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与资源#183;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环境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寓于环境之中的水、土地、矿藏、林木等自然物质资源和以水、空气、阳光、土地、动植物、气候等为基本要素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活动空间。
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的蒸汽革命，特别是19 世纪末的电力革命、 20世纪的核能利用及其他现代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使人类的开发活动摆脱了人的体能、畜力和简单机械的局限性，赋予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从而创造了空前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和巨大财富。
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大发展时期，由于肆意向自然界索取乃至掠夺大量物质资源并消费巨额物质资料的同时，还把大量生产、生活废弃物返还给大自然，于是造成了资源短缺和枯竭、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并形成了以任意消耗自然资源、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生产方式、非适度的消费方式和危害人体健康的生存环境，使人类陷入发展与多种危机并存的恶性循环的状态。
在人类自食这些恶果的过程中，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上的有识之士先后以文学作品、科学报告、社会论坛等形式，向人们发出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呼吁和免遭大自然严重报复的警告。 在这种背景下， 1972年联合国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号召全世界共同维护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尔后，不少国家在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虽比过去有了重要进展，并促进了环境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三废”治理这种尾部控制战略的局限性，致使全球性资源·环境危机并未得到好转。在1987年召开的“地球的未来”国际会议上提出的《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个历史性文件中，首次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同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危及后代人，留有满足其需要有能力”这一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环境战略。
鉴于全球资源·环境危机的严重性，为了把可持续发展纳入实际行动的轨道，联合国于1992年召开了有各国首脑或政府总理参加的“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为此，中国在1994年公开发表了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作为编制中国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一个重要指导性文件，并将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中得到体现并开始实施。
尽管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需要走相当长的艰难路程，但当代人终于从历史经验中找到并确认了人与自然和谐、两者共存共荣的唯一出路。
从这一发展主题和当前资源·环境状况出发，应该对可持续社会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加以重新界定。据本人理解，可持续社会发展，是指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社会生产—分配—消费模式和期望目标的调控下，通过对经济—社会—自然复合大系统功能—结构的调整、重组和优化，以不断提高的发展质量、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来满足当代人对日益提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又为后代人创造可持续发展条件的社会进步过程。
从上面经过展开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中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第一，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前提，以低耗、高效、无废少废生产方式和适度消费方式为核心并以合理分配、共同富裕和消除贫困为宗旨的社会进步过程；
第二，逐步实现此种社会进步过程，必须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基本原则，对经济—社会—自然复合大系统的功能—结构进行不断的调整、重组和优化，以便使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增强综合国力的过程既符合经济规律又适应生态规律的要求，减弱直至消除“征服自然”发展时期造成的种种弊端；
第三，在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既包含目前大家所熟知的人们对多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享受的需要，如饮食、居住、衣著、交通、娱乐、文化教育、体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需求，也包括对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质量、回归大自然感受的生态环境质量、崇尚和保护自然及生物物种、有效利用和节约自然资源、适度消费和文明生活方式等物质—精神生活的需要，从而把社会发展提高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水平；
第四，只有把当代的社会发展提高到这种和谐与协调的水平，才能为实现不危及后代人并为满足其发展的需要留有足够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创造有力的保证，其中既包括为社会创造的巨大物质—精神财富，也包括通过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所提供的资源·环境条件。
为把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纳入《中国21世纪议程》确立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首先要利用各种宣传教育手段，对人们的资源·环境价值观念进行正确引导，对环境行为者的价值取向加以调控，解决认识上的误区和行动上的“总开关”问题。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自然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长期以来，人们总以为大自然赋予的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而且不具有边际价值，因而可以无偿地大量开发利用，乃至任意掠夺和破坏。后来，我国虽然建立了资源和环境方面的法规，上述非理性的开发活动受到了某些约束，但是，这种片面和错误的资源·环境价值观念并未破除，因而滥采滥伐、过度开发和低效利用等肆虐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的现象并未终止，进而导致资源退化、衰竭和生态破坏。
这种资源·环境价值观念的错误，主要表现在：除了太阳能、风能以外的自然资源，都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这些有限的自然资源中，有可再生（可更新）和不可再生（不可更新）之分，如大自然水汽循环中的降水过程可使地表水体的总量增加并补给地下水，森林中的林木、草场上的牧草在一定自然条件下可以再生等，而煤炭、石油、金属矿等则属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这些可再生资源的再生过程，常常受到天气和气候、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的制约，甚至受到自然和人为灾害的危胁，因而不仅总量是有限的，而且它们的总拥有量也不能都用来开发利用。可见，无论是可再生还是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都存在着供给的有限性与需求不断膨胀的基本矛盾，因而它们都具有边际价值。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R·雷佩托指出的那样， “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而它们不应该具有边际价值。这就提倡和肯定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通过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来获得和保持，其结果，可能是国民收入的虚假增加和自然资源的持续减少”，于是，“为了某个经济目标，不需要花费一分钱就可以消费国民经济赖以存在的自然资源”。
第二，环境不能无限地受纳人类活动排放的污染物。
过去，人们常误认为把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废弃物排入环境，反正通过空气的流动和扩散、江河湖海水体的冲洗稀释、雨水的冲刷和土壤的渗透等可以得到自然净化，因而不必对废气、废水等进行人工处理和回用，这样，既省钱又省事，何乐而不为。在我国建立环境科学和排污收费等控制污染的制度之后，环境行为者任意排放污染物的问题虽得到0抑制，但是，有些人的环境污染和环境价值观念并未因此而根本改变。
这种观念在认识上的局限性在于：忽视了物质不灭、物质转化规律和污染物积少成多的事实；具体到一条河的水环境、一个城市的大气环境，其自然净化能力分别受到水量、水体流速、水体中水生生物和特定的气象气候、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的制约，因而它们的环境容量不仅有限，而且净化能力也有很大差别，如果污染物排放总量一旦超过一定环境质量标准下的环境容量，势必引起不同程度的污染直至环境公害；由于生产工艺和管理落后，单位产品或万元产值的排污量大。造成大量有用资源的流失，这不仅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和市场竞争力的减弱，同时也是有限资源的浪费；环境污染物的传输—累积效应，不仅会造成对人体健康、农作物、植被、水生生物等的危害和直接的经济损失以及多方面的间接损失，还有可能出现后果严重的公害事件和国际间的环境纠纷。
可见，不顾环境的最大允许容量而任意排放污染物，既不省钱也不省事，而是对自己、对环境后果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第三，环境保护不仅产生社会效益，也创造经济效益。
迄今为止，不少人认为环境保护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似乎只产生社会效益而不创造或很少能产生经济效益，因而某些环境行为者不愿或很少进行必要的环保投资。这种环境资源价值观念的局限性在于：自然资源（包含相互依存、彼此作用的自然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做为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它们本身就具有多方面不可替代的功能，如果资源·环境一旦遭到人类活动的过度消耗和破坏，将导致部分或全部功能的衰竭直至消失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而保护环境就意味着减少或避免经济损失，维护其功能正常条件下的经济价值；以往，在人们对环境保护的理解多局限于“三废”治理的情况下，由于传统技术的局限性，某些污染物的净化确实成本高而回用价值低，甚至难以达到净化或回用的目的，所以，要求这一部分创造直接的经济价值，则无从谈起；随着技术开发和技术进步的不断发展，无论是污染物的净化技术、综合利用技术或废弃物再资源化技术，特别是控制资源利用和环境污染源头的无废少废或无公害清洁生产技术，不少已先后达到实用化、商业化的水平，从而把环境保护从单纯的“三废”尾部治理扩展、升迁为控制污染与资源高效利用相结合乃至一体化的全过程控制模式，采用这些综合技术或系统集成技术，不仅可以大幅度减少乃至消除污染及其造成的损失，还能同时创造数量可观的经济价值，其中包括生产成本的降低、绿色产品的价值增殖、少缴纳或免缴纳排污费等；在上述背景下，本世纪70年代出现了以连接和协调人类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自然系统为基本特征的环境保护产业，其中包括生产上述净化技术和综合利用技术装备、清洁生产技术装备的企业群，从事环境工程、生态工程设计和环保咨询的企业等，全球环保产业的产值已达到几千亿美元的规模。
由此可见，只从保护人体健康，为公众提供良好劳动和生活环境的角度考虑，可以认为环境保护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包括环保科技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发展与资源·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一体化解决，不仅使环境保护的内涵有了实质性的扩展和升迁，而且，它正在朝着具有连接和协调人类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自然系统这一基本属性的基础产业方向发展。
中国实行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着力提高人口素质。
过去，由于人口问题的失误，给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这种后果的第一层面，集中表现为人口基数庞大和人口素质偏低，并由引发出诸如人口数量大体按20年为一个出生高峰期在继续膨胀、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和人均GNP水平低、 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高和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一般人力资源过剩和科技人才短缺、失业率和犯罪率高等第二、第三层面的消极后果。
近20年全面执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基本国策以来，在控制人口总量和改善人口质量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因人口基数过大、国民教育落后于发展需要、地区间发展水平较为悬殊等，只能说人口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基本矛盾得到了缓解，而不容盲目乐观的中国人口国情远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因此，为今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创造有利的条件，必须在严格控制人口总量的前提下，着力加大人口质量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以加快提高人口素质潜能的存量水平和潜能的转化率，使人力资源的经济—社会价值得到增殖，发挥中国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弱化乃至扭转既有人口国情产生的种种消极影响。
第二，急功近利和狭隘利益至上的行为，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进入上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要求人们能够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利害关系，其中也包括需要与可能的关系。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在经济—社会变革与转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种种短期行为乃至违法乱纪行为，诸如：一些地方和企业的决策者不顾市场和资源的具体情况，一方面继续重复引进、重复建设并造成过剩生产能力的闲置和资产的积压浪费，另一方面在原有生产装备急需进行技术改造方面又不肯投资，继续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有的产业部门不从我国酸雨区继续蔓延、酸雨污染已接近北美公害时期水平的严峻形势出发，对二氧化硫排污收费的立法一事持消极态度；在地方保护主义和谋求私利的驱使下，某些官员庇护生产、销售劣质化肥和农药的违法行为，坑害农民，危害农业环境；个别地方出于眼前利益甚至非法私利考虑，竟然进口国外转嫁污染的有害废弃物，等等。所有这些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狭隘利益至上的违法乱纪行为等，都是和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的。
因此，为了削弱和铲除这些人的障碍，除了通过宣传教育提高人们的现代环境意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价值观外，还必须强化法律手段进行硬性调控和约束，以便逐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氛围。
第三，建立自然资源与环境核算体系。
在实行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条件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考虑自然资源与环境核算的问题，不少人已经认识到把它有效地纳入国民核算（SNA）体系， 是真正把环境与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决策管理轨道的基本手段，一些国际组织、国家和经济学家先后开展了许多有益的研究。我国开展的《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课题研究，已于1990年提出一个初步方案，其中包括把自然资源核算纳入国民财富核算，并同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净值（NNP）及资本形成联系起来，把自然资源再生产活动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利用单列的投入产出表反映自然资源产业部门与其他产业部门之间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等。
尽管这项工作涉及宏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全息经济学、经济统计学等一系列交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因而它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相当的时日才能取得多方面的共识并使其成为一种有效的实用手段，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使这项事关我国可持续发展大局的工作放任自流；相反，应该依据《中国21世纪议程》的要求，进一步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抓紧进行。
当然，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这一命题涉及许多领域、许多方面的问题，诸如工业领域中的清洁生产、农业领域中的有机化和生态化，以及人们生活的适度消费等等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仅论及其中最基本的几个认识问题和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关键问题，以此和大家共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