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文化与社会心理”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论文,文化与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华南师范大学文艺心理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审美文化与社会心理”学术研讨会于1995年12月14日至15日在中山市召开。来自华南师大中文系、心理系、音乐系、科研处以及《学术研究》杂志社、《羊城晚报》社的近2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还特邀了华南师大副校长郭宝江教授参加。这次会议得到了中山市校友梁照平、徐智明、王志宁和我校科研处的大力支持与鼎力相助。
会议由研究中心副主任、中文系柯汉琳副教授主持。研究中心主任刘伟林教授首先致词，宣布中心正式成立，并回顾了筹备过程，介绍了组织机构，提出了研究方向。郭宝江副校长及科研处副处长王国健副教授对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提出文艺心理学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希望研究中心立足于高起点，创造出高层次、高品位的成果。我校校友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与会代表围绕“审美文化与社会心理”这一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比较充分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
一、审美文化的界定
审美文化的研究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一大热点。但究竟什么是审美文化，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刘伟林教授在归纳、辨析他人观点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关于审美文化的内涵，目前在我国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1）认为审美文化是大文化的一部分， 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审美文化。（2）认为文化由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组成。审美文化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作为文化的审美层面，是附丽于文化之上的非实用功利的东西。（3）认为音乐、 绘画、书法、文学等艺术就是审美文化。（4）认为当今社会的文化就是审美文化。（5）认为审美文化就是通俗文化。（6）把通俗文化和西方的大众文化等同起来，通过对西方大众文化的否定而导致对审美文化的否定。以上种种观点，都失之偏颇。他提出，所谓审美文化，就是从审美的角度或层面去审视文化现象，或称对于文化现象的审美学研究。就人与现实的关系来说，其最高层次是审美关系；就人的意识层次来说，其最高意识是审美意识。因此，从审美的角度或层面去研究文化现象，是完全符合人类从事生产的规律和审美意识发展规律的。这种研究能开拓我们的审美视野，把当前的文化研究和美学研究引进一个新的领域。在此基础上，我们应着力于建立一门审美文化学。
针对刘伟林教授的观点，与会者展开了讨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心理学系副教授申荷永博士提出，“从审美的角度或层面去审视文化现象”，此定义更多指审美文化研究，而非审美文化本身。审美文化用活动或研究过程来界定值得考虑。另外，“最高层次是审美关系，最高意识是审美意识”的提法是否要依年龄、历史阶段等作不同的区分？如儿童的最高意识、在原始社会人与现实关系的最高层次不一定都是审美。青年作家、中文系胡经代副教授认为，审美文化的界定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去考虑。刘伟林教授的定义是从空间角度看，还可以从时间角度看。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从宗教文化到哲学文化再到审美文化的变迁，所以说当今社会的文化就是审美文化也有其道理。另外，审美文化究竟是从审美的角度审视文化现象，还是从文化角度审视审美现象值得进一步商榷。中文系崔大江副教授则认为审美文化是审美向日常生活的泛化。
二、审美文化与社会心理的关系
审美文化与社会心理是互相影响的。一方面，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及民族文化心理都会对审美文化的发生发展起到促进或制约作用；另一方面，审美文化又能引导、塑造和培育社会心理。与会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二者的关系。讨论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欲与审美文化
胡经代副教授把人欲比喻成关在瓶内的魔鬼，在中国历史上它曾三度出瓶。第一次是在明代，商潮初涌，正值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形成运河经济文化景观。这时，“欲魔的肉体出了瓶，灵魂却仍被拘于瓶内，被旧道德锁住。”这从《金瓶梅》中得到鲜明体现。第二次是在本世纪初，商潮再涌，欲魔的肉体和灵魂均已出瓶，再次骚动。骚动最烈的当属长江下游江浙两岸，形成了长江经济文化景观。第三次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人欲横流，形成更为壮观的沿海经济文化景观。当代文学应该正视人欲，加强对人的生存、人的欲望的思考，不能反对或逃避。
刘伟林教授提出了人性与兽性的问题，认为人除了人性之外，还应该有兽性或称人的肉体性与动物性。研究人性与兽性的表现是审美文化研究尤其是大众审美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学术研究》杂志社常务副主编刘斯翰副研究员进一步肯定了人欲的存在，指出它不能被禁锢和压制，只能加以控制和引导，使之规范化。审美文化往往是欲望的表露或升华。人的需要、动机对审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欲获得强化和解放，审美文化也就具备了更强的生命力。
（二）当代作家心理与创作
柯汉琳副教授认为当代作家充满心理矛盾和冲突。一方面要肯定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现时代精神和觉醒意识，另一方面又在道德理性上回归传统。从《青春之歌》、《第二次握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人到中年》等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作品中，都能看出这种矛盾。金岱（胡经代）的长篇小说《侏儒》和《晕眩》体现了对传统道德理性的反叛，但仍然有心理冲突，觉醒得不够彻底，作品中某些形象也透露了作家的无奈与迷惘。这种心理矛盾已经成为当代作家常见的心理特征。因此，作家们乃至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一个如何真正解放思想的问题。
崔大江副教授认为作家的心理矛盾是一种潜意识存在，是长期文化积淀而成，意识中的反叛和觉醒总是受潜意识中的“回归”所制约。这种心理只可能慢慢消除，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摒弃。
（三）中西文化心理比较
文化心理是社会心理的宏观体现，它对于审美文化有潜在的巨大影响。申荷永博士从“荣格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的角度，对中西文化心理进行了比较，并思考了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意义。他通过汉学家维尔海姆，通过维尔海姆和荣格合著的《金花的秘密》，以及通过《易经》和“道”，论述了荣格分析心理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文化是一种充满了心理学意义的文化，荣格正是用心理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的，认为“当代心理学为理解东方提供了可能”。荣格提出，尽管西方有科学和逻辑，但东方教给了我们另一种更为广泛而深刻的理解，那就是“透过生活的理解”。中国文化中的科学和逻辑不同于西方的因果逻辑，而能够表达这种独特逻辑的就是“道”，荣格称之为“共时性”。当东方人观察由很多事实组成的集合体时，是将其作为整体来接受的，而西方人却是将其分解为很多微小部分。总之，荣格充分吸收了中国文化，以“共时性”原则为基础，完善和发展了分析心理学的思想体系，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文化在西方心理学界的广泛传播。既然作为西方学者的荣格，能够从我们中国文化中发展出影响深远的心理学理论，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认真从自己的文化中吸取心理学的营养呢？
王国健副教授提出，荣格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应该与西方整个学术背景的转换有关。西方从“分析”的传统思维方式中走出来，转而寻找综合思考方法，于是荣格找到了中国，找到了“道”。
（四）审美文化与社会化
社会化是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审美文化对人的社会化起着重要作用。在古代就有许多思想家看到了这一点。中文系覃召文副教授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孔子对文艺与社会化的理解。（1）孔子很重视文艺在社会化中的作用，尤其重视家教中的艺术教育，重视人的早期社会化。孔子认为文艺的基本功能就在于使人成为一个真正适应社会、并能行使特定社会职责的君子。（2）孔子看到了文艺作为社会化因素的独特功能，这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兴于诗”重在引发性情，符合人的早期社会化的情感性特点。“立于礼”是通过“礼”的学习来确定人的社会角色。而“成于乐”是指音乐的“成性”功能，即由情境进入，达到静穆澄明的最高审美境界的人格完善过程。“乐”的基本特征是“和”，而“和”的本质是适应，就是人的心理、行为适应于社会。（3）孔子承认人的个性， 在艺术教育中注意到了因材施教。不过，孔子的艺术教育更侧重于人格的趋同，这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崔大江副教授进一步肯定审美文化具有教育功能，能促进人格的完善和对社会的适应。但这种教育功能是和娱乐功能紧密联系的，应寓教于乐，不能将二者分开。对教育的理解不可过于狭窄，娱乐本身也是一种教育因素。
三、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审视
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在通俗艺术蓬勃发展的今天，高雅艺术却正面临着某种失落。那么，如何欣赏高雅艺术？如何认识通俗艺术？如何理解二者的关系？促进通俗艺术发展的社会心理因素又是什么？与会者在这些问题上进行了交流。
音乐系邹长海副教授从高雅艺术的角度，谈了歌唱表演艺术的审美意识。他认为，歌唱表演艺术的审美意识主要是指自我演唱审美感受、审美趣味和审美判断。审美感受是一种心理状态，表现为精神上接受美好东西或否定丑陋东西的能力，审美趣味指演唱者对曲目、风格、声音、音色、气质等的喜好和选择。审美判断表现为对演唱的各要素进行自我鉴别与评价。好的演唱无不渗透着演唱者本身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意识主要包括七个方面：歌声的审美，演员的自我形象审美；歌唱时呼吸的审美；音乐感受的审美；演唱的情感审美；歌曲形象的审美；歌唱中的语言审美。他指出，现在的许多流行歌手缺乏必要的审美意识，他们的演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艺术。
刘伟林教授认为，把高雅艺术与高尚纯正联系起来，而把通俗艺术与低下庸俗联系起来，这是一种误解，原因之一在于不了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心理的变化。近几年来形成的平民化、世俗化的社会心理促使了艺术创作由政治化、偶像化走向世俗化、边缘化。另外，在同一社会心理条件下的不同个人、群体，不同年龄、职业，会有不同的审美心理需要。实际上，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因此，那种认为只有高雅艺术才具有审美价值，通俗艺术只有商品价值而没有审美价值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是一种审美主义的批评倾向，是不利于艺术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的。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商品价值与审美价值都应该是辩证统一的。
郭宝江教授认为，在研究中要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面对现实大胆思考。为什么年轻人喜爱流行音乐？为什么《包青天》会受到热烈欢迎？对这些通俗艺术不能简单加以否定或贬低，更不能视而不见。
《羊城晚报》社编辑、记者王义军认为，通俗艺术贴近大众生活，满足大众的娱乐和消遣需要，具备高雅艺术所不具备的优势，故有其存在的价值。但要从政策、管理、创作等各个方面加强调控，努力提高通俗艺术的审美品味，反对一味迎合某些大众的低级情趣，避免由通俗走向庸俗和低劣。
心理学系刘学兰论述了大众审美文化的消费性，认为消费性是大众审美文化的重要特征，其核心消费动机是娱乐动机。大众审美文化与消费主体是相互塑造的。一方面，消费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制约了大众审美文化的走向；另一方面，现代化的传媒技术和营销手段对消费主体起着引导甚至强迫的作用。消费性使大众审美文化具备发展的活力，使之迅速普及，但同时也会导致片面追求商业价值，产生媚俗倾向，丧失文化个性。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还探讨了本研究中心的工作开展问题，拟定了审美心理学、大众审美文化与审美教育三个研究方向，并决定定期与不定期地举办学术研讨会和报告会，开展有关审美教育和大众审美文化的社会调查和咨询工作。与会者指出，研究一门交叉学科，今后应进一步扩展队伍，吸收多方面人才加入。在研究中应立足现实，解放思想，提倡争议，加强合作。最后，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次研讨会气氛活跃，思想解放。来自不同专业的代表采用对话形式进行思想交锋，增强了启发性。希望今后多组织这种讨论，使我校的文艺心理研究不断走向深入，走向成熟。
本文1995年12月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