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一部“革命性”的著作，《资本论》实现了研究对象从“商品”(物)到“阶级”(人)，研究方法从“实在论”到“抽象力”，研究范式从“实证科学”到“历史科学”的转变。但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资本论》从来就不是某种单一的阐释。在它这里，哲学与科学是内在贯通、相互拱卫的。从研究方式的“论证性”(实证性)与研究结论的“合理性”(真理性)意义上说，《资本论》就是“科学”；从理论的“批判性”和叙述的“逻辑性”意义上说，《资本论》又是“哲学”。我们决不可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认为科学阐释是“本真阐释”，哲学阐释是“越界阐释”。《资本论》是“科学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科学”的完美统一。
关键词：《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革命；科学；哲学
自《资本论》问世以来，关于其理论性质的争论，就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进入21世纪，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阐释，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这无疑对深化和丰富《资本论》的“哲学形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同时也出现了所谓的对《资本论》的“越界阐释”——科学性弱化、哲学性泛化问题，其结论是：“将《资本论》阐释为一部哲学作品，要么是不恰当的，要么是无意义的。”[注]高超：《略论对〈资本论〉的越界阐释》，《哲学研究》2017年第8期。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对《资本论》的“哲学阐释”就是“越界阐释”，“科学阐释”就是“本真阐释”，而在于《资本论》本身就是“一个艺术的整体”(马克思语)，是“科学”和“哲学”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资本论》从来就不存在单一的某种阐释，马克思本人和《资本论》本身就是“越界的”。这一问题的实质，最终关涉的是如何理解《资本论》所实现的“革命”问题，也即《资本论》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科学”、在什么意义上是“哲学”的问题，而不是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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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论》是什么意义上的“革命”
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横空出世，在人类思想史和文明史上都是“革命性”的重大事件，因而《资本论》是“革命性”的著作，这是争议不大的。但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革命性”，却不尽一致。在此，本文尝试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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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在关注和研究商品、货币、资本，劳动、价值、价格，工资、地租、利润，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学”范畴和概念，而且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也公开承认：“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如果我们仅停留在表面，自然就会把《资本论》看成是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样的纯粹的经济学著作，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自然延伸，马克思就是一个“李嘉图主义者”。但《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告诉我们，它不是纯粹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及其“经济现实”的双重批判。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页。特别是在对“资本”本质的理解上，《资本论》大大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仅仅看作获利的“物质资财”的“实体化”理解，而是把资本看作物与物背后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把资本家看作是“人格化的资本”(马克思语)，实现了对资本的“主体化”理解。对此列宁也强调：“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真正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物”到“人”的根本转变。人的问题就像一根“红线”，贯穿《资本论》的始终，使其具备了无限的强大生命力。也因此马克思才成了巨人，《资本论》才成了“划时代的”巨著。但《资本论》对资本本质的这一革命性阐释，直到今天还仍然不被理解。就连风靡全球的《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依然是见物不见人，只在“物质实体”的意义上来理解资本，而难以看到或理解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皮凯蒂仍然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同时代人。
在从“物”到“人”转变的意义上，《资本论》同时完成的还是从“商品”到“阶级”的转变。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中，表面平等的商品交换的背后，体现的却是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被压迫、被奴役和被剥削的关系。这正是《资本论》的伟大和高明之处：它“使人们有可能看到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阶级。”[注]《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实际上，在《资本论》中，各种“规律”和“范畴”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不管是哪一章，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阶级都生动活泼地登上了舞台。[注][日]不破哲三：《〈资本论〉与现代》，于俊文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也就是说，在《资本论》这里，直接出场的是商品、货币和资本及其相互之间的转换关系，而隐藏在背后的却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资本论》要做的就是把这一隐蔽的关系揭示出来。对此，《资本论》是用“剩余价值规律”否定和取代“价值规律”实现的。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揭示和论证了为什么平等交换的“价值规律”会隐藏和转变为不平等的“剩余价值规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就在于剩余价值的争夺，而剩余价值的争夺，必然会引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团结起来通过协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制。所以，正是阶级斗争“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马克思语)，实现了“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或“财产的政治经济学”的胜利。在此基础上，我们就不难理解《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第三卷以“阶级”问题结尾了。而马克思之前和之后的经济学家之所以难以达到《资本论》的高度，就是因为阶级斗争的经济理论的缺失，必然会使他们对历史规律的看法流于空泛。
同样是由于辩证法，《资本论》还实现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从“实证科学”到“历史科学”的转变。与黑格尔把历史引入哲学形成“思辨的历史哲学”不同，马克思是把历史引入了经济学形成了“批判的历史科学”，从而使经济学研究从“非批判的实证主义”转变为“批判的实证主义”，以致马克思强调“历史科学”才是“唯一的科学”。对此，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书评中明确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也发现了历史的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5页。由此可见，正是在《资本论》这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才真正有了历史的视野，才突破了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理论代言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古典哲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普遍永恒存在的幻象。正如熊彼特所言：马克思是系统提出“经济理论如何可以进入历史分析和历史叙述，如何可以进入历史理论的第一个一流经济学家”[注][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97页。。对此，卢森堡也认为：“马克思有一把有魔力的钥匙，这把钥匙使他揭开了一切资本主义现象最深奥的秘密，使他能够轻易地解决了连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大师都没料到其存在的问题，但是，这把钥匙是什么呢？这不是别的，就是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注]《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17页。《资本论》就是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在此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正是《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根本终结了资本主义作为“坚实的结晶体”的“非历史性”存在，使政治经济学变成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从而使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发生了“对整个旧经济学确实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变革”(恩格斯语)。而《资本论》的这“一场闻所未闻的变革”，在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就是关于人的“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革命。[注]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所以说《资本论》的革命，不仅是科学的革命，也是哲学的革命——《资本论》“以其严格的科学性和无情的批判而出类拔萃”(恩格斯语)。在《资本论》这里，“科学革命”与“哲学革命”是内在统一、完美结合的。
《资本论》之所以能实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物”到“人”、从“商品”到“阶级”的根本转变，不仅在于《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还在于马克思运用了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就是作为“抽象力”的辩证法：“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页。这一作为“抽象力”的辩证法，既区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在论”，也区别于古典哲学“神秘形式”的辩证法，而是作为“合理形态”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言，《资本论》中实际的经济关系，都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的。[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4页。通过这一方法，《资本论》揭示出了“资本”这一“实在主体”的自我运动轨迹和自我增殖的秘密。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的方法更接近黑格尔而不是古典经济学家。马克思的《资本论》比斯密的《国富论》更切中肯綮和更具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具有神奇的洞察力”。[注][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但《资本论》的这一独特研究方法，却往往难以被人理解，更遑论具体运用。为此，马克思专门强调自己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列宁则认为马克思真正把辩证法用于政治经济学；而熊彼特也指出，“有一件对经济学方法论极端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是马克思完成的。[注][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6页。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正是由于“辩证法”，《资本论》才揭开了罩在资本身上的神秘面纱，推动经济研究从“物的依赖性”到“人的独立性”再到人的“自由个性”发展。也因此，《资本论》与以往的一切哲学和经济学著作相比，更像是一个“巨人”。
二、《资本论》在什么意义上是“科学”
在研究方式的论证性的意义上，《资本论》确实是一门严密的科学——“这本书是追求最严格的科学性的高度学术性著作”(恩格斯语)，这与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也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22页。，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是发展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才变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而《资本论》就是在政治经济学成为“独立的科学”之后、特别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顶峰之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此基础上，恩格斯也强调：“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3页。但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而《资本论》正是在此意义上创造出的“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所言，自己的《资本论》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进行研究，其“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页。所以说，《资本论》就是揭示和论证这一“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而《资本论》对这一“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和论证，决不像古典哲学那样，通过对先验概念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推演出来；也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认为这一规律是自然规律而普遍必然合理；而是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和现实，通过对劳动二重性的具体分析，揭示商品如何转变为货币、货币如何转变为资本，进而揭示出剩余价值的来源和实质以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这两种获取方式，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来源和实质，从而揭示和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增殖和资本家赚钱的秘密和工人阶级被压迫、被奴役和被剥削的根源。因此，“通过把剩余价值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就能够揭示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独自具有的阶级斗争的特殊生理结构”[注][英]伊恩·斯蒂德曼、[美]保罗·斯威齐等：《价值问题的论战》，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7页。，剩余价值学说成了解剖“资产阶级的生理学”(马克思语)。也就是说，《资本论》是以科学的方式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解剖和批判。为了解决和理解一些经济学难题，马克思还专门学习了数学。而《资本论》对资本如何增殖、剩余价值如何获取、剩余价值率如何计算等纯粹的经济学问题，也充分运用了数学方法。可以说，《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和分析，完全是用科学的方式进行的，从而才得出了科学的结论。三大卷的《资本论》分别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形象而鲜明地揭示和论证了资本家“掠夺(资本的生产)、洗钱(资本的流通)和分赃(资本的分割)”的全过程，这是严格的科学研究和论证的过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所承认的：“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页。所以在实质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充分肯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取得的成就和进展，继承和汲取了其作为“独立科学”的营养成分，从而大大推进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难怪恩格斯称《资本论》是以“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处理和研究问题。
在理解了《资本论》所实现的“革命”的基础上，我们就相对容易把握《资本论》在什么意义上是“科学”了。这里所谓的“科学”，主要是在研究方式的“论证性”(实证性)与研究结论的“合理性”(真理性)意义上说的。在作为“科学”的意义上，《资本论》是继承和推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在直接现实性上，《资本论》的哲学性就体现为“拜物教批判”。在科学性的意义上，《资本论》具体剖析了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本性及其相互关系。但《资本论》的本意并不在于此，而是深入揭示出本来作为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可感觉物”——商品，为何又转变为了“超感觉物”——货币和资本——“自动的物神”——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谜一般的性质”，也就是转变为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专门以商品拜物教为例进行了揭示和论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9-90页。这就是商品拜物教的实质，它就像宗教世界里人脑的产物反过来支配和统治人一样，也在现实世界里使人手的产物反过来统治和支配人，让人匍匐在它的脚下顶礼膜拜。对此，马克思甚至还形象地说资本摇身变成了让人跪拜和供奉的“牛魔王”。在马克思这里，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到《资本论》的“拜物教”，是一脉相承的合理发展和转换。《资本论》的“拜物教批判”这一伟大发现和创举，不仅马克思之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意识不到，就连马克思之后和当代的经济学家们，也依然无法具有充分的理论自觉。这主要是因为其他经济学家们都难以达到马克思及其《资本论》所具有的哲学高度。而《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要做的，就是揭示出拜物教体现的人与物颠倒的社会关系本质，通过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无情批判，最终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这才是《资本论》的“拜物教批判”的真实意义。在此意义上，这并不是《资本论》作为“科学”所能做到的，而是作为“哲学”的高明之所在，也即马克思自己所说的《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超越“物理学的界限”，这样才能抓住和解剖那只“下金蛋的母鸡”——资本。
黑格尔曾指出：哲学是“关于真理的科学知识”。[注][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页。在此意义上，作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之“科学”的《资本论》，也作为批判的“哲学”而存在。实际上，在《资本论》甚至黑格尔这里，“哲学”与“科学”从来就不是完全对立和界线分明的，所以对《资本论》的哲学阐释，不会弱化其科学性而泛化其哲学性。这里所谓的“哲学”主要是在理论的“批判性”和叙述的“逻辑性”上说的。而《资本论》的“批判性”和“逻辑性”就集中体现在“拜物教批判”和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应用上。
三、《资本论》在什么意义上是“哲学”
《资本论》作为科学，不仅体现在其研究方式的论证性、严密性方面，还体现在其结论的合理性和真理性方面。在结论的合理性和真理性意义上，《资本论》是一门高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护士，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历史上只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前者是人为的，后者是自然的，所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一种自然制度，具有天然合理性。这样，古典政治经济学就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了“非历史性”的永恒论证。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却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封建主义私有制的扬弃，共产主义又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对抗性形式，它的“私人化生产”最终要被共产主义的“合作化生产”所取代。对此，恩格斯也有着高度的认同：《资本论》“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的规律从肯定方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说，从否定方面来表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正在接近它使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6-157页。。因此说，《资本论》是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性”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性”，从而使自己做出的结论更具合理性和真理性，即更具“科学性”。在此意义上，恩格斯强调：“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3页。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盖棺定论地指出：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前者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后者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作为这两大发现集中体现的《资本论》之所以能揭示出这两大规律，也正是由于其作为“严格科学”而实现的。特别是剩余价值的发现，被恩格斯称为是《资本论》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12页。而剩余价值既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得以确立的核心，也是共产主义确立的起点，它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而非“自然性”。所以说，剩余价值就是《资本论》“射向资产阶级脑袋的最厉害的炮弹”(马克思语)，给了资产阶级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列宁为什么强调：正是《资本论》的出版，历史唯物主义变成“科学证明了的原理”。这正是《资本论》作为科学的独特性之所在。诚如卢卡奇所言：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始终如一地集中在经济学的科学性上，但它与资产阶级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纯粹的具体科学的观念并不一致——它的科学特征渗透了哲学。[注][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页。也就是说，《资本论》作为精确分析的科学著作，并没有变得“哲学味少了”，它也是一部哲学著作。
2）任务型教学法极大地提高了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让学生获得了成就感。教师设计的各项教学任务和情境都是真实的、自然的，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积极探索和求知的欲望，让同学们在兴趣当中，体验快乐的学习过程，获得语言学习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在任务完成过程中，使学生获得成就感，为其后续的英语学习带来动力。
在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资本论》的“拜物教批判”又体现为“意识形态批判”。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揭示出“拜物教”必然会转变成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必然、永恒性的意识形态，论证工人阶级自觉服从资本的奴役、剥削和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完成了劳动对资本从“形式的从属”到“实际的从属”的彻底转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9页。而在这一“意识形态”的掩盖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成了“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4页。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所追求的自由和平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彻底实现了。可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经济学领域通过拜物教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完成了黑格尔在哲学领域里对“历史终结”的论证。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古典哲学殊途同归了。而在“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也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和“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通过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古典哲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这三大批判的统一，彻底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及其意识形态的釜底抽薪式批判，最终使“隐形者显形”，从而把资本主义的一切看得清楚明白。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的哲学也可称为“资本现象学”。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对《资本论》的批评，却仅仅局限于科学的实证性方面，而看不到或理解不了《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具有的辩证的、超越实证性和表象的哲学批判性方面。
如果说拜物教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是《资本论》的“显性哲学”，那么《资本论》背后的“逻辑学”就是它的“隐性哲学”。虽然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曾公开承认自己写《资本论》时，“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2页。。但这一“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却是人们最难以把握和理解的。所以在“逻辑学”的意义上，列宁认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列宁还强调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注]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可以说，在叙述方式和解决问题而不仅是整理材料的意义上，《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逻辑学”。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这一解决当前问题的“逻辑学”，不用说非马克思主义者无法认识到，就连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难以理解。对此，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注]列宁：《哲学笔记》，第151页。由此可见，《资本论》背后的逻辑学，并不是显而易见和容易理解的。但我们完全可以从《资本论》中抽出一个完整的辩证逻辑范畴体系。对此，中外许多学者都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与黑格尔的《逻辑学》进行过比照研究，论证了二者的逻辑一致性。[注]参见[日]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英]克里斯多夫·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高飞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赵敦华《〈资本论〉和〈逻辑学〉的互文性解读》，《哲学研究》2017年第7期。实际上，二者的逻辑一致性主要是在研究逻辑和叙述逻辑的意义上，而《资本论》的“逻辑学”的伟大意义更在于列宁所说的“解决当前问题”的意义上。在解决当前问题的意义上，国内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计算生产某类商品的时间成本之类的会计学问题，而是追问商品平等交换的“可能性条件”，正如康德追问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可能性条件一样。康德的追问和回答是“先验论证”；同样，马克思把商品价值量归结为社会必要 (或平均) 劳动时间，也可以说是康德意义上的先验论证，但采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推演形式。[注]赵敦华：《〈资本论〉和〈逻辑学〉的互文性解读》，《哲学研究》2017年第7期。这才是《资本论》作为“逻辑学”的真实意义。
四、简短结论
总之，《资本论》“精湛的经济学的前提是深邃的哲学”(狄慈根语)。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意义上，《资本论》是“科学”；在指出这一“经济运动规律”作为“铁的必然性”，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发展阶段，但是把握这一规律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的意义上，《资本论》又是哲学。对此，日共中央总书记不破哲三也强调：“我希望大家在阅读《资本论》时，不要只把它看成是一本对经济规律作一般的、理论的阐述的书，一定要在头脑中认清：它是一本对马克思所生活的、也是对我们现在所生活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及其历史进行具体分析的书。”[注][日]不破哲三：《〈资本论〉与现代》，第26页。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资本论》决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科学)著作，也是对经济事实及其历史进行分析和反思的哲学著作。《资本论》是“科学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科学”的完美统一，正是“这种有牢固基础的事实性和大胆的哲学概括的统一造成了这部著作的极为接近生活的气氛”[注][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第679页。。因此，只有在哲学与科学相统一而不是相割裂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资本论》作为“艺术的整体”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伟大现实性和划时代意义。
在课后，教师可以随时查看学生的学习记录，包括登录网络教学系统次数、学习时长、测试成绩以及小组作业等，学生也可以随时查看他人作品、随时上传学习资料、参与小组讨论等。在课后，基于智能手机的课堂应用系统除了能够实现师生、生生互动外，最主要的是有助于学生与学习资源的交互，即基于智能手机的交互内容具有半结构化的开放性特点，学生可以随时上传、创新学习作品和学习资源，不断将更为优质的、更感兴趣的学习资源上传到平台，体现了学习资源的生成性和动态性[5]，并随着学习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地充实。教师不再是学习资源的单独提供者，所有学生都可以实现资源的共享，
Das Kapital：Is ‘Science’ or ‘Philosophy’?
Bai Gang
Abstract: As a ‘revolutionary’ work, Das Kapital achieves the conversion from ‘goods’ (objects) to ‘classes’ (people) in research object, and from ‘realism theory’ to ‘abstract power’ in research methods, and from ‘Empirical science’ to ‘Historical Science’ in research paradigms. However, as an ‘artistic whole’, Das Kapital has never been a single interpretatio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are interlinked and mutually promoted in it. Das Kapital is ‘science’ in the sense of ‘argumentation’ (empirical)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rationality’ (truth) of research conclusions; and it is also ‘philosophy’ in the sense of theoretical ‘critique’ and the narrative ‘logic’. We must not put them in opposition, and we should not to believe that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is ‘true interpretation’, but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is ‘trans-border interpretation’. Das Kapital is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philosophy in science’ and ‘science in philosophy’.
Keywords: Das Kapital;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evolution; Science; Philosophy
收稿日期：2018-07-05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唯物辩证法的重大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ZDA242)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当代哲学发展趋向与人类文明形态的哲学自觉”(项目编号：17JJD720003)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9)02-0114-07
作者简介：白 刚，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吉林 长春 130012)
(责任编辑：轻 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