩余产品，人与人产生分工，活动的交换有了可能，有了利益分化的两大集团，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经济过程。但阶级社会制度化的经济过程的内容和形式，首先是作为一种精神理念存在的，表现为相应的德性。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显然有着相应的精神理念，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与人和睦相处，共产共享，是人类永恒的梦想与思慕。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帕瑞拉的《太阳城》、莫尔的《乌托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直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都表达着人类这一理想。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取向，就包含了我们对自主、自由、平等、公正、集体主义等的理解，因而它也是一种精神文化的选择。
人的尺度，作为具有为人衡量和规范事物的标准，有这样的一般特性：(1)人的尺度首先是一种内在要求，表现为一种精神理念。但最终又要在改造世界中实现出来，必然化为外在规范，形成制度、法律、道德、习俗等。(2)人的尺度具有超越性和理想性，它不仅是现实的反映和以往条件的产物，更是对未来的企求和把握。即它总是超越现实的标准评价“现存”、“实有”、“事实”，并进行理想事物的创造。超越的本性因而使人的尺度不是某种既成的、不变的东西，而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东西，因而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不同的内在要求。(3)人的尺度是人自觉遵循的，不需外在强制。这样一种人的尺度在社会经济过程中主要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
其一，为经济活动提供动力支持。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经济过程与作为主体和行为者的人的活动密切相关，没有人的活动的积极性、持久的热情作为动力，就没有经济过程，而人是“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从事物质变换的”。这里，人的尺度表现为一种经济精神，构成人们经济行为的高层动机，人的经济行为不是单纯的物质诱因，都有一个升华了的精神动因。显然人的尺度就是这一动因，为经济活动提供动力支持。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建立与三次精神领域的运动分不开，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主张人关注自身，崇尚世俗生活的价值，开启了人的谋利动机。法国启蒙运动接过文艺复兴的旗帜，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理念，直接导出了市场经济。加尔文教教义中的“天职论”和“蒙恩期望”观念，成为形成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和价值规范与判断的“根本要素”。这两个观念包含的对尘世经济活动的积极肯定，人可以把自己在经济上的成就视为上帝赐的恩宠和祝福的标志，其“文化力”“对于我们在此业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无比巨大的杠杆作用。”[7]
其二，为经济活动提供效率支持。“公平出效率”，这里要看到“公平”本身就是人按内在尺度观照衡量过了的，实质是人的尺度能给社会经济效率提供支持。不仅是人的尺度提供行为动力，更重要的在于任何经济制度的正常运行，都需要人们的服从。由于任何经济制度都是各种冲突的利益的混合，因而服从可以来自于两方面：一是靠施加压力的强制服从，一是由“社会认同”而来的自觉服从，后者实质是来自于人的尺度观照过、衡量过的因而是发自个体内心判断的服从，它是自觉自愿的。显然，后者减少了制度维护的成本，支持了社会经济效率。人的尺度的这一功能，可用时髦的产权经济学理论来说明。在道格拉斯·诺斯这位重视意识形态作用的产权经济学家那里有非常明确的思想，他有一著名结论就是：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若能充分考虑到意识形态因素，即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道德自觉，那么即使不明确界定产权，也能获得界定产权的预期收益，也就是不花成本又增加了收益。这里意识形态实质是人活动的内在尺度，其经济效率支持功能显然。
其三，是社会经济变迁的动力和源泉。“‘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8]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本身的力量，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人类社会整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史，最终归结为现实的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人的力量的发展过程包括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发展过程，但归根到底，是人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自我改变、自我发展的过程。“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9]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史，以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的尺度内容变更的历史，它包括新的品质、新的观念、新的需要和语言，那么，当代表新的尺度的群体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发展达到能够由自己本身或自己的真正代表管理社会物质和精神生产的程度，那么，经济制度的变迁就成为可能，经济真正获得质变性的发展。这也就是说，一定的经济制度模式下，日益潜生着一种来自新的人的尺度的反抗，一种动摇制度的力量，当一种制度不能获得来自多数人的内在要求产生的自愿服从时，多数人的内在尺度要从而成为制度变迁的力量，在制度转换时期，人的尺度表现为一种有关人尤其是劳动大众的幸福、尊严、生存状态的关注精神——一种人文精神和思想，它成为人改革或质变制度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以上分析表明，人的尺度是社会经济过程所包含的，它是一种因素，也是一个环节，更是一种前提和力量。因此，在我们进行经济建设、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相应的精神文明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作为人的尺度，制约着我们物质文明的发展状况和模式。
注释：
[1]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11—117页。
[2][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第86页，第36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7页。
[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