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网络如何影响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一个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外华人论文,中国论文,外商论文,直接投资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外华人总数目前已近4000万，遍布于全球200个国家或地区，成为迄今世界上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移民群体。①由于海外华人华商不仅数目庞大且经济实力雄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又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日益受到学界、政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截至2007年，海外华商在中国大陆投资企业数量累计已达34万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总数为57万家）；海外华商在中国大陆投资额累计约达4000亿美元（超过FDI累计总额的60%）。②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特殊的海外社会资源，海外华商投资是促进我国实现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那么，海外华商在改革开放不同时期对中国引进外资的作用具有怎样的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其又受哪些因素影响？直到近期，受数据等因素的限制，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充实。本文首次利用从多个可靠途径收集到1993—2008年间93个国家的一手海外华人面板数据，再分别通过国内外常用的引力模型和较前沿的知识—资本计量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经验分析。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性评价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对如何合理调整引进外资（包括侨资）的宏观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战略转型都有一定的现实启示。
二、文献评述
（一）海外华人网络的概念界定
族群网络（Ethnic Networks）是一种以共同的种族、地缘或信仰为纽带而建立起的社会关系群体或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Rauch,2001），比较典型的就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移民网络（Migrant Networks）。其中，海外华人网络（the Networks of Overseas Ethnic Chinese），即海外华人及其后裔根据在中国相同的祖籍地和相近的血缘关系等建立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联盟网络，是全球众多移民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海外华人往往以亲友关系形成族群网络从事跨国商业活动，因此在有些文献中也将海外华人网络特指为海外华商网络（刘权和罗俊□，2004）或海外华人经济网络（逯小莹和肖德，2004）③。海外华商网络的特点是依靠多圈层的关系和纽带形成有机的商业网络进行商业活动（Hamilton,1996；孙黎，1996），以华人关系圈内的侨缘为纽带，凭借非正式的人际关系信用代替正式的法律制度，以族群内部严格的商业道德作为交易的行为准则，从而形成企业界的“竹网”或“互联网”，以便能在异域寻求自身经济活动的发展空间。
（二）移民族群网络与国际贸易和投资
国际经济学界有关移民族群网络的研究最初出现在国际贸易领域（Gould,1994；Head和Ries,1998；Combes等，2005）。已有文献表明，移民网络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促进国际贸易，尤其是在差异化产品的贸易中作用更为显著。其一，跨境交易不仅面临交易成本和关税等正式的贸易壁垒，还存在很多非正式壁垒，主要是由于交易双方缺乏信息沟通和互信机制，因而增加了交易执行的难度（Javorcik等，2011）。而贸易伙伴国内具有相同民族、语言、文化习俗，且熟悉所在地市场环境的族群网络充当着提供和传递信息以及有效匹配买卖双方的重要角色，从而显著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增进了双边贸易规模。其二，在国际法律不健全的环境下，贸易伙伴国共同的族裔网络内部的信用机制和对机会主义行为的制裁措施，可以提高跨国交易的谈判和执行效率（Greif,1989、1993）。本世纪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国际贸易相比，跨国直接投资活动存在更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投资者要与当地供应商、客户、员工及政府机构进行长期交往合作，因而需要更大的启动成本和更详尽的调研信息。如何让投资者能及时充分地了解当地市场和社会环境？为此，不少学者开始借鉴社会网络理论，将移民族群网络纳入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中。如Nielsen和Riddle（2007）利用综合经济学、金融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建立了一个概念化模型，证明海外移民（Diasporas）因与本国居民具有相近的心理距离和社会认同感而更易于在原籍国建立社会网络，以便在当地从事投资活动。Murat和Pistoresi（2009）研究了意大利和51个国家的双边FDI，结果表明，在意大利境外的移民网络通过减低非正式投资壁垒（如信息滞后性），显著促进了流入和流出的直接投资。Baghdadi和Cheptea（2010）也证实，有组织的族群网络在传播商业信息方面更有效率，因而在促进东道国与资本来源国之间的双边投资中能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三）海外华人网络与国际直接投资
在移民族群网络与国际贸易和投资相关性的研究中，海外华人华商网络备受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海外华人移民数量极其庞大，另一方面是因为海外华商不仅在国外成功的商业活动中积累了雄厚经济实力，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还积极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在推动中国经济腾飞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言：“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是中国发展的独特机遇”④。在国际贸易方面，已有研究证明，海外华人网络同样能通过两种途径增加中国与所在国的双边贸易：一是通过非正式网络联系，实现信息共享和传播，促成交易完成（Weidenbaum和Hughes,1996）；二是为维护族群持久的商业声誉自发形成内部的惩戒机制防止交易双方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Rauch和Trindade,2002）。
既有文献中关注更多的是海外华人网络对促进中国引入外资的作用。那么海外华人对中国的FDI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种作用又具有哪些特点？如下是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Fu（2000）使用流入中国29个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分成三个时期（1979年到1984年、1985年到1990年、1991年到1996年）考察了海外华商网络对引资的作用。结果表明，离广东、上海、福建三个省份越远，海外华商网络的引资作用也就越低，而广东、上海、福建三个省份历来是迁移到海外生活华人最多的地区；此外，他还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商网络对FDI流入中国所起的促进作用逐步弱化。Gao（2003）以1990年的海外华人数据，通过研究1984—1997年68个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证明海外华商网络能够通过克服非正式壁垒，对促进FDI流入中国起着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张建红（2004）运用直接投资强度来衡量45个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发现投资国的华裔人口是吸引该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就现有文献而言，对此问题的研究尚存不足，主要体现在：第一，缺乏针对华商网络的独特性对其促进外资流入作用及形成机制的深层理论阐释；第二，国内的研究一般集中于讨论海外华商网络是否对FDI流入有影响，而对于这种影响是否随时间变化以及在长期和短期的影响是否有别还没有深入探究；第三，由于海外华人华侨的统计资料相当匮乏，国内外学者通常仅能基于少部分国家某一年的华人数据，用截面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最终所得的结论在进行长期动态判断时可能有潜在的偏差；第四，国内外学者通常采用FDI年度流量作为因变量，但是各年度的FDI流量受宏观经济或政策影响较大而不稳定性较强，因此不能有效揭示对长期直接投资的作用规律。为弥补上述研究缺陷，本文将利用更全面的一手统计资料，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对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致力于回答以下四个主要问题：
问题1：海外华人网络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促进中国吸引FDI？
问题2：海外华人网络对短期和长期FDI水平的影响是否有差异？
问题3：随着时间推移，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吸引FDI的作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问题4：在对华投资水平不同的国家，当地华人网络促进引资的作用是否有差异？
三、理论分析
海外华人网络具有哪些特性，又是运用什么机制使其成为吸引所在国资本流入原籍中国的典型族群？下面从两个视角深入作理论剖析。
（一）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法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布劳代尔（Bourdieu）认为世界上存在3种形式的资本：经济的资本、文化的资本和社会的资本。其中，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被某种持久性的网络所拥有，而这种网络是由相互熟悉和公认的一种体制化关系构成的。社会资本为网络内每个会员提供了“集体性拥有的资本”（collectively-owned capital），也即让他们赢得各种信誉的“凭证”，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类似于商业信用票据的作用。华人商业网络也符合社会资本的性质，而且网络内部拥有的社会资本主要由特定的“五缘关系”（亲缘、业缘、物缘、神缘、地缘）构成，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伦理价值观经过数千年的演化而形成的人际关系（林其锬和吕良弼，2003）。近现代以来，海外华商又通过整合各种各样的“五缘”性社团，构建出特有的经贸网络和自然天成的运营模式。海外华人商业网络基于“五缘”标准，对自己的潜在商业伙伴进行了细分，其中的近亲关系被认为是最值得信任的贸易和投资对象。Wang（2001）通过使用1994年、1995年、1998年的访谈记录，证实了华商正是凭借与原籍祖国亲密的文化与血缘上的优势，可以保护在华投资的利益不受侵害。这也是海外华商自改革开放以来率先积极投资于中国大陆的主要原因。
（二）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
North（1990）将制度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约束。那么制度的作用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节约经济活动各种成本，如搜寻价格的成本、谈判成本、契约执行成本等。Landa（1999）指出，在不发达国家正式制度的契约法律不完善的情况下，贸易商不能依赖正式的契约法保证契约的执行。因此，理性的贸易商会通过基于血缘或者种族关系来保护交易契约不受违背。如在东南亚的华商就通过一种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华人中介商群体”（Ethnically Homogeneous Chinese Middleman Group）以降低契约执行的不确定性。这一理论易适于国际市场进入方式风险更高的直接投资。在通过正规渠道获取信息受限和法制环境比较差的国家，投资障碍可能会比较多。加之外国投资者对目标国家经营活动的非正式规则、语言和风俗习惯不熟悉，必然面临较大的潜在投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大陆的制度环境一直在不断改善中，但有关财产和合同方面的制度环境仍然是逐步改进的，且法律的执行也存在一定的局限，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前期。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贪污腐败的存在、法律稳定性的缺乏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外国投资者设置了障碍，并提高了外国企业在华从事直接投资的交易成本。反之，这样的环境却为海外华人华商对原籍中国的投资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提出引入外资政策之初，当许多西方企业囿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性障碍而对投资中国止步不前或犹豫不决时，一些海外华人企业却能够率先通过非正规渠道（如个人或家族关系网络）绕开这些制度障碍，甚至将这些障碍转化为他们的投资先占优势（龙登高等，2008）。
四、研究方法
（一）数据与样本
既有同类研究大多采用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利用面板数据，考察了1993—2008年间海外华人网络对FDI的影响。面板数据不仅兼具截面和时序数列特征而且信息量更充实，还能避免单纯截面数据回归估计的内生性缺陷。这有助于使本文的实证结果能够为上述核心命题提供更丰富和科学的研究启示。基于数据可得性，在这16年内共获得93个国家的海外华人数据，其中包括19个亚洲国家、20个非洲国家、24个欧洲国家、25个美洲国家和5个大洋洲国家，并且广泛涵盖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详见55页附录）。
（二）模型设计
关于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较普遍采用的有两类模型。最初是运用国际贸易领域研究中常用的引力模型（Deardorff,1995；Anderson和Wincoop,2003；盛斌和廖明中，2004；胡昭玲等，2009）。该模型源于一般均衡分析，假定两国的贸易总额与两国的经济规模正相关，在此前提下，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与两国的经济规模（通常以GDP或GNP表示）也正相关，而与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贸易成本）负相关。该模型不仅在国际贸易理论和经验研究中取得显著成功，并且其检验结果也较成功地解释了现实世界的双边贸易关系。鉴于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的应用广泛，也由于国际直接投资活动的日趋活跃，自20世纪90年代，该模型也被更多地应用到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中（Carr等，2001；Helpman等，2004；高国伟，2009；蒋殿春和张庆昌，2011），不少研究证明，在双边直接投资中存在类似于双边贸易的引力关系。但是，FDI版本的引力模型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在给定投资类型（垂直型或水平型）的前提下，FDI可在一般均衡框架下进行分析，如Markusen（1984）及Brainard（1993）对水平型投资和Helpman（1984）对垂直型投资的分析。但是，综合两种投资类型的均衡分析难以得到准确结果，其原因在于两种FDI的决定因素分别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垂直型FDI强调相对资源禀赋差异对FDI的作用，因而FDI与用人均GDP表示的劳动力资源禀赋差异正相关；与之相反，因替代出口产生的水平型FDI强调两国市场的相似程度，该种模型预测FDI与人均GDP测度的消费者偏好之差负相关。为了解决这一缺陷，学者们逐渐发展出能将垂直型和水平型的跨国直接投资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的模型，即知识—资本模型（Knowledge-Capital Model）。该模型由Markusen等（1996）首先提出，并经Carr等（2001）、Bergstrand和Egger（2007）等研究进一步拓展完善。
鉴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对华进行直接投资的目的逐渐多元化，水平型和垂直型都会存在，因此有必要以CMM模型进一步分析。为使本文的实证结果尽可能保证有效性和能与同类研究加以比较，下面将分别采用两种方法，并经适当修正后建立回归模型。
1.引力模型
（1）基本的引力模型。本文参考已有文献中经典的引力模型，针对本研究核心命题，增加海外华人网络这一变量，拓展构建了如下由三部分构成的基本引力模型：
FDI=f（海外华人网络，引力模型基本变量，其它控制变量）
①因变量。首先，为了与已有同类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从《中国统计年鉴》选取历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额。作为年度FDI流量，该指标与同期经济和政策因素联系紧密，通常各年具有较大的临时性波幅，因而在反映一国对华投资总量规模的长期趋势时可能产生偏差。鉴于分国别的年度FDI存量指标无法直接获得，本文借鉴Docquier和Lodigiani（2010），构造了一个资本存量的近似指标，以弥补年度流量的不足。具体而言，借鉴资本积累的标准方程：
②解释变量。如何衡量海外华人，特别是华商网络是本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它直接关系到计量结果的可靠性。理论上，最佳的变量不仅要能衡量该网络的存在性和大小，更要能衡量其“强度”，即海外华商接触的程度和频率等。但是，实践中这样的数据并不直接可得。为此，本文沿用Gao（2003）和Singer（2006）等的方法，用各年各国华裔人口（移民华侨及在该国出生的华裔后代）的年度存量占该国总人口比例作为海外华人网络（CHINShare）的代理变量，近似度量海外华商的活动强度⑥。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一国的华人华侨比例越大，该国的华人商业网络营商活动也会越活跃。
③控制变量。其一，参考已有FDI引力模型的研究，模型中首先包括了如下引力模型的基本变量，具体包括：以投资国和中国的GDP表示各自的经济规模；用投资国首都到中国北京的地理距离（DIST）表示两国之间地理距离⑦；以投资国和中国的人均GDP（PGDP）这一度量购买力的常用指标，来控制两国消费偏好和人力资本要素成本的不同⑧。其二，其他一些与FDI流动相关的因素为控制变量。其具体包括：第一，以ADJ代表投资国与中国是否在陆地或水域接壤，若是取1，否则取0⑨，以控制地理毗连对双边FDI潜在的促进或抑制作用（Guerin,2006；Hattari和Rajan,2008）；第二，EU、NAFTA、ASEAN、MERCOSUR四个虚拟变量，分别表示投资国是否属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国家联盟或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若是取1，否则取O，以此控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其成员国向中国投资强度的影响（张建红，2004）；第三，以LANG表示投资国与中国具有共同语言，若是取1，反之为0，以控制两国文化相似度对投资者的区域选择的偏好，因为两国具有共同语言通常意味着拥有相似的文化价值观，而且人们更容易沟通和达成商业协议（Rugman和Verbeke,2004；蒋殿春和张庆昌，2011）⑩；第四，以COLO代表两国是否存在殖民或租借关系，若存在取1，否则取0，因为两国如有殖民关系可能使投资国企业相对更熟悉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从而促进对华投资（Frankel,1997）（11）。
基于此，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i和j分别代表投资国和东道国（中国），t代表第t年（如下同）。因为本文考察的是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所以只选取外国对中国的投资数据。为克服回归方程中的异方差问题和残差的非正态分布，在不改变经济意义的前提下，对模型里的非比率和虚拟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
（2）Tobit阈值的引力模型。
由于因变量
理论上应是一个大于零的非负值，而样本中并非所有观测值都达到这一标准，为了更精简被考察的个体，本文借鉴Eaton和Tamura（1994）的做法，运用Tobit阈值模型再构建如下一个修正的引力模型：
该模型假设只有当方程（3）右侧的值达到一个阈值A时，因变量才开始为正值，再运用MLE法进一步回归分析。
2.知识—资本模型（CMM模型）
（1）基本的知识—资本模型。针对海外华人网络对我国流入直接投资的边际影响，本文在Carr等（2001）的基础上加入海外华人网络这一变量（仍用投资国华人人口比例CHINShare作为海外华人网络的代理变量），用INVEST度量FDI的短期和长期水平的变化趋势。为了使知识—资本模型与引力模型的估计结果具有可比性，该模型在不影响本质的前提下，也纳入引力模型的部分自变量，如地理距离和其他虚拟变量等。另外，该模型新增了如下几个变量：第一，GDPSum是指投资国与中国的GDP之和，表示两国市场规模的大小，无论对于水平型或垂直型FDI，都会随两国经济规模的增大而提高，因此预期GDPSum的系数为正；第二，
代表两国GDP之差的平方，表示两国市场规模的差异，这个变量主要用于解释水平型FDI，由于水平型FDI强调两国市场的相似度，因此预期系数为负；第三，SKILLDiff是指投资国相对于中国熟练劳动力的富余程度，以投资国高技能劳动力比率与中国这一比率之差衡量，其中高技能劳动力比率参考Carr等（2001）、Markusen和Maskus（2000），指专业、技术和管理型雇员占能就业人口的比率，用于表示投资国与中国熟练劳动力这一要素禀赋的差异（12），由于垂直型FDI强调投资国相对于流入国的要素禀赋差异，因此预期该变量系数为正；第四，GSDiff是投资国与中国GDP之差的绝对值和SKILLDiff的乘积，代表市场相似度差异与要素禀赋差异的复合作用，根据Carr等（2001），综合考虑水平型和垂直型投资各自的形成动因，市场规模越小并具有更高熟练劳动力禀赋的国家越倾向于从事境外生产，因此预期该变量系数为负；最后，Q是引力模型中的部分控制变量向量（13）。同样，为降低异方差性，回归时对非比率和虚拟变量取自然对数。最终构建如下基本的知识—资本模型：
（2）Tobit阈值的知识—资本模型。与引力模型类似，同样建立知识—资本的Tobit阈值模型，以便比较考察结果的可靠稳健性：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性矩阵如表1所示。
（三）研究步骤
本文拟通过以下方法来研究前文提出的问题1至问题4。
1.分别采用引力和知识—资本的基本和修正TOBIT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因变量包括测度FDI短期水平的年度流量（FDI）和长期水平的累积存量（FDI-CS），观察海外华人网络变量的估计值，根据回归结果解答问题1与问题2，并通过调整回归方法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2.在保证足够的样本观测值前提下，对样本数据的时间长度进行分段，然后分别针对每个时间段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估计，通过观察海外华人网络变量的估计值的变化趋势来解答问题3。
3.通过进行分位数回归，观察海外华人网络变量的估计值是否显著不同，以解答问题4。
估计面板数据的方法取决于模型类型的设定。面板数据通常有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3种类型。鉴于本文模型中含有多个非时序变量，为得到尽可能充分的结果信息，本文暂不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因为这将得不到所有非时序变量的回归系数。在选择混合或随机效应模型时，本文采取Breusch和Pagan（1980）提供的LM检验，发现所有模型均有显著的随机效应，进一步以随机效应模型中最常见的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来刻画样本的面板数据，相应地采用可行GLS（FGLS）方法对基本引力模型和TOBIT修正模型进行回归。
五、实证结果及讨论
（一）引力模型结果
为了分析海外华人网络这一核心变量的解释力，本文先将模型（3）和模型（4）中剔除CHINShare变量作为基础方程进行估计，再加入该变量后进行估计。表2列出了分别基于短期和长期FDI水平的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此外，回归结果还显示不同的经济组织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同。其中，欧盟的成员国对我国的FDI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我们认为这主要源于欧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内部的资本流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对华的投资，毕竟成员国之间的投资比对区域外其它国家投资有更多的优惠和更低的风险；反之，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对我国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相比之下，NAFIA和MERCOSUR的成员对中国的FDI并没有显著促进作用，
在多个方程中还出现显著性程度不同的负系数，这也与该地区因经济发展程度相对低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少有关。在控制了这些区域因素以后，方程（3）与方程（7）分别与方程（1）与方程（4）相比，方程（4）与方程（8）分别与方程（2）与方程（5）相比，CHINShare均显示了显著的结果，而模型的
也有显著地提高，这说明CHINShare的解释力很强。例如在欧盟与MERCOSUR对中国FDI的解释上，加入CHINShare后，系数更加衰减，说明如果没有海外华人，欧盟与MERCOSUR对中国的投资还要更少；同样，将方程（1）与方程（3）相比，NAFTA的显著性作用在加入CHINShare后失去了，这暗示CHINShare在NAFIA对中国的投资中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至于对东南亚国家联盟而言，加入CHINShare后，正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依然很高。这可能是这些国家在对中国投资中，也发生了相当数量的本土化移民。我们对面板数据中ASEAN成员国的海外华人的人口比例与其对华FDI进一步作了相关性分析，发现这些国家的对华FDI与当地华人人口的确存在负相关性，例如新加坡，这表明随着当地华商对华投资的增加，华人人口密集的国家与中国的经济纽带的日益紧密，也形成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的中国侨民逐渐转为“落地生根”的回归趋势。
再次，与预期相符，语言相似度和殖民关系都与FDI有明显正相关性，这意味着相似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为交流协商带来便利，从而增加对中国的FDI。
（二）知识—资本模型结果
首先，知识—资本模型与引力模型的回归结果一致，在方程（3）、方程（4）、方程⑺和方程（8）中，CHINShare变量的系数依然均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而且在方程（3）和方程（4）中CHINShare对短期FDI水平
的估计系数也明显高于方程⑺和方程（8）长期FDI水平
的估计系数，这同样说明综合考虑了水平型和垂直型FDI后，海外华人网络在促进引资方面的边际影响对于基于短期视角的FDI年度流量比基于长期视角的累计水平更强。
其次，观察知识—资本模型的自变量，正如预期，同时解释水平型和垂直型FDI的变量GDPSum与用于解释水平型FDI的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别显著为正和负，解释垂直型FDI的变量
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测度水平型和垂直型FDI决定因素复合作用的变量
则显著为负，说明市场相对规模较小且熟练劳动力丰裕的国家更倾向于对华投资。四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均为1%，这一结果意味着两种类型的FDI在我国均明显存在。这也与冼国明和杨长志（2008）的研究结果相符。已有研究大多认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垂直型FDI时，通常将总部设在高技能劳动力（或人力资本）富余的国家，以便从事R&D活动（Carr等，2001），获取跨国生产的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端附加值。因此投资来源国i相对于中国的高技能劳动力越充裕，越倾向于对华从事垂直型投资，以便利用中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相似度和收入水平的差距正逐渐缩小，因此，存在以中国潜在市场需求为目的的水平型FDI也是符合现实的。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也与引力模型基本吻合（见下页表3）。
（三）拓展模型分析
1.华人作用的动态趋势
上述结果中值得关注的现象是CHINShare的估计系数对于FDI短期年度流量较长期累积水平要低，这就提出了一个疑问，是否海外华人网络吸引外资的促进作用存在长期逐步减弱的趋势，这也是前述问题3所关注的。本部分将集中探讨在整个样本考察期内，海外华人网络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作用如何发生动态变化。由于引力模型的数据时间跨度较知识—资本模型长，更适合完整分析华人网络对吸引FDI的作用随时间变迁的长期趋势。为此，以亚洲金融危机（1997）和中国加入WTO（2001）两个对外开放以来对中国引进外资有重大作用的历史事件为分界点，通过构造两个时期虚拟变量将样本考察期分为1993—1997年、1998—2001年、2002—2008年三段：P2为1（1998—2001年），反之为0；P3为1（2002—2008年），反之为0。然后，为研究海外华人作用的时间趋势，生成两个乘积变量：CHIN_D2=CHINShare×P2和CHIN_D3=CHINShare×P3，分别加入到引力模型中形成系列子回归方程，再分别用随机效应的FGLS法和TOBIT法进行比较估计。为了总体考察海外华人网络的作用，我们也构造了一个仅包括两个时期虚拟变量和CHINShare的基础模型。运用虚拟变量的方法比Gao（2003）与Singer（2006）分样本的方法更科学地发现阶段性的影响。表4和表5（见第52页）列出了因变量分别为FDI短期水平的代理变量和长期水平的代理变量的回归结果。
由表4可以看出，首先，在所有方程中，CHINShare的系数仍然都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下为正，验证了CNINSoare对FDI正向作用的稳健性。在方程（1）和方程（5）中P2和P3分别不显著为负，说明这两个时期对FDI短期水平的边际正和负面效应并不很突出。在方程（2）和方程（6）中，CHIN_P2的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第二时期（1998—2001年），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海外华人对FDI的正向作用比第一时期与第三时期相对较高；在方程（3）和方程（7）中，CHIN_P3的系数均为负值，而且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第三时期（2002—2008年）中，海外华人对FDI的正向作用已明显低于前两个时期。在方程（4）和方程（8）中，所有时期相关变量同时放在一起，复合变量中只有CHIN_P3的负系数依然保持10%和5%的显著性，这再次印证了海外华人网络对流入外资在早期确实发挥过促进作用，尽管在第二个时期有过阶段性的上升，但到了最近一个时期则持续趋弱。
再看表5，在所有方程中CHINShare的系数依然均为正，再次验证了对于长期水平的FDI而言，CHINShare对FDI的正向作用也具有稳健性。方程（1）和方程（5）中两个时期变量依然分别为正和负，并且显著性明显提高，说明这两个时期因素对外资长期累积水平的影响更突出；而剔除时期因素后海外华人网络对长期和两个乘积变量的回归结果与短期FDI的结果基本吻合，只是各方程中CHIN_P2的估计系数值都相对更高，CHIN_P3的系数虽为负，但绝对值略低，表明海外华人网络对FDI促进作用的减弱只是在最近一个时期表现明显，但由于在历史上所发挥的正面效应，与长期累积FDI的正相关性依然存在。
综合表4和表5，海外华人网络总体上对FDI发挥了促进作用，这可在两表方程（2）和方程（6）中得以证实，而这一促进作用尤为突出地体现在第二个分段期（1998—2001年），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和入世之前。而两表方程（3）和方程（7）表明，这一促进作用在此后则明显减弱。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较亚洲周边国家拥有相对更稳定的经济金融环境，这促使部分投资于危机国的资本转向中国，而其中尤以华商密集的国家表现突出，也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这一时期中国吸引外资逆势而上，降低了此次危机对我国对外经贸发展的阶段性冲击。在入世以后第三个阶段，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FDI的影响明显下降，这也符合上述社会资本和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解释：一方面，入市后中国法律体系和制度规范逐渐与国际接轨，投资环境更加透明，促使FDI来源国地区分布日趋多元化；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和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极大拓展了外国投资者获取中国市场信息的渠道，降低了跨国投资的成本与风险。这些必然使上世纪80年代，海外华商借助“侨”缘克服语言、文化、制度等障碍引领境外投资的地位逐渐下降。上述结果与Fu（2000）和Singer（2006）等早期基于截面数据的研究结论相符，并有所拓展。
另外，引力模型相关变量除
的显著性降低外，其他变量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变，控制变量中依然是ASEAN和COLO具有较高显著性的正系数，也验证了这些变量结果的稳健性。
2.华人作用的截面特征
以上回归考察了解释变量CHINShare对因变量的条件期望值E（FDIICHINShare）的影响，本质是均值回归分析，这还无法很清晰地反映在样本中各国对华投资水平不同的情况下，CHINShare对整个条件分布FDIICHINShare的全部影响。而通过分位数回归，从截面视角对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就能够深入揭示海外华人华商网络对不同投资水平国家（包括某些极端值）的边际影响，这恰好能有效解答前述问题4。为此，对上述模型（2）和模型（4）以025、05、0.75为节点进行分位数回归，并利用Bootstrap方法重复取样200次得到自助协方差，以检验结果获得较好的拟合优度（14）。图1列出了以两个模型（各两个因变量）分位数回归中CHINShare估计系数的变化趋势，其中纵轴代表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值，灰色区域代表回归系数的95%置信区间。为做参照，图中还列出了模型均值回归的估计系数（中间的长虚线）及其95%置信区间（上下两条点虚线）（15）。从图1可以看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通过分位数回归，除图1（中以测度FDI长期累积水平的因变量LnFDI-CS的回归结果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外，在测度FDI短期水平的因变量LnFDI的引力模型和两个CMM模型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中，CHINShare的系数都呈现出随因变量分位数的提高而下降的趋势，这说明对于投资规模越大的国家，华人网络在促进引资方面的边际影响力逐步下降。换言之，在整个样本考察期内海外华人网络对原本就对我国投资水平较高的国家影响较小，而对原本对我国投资水平较低的国家影响相对很大。
六、结论、建议及启示
（一）主要结论
第一，引力模型和知识资本模型的实证结果一致表明海外华人网络确实是我国对外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海外资源，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随着时间推移，海外华人网络对促进引资的作用总体上呈逐渐减弱的趋势。由于近二十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经不同阶段和各阶段的投资环境和国际背景各不相同，海外华人网络对我国FDI的影响也有起伏。例如，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周边国家投资环境发生的临时性恶化曾一度提升了海外华人网络的引资作用，但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这一作用又明显地逆转并持续减弱。第三，海外华人网络促进引资的作用与所在国对华投资的规模呈负相关的关系，即在我国投资水平较高的国家，当地华人网络发挥的边际影响要低于在我国投资水平较低的国家。
另外，本文还有发现：其一，共同语言和殖民关系对FDI也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是因为这两个因素为外国投资者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以及熟悉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带来便利；其二，当前垂直型和水平型FDI在我国同时存在，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的目标日趋多样化。
（二）实践启示
其一，随着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开放加深，外资优惠政策和超国民待遇逐步取消，环境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更加受到关注，使得在华投资的总体经营成本大幅提高；其二，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和城乡差距缩小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使传统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利润空间受到明显挤压；其三，产业结构的转型和产业链提升，民营企业日渐壮大，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以及内需的逐渐增强，使国内市场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在此背景下，中国包括侨资在内的外商企业都面临着一系列在华投资的战略调整：从沿海向中西部转移；从传统低端的加工制造业主导向高端产业链的新兴服务业转移；从利用中国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投资向着眼国内市场长期本土化发展转移。只有率先灵活应对这些战略转型才能赢取在对华投资新的利润增长点。而在这一整体投资战略转型的过程中，海外华商依然能够凭借自身在原籍国的“侨缘”禀赋发挥特殊的竞争优势，如可以在传统上华商密集的沿海经济区，利用中国特有的产业集群优势，在国家鼓励的电子、通信等高新科技新兴战略产业率先进行开拓性的投资。这样既能从中获取占先优势，还可以为其他外商企业起到示范和桥梁作用，从而在中国经济转型变革期内实现新的发展机遇和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华商企业在中国吸引外资方面的积极作用并未消失，相对减弱也正反映了中国国情国力的加速变迁。在中国经济发展新的转折点，海外华商应在促进外商投资战略的优化转型方面发挥更多的正面影响。
（三）后续研究建议
第一，进一步探讨海外华商网络强度与在华垂直型和水平型投资的相关性及动态变化，这对于解释近年来华商网络引资作用相对下降的原因，以及不同国家对华投资特征的差异提供更多的启示。第二，拓展研究投资来源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的差异会对海外华人网络促进中国对外双边投资的影响发挥怎样的调节作用，这对于我国合理选择对外投资的区位目标具有一定的对策启示。第三，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与国外商贸活动日趋紧密，与国外经贸合作组织（如投资促进委员会，IPA）的交流也逐渐频繁，因此侨资企业对促进中国本土企业国际化的发展进程也开始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Voss等，2010）。因此本文也引出了新的研究命题，即对比中国对外开放从吸引外资“引进来”转向鼓励内资“走出去”的两个阶段（Sun等，2012），海外华人网络是否在OFDI方面也会发生与IFDI类似的正向导入效应呢，换言之，海外华人网络在促进中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发展中是否发挥着与入境外资相似的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为开启一系列新的研究机会奠定了基础。
①https://www.library.ohiou.edu/.
②数据来源：清华大学侨资企业数据库。
③下文海外华人网络也主要针对海外华商网络。
④1993年邓小平与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时的讲话。
⑤选择1988年是因为自该年起有年度分国别FDI实际使用额的记录。
⑥海外华人数据来源主要有：《华人经济年鉴》、《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华侨华人概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海外华侨华人概述》、《各国华人人口专辑》、《世界华侨华人辞典》、暨南大学华侨所《世界华侨华人概况》统计数据、暨南大学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世界华侨华人人口分布》、中国侨网的相关统计数据以及各主要相关媒体的最新统计报道等，由笔者整理获得；各国总人口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
⑦数据从www.timeanddate.com网站距离计算器获得。
⑧GDP和人均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
⑨数据来源于世界地图，各贸易组织成员国来源于其官方网站。
⑩由于样本中官方语言为汉语的国家寥寥无几，在一些华人移民较多的东南亚国家，其共同语言通常是广东话、闽南话等方言，为此，本文将在1993—2008年间平均华人人口存量占比大于投资国15%的国家假定为与中国有共同语言。
（11）由于真正殖民过中国的国家较少，本文的殖民关系指殖民或侵略过中国的国家，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这些国家因历史原因使投资来源国企业对中国有相对更多的了解，乃至可以利用传统留存的营商基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投资障碍。
（12）数据源自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年度调查数据。
（13）限于数据可得性，知识—资本模型时间跨度为1999—2008年共10年。
（14）根据Efron和Tibshirini（1998），为得到较少的SE和较高的置信区间而设定这一次数。
（15）分位数回归各变量结果与前面无很大差异，限于篇幅未再汇报回归具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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