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角的转换与社会发展研究_全球化论文

全球化视角的转换与社会发展研究_全球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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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于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它使人们的活动逐渐摆脱民族和地域的局限,形成全球范围内全面依存的关系。用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话说是一种时空分延,它“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的场景交织在一起”[1](P23)。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使社会发展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

一、“封闭社会”:传统社会发展研究的视界

社会发展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社会”一词经常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一种是作为关系范畴,指社会交往或社会互动里所包含的广泛涵义;另一种是作为实体范畴,指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整体,有特定的界限以使自己与其他社会区分开来。社会发展研究中的“社会”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的,并且主要指向民族国家。一般所说的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发展理论,其研究对象是非西方国家社会的发展。在此之前,对社会发展的探究,即社会学中“社会变迁”理论主要是考察欧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也是以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关于西方社会的社会变迁理论还是一般所说的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现代化理论),基本上都预设了其研究对象“社会”的封闭性。传统社会理论的这种预设往往使人接受这样的观念,即社会是有明确界限的,是内在的高度整合的统一体。吉登斯指出,社会其实从来都不是这个样子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所有的社会都既是社会系统,又是由多重复合的社会系统交织构成。这种多重交织的系统既可能完全内在于社会,又可能跨越社会的内部与外部,在社会总体与跨社会系统之间形成多种可能有的关联形态。”[2](P265 )然而这种状况对生存于具有明确疆界的民族国家中并受其封闭性观念束缚的人来说,是不会被看到的。因而,社会发展研究自然就把某一社会作为一个封闭系统加以分析,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讨论社会的内部冲突与发展机制,而未考虑这一民族国家与其他国家或社会的关系,把它从整个世界中孤立出来研究它的结构、秩序与变迁。当然,社会发展研究并不是不考虑其他社会,不考虑整个人类的发展,但它往往是把对某一社会的认识放大,作为整个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现代化理论即试图简单地把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应用于非西方社会。

把社会发展的研究对象封闭化,必然导致的结果是:第一,完全在社会内部寻求变化的机制,无视外部因素的作用,这是一种内源论。传统的西方发展理论都倾向于把社会发展仅仅只看作是各个社会自身机能使然,即使提及外部因素,也往往假设其为偶然因素,因而无法考虑它的特殊影响。所以,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发展便被视为孤立的进行、相互间毫无关系的纯粹内源发展。根据这种假设,当今世界上存在的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差异,仅仅表明了已发展和未发展的状态差异,即所有国家或民族原本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如今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跑出很多,并越跑越快,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和民族则还没有起跑。现代化理论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它把非西方社会的不发展完全归于非西方社会内部缺乏现代化的因素,而无视西方发达国家对非西方社会的殖民及由此而引起的非西方社会对西方的依附这一事实。把社会变化的机制完全归于社会内部,对非西方社会的发展却可能提出两种相反的对策:一种认为应该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既然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内部,那么社会的自主发展才是出路。另一种则认为应该完全从西方输入现代化的因子,非西方社会的内部结构决定了它不存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机制,因而必须从西方输入促进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第二,抛弃对人类整体发展的研究。早期的社会发展研究不只是把某一社会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把人类发展作为研究对象。斯宾塞、圣西门、马克思以及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等都把人类整体的发展纳入自己的视野。在这种状况下,社会与自然相对,等同于人类。但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人们的视野逐渐从整个人类的发展转移于某一社会的发展,也就是民族国家的发展,社会实质上也就是指民族国家。这从今天我们的日常用语中也可以看出,我们说中国社会的发展、美国社会的状况、日本社会的特点等等,都是把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理论的对象自然就转到了以民族国家为实体的社会。对整个人类发展的探讨只是简单地以解剖麻雀的方法把对某一社会的探究运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二、全球化:社会发展的趋势

人类全球化的进程肇始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和世界性发展,其开端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兴起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但社会科学家认识到这种全球化现象,却是最近20年的事,造成这种认识上滞后的主要原因,是现代社会以民族国家为社会形式。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它有明确的疆界以及被国际认可的主权。这一特征使社会理论家往往把社会发展的分析单位界定为民族国家。

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后半叶以来,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并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冲击着人们对社会发展研究的狭隘视界。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与以往不同,经济全球化已不仅仅表现在发达国家输出工业品、制成品,发展中国家输出原材料的世界贸易。20世纪后半叶,迅速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将资本、技术、交易和管理合为一体,推广到世界各地,形成全球性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使整个世界成为跨国公司的工厂与市场。生产跨国化把许多发展中国家带入世界生产体系,成为商品生产中的一环。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展,世界经济不再是各国国民经济的组合,而越来越成为跨国企业的组合。据联合国1996年的研究报告,目前跨国公司占全球产出的1/3、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1/2、全球贸易的2/3。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已超过世界贸易总额而达到48000亿美元。 尽管仍然离不开母国的保护,但跨国公司世界范围的经营使其逐渐丧失母国认同感,朝“无国界公司”的方向发展。由跨国公司所带动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传统的经济观提出了明显的挑战,同时也对传统的国家主权构成威胁。第二,交通与通讯的全球化。交通与通讯的全球化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基础,它使全球的经济活动、经济过程连在一起,使信息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准确、迅速地传递,使长距离交易成本得以大大降低,使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实时”交易成为可能,从而推动生产、资本、金融、贸易和技术的国际化过程。另一方面它也是全球化本身的一个特征,它意味着人类对时空的征服。在人类历史上,时间和空间一直是人们彼此交往的自然障碍,由于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人们只能在狭小的、身体所及的范围内进行交往。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伴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和通讯手段的不断革新,人们的交往范围才逐渐扩大。从交往视角看,可以说,人类的发展也就是不断摆脱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扩大交往范围、加深交往深度、加快交往频率的过程。第三,政治的多极化。当代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交往主体自我意识的增强。主体自我意识的增强是现代性的一个结果,非西方国家在接受现代性思想影响的同时,其自我意识不断得到提高,这反过来促使它们一方面接受西方现代性中有利于构建其自我主体意识的成分,另一方面又排斥反对西方现代性中不利于构建其自我主体意识的成分,试图构建适合于自己国家的主体意识。在这种主体意识中,首先要构建的就是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以摆脱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控制,由此决定了在当代全球化过程中,政治上越来越表现为多极化的局面。第四,文化全球化。尽管对文化能否全球化意见不一,但在当代全球化中各种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交流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任何时候也没有达到像现在这样的程度,一方面,一些普遍性观念如自由、平等、人权、正义等越来越被大部分文化所认可,同时,在商品化的大潮中,消费主义文化在全球盛行;另一方面,文化民族主义蓬勃兴起,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却在全球化中同时并存。

今天,曾经是以大工业为基础的全球化已建立于高新技术的基础上,世界交往出现了信息化、网络化、符号化与知识化的新水平,交往的速度与频率超过任何时候,是“世界越来越压缩”(罗伯逊语)的过程。在这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再是独自封闭的自我发展。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已被日益发展的物质生产力及其世界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越来越难以分离。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全球化,社会发展的“封闭化”研究方法越来越不合时宜,它无法解释在世界交往中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融合与冲突,更无法为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发展战略。因此,转变社会发展研究的视角势在必行。

三、全球化的视角:社会发展研究的视界转换

从全球化的视角看,我们常说的内因决定论其实只适用于封闭的社会,对处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是不适用的。事实上,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已经指出来了,只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片面的理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论述的西欧社会经由部落制、奴隶制、封建制的“内源发展”,是针对各个社会尚处于相互独立的时期而言的,那时尽管也有交往,但这种交往还不是普遍性的,也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各个社会各自独立的发展。但资本主义产生后就不同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以及世界市场的建立共同开创了世界历史,从此,社会发展进入全球性相互交往的时期,各个社会再也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因而对社会的考查必须突破原有的视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即采取了全球化的立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置于全球社会中来加以认识和分析。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西欧社会内源发展的结果,但同时又是世界历史的开端。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世界历史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具体的民族和国家之内,而且是全球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每个民族或国家的近代历史只是这种全球性的基本矛盾运动在这些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的社会中的具体反应。这样,对全球化时代各民族的发展变化的分析也就不能只局限于其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按照内源论,一个社会只有当其内部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社会才能发生变革,然而,由于历史已经转变成世界历史,各民族、各国家之间已由于普遍交往而相互影响,因而“对于某一国家内部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促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3 ](P81)。 正是在这种类似的矛盾的支配下,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启示下,某些较落后的国家能够超过典型的或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3](P25)

如果说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为我们所提供的社会发展研究的基本方法,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而被遮蔽,那么,在全球化已经越来越突显的当代,则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回到马克思,突破民族国家范围而在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考察社会发展问题,尤其是考察当代的非西方社会发展问题。事实上,全球化理论的兴起已经表明了社会发展研究的这种变化。

社会发展从封闭化研究到全球化研究的视界转换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把人类作为整体来审视、分析,关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命运。罗马俱乐部开创的全球问题研究率先对传统的社会发展研究提出挑战,它把人类的共同利益视为研究对象,系统地证明了人类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罗马俱乐部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倡导和推动全球意识、世界意识、人类意识的确立,承认存在着超国家超民族的人类共同利益,这是一种价值观的重大调整,它把人们从追求纯粹、单一的阶段利益、国家利益提升到自觉关注人类的共同利益。第二,倡导多元化,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由于近代西欧的变革与其他文明和社会相比,拥有更强大的向外扩张的内在动力和更雄厚的物质力量,得以以海外贸易和占领殖民地的形式不断打破非西方社会的壁垒,使之臣属于自己,因而“西方中心论”逐渐在西方思想中树立起来,使传统的社会发展研究转向以西方为中心,这表现在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上和以西方现代性的视角对非西方社会的分析上。以这种视角来看,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只不过是追逐西方现代性的过程。然而,全球化是世界交往的普遍化,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普遍化。随着非西方力量的不断加强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交往主体的自主意识、参与意识越来越强,全球化必将呈现为一种多元化的局面,而不是以西方为轴心。冷战的结束一度为“西方中心论”的暂时台头提供了机会,一时间认为西方制度和价值观取得全球性胜利的观点充斥于整个理论界。如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判定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亨廷顿则在《文明的冲突》中宣称文明将取代经济、意识形态而成为未来冲突的主要导火索,并带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的情感提醒西方不要忽视自己的“敌人”。但此类观点一出台就遭到众多学者的批判。如罗伯逊、费舍斯通、海纳兹等,他们都主张全球化进程不单单是走向一体或统一的进程,更是多样性并存的过程,如果没有多样化也就没有全球化。第三,把某一社会的发展放到全球化的总体发展过程中加以考查。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入手,依附理论阐述了西方社会是如何造就非西方社会的不发达的,认为“不发达”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表明了资本主义如何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对外扩张而把非西方地区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以“体系”概念置换了“民族国家”概念作为研究世界的基本单位,在世界体系的框架内对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社会变迁和社会行动不能在抽象的社会中产生,而只能在一个特定的世界体系中产生。世界体系自身的规律决定了体系中每个国家的发展形式,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为了适应世界体系的整体需要而作出的反应。因此,发达和不发达问题并不是各个国家的问题。沃勒斯坦的论点涉嫌经济“化约论”和功能主义,但他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仍然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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