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互动与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自由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作为两大思潮彼此发生过不同的关系，且各有不同的地位和影响。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后，随着中国革命进程的发展和新中国的建立，成为了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自传入中国后，发展得跌宕起伏，在开放以后的中国文化领域时露头角。他们同为中国走向何处去而思考，他们也为共同的主题既出现过思想的碰撞，也产生过“重叠共识”。在当代中国走向民族复兴之路进程中，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本文侧重从政治思想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一分析。
一、两种政治思想体系的发生与发展
自国家产生以来，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派别围绕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管理国家和如何组织国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政治思想。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社会，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就对国家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以家国一体为社会与政治组织结构，以治国之道为治国安民之重点，以实现天人合一、世界大同为理想的政治思想体系。在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直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的研究传统还沉浸在对“天朝”国家与治国安邦之道的论证之中，基本上没有大的转变。与其不同的是，在同一大陆的西欧大地上，从以海洋文明与商业文明为主的环境过渡中，诞生了富有多样性特点的政治思想体系。尤其进入近代以来，各种流派纷纷登台。从而形成了诸如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实用主义等诸多学说体系。
早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就开始有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方的文化和宗教的活动。1840年之后，随着中国的国门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被打开，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潮开始涌入中国。中国的政治思想开始将眼光移向世界，从外部的政治思想中寻求救国真理。从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代人物”。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①一方面，在长期传统文化下成长起来的政治思想已经落后于时代，不能拯救国家；另一方面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想相继引入中国，一些思想被作为救国良方试验过，但都收效甚微或是失败。整个思想界多元对立，新旧混杂，各家思想都在思考着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人处在迷惘之中。
在众多的不同思想流派中，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对现代中国如何发展，走什么路，走向何方，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共和国方案。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1848年)，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式创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核心内容——科学社会主义构成了使马克思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重要标志。据考证，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753年的意大利，原指人的社会性。到1822年时，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开始用“社会主义”，意指一种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种种弊端和矛盾的新型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中的积极成分，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真正将社会主义奠定在了对人类社会必然规律的认识上，指明了社会主义必然走向胜利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三年，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其领导人洪秀全提出了废除私有制度的宏伟蓝图，但是，农民的共产主义理想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更是天壤之别。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发表过许多言论，但当时的中国人一无所知。19世纪末，中国民族危机加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都曾经接触到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但中国人真正找到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②此后，中国的思想界才真正出现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潮。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李大钊在描述当时的情况时写道：“我们的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多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③从此以后，中国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学欧美转向到了学俄国。形成了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一部分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很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国问题，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得出了新的结论。即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取得政权，变革经济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给先进的中国人送来了革命的武器。正是有了这一武器，使中国革命焕然一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有组织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此后，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想再次涌入中国，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思想转型的历史时代。在各种思想的冲突和斗争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其救国救民的理论逐渐占有了重要地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如何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中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中国共产党人依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社会主义作为灵魂，通过无产阶级政权，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同样进行了艰难的探索。这其中有过各种失误，但中国仍然坚持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正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其中，曾发生过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国内自由主义思潮东山再起，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持了社会主义灵魂，并根据变化了的中国国情，建立了适合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词最早出现于1819年。原意为“政治学或神学中坚持自由观念，或者指一个自由党人特有的政治信条”。“自由主义”产生于18世纪英国，由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奠基，并在19世纪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与社会制度。自由主义的理念的主要内容为自由投资、自由雇工、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自由创作文化、自由生活方式。其核心就是以私人资本为基础，建立一个由资本家统治的共和国。
自由主义传入中国主要是在19世纪末。在此之前，在西方传教士创办的中文刊物中，已经能见到直接谈论自由的文字。19世纪中国民族危机加重，促进了人们对自己文化的反省与西学的力度，自由主义在此时被严复等人引进到了中国。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文章，介绍了西方自由主义学说，较早地认识到了自由主义与西方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此后，梁启超、谭嗣同等思想家对自由主义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并按照自由主义理念设计了民族复兴之路。此后，自由主义在中国开始了它的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进程。大体而言，19世纪末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期，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如严复等人主要是将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尚未形成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自此以后，随着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国的自由主义发展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时期在20世纪“五四”前后，随着封建复辟势力的失败，中国军阀统治的兴起，一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大批留学生回国，中国出现了以张君劢、张东荪、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流派。他们试图以“修正的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或“自由社会主义”批判西方的资本主义，试图通过改良的办法弥补资本主义的流弊，表现出很强的社会理想主义的特点；然而随着国共统一战线的破裂，蒋介石独裁政治的确立，自由主义派别也偃旗息鼓。第二时期为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具有了更多的现实主义特点。他们针对现实的专制主义、官僚资本都提出了批判，同时也表现出坚决抗日的民族主义倾向。尤其在全民抗战的旗帜下，自由主义通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实现了更大规模的组织上集结和政治上的合作。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土自由主义”也发展起来。这在当时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占有市场，被毛泽东在1937年发表的《反对自由主义》中所批判。不过这种土自由主义和洋自由主义都有共同点就是自由放任，甚至土自由主义更多带有庄子所提出的“逍遥游”精神，可以说这种自由主义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第三时期为抗战胜利后，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最完备时期。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试图在国共两党对立的条件下走“第三条”道路，不过这条道路本质上依然是资本主义的。新中国建立前的中国自由主义由于脱离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规律，最终走向失败。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年里，自由主义曾出现一时，但随着反右运动的发展而销声匿迹，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复出。
自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通过书刊和各种媒体又重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活跃起来。以1989年为界，中国的自由主义发展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1978－1989年)，中国的自由主义主要表现为一些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精英，要求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社会变革的政治思想诉求和政治行动。后期(1989－2000年)，1989年以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演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1992年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和确立，自由主义又以新的面貌再现。不管两个时期有何变化，中国自由主义没有离开它的基本核心，即主张以西方自由主义原则为指导，实行经济全面私有化、市场化，政治全面民主化、多党化，文化全面多元化、自由化。核心就是要使中国“美国化”、“西方化”。目前，这种自由主义思潮虽然受到了批判，但依然具有市场。
二、两种政治思想的互动
在当代学界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对立的。实际上，由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是在反对封建主义和解决近代社会，特别是工业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两种思想体系除了对立的方面外，彼此又在吸收着对方思想中的某些因素，充实着自己。如关于人的自由问题、人的主体地位问题、人的进步与发展问题、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凡此种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都有相互借鉴的方面。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互动的。什么是互动，汉语词典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但从该词的两个字合成而言，表明的是对立双方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这种相互作用与影响可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彼此之间的斗争，另一是彼此双方的互补。具体到中国的环境中，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既表现为斗争，也表现为互补。
(一)双方的斗争
中国学者朱高正在《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互动》中指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们最初都是以抗争、批判的面貌出现，它们最初所要对抗的都是那个时代最不合理或最不人道的处境和制度。只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两者内部都有分歧、分化的现象，某些主张也随着时间的积淀或权力运作的需要，而被定型化，有失原有的批判精神”。他由此主张：“我们应站在既有的基础上，总结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汲取教训，萃取其进步合理成分。绝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简单的二分法来片面地对待自由主义，也不能使社会主义沦为僵化的教条。”④朱高正对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的互动性论证重在强调它们之间的互补性。但既然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社会制度的选择与认识上存在着根本分歧，他们之间的斗争也不可避免。而双方的斗争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互动。
总结百余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发展历史，两大思想体系都是在选什么路，建什么国上展开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围绕中国社会的性质与发展特点、中国社会中的各个阶级、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现有政权，中国未来的政权的性质、未来国家实现的途径等诸多问题而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思想主张，并对对方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批判，由此推进了各方政治思想的深入发展。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特别是极“左”思潮的发展，自由主义思想偃旗息鼓，双方的斗争变成了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斗争。但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建立富强国家的课题提到日程上，围绕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究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信自由主义，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还是建立多党制国家，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还是建立自由主义政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这一斗争此起彼伏，虽然进入21世纪以后有所减弱，但斗争依然存在。正是在这种斗争中，双方都在揭示着对方学说与实践中的种种局限和弊端，但双方又在反思着自我、发展着自我。以改革开放后思想斗争变化看，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主要表现为激进的“全盘西化”的思潮，在90年代则表现为温和的、渐进的、理性的宪政民主思潮和完全的自由市场化思潮。这些思潮中不乏有过激言论和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否定，但其中又有不少针对事实的大胆揭露。所言直接，没有遮蔽，切中要害。这些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反思，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矛盾所在，有助于社会主义有针对性地改革。
从世界各国发展历史看，只有适合发展的制度，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1956年，刘少奇在会见东欧一个国家的代表团时，曾就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比较。他说，没有一种绝对好的社会制度，十全十美是没有的。只有一种比较好的制度，对一个国家或某种情况来说比较合适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也只是比资本主义制度好，但这并不是说它没有缺点。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的缺点，必须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使它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⑤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既有其优势的方面，也存在其局限和不足的方面。甚至在一定的时期，一定国家社会与政治制度优势下降，而不足的方面反而上升。在这种条件下，一个国家中的劣根性因素就会上升，易给国家带来危机、动荡和破坏。正是由于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存在着优势与局限，在思想领域就会出现不同的声音，歌功者有之，批判者亦有之。应该说这是一种正常状态。它可以帮助人们在歌舞升平中常怀危机意识，以清醒的头脑对待可能存在的或即将发生的危机。显然，不同的声音存在恰恰从相反方向用力，促进了一方的变革和进步。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交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回击自由化思潮后，也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在政策上进行了调整。如废除干部终身制度、依宪治国、尊重人权、保护财产权等问题不少是自由主义思想家中多有涉及的，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法治国家的建设，人权与财政的保护，这些政策在计划经济时代，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是不见于党的政策与主张中，而在两大思想的交锋后，这些政策出现在党的文件中，由此折射出自由主义某些思想的作用与影响。但这并不是说，党的思想主张来源自由主义，而是说在这种思想交锋中暴露了我们思想认识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由此促进了人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冷静地分析这些问题并纠正这些问题。而自由主义在与社会主义的这种思想交锋中，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而逐渐在某些方面承认自由主义的价值，并在表面上增加了不少宪政主义的内容。
(二)承认与互补
在旧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既有革命性的方面，也有反对革命的方面。他们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希望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获得自由的机会，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对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持赞成的态度。但当他们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则倒向帝国主义、官僚买办一方，反对共产党。由于自由主义思想的两面性，决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对话。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自由与秩序》一文中，就曾经提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绝非矛盾……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与集体不是完全的对立关系，从中可以看到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对话与吸收问题。从实践层面看，由于自由主义一直就有着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而且由于自由主义思想不仅传入中国较早，而且传播范围较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不少人接触过自由主义的思想，不同的是他们后来都转向到马克思主义。与之相反，中国的自由主义也并非像西方古典自由主义那样与社会主义决然对立，相反在他们的思想中同样也存在着社会主义的主张。在孙中山和早期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的思想中，都大量存在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亲和的因素。孙中山在他的民生主义中，大量涉及社会主义内容，如在孙中山1919年制定的《建国方略》中指出：“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两种人类进化之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之文明也。”孙中山先生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互为用是我国经济建设“最直捷之途径”。在胡适所设想的“自由主义”党纲中明确写上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张君劢提出的对资本家进行某种限制，劳资间“协和”的社会主义。张东荪主张一种基尔特社会主义。虽然其中不乏理想成分，但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对社会主义表现出了某种亲和倾向。
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观点中，由于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的性质认识不足，往往不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方面，而将民族资产阶级也作为了革命的对象。试图想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联系起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思想容易发展出“左”倾盲动主义。或将无产阶级排除在革命领导权之外，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这种思想表现为右倾投降主义。两种思想同样都给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能是空想。”⑥但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的发展，又决定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必须要受到无产阶级的“节制”，“节制资本”这一孙中山最早提出的主张在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被借用过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无论在毛泽东等一代革命家思想中，还是在自由主义思想中，一方面看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存在着对立，但在他们的思想中又都存在着将两者结合起来，使其成为中国国家建设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面。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之中，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这种资本主义曾作为革命对象而被否定掉了。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又存在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其中如外资、独资、民营企业，这些在过去时代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因素在当代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中得到了承认。
在对宪政的认识上，孙中山在其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中提到了“宪政”主张，并将“宪政”作为政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之后，在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出现的中间道路理论关于民主建国的主张中，大量涉及有关民主宪政的思想主张。其主张与我党提出的某些思想有相同之处。在此毛泽东也曾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⑧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与蔡元培在延安有关中国兴衰规律的对话，有很多共性方面。这其中既有毛泽东对蔡元培的影响，也有蔡元培对毛泽东的启发。
然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自由主义思想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在这种单向度的社会中，经济上，平均主义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政治上，“左”的思想泛滥，个人崇拜发展到极端。对此1981年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后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一段历史的反思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⑨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正确地指出了，当代中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1997年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1999年的修宪，将宪法序言中原先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修改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是否存在根本矛盾，市场经济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面对这些尖锐的问题，邓小平做了明确的回答，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⑩“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1)自由主义历来强调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强调个人的权利和产权保护，强调法治和民主。这些价值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成为今天中国领导人思想的重要内容，也开始逐渐化为了宪法和法律的重要内容。这种变化恰恰表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在今后中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进程中，以国家调配资源的社会主义与以市场调配资源的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重叠共识”。它们之间既对立，又互补、互动，采取传统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非此即彼的做法，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都是不利的。况且这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很短，真正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发展国策的重要的时间更短。在这样一个既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更缺少市场经济经验的国家中，更有必要借鉴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先进成果，其中包括自由主义思想中的某些积极成分。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互动反映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具有着共同目标，决定了他们之间存在着共同性，也决定了他们所选择的道路中都存在着对对方思想中的某些思想的借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工业化国家的重任决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又开始了新的对话。应该看到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三、两种政治思想发展的效果与前景
发生在20世纪中国大地上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它最初阶段上仅仅是中国诸多思想中的一派。伴随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各有了不同的发展效果。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时晚于自由主义，且在它的起步阶段非常稚嫩，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它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人类解放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征服了先进的中国人，并在它的旗帜下形成了一个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和社会中劳动大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与解放。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当然在此过程中也犯过错误。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于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由最初的一种学说最后成为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思想意识形态，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确立了适合于中国发展的思想主张，从而赢得了无数中国志士仁人的认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主要是在20世纪初。它能够得到先进的中国人的认同和追求在于它为处在封建主义、官僚买办和帝国主义剥削的劳苦大众指明了方向。在人类思想文化的长河中，惟有马克思主义以其严密的科学精神为无产阶级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指引下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理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它的早期阶段还非常稚嫩，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握尚存在着各种不足。但凭借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心使他们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和探索。在经过无数次斗争与血的教训后，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观察世界、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主要内容为，当代中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一切工作的中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先进帮助后进、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以人为本、和谐发展是中国实现发展的重要保证，依法治国、依宪执政、党内民主是中国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等重要思想。正是在这样一些重要思想观点的指引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地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回答中国的具体问题中获得了发展和创新，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
其次，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这里的人不是自由主义所讲的个人，而是人类的自由与解放。而实现这一解放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即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获得统治权，并通过这一政权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造，建立社会主义。而至于各个国家如何实现这一理想，马克思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恩格斯在其后期的著作中，开始提出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理论。列宁发展了恩格斯的过渡理论，将国家消亡的过程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第二阶段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第三阶段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而三个阶段的实现前提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在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接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党的最初纲领中明显地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影响。反映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如何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问题。而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已经就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工农联盟等问题做了明确的回答。因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实现自己的主张上把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利益与解放放在首要位置上。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同样把依靠人民群众作为了工作的基础。改革开放后，同样坚持了这一立场，即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将人民群众作为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力量，并将社会主义的建设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结合起来，因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再次，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并在这一理想指导下，制定了各个不同时期的行动纲领。正是有了这一坚定的信仰，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房中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紧密结合，一方面使党有着强大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强大的理论又有着一支坚强的组织力量做保证，从而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断获得新发展，并在中国人民的各项事业中处在了领导地位上。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开放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地与世界各种先进文化的对话与学习中推进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比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正是在思想上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在各种外部思想的影响下失去了自己的旗帜，从而也就失去了自己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正是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与开放性，决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阶段都有着强大的社会基础。因而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依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不可否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不能不受到历史和时代给予它的限制，因而在思想上和实践上不免产生出这样与那样的局限。但正是以宽广的胸怀反思自己，勇于弥补自己的不足和纠正错误，党才能进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创新和进步。在这种自我反思与纠正自己的错误过程中，正确对待来自不同流派与学术思想的评论、分析与批判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成熟的政党的标志。反思新中国建立后极“左”思潮中表现出的唯我独尊，孤高自傲的态度，联想冷战时代，两大阵营表现出的你死我活的争斗，都表明无论任何思想体系走向教条时，思想也就走向僵化，而构成这一思想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政党或领导集团就会脱离于群众与实践。脱离于社会发展的规则，最终带来思想与文化上的危机。在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面向世界的过程中，尤其要防止“马”教条的发生，那样将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
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文化提出了新的思路，即“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12)这是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也是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待不同思想与文化的基本态度。也就是在多元文化与不同价值观面前，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坚持它的领导地位。但面对不同的思想文化的挑战，以专政的方式对待不同思想认识已经过时。在新形势下，更要以一种包容的精神，“引导”不同的思想文化。在这种引导中，达成“最大共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导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存在的基础。同时，既然承认“最大共识”，自然也就要承认存在着不同的思想，只要其行为不违背宪法和法律，就要给予不同文化以一定的存在空间，其中，当然也包括承认作为学术思想的自由主义以一定空间。
反之，一个具有比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要早，且在知识精英中存在的自由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生根，得到中国人的普遍认同呢？主要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从观念上看，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两种，一种是经过西方而传入中国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侧重于强调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属于一种法理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进入中国本身就与中国文化存在着矛盾之处。中国是一个情理国家。情理社会的特点注重人的关系与人的群体性，与法理意义上自由主义注重个人权利之间存在的矛盾，很难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特别是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大众认同。而社会主义则不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就存在着“大同”理想，加之中国文化比较注重人的合群性和整体性，自然容易引起社会下层群众的共鸣。而且从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体看，民族危机加重的条件下，摆在国人面前的是获得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而不是个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中国同样强调的是阶级和集体主义，在这种条件下，自由主义被当成一种自私自利的思想而受到批判，更难生存。从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或积极自由看，无论是防止国家权力的侵犯还是民主政治建设看，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反对权力之外还有权力存在。所谓“权不二门”、“多贤不可多君”的“不二”文化注定了这种思想很难为权力部门所重视。就土文化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即毛泽东在《论自由主义》一文中列的诸种表现，这种自由主义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更是相差千里。因为这种自由主义强调的不过是庄子说的一种超脱性的个性自由，即一种脱离了任何限制的精神自由或个性自由。胡适曾指出，中国古人所讲的自由主要是“面向自己求内心的自由”，(13)而轻视了反抗外面的拘束力量，轻视了自由的外在保障。这种追求个性和意志的自由与注重入世精神的中国文化同样也是矛盾的。由于自由主义在诸多观念方面与中国文化与实践相矛盾，决定了无论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成立后，它的影响圈子有限，主要在知识分子中流行，很难获得社会的认同。
其次，中国的自由主义天生带有着革命的软弱性。一方面，他们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官僚买办制度，因而不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看好。蒋介石独裁统治利用其反对共产党。但一旦危机到独裁统治，他们同样成为了国民党所反对的对象，转而他们又亲向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中国的自由主义反对共产党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主张，甚至主张剿灭共产党。因而他们与共产党又存在着矛盾。新中国建立后，自由主义者一遇时机就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因而，中国的自由主义的两面性决定了既不为革命力量所看重，也不受反动政权所重视。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它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之本，和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种相互依托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外在组织形式。两者的紧密结合，决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和实践性。
再次，中国自由主义脱离工农，脱离群众。从思想观念上说，中国自由主义主要拥护的是资本主义，这本身就表明，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自然与工农利益相违背，尽管他们也主张民生，同情劳动大众，但他们的思想与劳动群众所关注的利益大相径庭。从自由主义的人员构成上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主要来源于教育、出版、新闻、医药卫生界等。在中国，这个人群的人数非常有限，就是在今天，中国知识界人数已经有了巨大发展，但细分起来，在这些人群中，也分为不同流派，真正铁杆的自由主义者更是少得有限。由于人数有限，又脱离群众，很难承担起影响和组织社会的责任。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是从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基层群众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有其前期的艰辛工作。正是有了渗透社会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动员和组织起千千万万群众加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推动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各项政治主张，马克思主义也就化为了中国的现实。在此，自由主义没有这种优势，只能通过意识自由的运用对社会主义进行一些学术上的点评与批判。
中国的自由主义难以为中国人接受，更不能成为占主流意义上的思想学派。然而，何以自由主义在中国能够存在，甚至得到一些人的赞成和支持呢？
首先，中国的自由主义回答了一些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尤其在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资源调配机制的条件下，自由主义对市场问题方面的研究自然吸引了不少人。此外，中国有着悠久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与文化，这种文化现在还有着一定的影响。加之各种民主机制不健全、官僚主义严重，这就增加了社会中一部分人对自由主义学说中的反封建主义精神的某种共鸣，自由主义也就有了自己存在下去的环境。
其次，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西方的文化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到了中国，同时西方国家为使中国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后尘，想通过中国自由主义者传播西方的思想，试图和平演变中国；另一方面更多的国人走出国门而进入到西方国家，接触到大量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价值观。由于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自由主义依然具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且又有一些国家和组织的支持，由此决定了自由主义在今后的时期中不会销声匿迹，相反，他要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着中国的发展。
最后，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在很多重要的理论研究上还非常滞后，理论研究的成果还不能有效地用来解释和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而发达国家的理论研究中不乏具有前沿性和科学性的成分。这就决定了作为带有自由主义思想价值倾向的作品还会长期进入中国。而对于这些作品采取“拒国门之外”的闭关锁国政策难以奏效，决定了这种思想还有它存在的空间。
由于自由主义有其存在的环境和土壤，在这种情况下，以节制的方式对待自由主义不免是一种比较中性的办法。如人所知，资本与市场是自由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前提，也是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它有着两面性，它可能带来社会的经济发展，也可能导致社会的畸形演变。正是由于资本与市场有着双重性，无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家对其均采取“节制”的态度。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同样继续坚持此种主张。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到新世纪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价值引导”“包容多元”的思想。在这些思想中，都含有着对资本与市场不能采取革命方式的思想。自由主义是以资本与市场作为其重要理论基础的。在当代中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自由主义这样一种具有一定先进因素存在其中的理论体系同样不能以全然排斥的态度对待，而只能以包容的态度允许自由主义在学术领域中的存在，以节制的态度，勿使其发展超越应有的学术限度，以宪法和法律规范其行为。节制自由主义不是消灭自由主义，而是使其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相对比，通过两种思想在学术上的讨论、对话和争论不仅有利于活跃学术思想，也有利于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注释：
①②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1470、1360、1479页。
③《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01页。
④朱高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互动》，《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第47－61页。
⑤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修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174、175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0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731－739页。
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http://www.cctv.com/special/733/－1/47008.html.
⑩(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8、373页。
(12)“新华网”，北京10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8/content_5218639.htm.
(13)危兆盖等：《历史为什么没有选择自由主义》，载郑大年等主编：《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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