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早期论文及改造国民性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国民性论文,思想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问题的提起
在浩繁的鲁迅研究中，“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已是被千百遍地谈论过的老话题，有关它的论文，从散在的杂志论文到专集专著，大概不会少于数百万字。最近数年，以留日时期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以及《摩罗诗力说》等数篇长文为核心材料，对该问题的阐释和评价更是频频出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我敬佩那些气势恢宏、洒洒洋洋的评说议论，但有时也不免感受到一种令人困惑的倾向，即有一部分研究，似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执着于一种封闭自足的思惟结构里，根据理论界研究界的话语概念的变化，不断更新和提升“立人立国思想”“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现代性、深刻性、超越性和至今仍无人可比的伟大意义，并且呈现出上不封顶的强劲趋势。像：“鲁迅是位具有人类综合智慧的文学大家。(中略)早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立志弃医从文已开始主体意识的现代化(中略)。鲁迅的立人立国思想却超越了梁启超的文化思想，设计了以‘人’为本位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立国之策”(注：朱德发《文学现代化首在创作主体意识现代化——重读鲁迅其人其文之一》，《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5期。)。“鲁迅正是从对‘中国之情’的洞彻，对‘欧美之实’的深察，舍弃了世纪初一般人追逐西方近代文明以建设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思路，确定了‘非物质’，重精神的文化建设思路”(注：李德尧《鲁迅早期重精神思想之再剖析》，《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2期。)。鲁迅的“立人思想”“不仅对中国人的自立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人类和人类个体的自立也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鲁迅的‘立人’思想既有着强烈的现实性，同时又具有十分明显的超越性”(注：李金涛《鲁迅“立人”思想的现实性与超越性》，《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8期。)等等，等等。
对于如此崇高辉煌、令人诧异不已的判定和评价，我们最素朴最直观的感觉，首先是想仔细欣赏支撑这些结论的发现论证过程，知道论者挖掘和使用着哪些材料与根据。遗憾的是，我们有时不能不叹息这一方面的极度贫弱。其实，学术研究，即使是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在其本质上仍与自然科学研究有着重大的相通之处。就是说，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解决，首先要充分地调查事实，寻找根据，搞清问题本身以及周边相关事实的状态和结构，在通时和共时这两个过程中，确切地回答“它是什么”的问题；这是所谓研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和程序。然后，在它与周边诸问题的结构性关系中，即与它得以生成并存在的“场”的关系中，回答“它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慎重的价值判断，断定它在自己的时代、在更长的历史过程中拥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一项研究缺少前两个操作内容和程序的话，最后的所谓价值判断也就无从而来，往往会成为仅仅依存一己的喜恶或感觉的印象与感想。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觉得目前对鲁迅早期文章以及相关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的研究，在基本事实的清理，特别是1907、1908年撰写长篇论文、提出“立人”即“改造国民性”问题时期，鲁迅与他所置身的明治日本的思想文化界乃至与世界思想文化界的关系，还很少扎实的考察，显得缺少论述的必要基础。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对上述问题做一点基础性的考察工作，期望有助于进一步客观地把握青年鲁迅的思想生活的真实状貌；同时或许有利于我们重新反思自己所热心的学术研究的偏向，找回科学研究的真正乐趣。
2被忽略不计的鲁迅的自述
首先，非常有必要再度确认一下鲁迅提出“改造国民性”问题前后的基本情况。
鲁迅是在21岁时，即1902年，拿到清朝政府的奖学金而来到日本的。他先是进了专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弘文学院(性质为补习学校或曰预备学校)速成普通科，学习日语、补习中学的各科课程，以取得报考各类正式学校的资格。经过两年学习，于1904年3月毕业。当时，鲁迅有两种出路，一是考取“高等学校”(实际上即是大学预科)，经三年学习后，升入当时仅有的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这两所国立大学，或是私立的早稻田大学。不过，晋升大学这条路虽然显赫，但难度比较大，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以医学为例，至少需七年时间。另一条路，就是进入专门学校或高等实业学校，一般为三年，医学为四年。鲁迅呢，最终选择了医学，离开生活了两年半的东京，进入了远在东北地方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那里，他只学了一年半左右，就退学回到东京，将学籍挂在一家德语学校，继续领取每月33元的奖学金(注：有文章说当时鲁迅的经济状况十分拮据，生活清苦等等，实际上，经调查有关资料我们知道，当时中国的元与日本的圆的比价为1∶1；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日本，鲁迅每月可领到33圆(1圆=100钱；1钱=10厘)。那么，同一时期的日本人的收入怎样呢?以所谓“初任给”(意为刚就职时的月工资)为例，银行职员是35圆，上级公务员为40圆；小学教员10-13圆，巡查(警察)12圆。物价方面，比如：牛肉罐头25钱，牛奶200毫升3钱9厘，砂糖1公斤26钱，大型词典2圆，面包片400克10钱，烧酒1.8升大瓶36钱，订购报纸一份45钱，香烟一盒5钱等等。因此，一般地看，每月33圆钱足以维持一个人一般水平的生活。
文教政策研究会编集·发行、1996年12月)等。)，开始搜寻各种书籍，试图办杂志，给留学生办的杂志译书撰写文章，过起无人干涉、自由从事文化·文艺活动的日子来，直到1909年归国为止。从学日语、补习中学课程，到进医专学医，再到退学放弃医学，想去做文人，帮助人们改造精神。综观鲁迅的这七年多，大体上是一介普通留学生的生活。
中国政府历经了1840年鸦片战争、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年中法战争、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1年辛丑战争及1904年日俄战争，扮演了惨败·赔款·割地·丧权的角色，中国人遭逢了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上最悲惨、最无能、最屈辱的时代。人们为自己祖国的命运焦急忧虑，纷纷探讨拯救民族、富国强国的道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略和设想。可以说，忧国忧民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主题和氛围。鲁迅自然也是其中的一人。尽管他在留学生自办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但如果过分渲染中途退学的医专生鲁迅此时已如何伟大绝伦，提出了既有中国意义，又有全人类意义的惊人思想和救国救民的良策，那就未免有些不着边际了。
鲁迅早期的五篇长文，均是从仙台回到东京后，于1907、1908年撰写的。关于这些文章，似乎很少有人去研究它们是在怎样的背景和情境下写出来的，这些文本的内容与鲁迅置身的思想文化界的积累与潮流是怎样的关系，它所包含的思想信息哪些是重复性的，哪些是原创性的；我们能看到的，有时只是将这些论文作为鲁迅的独家专利发明创造，寻找最尖端的词汇去无限地阐释它们。
在许多年后，鲁迅本人曾谈起过自己留学时代的文章，现在让我们来仔细地重温一下。
鲁迅曾数次回忆过自己在日本放弃医学后从事文化文学活动的情形，说自己本学矿务，“但我又变计，改而学医，学了两年，又变计，要弄文学了。于是看些文学书，一面翻译，也作些论文，设法在刊物上发表”(注：《自传》，《鲁迅全集》第7卷第84页。)。关于看外国小说，“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1页。)。就是说，这一时期鲁迅的文艺活动的中心内容，主要是利用日语这一媒介向人们介绍外国的思想学说和文化文学。
1934年12月，鲁迅为《集外集》作序时，特意说到在弘文学院就学时所写的两篇文章：
一篇是“雷锭”的最初的绍介，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但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鲁迅全集》第7卷第4页)
至于稍后数年所写的几篇论文的情况，1925年5月，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里，鲁迅说过这样的话：
我在留学的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鲁迅全集》第7卷第84页)
在1926年10月所作的《<坟>题记》中，他又说：
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鲁迅全集》第1卷第3页)
可见，鲁迅留日时期文艺活动的重心，是翻译介绍国外的思想文化。他说自己的文章是“偷来”的，是“生凑”，是“不好的文章”等等，并不只是应场的谦虚。他注意当时日本思想文化界所流行的思潮学说，把它们翻译介绍给国人，开始自己的启蒙活动。他早期文章的基本话语范畴明显地带有与传统话语不同的新异色彩，其基本理由实质上在于与明治日本的流行话语(或曰流行于明治日本的欧美话语)的对应性。有关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比如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笔记》(注：日文原题“摩罗诗力说材源考ノ一ト”，1972年10月至1995年8月分24次连载于《野草》(《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主办)。)，精细地考察了鲁迅文章所引用介绍的日文材料，证明了鲁迅的基本问题的框架以及语言概念的使用，都与明治日本文学思潮有着很强的对应关系。
总之，从鲁迅的自述以及他当时的状况来看，他在留日时期的文艺活动、启蒙活动的基本性质范畴还是以翻译介绍为主。即，把中国没有的、先端的思潮、学说“拿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以求有助于中国。从1902年起就与鲁迅一同在日本留学的许寿裳就证实说：“一九○七年，他二十七岁所作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坟》)，都是怵于当时一般新党思想的浅薄猥贱，不知道个性之当尊，天才之可贵，于是大声疾呼地来匡救，所谓‘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实在是介绍那时欧洲新文艺思潮的第一人。”(注：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4月第2版第1页。)
3明治日本的国民性论热潮
众所周知，鲁迅明确地使用“国民性”这一概念，从国民性、国民精神的角度思考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是从来日本留学后开始的。许寿裳回忆说，鲁迅在弘文学院时，课余喜欢看哲学书、文学书，由此关注起国民性问题来(注：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9月，第20页。)。那么，为什么鲁迅选择了“国民性”这一近代性的文化概念，试图按照这一思路去解答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呢?
我们认为，这与鲁迅所置身的思想文化环境和时代风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特别是明治日本的国民性论热潮，对鲁迅具有直接的重要意义。有的研究者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来源，在于他读了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rthurH.Smith1845-1932)的《ChineseCharacteristics》的日文译本《支那人气质》(涩江保译，1896年博文馆出版)(注：近来，有不少鲁迅研究的文章都引述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收获》2000年第2期)中所谓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系来源于西方传教士的说法，其实这一问题在更早些时候，已经有人明确地提出来，并非冯骥才先生的独出心裁。参见张梦阳《译后评析》(张梦阳、王丽娟译《中国人气质》，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版)、刘禾《国民性理论质疑》(刘禾《语际书写》，香港天地图书1997年)等。)。其实，《支那人气质》的出版只是当时频繁议论国民性问题这一大背景下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日本(主要是近代日本)是一个极其热衷议论国民性(民族性)问题的民族。日本研究者承认，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摆脱了长期“锁国”的状态，开始极力接触和吸收西洋文明；维新的结果，日本学习西洋，初步建立起了各种新的制度，整个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于是，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即作为日本人的自觉开始萌生，讨论“日本人为何”的论著开始大量发表，国民性论的热潮一发而不可收(注：参见南博《日本人论——从明治到今天》(原
波书店，1995年1月。)，其余脉一直绵绵延续至今。
比如，在明治前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从事思想启蒙的团体，叫“名六社”(1873-1875)，其成员均为著名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他们曾针对日本“文明开化”中单纯学习西洋的物质文明、模仿其制度形式的倾向，倡导改变国民的精神的必要性。其中一个叫中村正直(1832-1891)的启蒙学者，早在1875年就发表过《关于改造人民的性质》(原题《人民ノ性质を改造スル》)(注：《名六杂志》第30号，1875年2月。)一文，影响颇大。在文中，作者指出：
戊辰(即1868年——笔者)以来，所谓维新之新在何，可曰去幕府之旧，布王政之新。然政体之维新非人民之维新。政体如盛水之器，则人民如器中之水。水入圆器则为圆，入方器则为方。即便变器物改形状，然水之性质依旧。戊辰以后，容纳人民之器物较以往有所改善，但人民依旧为旧时之人民——具有奴隶根性的人民、媚上骄下的人民、不识字无教养的人民、好酒色的人民、不喜读书的人民、不知天理、不省职分的人民……
他强调，要使如此之人民成为心地善良、品行高尚的民众，只改变政体还远远不够，必须改善人民的性质。“然而怎样改造人民的性质呢?只有两个办法。即艺术和教化。这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导民生于福祉”。
再如，印在日圆一万圆钞票上的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1835-1901)，在其风靡一世的名著《劝学》(1872年)中比较日本与西方时，一再提醒人们学习西方文明时，不仅要学习“文明的外形”，更要学习“文明的精神”。他说，与西洋相比，“东洋所欠缺的有两种东西，有形者为数理学，无形者为独立心”。前者是“诉诸外观的”，后者是“存在于内部的精神”，即“文明精神”，“文明的根本在于人民的独立的气力”(注：引自石田雄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2·福泽谕吉集》，筑摩书房1975年2月。)。在另一部名著《文明论之概略》(1875年)中，也说，“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国家的文明应先难后易，”“首先改革人心，然后是政令，最后是有形的物质”(注：引自石田雄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2·福泽谕吉集》，筑摩书房1975年2月。)。
以后，主张理解认识国民性的声音一直未断。如1897年，著名评论家、时任风靡全国的综合杂志《太阳》主编的高山敏牛(1871-1902)声称：“国家的真正发达，只能基于国民的自觉心。有了国民的自觉心才能客观地认识民族的特性”(注：高山敏牛《赞日本主义》(原题“日本主义を赞す”)，《太阳》第3卷第13号。)
鲁迅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七年、日俄战争的前两年来到日本的。他在仙台医专就学期间的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于是，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讨论国民性的言论和文章大量出现，隆盛至极。据笔者的调查，以鲁迅留日前后为界，便可以举出以下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论著：
无署名《关于所谓岛国的根性》(“所谓岛国の根性に就き”)，《日本人》三次第141号，1901年6月
浮田和民《国民的品性》(“国民の品性”)，《日本人》三次第140号，1901年6月
樱井熊太郎《时髦亡国论》(“ハイカラ亡国论”)，《日本人》三次第148号，1901年10月
无署名《岛国根性与海国思想》(“岛国根性と海国思想”)，《日本人》三次第159号，1902年3月
浮田和民《伟大国民的特性》(“伟大なる国民の特性”)，《太阳》第8卷第10号，1902年8月
无署名《日本人的性质》(“日本人の性质”)，《日本人》三次第191号，1903年7月
井上圆了《日本人的短处》(“日本人の短所”)，《太阳》第9卷第14号，1903年12月
苦乐道人《日本国民品性修养论》(“日本国民品性修养论”)，明治修养会，1903年12月
渡边国武《日本国民的能力》(“日本国民の能力”)，《太阳》第10卷第1号，1904年1月
千叶江东《悲观的国民》(“悲观的国民”)，《日本人》三次第203号，1904年1月
岛田三郎《日本人的能力》(“日本国民の能力”)，《日本人》三次第414号，1905年7月
泽柳政太郎《战争与国民精神》(“战争と国民の精神”)，《太阳》第11卷第11号，1905年9月
蝴川洁《日本文明论》，《太阳》第11卷第12号，1905年9月
小山正武《日本国民的特性=其健全发达的必要》(“日本国民の特性=其健全的发达の必要”)，《日本人》三次第424号，1905年12月
贺芳矢一《国民性十论》，富山书房，1907年12月
从整体上考察明治日本的社会状况后，我们知道，自明治前期开始，国民性·民族性·国民精神已经成为日本思想文化界的重要概念和流行话语，成为启蒙学者的一种普遍的思想装置，形成了普及于整个思想文化界的重要思潮。尽管在经历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成为战胜国，进入世界一等强国的行列，日本人具有优秀的国民性之类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膨胀，但通观众多的国民性论、日本文化论，通过认识国民的特性，发扬国民的精神，达到强盛国家的目的，已成为一种通行的观念。日本的研究者明确指出，“不仅是物质的进步，精神的改造才是首当其冲的问题这一逻辑观念，在明治日本知识分子中已扎下根”(注：山本七平、大滨彻也《近代日本的虚像与实像》(原题“近代日本の虚像と实像”)，同成社，1995年8月，第57页。)。
虽然由于资料的限制，今天我们基本上已无法确认当时鲁迅具体读过哪些有关国民性的论著，从中摄取了哪些东西。但是，通过周作人的回忆，我们知道鲁迅那时专心于思想启蒙和文艺活动，每天跑书店书摊、搜集书籍杂志，读报读书，直接感受并接受明治日本的思想文化(注：参见周作人《鲁迅的故家》(上海出版公司1953年第2版)第356、358、370、378、388、390页；《留学的回忆》(见周作人《药堂杂文》等。)。也是据周作人留下的记录，我们确切地知道，鲁迅曾看过当时第一大综合杂志《太阳》，曾热衷于阅读刚出版的东京大学教授、著名日本文学研究家贺芳矢一(1867-1927)的《国民性十论》(注：参见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12月。
贺芳矢一当时高居东京大学教授之位，影响很大。他曾两度赴德国留学，将德国的文献学方法引进日本文学的研究中，奠定了日本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他从国民精神史的角度研究日本文学，因而特别关注日本人的国民精神(即国民性)问题。他于1907年出版的《国民性十论》将日本人的国民性特质归纳为以下十点：
1.忠君爱国，2.尊崇祖先、重视家名，3.现世实际，4.爱草木、喜自然，5.乐天洒乐，6.淡泊潇洒，7.纤丽纤巧，8.清净洁白，9.知礼懂节，10.温和宽恕。
参见《日本名人事典·改订新版》(三省堂，1992年12月)第980页；南博著《日本人论——从明治到今天》(岩波书店，1995年1月)第46-47页。)。可以说，留日时期的鲁迅所置身的文化的、精神的、话语的空间，在很大意义上制约着他的思考指向。
还有一点必须要指出，在明治日本，鲁迅不仅接触了“国民性”“国民精神”这一话语体系，而且在日本亲身体验、甚至可以说确认了国民性与国家的发展进步的因果图式(这种因果图式能否成立或者能成立多少尚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我们知道，清末开始的留日热潮，其根本原因在于甲午战争日本一下子打败了大清帝国，并迅速进入世界强国的行列，人们为了寻找和学习日本“成功”的奥秘纷纷来到这东洋岛国。正像周作人在自己的留学体验谈里所说的：
那时日本曾经给予我们多大的影响，这共有两件事，一是明治维新，一是日俄战争。当时中国知识阶级最深切的感到本国的危机，第一忧虑的如何救国，可以免于西洋各国的侵略，所以见了日本维新的成功，非常兴奋，见了对俄的胜利，又增加了不少勇气，觉得抵御西洋，保全东亚，不是不可能的事。中国派留学生往日本，其用意差不多就在于此。(注：周作人《留学的回忆》，周作人《药堂杂文》。)
大量考察当时的留日学生以及主张变革、倡导富国强民的知识分子的言论，可以发现，那时人们的对日视线，基本上属于正面的、肯定的范畴。人们在思考日本“崛起”的原因时，特别注意到所谓国民性、国民精神的作用。在鲁迅之前，梁启超于“百日维新”失败后，逃往日本，继续从事变法启蒙活动。他曾写过一篇短文，记述自己在日本看到出征士兵的亲人们打着“祈战死”的白幡，为士兵们送行，不禁受到强烈的冲击(注：梁启超《自由书(一)·祈战死》，《清议报》第32册，1899年11月。)。显然，梁启超在这情景中，试图理性地寻找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迅速强盛的精神要素，或曰国民性要素。鲁迅之后，比如大正初年留学日本长达九年的郁达夫，在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写的自传中，谈过这样的感受：
日本的文化，虽则缺乏独创性，但她的模仿，却是富有创造的意义的；礼教仿中国，政治法律军事以及教育等设施法德国，生产事业泛效欧美，而以她固有的那种轻生爱国，耐劳持久的国民性做了中心的支柱。根底虽则不深，可枝叶却张得极茂，发明发见等虽则绝无，而进步却来得很快。(注：郁达夫《雪夜——自传之一章》，《郁达夫文集》第4卷第92页，三联书店·花城出版社。)
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即在三十年代前有过留日经验的文人，对日本在近代以来的发展大多给予正面评价，甚至是赞赏。而且他们每每将这种发展与日本人的国民性直接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形成了国民性→社会的进步发展这样一种认识图式。鲁迅虽然没有正面谈论过这个问题，但综观他一生，可以说也属于上述范畴之中。
总之，在鲁迅留学的明治日本，思想文化界流行着讨论国民性的热潮，在实践的角度上，无论日本人自己，还是中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国民性是造就明治日本发展的很大要因。这一个理论性、一个实践性的时代背景，是我们在探讨鲁迅提出改造国民性问题时必须首先明了的课题。换言之，明确了鲁迅所依存的生活环境和思想文化环境，我们才开始有可能沿着一条合理的路向去接近、去把握鲁迅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
4“非物质重精神”之命题的来历
“非物质重精神”是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言说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许多研究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尤其在八十年代初流行所谓“人的现代化”以后，不少人都把“非物质重精神”当成青年鲁迅无限超越的巨大标志。比如，“鲁迅正是从对‘中国之情’的洞彻，对‘欧美之实’的深察，舍弃了世纪初一般人追逐西方近代文明以建设本世纪中国文化的思路，确定了‘非物质’，重精神的文化建设思路”(注：李德尧《鲁迅早期重精神思想之再剖析》，《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2期。)等评价，几乎到了数不胜数的程度。
不过，笔者在调查和研读资料的过程中，渐渐产生了不敢苟同的感觉。一是，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中国而言，国家内部正处满清王朝的末期，皇帝政权的腐败无能达到了顶点；国家外部，外国列强在各个方面对中国的干涉和挤压，几成家常便饭，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愈来愈深。不要说精神、制度，即便在物质这个最基本的层面，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或曰现代化)过程几乎等于还没有起步。而近代化=工业化的实现，其实首先要诉诸“硬件”的指标，再逐渐向精神意识的领域深化。因此，在一个古老的传统农业社会里，非物质重精神的思路，有多少根据，有多少可行性的问题，还需要变换视角，重新考量。二是，要认识清楚鲁迅的主张，还是需要把握鲁迅当时所置身的世界思想文化的潮流。
其实，可以认为，鲁迅在他的《文化偏至论》(1907)里，利用当时日本介绍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哲学的大量材料，介绍了19世纪末欧洲新兴的哲学思潮，即尼采哲学以及新康德哲学。鲁迅写到，19世纪后叶，西方的物质文明高度成熟，于是其弊端也渐渐出现，一切都被物化，人们只顾追求物质利益，尊崇物质文明，而主观的内面精神渐渐被腐蚀，文明的精神在物质的压迫下，气力衰竭，文明出现了危机。那么，尼采也好，新康德派哲学也好，正是为了抗击近代西方文明的堕落而产生的崭新的思想哲学。从本质上说，鲁迅的非物质重精神，是取之尼采，取之新康德派；是向他们发出了赞同、呼应和助威的呐喊。考察西方哲学思想史，尼采哲学彻底否定以基督教为根柢的文明价值体系，呼吁价值的全面转换，期待超人出现，来拯救人类和世界。新康德派以德国为中心，流行于19世纪七十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其口号是“回到康德”，主张以认识论为基础，确保理想和价值的世界(注：参见[日]栗田贤三等编《岩波哲学小词典》，岩波书店1996年1月版第116、174页。)。
明治三四十年代，进化论、社会进化论、康德的主观论哲学，以及新康德派哲学、源于英国的新理想主义哲学都被介绍进日本，流行于思想文化界。许多知识分子不断地批评日本过度追求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忽略建设主体性、树立健康的国民精神的问题。比如，1906年，曾留学德国，积极研究并引进介绍德国主观论哲学的井上哲次郎(1855-1944)，就与人共同创办了《东亚之光》杂志，试图矫正当时日本上下弥漫的偏重物质文明的风气。日本的思想文化界介绍流行的哲学思想思潮，应当是开始试图进行思想文化启蒙活动的鲁迅的主要思想来源。
在有限的篇幅里，由于我们无法全盘介绍当时日本思想文化界对欧洲思想哲学的引进和传播情况，我们仅以当时影响最大、发行量最大、最有权威性的综合杂志《太阳》(1895-1928)发表的有关文章为例，进行具体的考察，期间为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的1906年到离开日本回国的1909年。
其一，《太阳》第12卷第2号(1906年2月)刊载了哲学宗教研究者、东京大学教授恍崎正治(1873-1949)的《文明的新纪元(上)》一文。其中有这样的论述：
一切文明都是人所做的努力的表征，而人的努力又是其整个理想信仰思想的活动的表现。因而文明的表征或表现为法制政治，或表现为利养厚生之道；但如果深入到其根底，则人心里最深厚的信念情绪、人生的最高远的理想，才是文明的最深最大的原动力。……要观察一国一世的文明，并指导其未来，当然需要考察他的实际的方面；同时，假如不从人心的深处探讨那文明的根底的话，就无法理解这种文明的真髓。
今天，世界的文明正面临巨大的转机，……这文明的转机重要的是从精神方面开始，又朝着精神的方面发展变化。……现在的世界文明、人心的趋向，都面临一场急剧的变化，十九世纪的实利文明已露出破绽，显示着今后将朝另一方向变化的趋势。
概括地说，十九世纪文明的破绽即物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破产，物质主义使人和人互相欺辱，使国与国、阶级与阶级互相争斗，……思想界兴起的观念主义(如实证主义或新康德主义)、文艺界陶醉于浪漫主义的理想的甘美，都表明人心的动荡，即人们想追求一种高于(物质)现实的东西。二十世纪的文明正努力从已往的现实主义向理想主义转换，正为找寻前途和道路而烦闷、而战斗。
其二，1908年2、3月，宫崎虎之助于《太阳》第14卷第2、3号发表的《二十世纪的三大思潮》。这篇分两次刊载的文章，把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的世界性的思想哲学思潮概括为三大思潮。即尼采(1844-1900)的个人主义、托尔斯泰(1828-1910)的博爱主义和叔本华(1788-1860)的涅槃主义。其中关于尼采，有如下的介绍：
他渴望天才的出现，为了这样的天才的诞生，一般的民众不得不成为牺牲，这就是人类的目的。在人生中，断无所谓幸福的生活。人类最高的生活是英雄的生活；而英雄的生活就是为了天下万众与巨大的痛苦搏斗、与巨大的困难战斗，就是奋斗的生活。他说，在诡辩派们也想像不到的地方过着最高的生活的人是真正的人；真正的人就是与天地自然合为一体的人，不论他们是思想家还是艺术家；就是提升自己的人格、教导世人的人……
其三，1908年9月，金子筑水在《太阳》第14卷第12期刊载的《个人主义的盛衰》。文章首先谈到个人主义在日本的传播问题：
个人主义无疑是西洋世纪末思潮中最强烈地吸引世人视听的一种倾向。同样，在我国，随着一般的西洋思想的输入，各种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也或公然或隐然，或在理论的层面或在实际的层面上广泛流布着。
文章的主要课题是探讨19世纪后期以来的、以尼采等人为代表的“个人主义为何在社会上兴起，其主张有哪些特色，它现在的变化和趋势”。文章认为，19世纪的物质文明使“人类生活机械化”，“剥夺了个人的自由、个人的人格和个人的尊严”，因此“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文明”。在这个意义上，“西洋世纪末的个人主义是近代文明的特产物”。
文章集中介绍和评介了尼采的个人主义。指出，“他(指尼采——笔者)愤慨于近代生活使得人类日趋凡俗化，愤慨于近代文明日趋挤压我们的人格，对于这种凡俗的倾向，他倡导培养天才和贵人的新道德。针对当代的巧利的倾向，他主张修养人格；针对以往的逆来顺受的奴隶道德，他提倡以强大绝伦的意志力为中心的贵族道德。他把自我的充实和个人的发展视为生活的神髓。他认为，忘记自我充实这一根本，仅仅满足于浅薄的同情慈悲，是我们的堕落。我们首先要为了自我而勇猛地进行自我扩张。这就是尼采的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到了尼采那里，实现了重大的发展。对尼采来说，为了一己的利益而牺牲一切他者的个人主义，并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尼采所梦想的伟大人格不是互相期求怜悯的弱小人格，而是在每个人都具有独立不羁的精神、各自发挥其个性、不互相乞求怜悯、各自保持独立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社会或团体的人格。尼采主张人格发展为个人的最高满足，这一点具有为个人主义、为人类倾吐万丈光焰的气概。
可以说，在当时，无论是在近代物质文明的本家欧美，还是在时时紧跟欧美的日本，尼采的个人主义风靡一世，批判19世纪末期高度成熟的物质文明所衍生出来的实利主义、物质主义和平等主义，呼吁被物质挤压而衰弱的主体精神世界和理想世界，已成为一股强有力的、新的思想思潮。身在日本的鲁迅，积极地感应这新的时代思潮，把它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武器，想用它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方面体现了某种前沿性，即传达了在西方高度工业化国家的社会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人们的思索；同时也必然存在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态不甚吻合的方面。换言之，高度发达的西方工业化社会的焦虑与以传统农业为中心、尚未开始近代工业化过程的中国，存在着太大的差距。西方和日本已到了物质文明烂熟的时期，而我们还是正欲起步的阶段。西方要“非物质”，不悖情理；而我们“非物质”，则似乎有些过于超前。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民还在为小康而奋斗，还不到要“非物质”的程度。况且，物质与精神本不是互不相容的对立关系，不一定非此即彼。正是在这里，笔者对青年鲁迅高唱的非物质重精神略有某种“违和感”。
5同时代留学生与“国民性”“立人”及“物质与精神”的问题
假如老老实实地回到“原生态”的历史中，我们马上会发现，本来的历史与被叙述的历史之间有时会有天壤之别。所以，对于被叙述的历史，必须时时抱着怀疑的态度，去好好地审视它，以免被蹩脚的叙述者所欺蒙。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认为，改造国民性也好，立人也好，非物质重精神也好，均是稍早些时候西欧或日本思想文化界的流行风潮。鲁迅的介绍和见解实有所本。因此，在考虑鲁迅的时候，如果不去考察鲁迅与他周边世界的联系，脱离在历史过程中判断鲁迅的研究意识，一味孤立地、肆意地解释鲁迅文本，把它当成鲁迅的个人发明，结果很可能使得自己的研究丧失学术研究的通用性格，无法在研究的层面上与周边、特别是与文化背景不同的人沟通，进行有效的对话。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本文所讨论的几个命题，其实不仅是鲁迅的关心所在，也是留日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可以设想，为数众多的留学生同处明治日本的思想文化空间，感受着共同的时代气氛，共同面临着祖国日益衰颓的危机，因而自然地要去探讨如何使祖国富强的课题。在这里，我们着重看看1903年由浙江籍留日学生编辑出版的综合月刊《浙江潮》。是年鲁迅刚来日本，正在弘文学院读书，也曾在该杂志发表翻译和介绍性的文章。
1903年1月，《浙江潮》创刊，在第1期的《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宣明杂志的宗旨，曰：“近顷，各报章其善者类能输入文明，为我国放一层光彩，虽然国立于世界上，必有其特别之故以为建国之原质，有万不能杂引他国以为比例者，本志负杂志之资格，其搜罗不得不广然，必处处着眼于此焉”(句点为笔者所加)。杂志在国内有多处代销处，不仅面向留学生，更面向国内读者，宣传介绍国外的思想学说事物动态，进行文化启蒙。
第1期、第3期和第8期分三次发表了题为《国魂》的长篇社论，提出“一民族而能立国于世界，则必有一物焉，”此“一物”即是“国魂”。作者介绍了日本人松村介石(1859-1939)在其《欧族四大灵魂论》中所指出的欧美人的国民特性的四大特征：“冒险魂”、“宗教魂”、“武士魂”和“平民魂”。社论讨论了如何树立“国魂”的问题，曰“其一曰察世界之大势。其二曰察世界今日之关系于中国者奚若。其三曰察中国今日内部之大势”。社论认为中国人的根本缺点之一是丧失了“民族的自觉心”，而“自觉心者立国之源泉也”，作者所说的“自觉心”，不外乎认清我们自己的处境和现状，勿昏迷不醒自欺欺人，呼吁国人改造守旧、不思进取的根性，重塑国民的灵魂。此文虽然在概念的使用和行文上有些含胡不清的地方，但认为国民的根本精神是国家民族的改革进步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思路，与当时日本思想文化界的风潮是对应着的。而后来鲁迅的文章从本质上说，也可以划属同类。
另一方面，当时，在留学生中，已有人对于改造国民性、树立国民精神为立国之本的意见提出不同的看法。《浙江潮》第8期(1903.8)署名“飞生”的《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对梁启超的以改造国民精神为中心的“新民说”和主张三权分立的立宪政体的“立宪说”进行了评述。论者说：“新民氏之言曰，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而问其若何而可得新民。”他认为，国民的性质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受地理、历史、遗传等诸种因素而形成的，因此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所以先改造国民性，再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未必是一个现实合理的选择。他说，“自理论上言，则有新民固何患无新政府；而自事实上言，则必有新政府，而后可得新民”。
关于物质与精神的问题，除了“非物质重精神”的主张以外，《浙江潮》第6期(1903.6)署名“大陆之民”的《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续第三期)指出，尽管19世纪的物质文明带来了不少弊端，“然吾不敢以其弱点而反对之。物质进步者人间之要素也。苟无是进步，则世界亦终此野蛮而已。要能以社会的精神的进步与物质的进步并行不悖斯可矣。然则利用物质进步之途如何，是极广阔伟大范围内之问题也”。
可见，在鲁迅留学日本时期，无论是日本的思想文化界，还是关心着祖国的未来前途的留学生们，都十分关注“国民性”、“物质进步”与“精神”、“理想”这些问题，他们的认识和讨论已经相当具体和深入，即使从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来看，也有不少启人深省的方面。因此，当我们瞩目鲁迅、褒扬鲁迅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考察鲁迅的时代的状况；我们不能忘记鲁迅，同时也不能埋没一切为中国的进步、为人类的进步付出过努力和艰辛的人们——尽管他们选择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公平理性地面对历史，才能真正地理解鲁迅。
6写在后面
通过以上的资料调查和几个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青年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其实与近代西方、明治日本、他的先辈思想家如梁启超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留日学生们有着多样的联系，鲁迅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他的时代、他的周边世界的精神倾向。我们今后的课题已不应该只是孤立地厮守鲁迅文本，从中发掘“微言大义”，寻找与我们今天或明天的思考热点相对应的话语，单纯地赞美鲁迅。“六经注我”诚然有气概，但不应走向随意性；评论家尽可以指点江山，激扬宏论，严辞批判或热忱褒扬，但研究者的基本使命似乎还应该是兢兢业业地“我注六经”，以科学实证的态度去研究“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
回到本文的论题，我们则应当更加深入详细地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的演进构筑的过程中，具体考察鲁迅是如何介绍新的思潮、新的学说，是怎样取舍和理解既有的思想文化材料，他的独特之处究竟在哪里，用充分的扎实的证据来科学地证明我们的判断或假设，作出恰当的结论。
我们敬重鲁迅，特别是他的抗拒虚伪的诚实品格，惟其如此，我们才必须用率直诚实和科学的态度方法去研究他，去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
[附记]文中所引日文资料，均系笔者根据日文原文直接译出。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1999年秋初稿、2001年3月再稿于日本福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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