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和经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钱谦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钱谦益既是经学唱导者，又是异端思潮鼓吹者。他反对理学，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批判理学思潮的发起开辟道路，显示出“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的清学特征。
关键词 钱谦益 理学 经学 王学 异端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它肇始于明代中叶，随着理学的衰微，面对心性空谈和八股文为害，首先有归有光倡导“通经汲古”。他说：“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六经之言，何其简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别求讲说，别求功效，无怪乎言语之支而蹊径旁出也。”（《震川先生集·示徐生书》）对理学家的空言讲道，抛开儒学经典，主张以讲经取代，说：“汉儒谓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夫能明于圣人之经，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讲哉！凡今世之人，多纷然异说者，皆起于讲道也。”（同上《送何氏二子序》）大倡“未有舍六艺而可以空言讲道者”（同上《送计博士序》）。接着，钱谦益继承归氏学说，以经学为实学，反对理学和八股，提出治经宗汉的明确主张，和清初批判理学的思潮相融合，汇为学以经世的宏大学术潮流衣被后世。追源溯流，清初经学的倡导，钱谦益也是开其端者。
明代理学泛滥，汉唐经学衰落。《明史·儒林传》说：“有明诸儒，衍伊洛之绪，采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歧途，袭缪成讹，指归弥远。至于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究其原因，明初提倡程朱理学，创立八股取土制度，颁朱注《四书》和宋元人注《五经》于天下，作为士子学习的规定内容和科举取士的依据，朱学取得独尊地位，“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明史·儒林传》）一般士子，为了利禄功名，争相奔趋，汉唐章句之学，逐渐无人问津，置之高阁。阳明心学兴起，欲通过“正心”挽救世道人心，给僵化的理学注入生气，吸引了社会信仰，一时取代朱子地位，“学其学者遍天下”，迅速风靡朝野，在嘉靖、隆庆以后的百余年间，“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黄宗羲《答恽仲升论子刘子节要书》）王阳明以“吾心”而不以孔子和经书为是非标准的主张，为某些进步思想家反对圣贤偶象和礼教束缚的“异端”提供思想资料。他极力宣扬精神理性的作用，补救朱学支离繁琐、寻章摘句之弊，把儒学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在经历朱学的一段统治后，阳明心学的出现，确因其简易直接、开广活泼而使人们心目俱醒。但是，阳明心学否认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和人类认识世界的必要性，认为只要“一觉”“一悟”，便可无所不知，成为圣人，为其后学的虚无主义和空谈之风的泛滥打开闸门，变成“开误后学，迄今祸尚未艾”的渊薮。心学日益走向空虚、贫乏、简陋的绝境。当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社会危机日益加深，面对现实，总结过去，探索未来，使有识之士发现，心性之学的空谈并不能救世拯民，改变国弱民贫局面，必须返实去虚，以有用之“实”学取代无用之空谈，转移风气，挽救世道人心。实学的倡导者，从学术源流看，或宗法程朱，或师承陆王，都程度不同的否定自我，反戈一击，以实学之精神，或修正，或扬弃，虽然还未完全摆脱朱陆王的思想影响，但在本质上却是与其对立的新思潮，又因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要求相结合，还带有早期启蒙的思想成分。
钱谦益生当晚明清初，亲自编辑整理《震川先生文集》，他说：“往余笃好震川先生之文，与先生之孙昌世，访求遗集，参读是正，始有成编。”经过他的推崇表扬，“启、祯之交，海内望祀先生，如五纬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发之。”（《有学集·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是归有光学术主张和古文实践的后先呼应者。他上承归氏的倡导经学，提出“讲求实学，由经术以达于世务”，去虚就实，经世致用。始以穷经学古，终以通晓实用，针对明代学术之失，首先评击俗学弊病，转移明人的学术视野和社会风尚。什么是俗学？他说：
夫今世学者，师法之不古，盖已久矣。经义之弊，流而为帖恬；道学之弊；流而为语录。是二者，源流不同，皆所谓俗学也。俗学之弊，能使人穷经而不知经，学古而不知古，穷老尽气，盘旋于章句占毕之中，此南宋以来之通弊也。（《初学集·赠别方子玄进士序》）
他认为道学（按：指程朱理学）和八股文是俗学。道学流为语录，束书而事空谈；经义变为八股，成了利禄工具。清谈心性，酿成支配整个学术界的空疏虚妄之风；八股时文，造就一批除举业外百事不问的陋劣之士。故“自唐宋以来”，“为古学之蠹者有两端焉，曰制科之习比于俚，道学之习比于腐，斯二者皆俗学也。”（《初学集·答唐汝谔论文书》）俗学的“俚”和“腐”，自然是败坏学术风气的根源，导致社稷倾圯的祸首。他说：
经学之熄也，降而为经义；道学之偷也，流而为俗学。胥天下不知穷经学古，而冥行摘填，以狂瞽相师。驯至于今，辁才小儒，敢于嗤点六经，訾毁三传，非圣无法，先王所必诛不以听者，而流俗以为固然。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初学集·新刻十三经注疏序》）
明确表示不承认理学为儒学正统，八股文也非文章正脉，举起反理学和八股的旗帜，与清初批判理学的思潮合流。他既认为“此南宋以来之通弊”，将矛头指向朱子为代的濂洛之学，指责程朱理学离经讲道，以抽象对话空谈哲学命题，渐至“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抛开读书明理，社会实践，开启虚无主义和不学无术的方便之门，“嗤点六经，訾毁三传”，世道败坏，风气沦丧，农民起义，边患频仍，朱明王朝穷途末路，走向灭亡的边缘。钱谦益确实看到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替修己治人之实学，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严重祸害，不提到亡国之罪高度，难于痛陈其弊，引起人们的警觉和高度重视。
振衰起弊，他认为只有“穷经学古”，以经学代替理学。“今诚欲回挽风气，甄别流品，孤撑独树，定千秋不朽之业，则唯有返经而已矣。”（《有学集·答徐巨源书》）“六经”既是文化的“原典”，又是传统政治合法性的依据，抛开儒学正统和孔孟经典，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是学不知本，数典忘祖。唯有先河后海、正本清源，才能鄙弃俗学走上博稽经史的治学之路，故须求“六经”而务本原之学，在经学中谈义理，“以达于世务”的掌握。要学返其本，就必须“以汉人为宗主”，治经复汉，才是“正经学”的可靠途径：
六经之学，渊源于两汉，大备于唐宋元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诚亦有之，然其训诂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义，去圣贤之门犹未远也。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如杜预所谓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餍而饫之，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抉摘异同，疏通凝滞。汉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近代。庶几圣贤之仞可窥，儒先之钤键可得也。（《初学集·与卓去病论经学书》）
汉儒学问“有物”“有脊”，内容充实，虽然章句琐碎，但依经典注疏，发挥圣人之言，未离圣贤之门，并重视社会人生，强调诗乐六艺的教化功能。而以思辨自诩的理学，空言说经，离开原著，随心所欲地解释发挥，变成高头讲章，势必导致汪洋恣肆，不可收束，到了明代，“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游谈，更滋流弊。”（黄宗羲语，见《清代七百名人传》）甚至落入“不学不虑”、“不思不勉”的泥淖。所以钱谦益强调，“诚欲正人心，必自返经始；诚欲返经，必自正经始”，也就是以汉唐经学为源头，穷经考古，学有本源。这种复兴经学的主张，和经世思潮的时代呼声相结合，便开启实学思想中通经致用的新风气，是清初学术的基本特征之一。他对宋儒讲经的否定，视道学为俗学，标志着与理学的分道扬镳，毫无疑问，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他不遗余力地复兴经学，肯定汉唐注疏，贯穿在自己的学术思想之中。如《初学集·苏州府重修学志序》：
古之学者，九经以为经，注疏以为纬，专门名家，各仞师说，必求其淹通服习而后已焉。经术既熟，然后从事子史典志之学，泛览博采，皆还而中其章程，隐其绳墨。于是儒者之道大备，而后胥出而为名卿材大夫，以效国家之用。并概括为“由经术以达于业务”的实学口号：
古之学者，必有师承，颛门服习，由经术以达于世务，画丘沟深，各有所指授而不乱。自汉唐以降，莫不皆然。胜国之季，浙河东有三大儒，曰黄文献洹、柳待制贯、吴山长莱，以其学授于金华宋文献公。以故金华之学，闳中肆外，独盛于国初。金华既没，胜国儒者之学，遂无传焉。嘉靖中，荆州唐先生起于毗陵，旁搜远绍，其书满家。自经史古今，以至于礼乐兵刑阳阳律历勾股测望，无所不贯穿。荆川之旨要，虽与金华稍异，其讲求实学，繇经术以达于世务则一也。（《初学集·常熟县教谕武进白君遗爱记》）
这种以倡导经学为中心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是清初学术的主干，它包括经、史、子、集，性理天道，天文历算，地理沿革和释道经籍在内的诸多学术领域，从钱谦益批判“陈腐于理学”、“肤陋于应举”开始，中经明清易代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著述救世，期于“明学术，正人心”，到讲求“当世之务”的经世实学，去虚务实，归朴返真，划出一条明清之际学术发展的轨迹，为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近代之前古代学术发展的峰巅之一。虽然，实学以经学为主，内容和范围没有脱离儒家的经典和标准，重视儒家“经义”的书本知识，但它到后来衍化为清中叶乾嘉朴学的考据方法。在内容上，以“修己治人”或“有益于社会”的有用之学，批判理学和心学的“明心见性”、“致良知”的脱离实际之虚学，是传统学术思想的反思和总结，开辟了通向近代学术发展的桥梁。梁启超曾把它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就是说，“通经汲古”的学术潮流，将中国古代学术推向批判和清算理学的高度，应该是中世纪时期黑暗中的一线光辉。更不用说还有清初学术，是宋明理学向乾嘉汉学转换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中介，“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话》）的意义了。清人江藩有《汉学师承记》，他说：“有明一代，囿有性理，汩于制义，无一人知读古经注疏者。自黎州起而振其颓波，亭林继之，于是承学之士知习古经义矣。”根据上面的分析，应当还有个钱谦益，他在顾、黄之前，继归氏而倡导经学的功劳是不应该埋没的。这也是钱谦益经学思想中极为精粹之处。
钱谦益的“通经汲古”也和东林学派的“尊经重道”一脉相承。清初的学术思想以晚明为先导，是由明末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人，试图重振没落的理学，成为“一时儒者之宗”开始的。钱谦益身为东林党人，从幼年起就师事顾宪成。他说：“余年十五，从先夫子以见于端文，端文命二子与停、与沐与之游。”（《初学集·顾端文公淑人朱氏墓志铭》）又说：“公初以吏部郎里居，余幼从先夫子省谒，凝尘蔽席，药囊书签，错互几案，秀羸善病人也。已而侍公于讲席，哀衣缓带，息深而视下，醇然有道者也。”（《初学集·顾端文公集序》）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自然要受到顾宪成的影响，带有东林学派的学术特征，并为钱谦益学术思想的渊源。
东林学人面对王学“谈良知者盈天下”，儒学经典和圣贤儒像的权威遭到破坏，以及心学本身陷入深刻的危机和困境，主张向笃守孔孟、具有儒学正统色彩的朱学回归，提出“学返其本”的问题，他们明确表示“学孔子而不宗程朱，是望海若而失司南也。”（《明史·高攀龙传》）毫不掩饰地声称“圣学正脉，只以穷理为先。”（《高子遗书·会语》）以读书、讲学、议政方式，参与救国活动，挽救纲纪凌夷，由此将“重经尊道”作为补时救世的良方。《东林会约》说：“尊经云何？经，常道也；孔子表彰六籍，程子表彰四书，凡以昭示往来，维世教，觉人心，为天下留此常道也。”高攀龙甚至认为“六经者，天下之法律也，顺之则生，逆之则死”（同上《程朱里阙亭》）。对儒家经典要奉循恪守，坚定不移，“读一字便体一字，读一句便体一句。心与之神明，身与之印证。”（《东林会约》）企图通过尊经重道，补偏救弊，振兴衰落的理学，在日趋加剧的社会危机里激荡起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顾宪成说：“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矣。”（《顾端文公集·小心斋札记》）高攀龙也说：“学者以天下为己任。”（《高子遗书·与李尚辅》）以“复兴正学”、“卫道救时”、提倡实际、反对空疏为主要内容的东林侑派，实际上给距离他们很近的清初启蒙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开了先河，所以黄宗羲修《明儒学案》时，高度赞扬他们“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渊虞而取坠日者，东林也。”（《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一》）
钱谦益经学思想，受东林学人顾、高的影响和沾沔，传其法嗣而扬其余波者，除东林党人的政治见解相同，在学术上仅限于尊经重学，以救世为己任。他入东林学派而又不为其所囿，受晚明思想解放潮流的薰染和浪漫洪流的洗礼，突破东林学派的樊篱，还有不同的一面。
王学的崛起，完成宋明理学的历史课题，但也“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逐渐取代了步步推进、格物致知的程朱理学。东林学派深感王学百病交作，流荡不返，“自致良知之宗揭，学者遂认知为性，一切随知流转，张皇恍惚。其以恣情任欲，亦附于作用变化之妙，而迷复久矣。”（《高子遗书·尊闻录序》）“任心而废学”，与佛禅一致，“任空而废行”，则堕入虚学，因此王阳明学说既是禅学，又是虚学，应当否定。但也无法否认心学振聋发聩、震动人心的社会效果：“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内，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然而此窍一凿，混沌几亡，往往恁虚空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竞业。陵夷至今，议论益玄，习尚益下，高之放诞而不径，卑之顽钝而无耻。”（《顾端文公集·小心斋札记》）耽心封建文化体系的“混沌”灭亡，遂欲以尊朱抑王，否定王学，挽之使正：“以考亭（按：朱熹）为宗，其弊也拘；以姚江（按：王阳明）为宗，其弊也荡”，“昔孔子论礼之弊而曰与其奢也宁俭，然则论学之弊，亦应曰与其荡也宁拘”。所谓“荡”，指心学导致越出封建纲常规范的“开发有余，收束不足”，故明知“拘者人情所厌”，也要坚持“与其荡也宁拘”，回归朱学，视何心隐、李贽等人为名教罪人，守卫其儒学正统派的立场。
应当看到，王阳明的心学，视“心”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和这个“心”所固有的“良知”，固然还是一个玄虚的精神实体，但它毕竟脱离了儒学正统，动摇孔朱的“圣人”标准，承认反传统的合理性，一新天下耳目。心学、禅宗和市民思潮的碰撞，是晚明社会出现异端思想的动力。这场狂飚式的思想解放对程朱理学和传统观念起了摧毁的作用，并在社会上扬起个性自由、感情解放的风帆。钱谦益顺应时代潮流，突破东林学派的范围，没有和顾宪成、高攀成一起尊朱抑王，反而对王阳明心学和异端人物采取肯定的态度。他说：
自正心诚意之学，陈陈相因，而姚江良知之宗始盛。儒者又或反唇而讥之。良知之言，因于孟子。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分而言之，曰仁义礼智，其实则良知而已矣。夫立乎人之本朝，蝇营狗苟，欺君而卖国者，谋人之军师国邑，偷生事贼，迎降而劝进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盖已澌然不可复识矣。其良知之未死者，如月之有魄也，如木之有枿也。质诸梦寐，告诸妻子，未有不淟然汗下，烦宪唏嘘者也。……诚使良知之学，讲之有素，知如是而为人，如是而非人也；知如是而为忠臣孝子，如是而乱臣贼子也；知如是而为圣贤，如是夷狄禽兽也。知汤之必灼也必不赴，知火之必焚也必不蹈，知涂炭之必焦烂也必不坐。如是而士气可立，国耻可振，猋庉脂夜之禅，其可以少解矣。（《初学集·重修维扬书院记》）
他认为王阳明“致良知”出于亚圣孟子“性善说”，和儒家心性学说同宗同源。只要在“一念发动之处”破除“邪念”，正心养性，就会使“孟子之言、药石也；姚江之言，救病之急剂也”，成为一副救世的良药。世人“用良知之学为急剂，号呼惕厉，庶几其有瘳乎？”社会和时代的危机就可解救。钱谦益站在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夸大心学和良知的作用，实际上从中永远找不出解决社会矛盾的药方，但它对心学和良知的首肯，却呼应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看到它背离理学、开启心智、激扬叛逆思想的功绩，也就是它构成批判理学的一支同盟军。从客观意义而言，自然不会附合“公之学，程朱之学也；其遇，亦程朱之遇也”的顾宪成，和“龙之学，以朱子为宗”的高攀龙，对阳明心学进行抨击。
特别对王学别传，有明一代怪杰李贽，别有会心，不像顾、高认为晚明出现礼崩乐坏局面，是与王学末流李贽、何心隐等推波助澜有关，顾宪成说：“李贽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何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顾端文公集》卷五）故对他们毒害社会世道和人心，决不能等闲视之。李贽深受心学和禅宗影响，对程朱和一切伪道学猛烈攻击，他和紫柏禅师在当时称作“两大教主”。在他们异端思想带领下，社会发生巨大的动荡和变化，反抗传统观念，鼓吹个性自由，使一批士大夫解除内心桎梏，大胆追求尘世幸福和人间欢乐，对传统人生哲学和生活观念给予蔑视和挑战，晚明社会的叛逆思潮至李贽发展到顶峰。对这样一个著名的异端人物，钱谦益给于热烈赞扬，他说李卓吾“著书，于上下数千年间，别出手眼，而其掊击道学，抉摘情伪，与耿天台往腹，累累万言，胥天下之为伪者，莫不胆张心动，恶其害己，于是咸以为妖为幻，噪而逐之。”他则对其反道学勇敢行为同情赞佩，在《卓吾先生李贽》赞中说：“风骨棱棱，中燠外冷，参求理乘，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语皆刀剑上事，狮子送吼，香象绝河，直可与紫柏老人相上下。”（《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还说：“余少喜读龙湖李秃翁书，以为乐可以歌，悲可以泣，欢可以笑，怒可以骂，非庄非老，不儒不禅，每为抚几击节，盱衡扼腕，思置其人于师友之向。”（《有学集补·松影和尚报恩草序》）怀着虔诚心情向李贽学习，“龙湖一瓣心香宛在，安得从作龄促席贽学而问之。”对统治阶级迫害致李贽冤死的悲剧，表示极大愤慨，他以同情笔墨写李贽“遂夺薙发刀刎颈，两日而死”的悲惨结局。
对顾、高等东林学人严加批评的王学左派代表人物，他也予以袒护，说：
稽良知之弊者，曰泰州之后流而为狂子，为戮民，所谓狂子戮民者，颜山农、何心隐、李卓吾之流也。彼其人皆脱屣身世，芥视权幸，其肯蝇营狗苟，欺君而卖国乎？其肯偷生事贼，迎降而劝进乎？讲良知之学者，沿而下之，则为狂子，为戮民，激而反之，则为忠臣，为义士。视世之公卿大夫，交臂相仍，违心而反面者，其不可同年而语，亦已明矣。（《初学集·重修维扬书院集》）
异端人物表面的越礼任诞，放荡纵欲，掩盖不住内里的愤世嫉俗，不甘颓废，“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晚明狂士有着和魏晋名士同样的心态。钱谦益揭示他们的矛盾心理和内心实质，赞扬其本质是忠诚义士和轻视权幸的品格，实际上和他们后先呼应，支持异端人物的所作所为，站在晚明思想意识的前列，和正统派的东林学人划开了界限。
当然，他也深知王学末流的危害，在《李廷栋神道碑》里说：“世之衰也，世皆好圆而恶方，丰表而啬里，姚江之良知，佐以近世之禅学，往往决潘逾垣，不知顾恤，风俗日以偷，子弟日以坏。”对心学末流与禅学汇合带来世风日下，人欲横流，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尤其“良知”变成万灵妙药，“空”“无”思想泛滥，不读书，不探讨实际学问，不研究现状，只知清谈，诵语录，参话头，酿成空疏无学的祸害，他是极为痛恨的。但他仍然肯定心学，赞扬李贽等左派人物，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一方面恢复和阐扬六经，兴复古学，一方面又出朱入王，肯定良知和异端人物。其实，他也是想将新的作法与传统接轨，利用传统酿成革新的空气，如近代西方人重新发现古希腊而掀起“文艺复兴”运动一样，在既返本而又开新里，显示历史的自觉，阐扬六经，以传统作号召，纠正俗学的“腐”“俚”之弊，为后来的实学思潮披荆斩棘；崇仰异端，背离理学，跟上晚明浪漫洪流的步伐，亦可谓历史的光亮，它们都在反道学上交汇，成为清代学术的前导。
由上看，钱谦益既是经学倡导者，又是异端思潮鼓吹者，学术思想出入于东林学派，不为其牢笼，黄宗羲修《明儒学案·东林学案》未列其姓名，这是极为正确的。他反对理学，欲以经学代替理学，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等人批判理学思潮的兴起开辟道路，显示“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清学特征，逐步演变为有清一代学术思想而深深影响着文学的发展，虽然响应王学，赞扬异端，与顾炎武、王夫之异趋，而能与黄宗羲接轨，但因它带有晚明社会浪漫洪流和解放思潮的精神意向，又能与反程朱理学要求相呼应，是历史之光在钱谦益思想中的闪现，还是值得肯定和引起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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