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人：身份焦虑与认同——我们看《单位》和《一地鸡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鸡毛论文,与人论文,一地论文,焦虑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09)-05-0025-08
1984年前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场意识的崛起，在中国维持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作为城市的细胞的单位、家庭和市场也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刘震云的《单位》(写于1988年12月，刊于1989年第2期《北京文学》)和《一地鸡毛》(写于1990年10月，刊于1991年第1期《小说家》)均被列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篇目，两篇小说均以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小林为主人公展开叙事，随着故事场景在单位、家庭和市场之间变换，小林也曾经有过大学生、单位人、丈夫、父亲、临时的个体户老板等身份变化。时隔近二十年，当我们在距离之外重新审视这两篇以“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生魅力”[1]著称的“新写实”小说时，发现它以文学的方式“真实”地呈现和建构了80年代的种种“喧哗与骚动”，成为我们重返80年代、观察社会转型期的城与人的复杂关系的一个窗口。在小林的精神蜕变和再社会化的过程中，单位、市场和家庭对他进行了哪些“改造”？都市意识是如何置换了小林的知识分子意识和民间意识，进而成为小林的生存哲学的？刘震云为我们建构了一个怎样的80年代？《单位》和《一地鸡毛》为我们提供了80年代城市人的生存状态的“日常图景”，成为我们理解这些问题的一个入口。
单位机制：改造与认同
小林是80年代初进入大学的“天之骄子”，他和大学同学“小李白”都是那个年代典型的文学青年。“当年在学校时，两人关系很好，都喜欢写诗，一块儿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2]180在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新成为时代主题的氛围中，“大家都讲奋斗，一股子开天辟地的劲头”。[2]1801984年小林大学毕业，刚到单位时，小林满身都是年轻人的孟浪和学院文化的自由之气，他“学生气不轻，跟个孩子似的，对什么都不在乎。”[3]123他不仅常常迟到早退、不主动打扫卫生、常常约同学来办公室聚会、经常和人顶嘴，而且说话也不注意、经常冒犯别人。当单位的党小组长老乔劝其入党时，他甚至语出惊人：“目前我对贵党还不感兴趣。让老何先入吧！”[3]123刚入单位时小林的身上保持着“新启蒙”思潮中知识分子的所秉承的自由、独立、个性解放等精神品格。但是他因此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小林幡然悔悟得太晚了。到单位三年，才知道改掉自己的孩子脾气。”[3]123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位制度，涵盖了一个城镇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是一种制度体系，同样也能个性化地刻画人的具体存在方式。”[4]单位人赖以生存的几乎所有生活资源和象征资本都是从单位中获得的。于是，小林开始积极地向单位靠拢，开始了自己“单位化”的蜕变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小林虽然“幡然悔悟”积极向单位靠拢，但“悔悟还不是自身的反省，是外界对他的强迫改造”。[3]123这种改造意味着小林要不断地接受单位有形无形的规约。“五一节”分梨时，除了当上副局长的老张分到了好梨外，包括副处长老孙和党小组长老乔在内的其他单位成员都只能分到坏梨；出差的时候，副局长老张可以享受软卧车厢的待遇，而老孙和小林则只能坐硬卧；而且小林在上铺，老孙在下铺。当上副局长后，老张可以独自享有一间“宽敞、明亮、干净、安静”，并且有大沙发和程控电话的办公室，上下班都有车接送，其他的单位成员则只能多个人挤在一个办公室。老张、老孙、老何曾在同一个集体宿舍住过，但是后来因为老张当了副局长就搬进了“大客厅可以跑马”的五居室，老孙当了副处长搬进了三居室，只有老何“老少四代九口人”挤在一间十五平米的房子里。因为级别的差异，“搞来搞去”三人就成了“爷爷、孙子和重孙子”的关系，真是令老何哭笑不得。老何在单位的处境给小林以极大的启发和警示。因为和同学相比，“大家一块大学毕业，分到不同单位，三年下来，别人有的入了党，他没入；评职务，别人有的当了副主任科员，有的当了主任科员，而小林还是一个大头兵。”[3]123于是再聚会时，同学间就产生了“不自在”，“玩笑开不起来了”。除此以外，在分梨、开会、聚餐、发电影票、发粮票、发药品等等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等级成为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准而影响着单位人的利益、关系，对其形成强有力的规训和潜移默化的渗透。“钱、房子、吃饭、睡觉、一切的一切，都指望小林在单位混得如何”。[3]125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依据的是单位定位和分割原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人。”[5]所以，“渐渐小林有这样一个体会，世界说起来很大，中国人说起来很多，但每个人迫切要处理和对付的，其实就身边周围那几个人，相互琢磨的也就那么几个人。”[3]125为了在单位得到相应的资源配置，小林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到达一定的位置和等级。于是，小林一改以前的习惯，“上班准时，不再穿拖鞋，穿平底布鞋，不与人开玩笑，积极打扫卫生，打开水，尊敬老同志；单位分梨时，主动抬梨、分梨，别人吃完梨收拾梨皮；单位会餐，主动收拾桌子。”[3]125除了工作积极，政治上小林也开始追求进步。首先是艰难的入党过程，写入党申请书、写思想汇报。小林再也不能不讨好爱唠叨、有狐臭的小组长老乔了，他不但在办公室主动接近老乔，频频汇报思想，而且还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给老乔送礼。然而，这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步子，是要和党员“搞好关系”。于是小林为了入党而周旋于同事之间：在民意测验时根据副处长老孙的意见投票，辛辛苦苦地为作了副局长的老张搬房子。虽然觉得小彭不是党员、帮不上什么忙，但还是给她买了礼物。经过不断的努力，入党的事情总算有了很大的转机和希望。不料单位中的小彭和老乔不和却将矛盾转嫁在小林头上，又给小林入党带来了重重障碍。单位里复杂的人际关系一次又一次使小林的努力付诸东流，所以小林有时候想“破罐子破摔”，“拿出以前的大学生脾气”“教训”老乔，但是一想起自己的孩子，“就把一切都咽了”。好不容易等到老何当了副处长“住进了两居室”，阴差阳错中，小林终于搬进了地处偏僻的牛街大杂院的一间平房中。“几经折腾”，小林开始扭转自己在单位中的被动处境，一步步地向着更多的资源分配的目标迈进。
在为单位成员提供了单位机制外的人无法摄取的资源和权力的同时，单位对成员的思想意识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渗透，使其逐渐认同这种机制，成为一个个“成熟”的单位人。小林的单位化过程起初是迫于客观情势，但是随着小林在单位机制的规约下达到了相应的等级之后，他慢慢地变成了单位机制的受益者，参与了更多的利益的再分配，他的思想意识就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虽然在单位经过几番折腾，但折腾之后就是成熟，现在不就对各种事情应付自如了？只要有耐心，能等，不急躁，不反常，别人能得到的东西，你最终也能得到。”[2]160所以，“成熟”之后的小林全然忘记了自己刚来单位时的种种遭遇，他也下意识地看不惯“新来的大学生”的所作所为。领导不在的时候，自己虽然迟到了，小林也不怕大学生登记。即使登记了，他也会将记录改过来。当大学生想和他交流足球赛的观感时，他竟然出口大骂。而与查水表的老头的两次交往则更为清楚地体现了作为单位人的小林的“成熟”。起初，因为有人打报告说小林家偷水，小林以一个普通居民的身份出现在查水表的老头的面前。他是如此地理亏而猥琐，因为“他是查水表的，你还不能得罪他。他一不高兴，就敢给你整个门洞停水。”[2]157查水表的老头理直气壮地提醒并警告了小林夫妇，小林夫妇对偷水的事情进行了辩解，同时倍感惭愧。
老头子听了他们的话，弹了一下烟灰：
“行了，这事就到这里为止了。以前大家偷没有偷，就既往不咎了，以后注意不偷就行了！”
说完，站起来，做出宽宏大量的样子，一瘸一瘸走了，留下小林和他老婆在那里发尴。[2]158
后来，查水表的老头需要小林帮自己的县里的领导处理一个批文，他再次来到小林家，小林的身份由以前的普通用水居民变成了掌控着权力的单位人，这种身份转变促使双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刚进单位时，如果别人需要帮忙，小林会“满口答应”。而如今小林却“能帮忙先说不能帮忙，好办先说不好办”，表现出了单位人的“成熟”和世故；与小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查水表的老头表现出本能的怯弱与自卑。
小林站在他跟前，不知他想说年轻时喂马，还是继续说上次偷水的事。但老头这两件事都没有说，而是突然笑嘻嘻的，对小林说：
“小林，我得求你一件事！”
小林老婆这时也听出了什么意思，凑过来说：
“大爷，他就会偷水，哪里会帮您这大忙！”
瘸老头一脸尴尬，说：
“那是误会，那是误会，怪我乱听反映，一吨水才几分钱，谁会偷水！”
接着又忙把他的背包打开，掏出一个大纸匣子，说：
“这是老人家的一点心意，你们收下吧！”
然后不再多留，对小林眨眨眼，瘸着腿走了。老头一走，小林老婆说：
“看来以后生活会有转变！”
小林问：
“怎么有转变？”
小林老婆指着纸盒子说：
“看，都有人开始送礼了！”[2]185
就在查水表的老头给小林送礼前不久，小林夫妇也为小林老婆调动工作而给外单位的“头头”送礼。作为送礼者，他们都表现得卑怯而谄媚。而此刻，面对查水表的老头，小林夫妇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根本转变：从送礼者变成了受贿者。两相对照，都是单位机制给这种钱权交易提供了可能：通过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单位将处于单位机制外的人排除在外，这就造成了处于单位机制内外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同时也为单位人获取某些利益提供了方便。从“强迫改造”到“几番折腾”再到不断得到来自单位的资源和权力，小林身上的知识分子精神一步步被单位机制所同化，单位机制逐渐内化为小林的生存准则。小林一步步地完成了另一次自我认同：从一个“吊儿郎当”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按道理办事”的“成熟”的单位人。
单位却并没有因为小林的“成熟”而放松对他的束缚与改造。因为空间的封闭和资源分配的等级化，单位与单位之间形成了相对的孤立与排他的特征。当小林终于解决了房子等基本的生活问题之后，紧随其后的一系列问题又纷至沓来。老婆小李因为刚到单位时候的“大学生气”和单位成员“没处理好关系”，加上上班路途遥远，想要换单位。于是只能通过托关系、送礼的方式解决，但是因为不懂规矩，小林找了单位的副局长老张给外单位的管人事的“头头”写信、打电话，同时小林老婆又托了同一单位的处长。因为“依靠了两个主子”，老婆的工作没能调动。对单位成员来说如此困难的事情，竟然因为单位领导同意加开一辆大巴车而解决。而加开大巴车的原因是单位领导的小姨子和小林家住在一条线上。小林的单位没有幼儿园，而办得比较好的外单位的幼儿园一般不接纳外来的孩子，小林要打破单位与单位之间的种种隔阂，唯一的办法就是靠权力和权力或者权力和金钱之间的交易来完成。幼儿园园长得知小林在机关工作，便提出接受小林的孩子入学的条件：让小林帮他争取一个基建项目。小林的孩子得了小病，医院为了赚钱给孩子开了一大堆药，小林的老婆给孩子服用了一点单位发的药品就治好了。就连外单位幼儿园的老师也因为过元旦的时候小林没送礼而冷落了孩子。于是小林跑遍全城，终于在一个“旮旯小店”里买到了老师需要的炭火。在送完炭火的第二天“女儿就恢复了常态”。单位的孤立和排他性不仅导致单位对单位成员的无条件的规训，同时也使外单位介入到对单位成员的改造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单位如同幽灵般无处不在，对所有的城市居民的全部生活造成了强有力的制约和影响。
市场逻辑：逼迫与诱导
除了单位分配之外，小林获取生活资源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市场是对小林的全部生活形成强有力的规约的另一空间。《单位》中叙及小林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由于工资低，“不敢吃肉，不敢吃鱼，只敢买处理柿子椒和大白菜。过去独身时，花钱不在乎，现在随着一帮市民老太太排队买处理菜，脸上真有些发烧啊！”[3]125在这里，市场初步向小林显示了建立在等价交换的经济原则基础上的冷酷的平等——正是小林的经济状况把他逼向了廉价的市场。而在《一地鸡毛》的故事进程中，市场成了小林经常出入的场所。小林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排队买豆腐。
一斤豆腐有五块，二两一块，这是公家副食店卖的。个体户的豆腐一斤一块，水分大，发稀，锅里炒不成团。小林每天清早六点起床，到公家副食店门口排队买豆腐。排队也不一定每天都能买到豆腐。[2]156
这里出现的国营和个体经营的豆腐店的对比显示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市民的市场观念与想象。“公家”/“个体户”之间不仅仅是所有制之间的事实区别，而且包含了价值意义上的好/坏之别。所以，小林宁可花费大量时间排队买“公家”的豆腐，却不买“个体户”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吃”中显现出对“个体户”的犹疑和排斥，其中无疑包含着八九十年代之交普通市民观念中的根深蒂固的公有观念和集体意识。但是，后来有一天，当小林从“个体户”的食品车前经过时，却看到了这样的景象：
这天，小林下班早，到菜市场去转。先买了一堆柿子椒，又用粮票换了二斤鸡蛋(保姆走后，粮食宽裕许多，可以腾出些粮票换鸡蛋)，正准备回家，突然看到市场上新添了一个卖安徽板鸭的个体食品车，许多人站队在那里买。[2]179
从排斥“个体户”到“许多人站队在那里买”的情景转换发生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可以看出“个体户”正在作为一种新的力量崛起，市场正在以一种无言的状态悄悄置换着市民的观念。“公家”/“个体户”之间的自明的价值对比正在逐渐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市场逻辑所取代。
市场的这种威力对作为“公家人”和“国家干部”小林也产生了强有力的诱导。卖板鸭的老板恰好是小林的大学同学“小李白”——一个校园诗人，当年两人关系很好，也都喜欢写诗，曾经一块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毕业之后“小李白”先在一个国家机关工作，后来辞职去了一家公司，公司倒闭后又卖起了板鸭，成为经济转型期的“下海”大潮中的一员。老同学间的对话饶有趣味：
“你还写诗吗？”
“小李白”向地上啐了一口浓痰：
“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淡！如果现在还写诗，不得饿死？混呗。你结婚了吗？”[2]180
当文学遭遇市场、理想遭遇现实的时候，后者以无比的“优越”战胜了前者，小林和“小李白”都已抛弃了大学时代的文学爱好和理想精神。大学毕业后短短几年之间，“讲奋斗”和“开天辟地”的人生哲学已然为“混”的哲学所代替，小林对昔日同窗的“混”的哲学点头称是、“深有同感”。所以，这种对话也可以视作小林与往昔的自我的对话。小林现在也不写诗了，理由其实和“小李白”相差无几；而且他还“根除”了喝啤酒的习惯，“一瓶一块多，喝它干吗，就是不说钱，平时谁有喝啤酒的心思！”[2]172也不看“作为人生的一大目的的足球赛”了，“看它有什么用？人家球踢得再好，也不解决小林身边任何问题。”[2]183而这一切改变的根本原因都是：“说来说去一个字：钱。”[2]169
“小李白”正好要去外地“弄鸭子”，于是提出让小林每天下班后帮他收钱，每天给二十块钱的报酬。小林起初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但是等过了两天态度就变了。“小林感到就好像当娼妓，头一次接客总是害怕，害臊，时间一长，态度就大方了，接谁都一样。”[2]182即使是被单位领导老关撞见，挨了批评，小林也无怨无悔：
“我说呢，堂堂一个国家干部，你也不至于卖鸭子！既然是闹着玩，这事儿就算了，以后别这么闹就是了！”
小林答应了一声，两人便分手了。等老关走远，小林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怎么不至于卖鸭子，老子就是卖了九天鸭子！可惜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能长期这样，我这个鸭子还真要长期卖下去。[2]182
所以当“小李白”按时返回时，小林甚至觉得有点“可惜”，在告别老朋友的时候嘱咐他以后如果需要帮忙，“尽管言声”。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经济转型期，虽然单位对资源配置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经常以福利的形式向成员发放餐票、电影票、粮票、药品等日常用品，而且在市场出现问题时，还能直接地参与到市场的运行中来。比如大白菜丰收的时候，单位就会以“报销”为诱饵“号召”成员买“爱国菜”。本来不打算买大白菜的小林夫妇又抱着“不买白不买”的心态加入到买菜的队伍中。但是市场的崛起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种崛起不仅仅指向地理意义上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市场还是一个实现和繁殖道德秩序的领地。小林经历了从刚进单位的“吊儿郎当”到接受单位的规训与改造的过程，而如今，与强大的市场的诱导力相比，单位的控制力只能相形见绌了。从最初因为工资低而被逼向菜市场到从市场上赚钱获得利益，从最初对个体户的犹疑态度到热衷于帮个体户卖鸭子，小林对市场的态度发生了质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逻辑和小林对单位的态度的转变的逻辑是一致的，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的都是经济利益：前者通过牺牲“面子”而获得利益，后者通过掌握权力而获得利益。但是，市场却远远比单位更具自由的性质和经济上的诱惑力，市场的崛起意味着单位功能的弱化。
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市场逻辑的效力不仅仅局限于市场这一有形的空间，而且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意识深深地扎根于市民的心灵深处，成为市民基本的生存原则、生活观念，成为社会关系的协调机制。在都市里，“生活中的每个人都首先是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识的人习惯于和我们保持功利关系。”[6]小林来自于农村，他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每次家乡有人来北京时，小林的父母总是说“我儿子在北京，你们找他去！”[2]166但是家乡老是来人是一件令小林烦恼的事情。除去农村人不讲卫生、来了要吃饭招待、老托小林办事之外，“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小林老婆是城市人，城市到底比农村关系简单，来的人很少。”[2]166这让小林不仅仅觉得对不起老婆，而且“也怪自己老家不争气，捎带自己也让人看不起”。“老家如同一个大尾巴，时不时要掀开让人看看羞处，让人不忘记你仍是一个农村人。”[2]166在这里，城市对农村的优越感对小林造成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来自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随着老家来人越来越频繁，小林招待他们的热情冷却之后，物质方面的压力变得微乎其微，因为“客人来了，吃饭只加两个大路菜，无非是一条鱼，或一只鸡，没有酒水。老家人不满意，只好让他不满意，总比让老婆不满意要好。”[2]166即使老家人指责小林“忘本”也无所谓，“这个本有什么可留恋的”。都市不仅仅作为一种生存空间，更是作为一种生活哲学对小林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改造，使他逐渐地习惯、并乐于“忘本”而变成名副其实的城里人。
但是从精神层面完全隔断与农村、家乡的联系却并非那么容易。小林毕竟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建立在仁义、互助基础上的民间伦理文化曾经从深层构建了小林的文化人格，赋予小林以最初的主体意识。这就决定了至少在情感层面，小林不能与农村、农村人保持纯粹的功利关系。小学老师曾经给小林幼小的心灵以知识和情感的滋养，使得小林通过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离乡进城；在生活中也给予小林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小时候小林掉到冰窟窿里还被老师救上来，并将自己的大棉袄给他披上。就是这样一个与无邪的童年记忆、故土情结、朴素的民间情意紧密相关的人来到小林家之后却遭到了小林老婆的冷遇。也许是老师带的两桶香油起了作用，也许是老婆“觉悟过来”，总算给老师做了饭。“好歹吃完饭”，小林将老师送上了公共汽车。
看着公共汽车开远，老师还在车上微笑着向他挥手，车猛地一停一开，老头子身子前后乱晃，仍不忘向他挥手，小林的泪刷刷地涌了出来。自己小时上学，老师不就是这么笑？等公共汽车开得看不见了，小林一个人往回走，这时感到身上沉重极了，像有座山在身上背着，走不了几步，随时都有被压垮的危险。[2]168
定格在小林记忆中的“挥手”与“笑”勾起的是小林的哪些情感记忆呢？望着远去的老师和他的“挥手”，小林在和什么作别呢？那久违了的熟悉的“笑”给小林以哪些生命启示呢？小林与来自农村的、曾经给了他以精神和生活双重滋养的老师作别，也就暗含着他与自己的过去告别，与农村、与建立在民间伦理文化基础上的生存哲学的告别。在这种告别中，曾经是农村人的小林割断了自己与农村的精神血缘关系，在自觉而无奈之中成为了一个城里人。
老师离开三个月之后病故，临去世前，曾嘱咐自己的儿子给小林写了一封信，说上次到北京受到小林的招待，让代他表示感谢。小林在收到信之后非常愧疚，“难受一天”。
但伤心一天，等一坐上班车，想着家里的大白菜堆在一起有些发热，等他回去拆堆散热，就把老师的事给放到一边了。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小林又想，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2]188
难受只是暂时的，而生活永恒；难受是“没有用的”，活着还是从具体而现实的生活开始。老师的死讯虽然给小林一定的情感冲击，但是，现实的生活给小林以一种潜在的巨大的心理暗示，都市意识已经深深地渗入了小林的每一个细胞，内化为一种无所不在的生存观念，支配着小林的人生的方方面面。“其实世界上的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蛮舒服。舒服世界，环球同此凉热。”[2]188于是，除了很快将老师的死置之脑后以外，小林还坦然地想着用查水表的老头行贿送来的微波炉烤点鸡，再喝一瓶啤酒，然后“满足”地生活。但是让小林“满足”的除了得自单位和市场的物质资源外，还有代表着学院文化的“啤酒”，所以，喝得醉醺醺的小林的“满足”定当是充满了感伤和怀念的“满足”。曾经构建了小林的文化人格的知识分子意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被慢慢压抑下去，成为一种创伤性经验深埋在小林们的心灵深处。在此，作为大学生和农村人的小林已经被作为单位人和城里人的小林所置换，从前的小林已经死去。
家庭规约：物质与精神
如果说单位机制和市场逻辑对小林进行的规训与重构确立了小林在公共领域的自我意识的话，那么家庭这个更具私人性的空间则刷新和重构了作为丈夫、父亲和雇主的身份。上文中已经初步涉及到了家庭对小林的规约，但主要是从家庭外部展开分析。但是，“家庭成员虽然在家庭外部都拥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但这些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为基础的行为，又都有可能被解读为是具有家庭成员范畴中的系统的。”[7]156而“家庭在其内部，具有相互繁杂缠绕的、复数的相互行为系列。”[7]156所以，从家庭内部的相互作用来考察小林精神的轨迹就非常必要了。
大学毕业进入单位三年以后，小林“吊儿郎当”的“学生气”开始为循规蹈矩的行为所代替。如前所述，资源分配的等级化是其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而在资源分配中，最令小林头疼的便是80年代的单位人普遍面临的房子问题。独身时，小林可以对什么都不在乎，但是在结婚之后，房子不仅仅是小林的个人问题，而是牵涉到了更多的家庭成员的问题。身为人夫、人父的小林深切地感受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重要意义，“过去老说单位如何复杂不好弄，老婆孩子炕头就是好弄的？”[2]160因为职务低，婚后的小林只能和人合居，“不要提合居，一提合居小林就发急。”两个新婚的人家合居在一套两居室里，难免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于是“小林觉得合居真是法西斯”。客厅、厨房、厕所都要公用，所以做饭次序、打扫卫生都成了问题。更为麻烦的是，当孩子出生以后，小林的母亲从乡下搬来照顾孩子，起先住在客厅，但是因为是公用空间而遭到另一家的拒绝，而和媳妇住在一起“又容易引起另一种矛盾”。孩子的哭闹也难免导致两家的纷争。所以，家庭对小林首先意味着一套独立的住房，独立的住房和安宁的家庭生活这种最普通的愿望构成了小林的基本焦虑。在经过许多努力之后，小林的住宿终于得到了改善，首先搬到“大家都不愿意到那里去住”的牛街贫民窟，这种搬迁却给小林老婆带来了难得的高兴，“牛街好！牛街好！我爱吃羊肉！再说只要脱离了这个泼妇，让我住到驴街也可以！”[3]153随后，因为牛街贫民窟要拆迁，小林夫妇又搬到周转房。“几经折腾，现在不也终于混上一个一居室的单元。”[2]160在不断的搬迁过程中，家庭/房子成为促使小林精神蜕变的重要动力和因素。
小林的家庭是一个由夫妻和小孩构成的典型的核心家庭，在这种家庭中，抚养幼年的孩子是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还在合居的时候，小林夫妇就因为孩子的哭闹经常和合居者发生冲突，在房子问题解决后另外一些问题又接踵而至。首先是孩子的营养问题，因为工资低，作为父亲的小林深深地感到了不称职的无奈：“你吃处理菜或不吃菜都可以，孩子呢？总不能不吃奶、不吃鸡蛋、不吃肉末吧？”[2]125看孩子这小头发黄的，头上净是疙瘩，不是缺钙是什么？”[2]125面对此情此景，小林“落泪了”，“哭着说对不起妻子和孩子”。其次是保姆问题。虽然小林夫妇倍感保姆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压力，据小林老婆细算，保姆的工资加日用品一个月占一个人的工资，但是，保姆却还是嫌小林家条件不好，屡次“闹罢工，要换人家”；即使保姆有时候工作不负责任，小林也担心自己走后保姆“把气撒在孩子身上”，但也不敢指责她。终于等到了九月份，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保姆也顺理成章地被辞掉，但小林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考虑到孩子受教育的重要性，小林夫妇想将孩子送进外单位的那个好一点的幼儿园，但是因为“没有过硬的关系”而望而却步。正在小林夫妇打算放弃的时候，有一天，对门的邻居来访，这让小林夫妇大吃一惊。因为“人家家里富，家里摆设好，自家比较穷，家里摆设差”，小林夫妇“都有些自卑，与他们家来往不多”。而更令小林夫妇吃惊的是，邻家男主人提出要帮助小林的孩子进外单位那个幼儿园。起先，在对方问及小林的孩子是不是入托遇到困难时，小林“有些脸红”，“人家问题解决了，自己没有解决，这不是显得自己无能？”[2]177继而，当对方提出有一个名额可以给小林家的孩子时，小林夫妇感到“一阵惊喜”，但同时，小林心里却不是滋味：
这时小林脸上却有些挂不住。自己无能，回过头还得靠人家帮助解决，不太让人看不起了！所以倒没像老婆那样喜形于色。印度女人的丈夫又体谅地说：
“本来我也没什么办法，只是我单位一个同事的爸爸，正好是那个单位的局长，通过求他，才搞到了名额。现在这年头，还不是这么回事儿！”
这倒叫小林心里有些安慰。别看印度女人爱搅是非，印度女人的丈夫却是个男子汉。小林忙拿出烟，让他抽一支。烟不是什么好烟，也就是“长乐”，放了好多天，有些干燥，但人家也没嫌弃，很大方地点着，与小林一人一支，抽了起来。[2]177
孩子入托这件不起眼的小事儿，却让作为爸爸的小林再一次感受到了一种“无能”的压力，而造成这种压力的原因不仅仅是单位的隔绝(印度女人的孩子通过“关系”或金钱将孩子送进外单位幼儿园即是明证)，更重要的是小林经济方面的贫困和家庭网络上的孤立处境。孩子入托的事情激活了家庭之间因经济力量的对比而带来的人格的猥琐和自信的失落，所以在得知邻家之所以帮忙只是想让小林的孩子成为自己的孩子的“陪读”时，小林感到“后背冷飕飕的”，“心里像吃了马粪一样感到龌龊”，于是当天夜里，小林不仅流了泪，“而且还在漆黑的夜里扇了自己一耳光”：“你怎么这么没本事，你怎么这么不会混！”[2]178
在现代家庭中，夫妻关系是家庭人际关系产生的轴心，夫妻之间的相互碰撞和对弈关系给小林带来了另一种规训。小李是一个80年代初期的纯真、独立、诗意的女大学生，她虽然“言语不多，打扮不时髦，却很干净”。她“见人有些腼腆”，与她在一起，让人感到“轻松、安静，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诗意。”小林与她恋爱时正是刚进单位、“学生气”十足的时候，可以想象这两个大学生之间的爱情必定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的基础上。他们“谁也不是没有事业心”，并且发奋苦读，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并不把社会上的机关和单位里的领导放在眼里。但是，他们的爱情进入婚姻阶段后却遭遇了现实的问题，作为女大学生的小李很快就变成一个“家庭主妇”。其中的原因除了经济压力之外，“买豆腐、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洗衣服、对付保姆弄孩子”等纷繁的日常生活本身就足以拆解以前所有的“诗意”。“战争”常常因豆腐变馊和打碎暖水瓶而起，就连保姆都对小林夫妇之间频繁的吵架“习惯了”，“就像没看见一样”。夫妻之间的合作更多的是找人送礼替小李解决工作，而送礼未果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消减小林的自信和勇气。
家庭生活中的夫妻关系包括情感、经济、性等几个层面，而小林夫妇难得的情感和性愉悦几乎都与经济状况的改善紧密相关。辞退保姆给小林夫妇带来的共同的快感不仅仅来自于他们对保姆工作的不满，更是因为可以节省家用。当小李用自家的药治好了孩子的感冒而省下了本来要交给医院的四十五块钱的时候，小林夫妇心情非常高兴。于是路过小吃街时，小林提议老婆吃一碗炒肝，小李嫌贵推托时小林果断地作出了决定。
炒肝端上来，小林老婆不好意思地看了小林一眼，就坐下吃起来。看她吃的爱惜样子，这炒肝她是真爱吃。她捡了两节肠子给孩子吃，孩子嚼不动又吐出来，她忙又扔到自己嘴里吃了。她一定让小林尝尝汤儿，小林害怕肠，以为肠汤一定不好喝，但禁不住老婆一次一次劝，老婆的声音并且变得很温柔，眼神里很多情，像回到了当初没结婚正谈恋爱的时候，小林只好尝了一口。汤里有香菜，热腾腾的，汤的味道果然不错，老婆又多情地看了他一眼。想不到一碗炒肝，使两人重温了过去的温暖。[2]170
对小林夫妇来说，在小吃街吃一块五一碗的炒肝应属绝无仅有，所以小李才倍加珍惜。靠一块五的消费就能换来已经远离多时的“温柔”、“多情”的恋爱感觉和“温暖”，对小林夫妇却是如此的难得。因为经济的窘迫和节俭的生活已然成为小林夫妇的生活惯性，只要稍加改变就会有重回当年的“奇迹”出现。而这个晚上，夫妻二人都“很有激情”，“事情像新婚时一样好”，然后推心置腹地规划“未来”的生活。
但这种“温柔”和“多情”转瞬即逝，更多的时候，小林还是在“无奈”中“渐渐适应环境”、接受琐碎的家庭生活中的老婆的规训。小林上大学时喜欢看足球比赛，觉得那是“人生的一大目的”，而参加工作和结婚后渐渐不看了，“看它有什么用？人家球踢得再好，也不解决小林身边任何问题。”[2]183现在孩子进幼儿园，小林“心里轻松一些”，大学时的一时梦想重回眼前。于是回家之后“猛干家务”，但是在和老婆“通融”时，老婆却以明天拉蜂窝煤为由粗暴地拒绝了小林的“请求”，小林在无奈中放弃了看球赛的打算。
于是也不再干家务，坐在床头犯傻，像老婆有时在单位不顺心回到家里坐床边犯傻的样子。这天夜里，小林一夜没睡着。老婆半夜醒来，见小林仍睁眼在那里犯傻，倒有些害怕，说：
“你要真想看，你看去吧！明天不误拉蜂窝煤就行了！”
这时小林一点兴致都没有了，一点不承老婆的情，厌恶地说：
“我说看了？不看足球，还不让我想想事情了！”[2]183
一夜没有“睡着”的小林在回想哪些“事情”呢？除了单位和市场的压力一步步迫使自己蜕变之外，老婆，那个在大学时代曾经和自己有着共同理想和追求的人却在婚后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了规训自己的行列，难得一次的旧梦复燃迅速被老婆毁灭。大学时代的梦想和精神再也没有实现的空间和机会了，即便是在能给人些许安宁的家里都不可能了，潜意识中的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全然没有“容身之地”，一种文化和理想一去难返，一个时代在无奈的怀念中悄然远去了！
如果从一个较大的时空背景中审视小林的人生轨迹的话，不难发现小林从农村到城市、从大学生到单位人到临时的“老板”、从单身汉到丈夫和爸爸的身份转变发生在80年代的城市化进程中。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城市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地理学意义上的场所，更是一种不断生产着新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空间存在。作为城市细胞的单位、市场、家庭从各个角度参与到对城市人的规训之中。在这个规训的过程中，单位、市场和家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单位通过对建立在权力等级基础上的资源分配的控制对小林进行了强有力的规训。在规训过程中，通过与单位之间磨合，小林也分享了来自单位的更多的资源，于是顺理成章地从一个大学生成为一个成熟的单位人。与此同时，建立在市场逻辑基础上的都市意识以强劲的姿态刷新并重构了作为单位人的小林的生存观念和意识。在这种精神蜕变的历程中，家庭都是其中的重要动力。在城市不同空间的规训中，昔日的民间伦理精神和学院文化的理想精神已无容身之地，偶尔的旧梦重温也变得感伤而徒劳。马克思·韦伯在《城市》一书中做过这样的描述：“一个都市共同体必然有一个市场作为它的中心制度，一个城堡，一个至少是部分自主的行政和法律系统，以及一种反映都市生活特殊面貌的社群形式。”①随着中国城市改革的深化，市场逐渐成为一种主导性力量支配着都市人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在权力机制基础上的有中国特色的单位制度对成员的控制逐步弱化，作为“中心制度”的市场的悄然崛起，市场及其运行逻辑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支配着都市人的几乎全部生活。所以，小林的人生轨迹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在城市化的历史洪流与漩涡中，曾经身为大学生的小林们被裹挟着前进，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通的个体，小林们必然被都市所规训，他别无选择。
刘震云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完成的这两篇小说为我们重构了80年代的一个侧面，成为我们从文本发现历史、重返80年代的有效凭据。在刘震云的描述与想象中，那个被本质化为“独立、自由、开放”的80年代似乎只存在于小林的大学阶段(1980-1984)，在小林刚入单位的两三年间(1984-1986或1987)还能“苟延残喘”，其后则为诸多的现实问题、制度问题、生活问题所覆盖和淹没，留下的只有感伤和怀念。一个时代的文化和精神在隐在的各种问题的“合谋”中最终走向了坟墓。所以，我们要追问的是，那个已然固化和纯化的80年代是谁的80年代？它是借助何种力量被建构出来的？那个整体化的80年代到底遮蔽哪些人的“历史”、并压抑了哪些人的80年代？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的鸿沟真的不可逾越吗？而一个丰富的80年代则有待于我们从不同的文本、各异的个体、历史的细节……中进入。
注释：
①转引自高秀芹：《文学的中国城乡》，第14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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