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世纪经济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题论文,世纪论文,文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还是十分现实的应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实质性成果。但在某些领域，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仍就存在隔离感，“一手硬，一手软”在扭转之中仍然积淀为某些同志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这种现象的产生作为一种表象，必然有其理论坐标为其定位。剖析深刻的理论和社会原因，实现观念的突破，建立崭新的思维模式，是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提出的严肃课题。
一、中心点的切入：全面、正确理解新时期总路线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我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的侧重点，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对于稳定社会、全面推进社会进步，提高民族素质，无比的英明正确。世界经济热点正在从西方移向东方，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受到世人瞩目，就是最好的佐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出，是相对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言的，意味着我们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于这一重大理论的理解，一些同志由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不牢，对产生这一重大理论的历史背景认识不深，在某些领域和范围，对“中心”就产生了程度不一的误解。这是造成社会畸形发展的直接理论原因。
1.在思维方式上，作为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动，不讲政治行为、文化思想道德行为，只注重经济行为，为获取经济效益，可以付出任何代价，经济就是一切。这种观念和行为，从根本上说，是缺乏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修养、立场和观点。既不会根据事物质的不同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又不会全面、辩证地分析、处理经济与诸多领域的关系。事实是，冠以阶级斗争的政治，与新时期的政治思想、道德文化，是在质上存有根本区别的两个范畴。同时经济是“中心”，而不是全部。从只抓阶级斗争到只抓经济，虽然表现内容和形式不同，但在本质上说都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理解。
2.在实施手段上，就经济抓经济，将原本的社会整体综合行为简化为单纯的经济行为，手段的单一化，减缓了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活动的本身，尤其是发展目标和模式的形成，都是在社会、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下实现的。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和经济运作过程同它此处的文化环境分开，是很难实现的。如果脱离了它的文化基础，任何一个经济概念都不能得到彻底的深入思考，反而会阻滞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经济活动的枯萎。这一过程的轨迹为：就经济抓经济，开始阶段有所发展，一旦发展到相当阶段和程度，便停滞不前（尽管经济自身存活着大量的经济要素）。由于只是僵化、龟寝在自身领域，经济活动最终得不到彻底的思考，不要说发展，连生存都将十分困难。此种单一的经济行为，不仅直接阻碍了以文化为主的精神文明建设进程，最终还将导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新时期建设总路线的侧重点难以贯彻和实现。
作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意味着通过漫长的途程，去实现一个伟大而崇高的目标。这就是通过经济的增长来满足人的需要，提高人的素质，促其全面发展，最后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而文化则是以文化人，文化经济，殊途同归。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与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不同侧面共同作用于人的素质。这就是党在新时期建设总路线内涵的异常普遍而又十分深远且重大的理论意义。
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历史阶段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规律性表明，社会形态的更替，与其所包容的文化含量多少有直接关系。文化含量越高，文化的外延愈广泛，文化对政治、经济影响越大。用文化学分析，这时的社会也便愈加远离“政治时代”和“经济时代”而步入“文化时代”。
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真正的经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构成社会的三大要素，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的比例构成、地位作用以及相互关系均倾向于经济这一中心要素。经济决定了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发展速度和水平。由于这一历史时期生产力水平不很高，表现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则为主导和从属。在经济时代，一个重要的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尤其是我国地广人多，经济条件不一，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在一些老少边穷地区表现尤为突出。道理很简单，老百姓不吃饭不行，少看一场电影却危及不了生命。解决生存问题，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抓经济。经济这时成了最大的政治。而文化直接由经济水平所决定，发展必然受到多方面制约。改革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自然包括文化），由此带上了浓厚的经济时代的特征。
跨入九十年代，我国开始步入文化时代，至“九五”期间，我国真正跨入文化时代。如今文化已经渗入到社会经济、政治乃至平民百姓生活的诸多领域，文化外延不断得以扩大。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真正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融铸一体。建筑文化的兴起，人们已不满足只有住宿的地方，而开始讲究居住环境的幽雅、安逸、色彩，追求文化创造的意境和氛围。饮食文化的丰富，人们开始调整饮食结构，吃饱已不再是唯一目的，讲究色、香、味、美、型成为时尚。服饰文化的辉煌，在美观、大方、飘逸的多极选择中，标准不再是坚固、趋同，而是充分展示自我的个性与价值。管理文化的发展，包容了生产、流通、消费、服务等全过程，成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文化与经济通过扩大各自的外延，而交融于一体，是其内部自然规律使然，绝非人力外部施加而成。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时代对人的整饰，在普遍提高人的素质的过程中，消费从从属地位上升为主导地位，人们的消费需求重点更加趋向精神和文化层面。
文化时代另一重要标志是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已占有独特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首先是在更新文化观念的前提下实现的。社会发展越快，越需要文化提供先导，文化的地位越加显赫。文化除具备无穷的观念力量外，还具有直接的经济伟力。全国各地举办的数不胜数的文化经贸艺术节、体育节，都以庞大的经济数字昭示文化在经济中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就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正处在文化时代这一必然历史阶段。社会的决策行为，生产、消费行为等在内的一切行为就不能不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经过经济时代的磨炼与调整，谋划具有文化时代特征的两个文明建设方略，是把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的基础支柱，事关重大。划分与明确这一历史阶段，可以使我们的谋划与实施更加主动与清醒，强化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从事两个文明建设的自觉性。
三、高筑新时期民族精神的万里长城
就世界范围而言，任何一种经济活动和行为，除了各自表现迥异的物化形态外，都有着深层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所内含的巨大动力能源，对经济活动形成久远的直接或间接的无穷的力量。只不过不同国家和地区所依托的精神不尽相同罢了。
近代西方社会生活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精神气质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观念的产生，造就了资本主义经济行为。而促成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动因，韦伯认为就是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在伦理道德观念上的变化。加尔文教将共同劳动和合理纪律看作是人的合理的宗教任务。劳动由此被赋予“天职”的宗教意义，是完成上帝交给的使命。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宗教伦理中具有了道德合理性。由于雇主的经营活动也被解释为一种天职，资本家的剥削也就成了一种劳动，同样具有天职的宗教意义。由此，新教伦理不仅为资产阶级从事工商业活动和获取利润奠定了心理基础，把谋利解释为天意，而且还规定了资本主义剥削与被剥削原本不平等的合理性。因为这些都是在履行天职，都是合乎理性的活动。在这种精神动力的驱使下，必然会出现英美的“个人资本主义”，形成以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为本位的价值观，赚钱成为获得社会尊敬的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可见，资本主义经济立足于私有制，在这种精神动力推动下，必然会造成人生价值的失落。从狭隘的私利出发，必然造成个人的精神孤独，加剧人们之间本来就存在的竞争和冷漠，物欲的放纵，难以换回充实的精神与真挚的感情。难怪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如是说：“我们一向习惯的爆炸式的生产发展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可能比中国人更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未来的生活。”
作为“社团资本主义”经济的日本，走了一条与英美等西方各国不同的道路。贯穿日本历史始终的民族主义这一日本资本主义精神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观，始终支配着日本的经济活动甚而整个民族的行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一开始，就高度强调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而把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看作是经济发展的阻力。资本家和雇员被一种共同的命运和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命运共同体。由于这种精神崇尚理智和理性，鼓励相互合作和援助，而这又与近代科学相一致，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这种民族主义对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还表现在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把获取利润放在第二位。森岛通夫曾说：“在日本，赚钱绝非取得社会尊敬的一个足够条件。不仅如此，赚钱甚至经常成为遭到社会非难的一个条件。因此，企业家知道除了赚钱以外，他们必须为社会和国家做‘某些事情’。他们要考虑，为了做好这‘某些事情’，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赚钱的行为。”很多人投资的准则，不仅仅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而是国家的需要和民族的利益。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一种很强的民族感，对什么是国家利益有一种相当清楚的直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家、集体、个人就会处在较和谐氛围之中，不会因追求极限利润而损坏民族国家形象。这在日本成为一种传统，一直影响着战后经济。
在我国经济领域，更需要高筑中华民族精神的万里长城。代表着中国人基本精神风貌的价值标准和人格追求的民族精神，作为深层结构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对于激励人们超越物质利益的羁绊，追求精神境界的提高，尤其是从深层提供世纪经济的发展动力，抵制物化主义的思想，纯洁道德，净化社会经济风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其特殊的精神价值在于：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整体观。爱国主义是融铸在每个炎黄子孙的血肉基因。由此构成了我们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主体内容。对于经济建设起重要作用的价值取向、理想人格、思维方式、精神风貌等，发挥着凝塑和整合的功能。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无论是在理论层面和行为方式的层面，还是在社会心理和谐意识的层面，都将对新时期经济建设的价值取向起着任何别的因素所不能取代的积极作用。确立爱国主义的心理图式，就不会将经济行为看成是单一的，而是为祖国履行天职、尽义务和使命。由此孕育和激发强烈的自尊自信和无比自豪感，拼搏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产生出巨大的经济动力和活力。
建立在爱国主义根基之上的经济活动和行为，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和国家利益将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命运共同体，一切超经济行为和非正常经济行为，将在自觉的层面上得到减少乃至杜绝。因为这一境界中的人格和国格，具有了同一内涵和外延。这时，全局利益被视为高于局部利益，整体利益被看得高于个体利益，凸现出中华民族以小我成全大我、以牺牲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去维护整体和全局利益的独特品格，从而形成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上的经济景观和精神境界，凝塑成中华民族的全体行为，从经济的精神支柱泛化为人的精神支柱。
四、营造社会协调、有序发展的运行机制
经济的发展、运行必须是在协调、有序中才能实现，哪怕是丝毫的倾斜，经济的列车也很难到达目的地。所以营造经济活动的文化机制，对于实现我国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是十分必要的。
强化改革开放意识，完善甄别、互补系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随着世界经济集团化、区域化和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各国经济在相互竞争的同时，联系也更加紧密，相互开放是历史潮流，企图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发展民族经济已经很难取得成功。一些世界性的问题，如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也越来越需要全球的合作，中国经济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也离不开中国。世界经济必将更加开放，这是毫无疑问的。
世界经济开放力度越大，越需要文化的甄别与互补。恰如打开窗时，吹进新鲜的空气，也飞来苍蝇需要防控一样，对东西方不同的经济模式、经济活动、经济行为尤其是深藏在经济内核的文化价值系统需要做出认真的甄别。去伪存真，去劣存优，用中华民族文化提炼的民族精神加以补充、融汇，为我所用。以名牌战略为例，扩大开放外国名牌必然大举入华，拒之门外，闭关自守，自不可取；曲意逢迎，把本国企业沦为洋人品牌加工厂，以求蝇头微利，应引以为戒。创建名牌不妨借助外来资金、外来技术、外来管理，又万不可以改名换姓为前提。经过如此的文化甄别与互补，形成中华民族自己的具有相当综合经济实力的国际名牌，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然，诺大的中国充其量只能作为世界经济推销的市场而存在，尖锐一些的话，那将沦为某些国家的经济殖民地。
调整社会有序、稳定运行，为世纪经济赢得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耐斯比特在其《亚洲大趋势》中预测，亚洲在崛起，亚洲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中心，21世纪将是“龙”的世纪。他说：“我认为，当今亚洲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部分，用50年的时间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无论耐斯比特描绘的蓝图多么令人鼓舞，但有一个关键的环节：时间和空间。就是说，亚洲乃至中国欲重新返回几千年来一直是世界中心的地位，至少需要社会稳定、有序发展50年。然而只凭经济本身是很难实现的，必须凭借文化机制的调控。
社会稳定的精神因子是社会人具有共同的信仰崇拜，共同的心理需求、共同的精神状态。文化将经济行为整饰为中华儿女向自己的国家履行天职的过程，从而确立起经济活动的崇高信仰。避免了物化主义因逐利而产生的种种矛盾斗争所造成的社会动荡。文化对国民品性进行理性提炼所形成的共同的精神状态，具有地域和种族上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反映出民族奋发有为、和谐统一的共同心理，在客观上形成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正向力量。从更深层次分析，中华民族历久弥坚的思想传统和一以贯之的政治价值取向，是把家庭、邻里、集体的和谐，国家的稳定、统一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作为共同的心理需求，对于我们民族、国家的长期稳固发展，为经济繁荣提供充裕的时间和空间，将会起到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减缓与经济发展同步产生的负效应，消除社会的摆振。当代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由此带动了社会的飞速前进。但是在经济运行的同步，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社会问题。尤其是十年内世界经济发展动向将使人们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由短期行为、局部利益、物质追求向长远战略、全局发展、精神文化方面追求发生转换，即使物质的财富越来越多，也终难填补人们精神与感情世界的空白。很显然，经济的激烈竞争、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对人的心理将造成无形的压力。物欲横流激发享乐思想的蔓延。而大众传播媒介和旅游的推波助澜，又使年轻人眼界大开，因而对现实又产生更多不满。在这种情形下，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同人的精神心理疾患就存在着一种同步并蒂的关系。在美国，每10名成人中就有1人患精神疾病或有潜在的精神疾病，发病率约为23%，而青少年和儿童的精神疾病发病率与成人大致相当，为20%～25%。近二三十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条件明显改善，但犯罪、自杀、酗酒、吸毒、挥霍享乐、抑郁和自虐行为却愈加增多。巨大反差使西方社会陷入了失衡、不协调的境地。
很显然，西方社会发展经济所付出的昂贵的代价是一代人毁灭，终究有一天会反过来作用于高速发展的经济使之减缓速度，以致停滞和倒退。根本的问题是，生存于现代西方社会的人，将经济活动获取利益作为天职、目的，他们不是缺乏物质财富以及知识和科学，而是在经济过程中未能洞察人的内心追求奥秘，不了解人的真正本性，结果人失去了他的存在之根，在经济的冲突下沦为“单向度的人”，社会的倾斜是必然的。实际上，文化意识作为社会机体的内在尺度，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方向。中华民族经济是物质与精神的同一体，从两个不同的方位共同作用于人的自身建设，益于培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统一的新人，从本质上避免了西方社会物质与精神失衡、不协调现象的产生。但也不能忽视，如果我们在实施两个文明战略中发生偏倾，重蹈西方社会的复辙、社会发生摆振，也是极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