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财经大学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学术成就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经济学家论文,成就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2)12—0031—10
西南财经大学(以下简称西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百年传承，起于陈豹隐1905-1917年的留日生涯(师承河上肇和福田德三)。1952年，以成华大学(原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为基础，联合西南地区多所院校，在彭迪先、陈豹隐、刘洪康等领导下①，筚路蓝缕，组建四川财经学院。西财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正是在这时百川汇海，济济于此。以下以专题为纲、以人物为线，对西财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学术成就进行扼要述评。
一、《资本论》百年因缘
陈豹隐(1886-1960)，原名陈启修，字惺农，1905年从法国人兴办的广州丕崇书院毕业后，因赴法读书未果，遂东渡日本，1913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科②。当时在日本“马列主义甚见流行”，在经济学界尤以京都帝大的河上肇和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的福田德三最为知名，二人时有论辩[1]135、167，陈豹隐颇受他们影响③，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17年陈豹隐从东京帝大毕业，受邀担任北京大学法科教授兼政治门研究所主任。1919年初他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即著名的“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指出“女子贞操也是随物质变动而变化的”④。1921年7月陈豹隐又在砺群学会作了题为《社会主义底发生的考察和实行条件底讨论与他在现代中国的感应性及可能性》的讲演，在对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行条件进行系统论述后，指出：未来中国“恐怕舍实行社会主义和与国际社会党联合外，别无他法。”[2]11表明他已从思想上逐渐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
1922年3月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布特别通告称：“本会另设《资本论》研究组，并承陈启修先生允为本组导师。”[3]即是说在此之前，陈豹隐至少已初步研读过《资本论》。1923-1924年他赴苏联和西欧进修，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中共第四期旅莫支部审查委员会委员⑤。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豹隐流亡日本。1929年4月他翻译出版了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⑥，该书长期是学习研究《资本论》的入门书。据介绍，此书“毛主席生前读过多遍，不但写下了许多的批注文字，而且把书中错误的标点符号一一改正过来。”[4]488而时为清华大学经济系学生的吴组缃在1929年12月29日的日记亦称：“晚间读陈豹隐译《经济学大纲》《资本的生产进程》一篇，并作札记。”[5]23足见其影响之广。
1930年3月陈豹隐所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即《商品与货币》篇)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发行(1935年再版)。该书为《资本论》的首个中译本，它以考茨基国民版的第八版(1928年德文版)为底本，综合参考法译本、英译本和日译本，“拟采用分册出版的形式，分为十册”，将《资本论》陆续出齐。但因故未能续译，1932-1933年潘冬舟先后翻译了《资本论》第1卷第2篇至第4篇，定名为《资本论》第一卷二、三分册，由北平东亚书店出版，成为陈译本的后续部分。
陈译《资本论》的一个特色是，他考虑到《商品与货币》篇“素称难读”，特辑《马克斯经济学说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考茨基)、《〈资本论〉在马克斯经济学说上的地位》(河上肇)、《〈资本论〉第一篇在〈资本论〉上的地位》(由恩默特《马克斯的经济学要览并语汇》和河上肇《第一篇解题》二文合成)，定名《〈资本论〉旁释》，附于译者序之后，“以便读者于读‘资本论’的原序，原跋，并正文以前，先由这个‘资本论旁释’得到一些在读‘资本论’以前应该知道的智识”[6]2。他这一努力得到了时人的肯定：“陈译确也有许多使初读‘资本论’的人，得到不少的益处，就是加入了‘资本论旁释’；这个旁释；在我看来，不仅是使读者在读‘资本论’以前应该知道的知识，而且尚能知道‘资本论’著者思想的来源，及第一篇的内容”。[7]3
关于陈豹隐首译《资本论》还存在一个插曲：如前所述，陈豹隐曾于1922年3月被聘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资本论》研究组导师，据罗章龙1978年9月回忆：当时他所在的学会翻译室德文组“曾译了《资本论》的第一卷。我们当时是硬啃，实在不懂的地方，就把困难绕过去。后来我们把《资本论》第一卷译稿交给了一个教经济学的老师，名叫陈启修。他说日本人译的《资本论》，有些地方译得不是很合适的，再从日本文译成汉文后，更走神了。那时我们要结束这项工作，就由这位老师参照我们的本子，直接从德文译了出来，当时也印出来了，但不流行”。[8]49可蹊跷的是，朱务善、刘仁静的回忆和罗章龙另两处的回忆⑦，都未提及译本交陈豹隐，甚至根本未提及译《资本论》。且陈豹隐自称，他所依据的德文版1928年方在柏林出版，而所参考的高畠素之日译本1927年才由东京改造社发行⑧，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至迟在1926年即已停止活动了⑨。由于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材料，此事已难真正证实或证伪。即使罗章龙提到的译本存在，且给了陈豹隐，时隔多年，陈豹隐此后又长期在国内外东奔西走，尤其是先后遭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通缉，仓促之间，学生们的译本他未必重视，更未必随时带在身边，故不足以动摇其首译者地位。⑩
值得注意的是陈豹隐对《资本论》的辩证态度，他强调：“马克思的基本思想，要严厉的保守和发展，可是经济学的顺序，却因时代的不同和经济现象的变迁，而不能不采用顺时代的方式，用不着死守‘资本论’的顺序……特别是对于中国人，岂能无环境和文化上的顾虑？”[9]19-20这也是他晚年能克服教条、笃守真理的一个思想渊源。
巧合的是，彭迪先也尝试过翻译《资本论》，而且同样是第一卷。彭迪先(1908-1991)，原名彭伟烈，1926年冬赴日留学，1932年考入九州帝大经济系，他自称：“我以极大地努力提前一年读完大学本科毕业所需的学分。我利用最后一年时间，在过去几年的基础上，全力以赴地系统学习《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写了许多本学习笔记。”[10]221935年，他本科毕业后留任助教并攻读研究生，“中国留学生之任经济科助教者，实以彭君为矯[嚆]矢”[11]1。
1940年彭迪先所译的《马克斯未发表遗稿〈资本生产物的商品〉》在《理论与现实》连载，该文是“马克斯本人题名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六篇，直接的生产过程的诸结果’的底稿的最后部分”[12]115，另有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附识。同年，读书出版社将该文与郭大力的《资本论》三卷本勘误表合编为《〈资本论〉补遗勘误》，以小册子形式发行。在之后重印的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该文长期作为第一卷附录并行(11)。
20世纪60年代彭迪先还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撰写了《资本论》辅导读物第三卷《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约20万字的书稿，1966年不幸在抄家时遗失。1980年他在《经济研究》第9期发表《马克思论抽象劳动》，指出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特有的历史范畴。1985年又接受陶大镛邀请，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抽象劳动”条。他注重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正本清源，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化。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1924年访苏期间，陈豹隐即曾称赞苏联新经济政策：“他们不是凭空地想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也不是盲目地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这“对于产业未发达的国家，是一个明白的榜样”。[13]同时，他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施行后到五年计划施行前(1922-1928年)，经济体制中的积弊也表现了清醒地认识：“(一)工业品与农业品在价格上剪刀问题的发生”；“(二)一般消费品的缺乏”；“(三)失业人数的增加”；“(四)一般工业的国家补助金的增加”；“(五)输出额减少”。(12)这些批评可谓切中肯綮。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有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商品生产相联系。苏联的理论也只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极其有限的商品交换关系。”(13)建国后随着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化，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几乎成了学术禁区，陈豹隐在晚年，“不随大流，不回避矛盾”，“表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中的勇气和独创精神”[14]65。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理论讨论会。与之相呼应，1959年7月四川财经学院举办了第二次科学讨论会，陈豹隐作为主席团成员，作了题为《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看法》的著名发言，据当时在场的刘诗白和曾康霖回忆，其发言可谓振聋发聩。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陈豹隐认为即使“在共产主义阶段，商品生产恐怕也还要存在，除非生产劳动社会化停止即协作和分工停止，否则商品生产仍是人类所需要的。”[15]37他既不同意所谓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或只是形式上的商品的“外壳论”，亦反对把商品与私有制等同的“所有制论”，他说：“第一、我不同意‘外壳论’，既然实质上是那个东西，为什么叫外壳，似不必转弯抹角，不如叫它是社会主义商品。其次，所有制论我也不同意，因为私有制以前也有过商品生产，现今国营企业内部也有商品生产。”[15]38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陈豹隐指出：“有计划规律与价值规律是有矛盾的。”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的作用“应分开来说：(1)等值交换作用仍然存在，而且还扩大了(如各种新行业的发展，如火箭航空的行业、原子能操纵的行业等等行业的发展)。(2)社会再生产重分配的调节作用仍然存在，但发生了变化。过去是自发的，现在被计划的调节代替了。但因人们的计划在短时期不能够完全周到完美，所以自发的调节作用还会一时的发生……把这个调节作用称为影响作用，我认为是不必要的。(3)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当然依旧存在，而且因为人类认识了它和主动地利用了它，作用加大了。例如社会主义竞赛措施就是利用了这个作用。”[15]38
陈豹隐还将这种意识灌注在了诗歌创作中：1958年他在歌咏“五个并举”时，耐人寻味地写道：“按比例而发展啊，不是一句空洞话。客观物质有规律，要按规律定规划。”(14)1959年8月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后，他又写了一首《颂八届八中全会对生产指标的调整》的长诗：“经济规律性，首先要掌握。条件有利否，亦须弄明确。主观能动性，努力勤挖掘。三者都具备，计划定适合。有一不周到，实现就难说。过高或过低，感觉会错讹……实事求是者，负责心昭昭。”(15)展现出了老一辈经济学者的高风亮节。
三、马克思主义金融学(16)
西财马克思主义金融学的代表人物是彭迪先，陈豹隐旁涉，而梅远谋、程英琦、温嗣芳等金融学成就也很高，但相对处于马克思主义外围。
彭迪先除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各货币学流派进行介绍、评析外，其金融学著述主要围绕通货膨胀和货币信用学进行(两者往往又是合一的)，他提出了系统的通货膨胀实质说与治理说。(17)
在彭迪先看来，“本来通货的增发，在适宜的条件下，是有刺激工商的效能的，但若将发钞转化为救济财政困难的工具，转化为实质上的一种征税手段，转化为巧取豪夺人民的物质与人力的魔术时，最后钞票必将滥发而不能控制”[16]5。他对通货膨胀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式的定义，即：“因为纸币的发行，膨胀到流通所必需的货币数量以上，因而引起纸币的价值降低，反映出物价高涨的这种现象，普通就叫做‘通货膨胀’。”(18)
彭迪先从货币职能出发，分析了通货膨胀的形成过程。他指出：“本来是从货币的流通手段的机能发生，而实质上只是一种辅助的流通手段的纸币，只要已经是在市面上流通，就常常被发行货币的国家所滥用。尤其是财政困难的国家，就把她发行的纸币，转变为实际上的一种征税手段。”[17]55一旦完成这种功能转化，纸币的发行，便如脱缰之马，“早已不是商品流通本身的要求，而是因为国家财政的必要……纸币的流通量，超过货币的流通必需量”[17]55-56，即势在必然。
通货膨胀具有惯性。首先，通胀所带来的物价腾贵，会抵消通胀的税收效益，“国家为了获得必需的商品，势必要开足印刷纸币的机器的马力，无限制地把纸币投入流通里”[17]-56；其次，通胀预期会改变人们的消费投资行为，“于是大家都赶快放出纸币，换成商品……这样，纸币的增发，促成纸币的信用丧失，纸币的信用丧失，更促进增发纸币的速度，在这种相互作用之下”[17]57，通胀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租税，而且是一种以民众为对象的征课”[17]152-153，它对生产和分配都有显著影响。
在生产领域：一方面通货膨胀会通过影响投资预期、改变投资结构来直接影响生产，“由于纸币的剧烈贬值，资本家感觉前途变化难测，生产事业因资本周转期间较长，往往极感不利，反而不如用在商品流转上，特别是用在投机性交易上去”；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会通过影响商品流通、居民购买力和国际贸易来间接影响生产，“投机猖獗，囤积居奇”，“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经济情况恶化”，导致国内市场萎缩，而外汇行市低落，“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实行外汇倾销”，“在通货没有贬值的国家，就会采取关税壁垒来对付”，导致国际市场萎缩，国内国际市场的双萎缩必反作用于生产。[18]112
在分配领域，通货膨胀会拉大收入差距：一方面因工资调整滞后于物价上涨，“薪水阶层”的实际收入会急剧缩水，“他的名目上的薪水虽已增加，而实际上的收入却减少了，从而生活也就不能不随之降低而日趋于恶化。实际工资的减少，就意味着劳动力(它是肉体的也好，精神的也好)的价格的降低，实际上也就等于减薪”[17]60；另一方面，投机商和豪门资本官僚资本之类，却趁机大发“国难财”。“由于这两方面偏畸，致使社会的财富分配愈趋不均，愈集中于少数特殊阶级的手里，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民众，均在经济上日趋没落。”[17]153
在“国家财政优裕，经济情况良好”的前提下，彭迪先提出了三种理想的通货膨胀治理模式[17]62-63：第一，废止：即“废弃旧纸币，改用新制定的安定的纸币，信用货币或铸币等”；第二，货币贬值或平价切下：即“只停止旧纸币的发行而不废弃旧纸币。在这个场合，旧纸币所代表的价值依然很低也好，但因业已停止发行，就不会再降低了。旧纸币所代表的价值与金币(或银币)的价值之间，确定了相当安定的比率。这个比率，由国家正式认定，以后国家用旧纸币跟新纸币或金币(银币)相交换”；第三，通货收缩：即“保留着旧纸币的流通效力，但不仅停止以后发行新纸币，还要把旧纸币的数量减少。为了减少纸币的数量，普通是国家把她由租税或其他收入而获得的货币的一部分，不再投入流通就行了。这样，流通里剩下的纸币所代表的价值，渐次上涨，达到与金币(或银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
彭迪先深入剖析了通货膨胀的实质及影响，并提出了三种在恶性通膨的条件下安定通货的办法，对当时和今天都具有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后，彭迪先积极参与和组织金融学学术活动，并出任四川省金融学会名誉会长，目前可考的彭迪先逝世前最后一篇文章即《祝愿金融学会工作更上一层楼——在四川省金融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暨学术交流会上的书面发言》(《西南金融》1991年第7期)，可以说，他为马克思主义金融学的发展贡献了毕生心血。
四、马克思主义人口学
在第一代经济学家中，最早探讨人口问题的是陈豹隐。1925年他在《中国的人口总数》一文中，通过土地面积大小、县数、一般人口增加率、食盐消费量四个指标，推算出当时中国的实际总人口数约为5.47亿人，比官方统计多出约1亿人。[19]539-5551926年他在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期间，“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曾引用马克思学说的理论给予批判”。[20]444
建国后，“我国人口学界对我国人口的控制与反控制进行的大论争”，“1957-1958年是一个高峰，1960年又是一个高峰。”[21]441-4421957年4月陈豹隐在四川省政协会议上，明确提出“计划生育论”，他说：“我想的办法是‘计划生育论’。什么是‘计划生育论’呢？它和‘节育论’有什么不同呢？‘计划生育论’是为解决目前暂时阶段人口生产速度过大而工农业生产赶不上的矛盾所采取的一种办法”。具体而言，办法有三：“第一，提倡晚婚”；“第二，使已婚的青年夫妇不要在一个地区或一个机构工作”；“第三，采取安全期性交的办法”。最后他强调：“关于‘计划生育论’我正在开始研究，目前只能说到这里。”[22]遗憾的是，因政治和身体原因，我们未能见到他的后续研究成果。
陈豹隐的这一“计划生育论”终被刘洪康发扬光大。刘洪康(1911-1990)，1928年初留日，考入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1931年归国，1939年曾到陕西宜川的“民族革命大学教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他“从1972年开始，结合中国人口发展的实际，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研究工作”(19)，1979年领导创办了四川财经学院人口理论研究室(后扩建为人口研究所)，成为中国最早的几个人口研究单位之一。
1977年12月汕头全国人口理论学习班工作座谈会和1978年11月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虽有人论及“两种生产”，但影响有限，当时的讨论重心还在人口规律上。1979年12月刘洪康在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上，发表了《试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两种生产”》一文，系统阐发了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指出社会生产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统一体，人类自身生产周期长且具有惰性，必须两种生产一齐抓，把人口计划放在国民经济计划的应有地位。[23]37-491981年8月他在“人口与经济专题讨论会”发言中，进一步将两种生产上升到哲学高度，指出：两种生产不违背一元论历史观，“物质生产起决定作用不等于别的因素都不起作用，并不否定人的生产也起重要作用，一元论不等于一物论，唯物史观不等于经济史观。”[24]35之后他在《人口手册》、《再论两种生产》、《人口原理》等论著中(20)，和吴忠观一起，初步构建了两种生产的知识体系，“把探索的重点从人口规律转移到两种生产理论，充分反映了人口理论的深入发展”[25]179。
五、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
西财中国经济史的奠基人是汤象龙，世界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奠基人是彭迪先，陈豹隐更多着眼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理论，左治生则在财政史领域有卓越贡献。
汤象龙(1909-1998)，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首届文科。1929年毕业后留任罗家伦特别研究生一年，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他与陶孟和创办并实际主持了第一份中国经济史专业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领导发起了第一个重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团体——史学研究会，他组织大规模抄录清宫档案中的财政经济史资料，并运用统计方法做了系统整理。他被誉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者与创始人”。(21)
严格讲，汤象龙在建国前并未系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但他在研究中却有意识地践行着唯物史观。他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讲道：“在我们认识经济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并且现代经济生活占据个人，民族，国际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该为经济史的领域。”(22)
建国后，汤象龙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从无意识变成了自觉，在他看来：经济史“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科学。又是历史学中最重要的一部门”，“我们搞经济建设不作调查研究，不了解事物的现状，不了解它的历史变化，办起事来一定是要脱离实际，犯主观主义。”[26]280-281晚年，他老骥伏枥，完成了《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这一皇皇巨著。[27]
陈豹隐也十分重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他曾对经济学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三者关系作了一个非常精辟的论断，他指出：“经济学理论，经济思相[想]史，经济史，三者，从他们的根本关系说来，原是不可分的：因为，第一，经济学理论如果离开了经济思想史，就会弄得不明白那种理论在人类思想进程上的地位所在而使它成为孤立的智识，如果离开了经济史，就会弄得不明白那种理论所据以发生的实际环境而使它成为空漠的思索；第二，经济思想史如果离开某种经济理论，就会失掉了批判的标准而变成单纯的材料堆砌，如果离开了经济史，就会变成一部不知从何而来的空想史；第三，经济史如果离开了某种经济理论，就会变得无从叙述史实，如果离开了经济思想史，就会弄得不明白种种经济史实的动机而使它成为一部完全没有人类意识的要因的天然史。”他认为，《资本论》之所以成为“空前的大著，想来也是因为认识了三者间的不可离的根本的关系的缘故。”[28]1他还将理论落实到实践，撰写了《马克司经济学在一般经济学史上的地位》，概括出了“马克司经济学说具体的特殊理论”，即抽象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说、平均利润论、绝对地租论、资本积蓄论和恐慌的理论、帝国主义论、资本主义扬弃论。[29]3-5在今天看来，大体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此外，他还在《经济学原理十讲》、《经济学讲话》等著述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各派经济学说进行了绍评。
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领域，陈豹隐都曾有过雄心勃勃的翻译计划。他在《经济学大纲》译者跋中称：“读了‘经济学大纲’以后，更想进一步研究的人们，自然就非得研究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不可。关于经济史的最有用处的书，莫过于日本‘改造社’新出版的‘经济新史’”，“译者想把他于本年内译成中文”；而“经济学史，我可以把(一)‘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关于重农学派的部分，(二)河上肇博士的‘资本家的经济学的发展’，(三)Buharin的‘吃利的人的经济学’合译起来，为成一本‘经济学新史’”[30]595-596。同时，《乐群月刊》1929年第2卷第8、9、11期等均登有题为《陈豹隐集译〈综合经济史〉出版预约》的广告，称：经济史“有两种：一种是专门叙述经济发达的通性的，那所谓一般经济史；一种是专门叙述一个地方经济的发达的特性的，即所谓各国经济史”，他想合二为一，“为成综合经济史”。全书计划分为经济史概论和英、美、德、法、俄、日经济史共七章，“约六十五万字”。然而不知何故，此书未见出版。
彭迪先早在留日时期即积极参与国内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但他不是就中国言中国，而是通过世界经济史，通过探讨普遍规律性来展开论战。1934-1936年，他在《中国经济》相继发表《地租理论之史的发展》、《历代土地制度概要》等文，指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生产关系”[31]1，并将“土地所有的如何”视为“农村生产关系的枢轴”[32]56。
1939年彭迪先撰著了《世界经济史纲》(23)，全书分“概论”、“各论·各国资本主义发达史”、“结论·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矛盾的严重化”三篇，书中他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既反对“误解唯物史观主张经济关系是唯一的决定的要素，对于上层建筑的各种要素，毫不注意”[33]22的经济决定论，也反对主张“‘清一色’的纯粹的社会经济形态”[33]155，忽视各国差异性的线性进化论。
其后，彭迪先的研究重心基本转向了经济思想史(24)。1940-1943年他先后发表了《经济学的根本问题》、《评奥国学派经济学》、《论自然主义的经济学》等文：他将古典学派称为自然主义经济学，认为其受自然科学影响，“将社会现象，解作自然现象”，“由此演绎出毫无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抽象的经济原则，或超越时空的绝对主义”[34]89；历史学派矫枉过正，“把经济学解消在单纯的经济史和统计调查里去了”[35]166；奥国学派则偏主观，对欲望的可测性及不同质的种种欲望如何转化为同质的欲望而加以数量大小的比较等问题，未能有效解决。[36]519-522、526
1948年彭迪先出版了《经济思想史第一册》，在他看来：“任何经济思想，均不外为一定的社会经济的反映，不过是学者思想家观察当时当地的经济事象，经济关系所提出之理论的说明而已”，但社会意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客观的经济事象，经济关系，对于主观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完全而绝对的决定作用。”从柏拉图到新旧历史学派，书中彭迪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凡关于经济思想的发生与演变，其意义与价值，以及各种经济思想相互间之关系，等等问题”(25)，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述。
建国后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长期受到压制，改革开放初，刚复出的彭迪先即在各种场合呼吁要重视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他指出：“三十年来，我们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曾经有过完全否定的态度。对于他们的研究，很少认真进行”，“从资本主义学术著作中吸取有益的素材，马克思早就给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37]2“加深我们对外国经济学说和经济政策的认识，通过比较和鉴别，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快更好地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新路子。”(26)他认为：“马列主义应当研究，但马列主义总不能代替所有社会科学”，“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在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上也要反‘左’防右”。[38]22同时，他还强调：要重视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要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来研究《资本论》。”(27)他的这些言论为破除成见和疑虑，促进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
此外，如陈豹隐在财政学领域的成就，因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故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内。
注释：
①彭迪先、陈豹隐、刘洪康分别任成华大学校长、重庆财经学院院长、成都会计专科学校校长，这三所学校是四川财经学院的基石。
②当时帝国大学共有四所，即东京帝大、京都帝大、东北帝大(位于仙台)和九州帝大。当时东京帝大实行分科大学制，东京帝大法科大学下设法科和政治科，1919年分科大学制废止，经济学科才从中独立出来。陈豹隐所读的政治科实际上等同于政治经济科。
③陈豹隐曾译有河上肇《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和他必然的转化》(《国民新报副刊》1926年2月第57、62号)和《经济学大纲》(上海乐群书店，1929年)等多部论著。而福田德三曾于1922年10月访华，并在北大作了题为《马克斯主义的根本思想特别注重其与布尔塞维克之关系》的讲演(全文在《北京大学日刊》第1090、1091、1096、1097号连载)，为其担任译述的即陈豹隐。
④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新青年[J].1919-5，6(5)：505。该文原题《女子贞操的金钱价值》，首刊于《新中国》1919年5月15日创刊号(该期第292页《本志特别启示》称：“本志原定四月出版，故大事记从三月份编起，即行付刊。只以创办伊始，诸多困难，以致延期。已付刊之大事记，不克改正……”故陈豹隐作此文的时间当在4月或4月之前)。
⑤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701，共同担任该届审查委员会委员的有李大钊、罗亦农、王一飞、王若飞。
⑥(日)河上肇著，陈豹隐译.经济学大纲[M].上海：乐群书店，1929。河上肇原书分《资本家社会的解剖》和《资本家的经济学的发展》两部分，陈豹隐只翻译了上篇《资本家社会的解剖》即原理部分。他在《经济学讲话》中称：“我所译的是上半部……当然下半部也是其研究的精华，但是脱稿较上半部早三五年，所以其中含有心理派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也曾声明过。这种思想的存在就是我不全译的主要理由。”(陈豹隐口讲，马玉璞等记.经济学讲话(第三版)[M].北平：好望书店，1937：11)
⑦朱务善1960年6月20日的《回忆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18-121)，未提及译《资本论》；罗章龙1978年9月4日的《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揭书，第184-194页)，虽提及译《资本论》，但未提及交陈豹隐；刘仁静的《回忆我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第一集)[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58-66)，未提及译《资本论》；罗章龙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罗章龙.椿园载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57-72)，是他系列回忆文章中最详尽的一篇，未提及译《资本论》。
⑧但高畠素之所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最早1920年6月即由东京大镫阁出版(胡培兆，林圃.《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133，称“一九一九年日本出版了高畠素之翻译的《资本论》日文全译本”。显误，实际上高畠素之的日译《资本论》直到1924年7月才由东京而立社出全)，1927年改造社版为定本，因而陈豹隐在1920年代初即曾见过此日译本也不无可能。
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跃期是在1920-1922年。据罗章龙称：“学会的活动据说一直延续到一九二六年，不过，我早已离开北大，此后就不知其详了。”且学会在后来已“逐步成为党的外围组织，不再是一个学术讨论团体，而是直接参预革命的行动组织了。”(罗章龙.椿园载记[M].第71-72页)
⑩关于陈译《资本论》还有个插曲：据姜殿铭《才华横溢的市川十年——访东京的“郭沫若文库”》(光明日报.1982-11-11)称：“在这里(按：指东京“郭沫若文库”)，还看到了郭老用‘陈启修’这一笔名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译本由上海昆仑书店于一九三○年出版。”显误。
此外，《新青年》1921年9月1日第9卷第5号《人民出版社通告》著录有：“资本论(已出版，定价一角)李漱石译”，实际是指《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尔西著，李汉俊译，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年)。
(11)例如近年出的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一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577-596.
(12)陈启修讲，林伯雅记.产业合理化.北大学生[J].1931-6，(5、6)：75-77。1931年正值西方经济危机，苏联却高歌猛进，因而陈豹隐对苏联五年计划总体抱有很高期望。
(13)胡寄窗，谈敏.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83。此章由赵晓雷执笔。
(14)陈豹隐：《五个并举同时做》，手稿(陈若豹藏)。“五个并举”即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
(15)陈豹隐：《颂八届八中全会对生产指标的调整》，手稿(陈若豹藏)。
(16)本节参考了唐丽森、陈拓、赵劲松、刘方健、缪明杨《彭迪先金融思想学说概要》(曾康霖、刘锡良、缪明杨.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302-318)的第一部分。
(17)沧《介绍两本货币学》(读书与出版[J].1948-1-15，3(4)：50-51)在比较彭迪先《新货币学讲话》和杨培新《新货币学》时，即将此点作为彭著的主要特色。
(18)彭迪先.新货币学讲话(再版)[M].生活书店，1948：57。1940年彭迪先即完成了此书初稿并移交重庆生活书店，后因其出版业务暂停而失去印行机会，今本为1947年他在旧稿基础上加以整理补充而成。
(19)刘述云.人口学家刘洪康[C]//成都文史资料(第28辑).成都：成都出版社，1995：213、215。刘述云为刘洪康夫人。
(20)刘洪康主编：《人口手册》，1981年初版，1984年修订，前两版均由成都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分中心内部发行，1988年修订后，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公开发行；刘洪康.再论两种生产[J].人口研究，1983，(2)：15-21；刘洪康、吴忠观.人口理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1，其中第一、二章为阎海琴根据刘洪康遗稿和生前口述大意整理而成。
(21)2009年西南财经大学举办了汤象龙百年诞辰纪念会，相关文章收入汤象龙研究室.中国经济史学科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C].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22)发刊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J].1932，1(1)：2。该文未署名，但汤象龙为该刊主编，并将该文收入自己的文集(汤象龙著，刘新渼编.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论文选[C].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刘新渼为汤象龙夫人)，故著作权当归汤象龙。
(23)1939年，彭迪先挂名在国立编译馆当馆外翻译，并利用空闲时间，着手撰著此书，同年底完成初稿，1940年初交付生活书店，后因日寇侵占香港，书稿遗失，1946年寻回，1948年方由香港生活书店正式出版。
(24)对这一学术转向，彭迪先的解释是：当时武汉大学“教经济思想史的教授程英祺(四川人，留英的)因为要到成都办长江银行兼华西大学经济系主任，他离开武大后，学校当局实在找不到留英美的教授来接替程英祺讲授经济思想史”，“不得已才通过汪贻荪(武大历史系教授，与我在日本九州帝大同学)的介绍，找我去武大接替程英祺。”(彭迪先.我的回忆与思考[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63)。
(25)彭迪先.经济思想史(第一册)，国立四川大学经济系，1948年印行，第1页。
(26)彭迪先：《在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打印稿(彭迪先子女藏)，1981年4月29日。
(27)彭迪先：《在“评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讨论会上的发言》，手稿(彭迪先子女藏)，1985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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