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社会主义“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国论文,再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1990年7月出版的、 由笔者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本教材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提出这样的看法：科学社会主义认识有过三次飞跃，形成了三种理论形态，即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以及各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三种理论形态，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有曲折跌宕发展，更有逐步开拓创新。其中有诸多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索，以供资政育人，使未来社会主义事业少走弯路、多行坦途。
鲁东大学李心华教授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新探》基本涵盖了笔者上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三种形态。该书对社会主义“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问题进行了评述。其中，《列宁“一国建成”思想新论》一文，原发表于《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认为：列宁于1915—1916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并不包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内容，即不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是指一国无产阶级可以首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并开始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但是一国不能完成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即不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要完成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要保证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至少需要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国内战争结束后，他指出俄国一国完全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即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然而俄国一国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的”、“最终的”胜利；列宁把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即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即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区分开来，他始终坚持一国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最终也未提出一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李心华教授的上述见解在理论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王久高同志写了一篇《近十年来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综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3期）。 文中第二部分述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是否是列宁的思想时指出，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单独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从1924年起斯大林独创的理论，它同列宁的理论体系无关，列宁始终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没有明确肯定俄国单独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以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为代表，见郑异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新评》，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5年第1期）另一种观点认为，列宁从开始提出“一国胜利”论就包括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两方面的内容，尽管他没有使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概念。（以马鞍山市委党校副教授马小林为代表，见马小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0年第4期）第三种观点就是上述李心华同志的观点。最近王久高、陈新明合写的《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研究述评，着重指出：“李心华的观点具有代表性。”[1](P107)
就以上三种观点而言，坦率地说，笔者是同意李心华的看法的，因为这符合实际情况。早在十年前李心华著《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研究》（华龄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一书中就已提出过上述见解。当时他曾约请笔者为其论著作序。笔者以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问题辨析》一文，作为该书代序。文章共分三个部分：一、“同时胜利”论和“一国胜利”论分歧的由来；二、列宁对“一国胜利”论的大发展和俄共（布）党内的争论；三、究竟应该怎样正确认识这桩理论公案。拙文另发表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5年第2期。文中对1980年以来十五年间我国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争鸣作了简明综述，指出大体上有十种不同观点；还对“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的来龙去脉及其异同和意义等问题都作了扼要论述，不乏个人新见解、新概括和新史料，可惜并未引起学术界同仁的注意。后来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一国胜利”论的文稿和争鸣文章均未见到有人提及或针对拙文。在这里笔者感到还有必要重申并且进一步阐述以下三个问题。
一、列宁在1915—1916年否定“共同胜利”论是针对谁？他提出“一国胜利”论是指何国？
笔者认为列宁当时否定“共同胜利”论是针对曾经主张欧洲联邦的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者。这些社会主义者不仅包括考茨基、累德堡、帕尔乌斯、约·菲·贝克尔、托洛茨基等人，而且还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明确赞同“欧洲联邦”的主张。认为：“只有欧洲联邦才会同合众国（指美国——引者注）相似。但是，为了使德国和其他国家结成联邦，它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统一的国家。”[2](P47—48) 他们于60—70年代虽然批判过巴枯宁、 拉萨尔等人关于欧洲联邦的错误观点，但是他们依然坚信英、法、德等欧洲各国先后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后，将结成社会主义的欧洲联邦。直到1893年6月底， 恩格斯在回答记者问及“您认为成立欧洲联邦的时间不远了吗”时，还明确回答说：“当然，一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因为我们的思想正在全欧洲传播。”[3](P635) 可见，列宁于1915—1916年提出“一国胜利”论确实是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如果这时列宁与马、恩的思想完全一致，都主张“共同胜利”论，那么他尽可引述马、恩的观点，何必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去独立论证“一国胜利”论呢？又何必去批驳“欧洲联邦”口号呢？我国一些学者至今还回避“欧洲联邦”问题，或者对这一问题作了不准确的解析，硬说列宁与马、恩的思想完全一致，都主张“共同胜利”论，这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原湖北大学俞良早教授（现为南京师大教授）在其所著《列宁主义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认为列宁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仍然是主张“共同胜利”论。至于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原话，俞良早同志说：“只能把这几个字眼看成是离开了他本来思想的过头的说法。”[4](P84) 如果真是列宁一时不慎，讲了过头话， 那么他为什么在一年之后即1916年写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又重申“一国胜利”论的观点呢？而且更加明确地说：“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5](P722) 这岂不是明明白白反对“共同胜利”论，主张“一国胜利”论吗？怎么能够说列宁这时还是维护“同时胜利”论呢？后来在其《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一个疑案的解析——研究列宁的〈论欧洲联邦口号〉》（载《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3期，）一文中，俞良早同志倒是收回了列宁“是离开了他本来思想的过头的说法”这种离奇的诘难，转而认为《论欧洲联邦口号》的主题思想是从经济条件上论证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而“不是关于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更不是关于‘一国首先胜利’的问题”。[6](P48) 实际上列宁当时反对“欧洲联邦”口号，不仅认为这一口号从经济上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实现的、反动的，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阻碍社会主义在一国或少数几国首先胜利。笔者认为后者是更加重要的主题思想。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怎么能言不及“义”（社会主义）呢？怎么能够把前后统一的主题思想割裂开来呢？
俞良早教授认为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原旨为“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实际上它没有特定的内容。或者说，在列宁的思想体系中，找不到这个说法的位置”。[6](P49) 他随即引证了列宁关于俄国落后、它面临的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等好几段话，以此证明列宁所说的“一国胜利”绝非指俄国。笔者认为这样的引证是片面的。因为列宁当时写《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并非无的放矢的空论，而是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和党的国外代表会议的决定。所以他在文中所提出的“一国胜利”论显然首先是暗指俄国，尽管他在文中没有明说俄国，那是因为俄国当时面临的是民主革命的任务。所以，只要我们细读列宁这个时期的论著，还是不难破解“欧洲联邦”这个历史疑案的。
“欧洲联邦”本来是19世纪末以来欧洲诸多社会民主党的共同主张。然而，在1914年8月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 欧洲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都背叛了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转向社会沙文主义，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侵略战争，号召本国无产阶级去保卫“祖国”，实际上是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残杀，当然也就放弃了“欧洲联邦”的口号。这时只有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仍然高举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旗帜，提出“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革命口号要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因此，正是列宁，在1914年10月间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起草的《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这篇反战檄文中，又鲜明地提出：“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当前的政治口号应当是建立共和制的欧洲联邦。”[7](P408) 首先以民主革命推翻德、奥、俄三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制的欧洲联邦，再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进而发展为社会主义共和制的欧洲联邦。事隔一年之后，列宁考察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突出表现之后，深感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也定将很不平衡，再坚持“欧洲联邦”口号会妨碍少数甚至某一国社会主义的首先胜利，为此他才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收回这个口号。所以这篇重要文献是列宁思想与时俱进、善于自我批评的鲜明例证。俄国虽然经济落后，然而有坚持革命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和日益高涨的工农革命运动，因此他预感到俄国在推翻沙皇专制政府之后有可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个想法如果说在1915—1916年间还只是潜藏于列宁内心的话，那么到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打倒沙皇政府之后就立即溢于言表。4月17日（俄历4月4日）列宁从西欧回到彼得格勒，他在火车站广场上向数千名欢迎群众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他在结束演说时高呼：“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当时《真理报》记者这样写道：“列宁同志站在装甲车上，向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俄国军队致敬，祝贺他们不仅使俄国摆脱了沙皇的专制统治，而且还开创了世界规模的社会革命。列宁指出，全世界无产阶级满怀希望地注视着俄国无产阶级勇敢前进的步伐。”[8](P79—80) 列宁离开车站后，一路上还多次发表简短讲话， 号召群众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列宁终于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确证了俄国一国能够首先取得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胜利。
二、关于一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关系的问题
笔者最早所见是前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理论家费·克劳丁在其1969年写成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两卷本）一书中，提出要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两个层次，来理解列宁于1915—1916年主张的“一国胜利”论，意即列宁当时是从“政治革命”这个层次立论，即一国无产阶级可以首先取得夺取政权的胜利，而不是指可以完成“社会革命”，不是指可以完成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笔者认为克劳丁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区别开来是正确的，这样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当时列宁立论的本意。但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这二者也不能完全截然分开。因为一国无产阶级取得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胜利后，并不应该只限于巩固政权的活动，还应该涉及到依靠政权进行社会革命方面的内容。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明确指出：获得一国胜利的这个国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9](P554) 这种认识岂不是在主张取得“政治革命”胜利之后进而就开始“社会革命”吗？所以应该说，列宁当时提出“一国胜利”论，主要是指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但是也包含开始“社会革命”之意。李心华同志可能受了克劳丁论著的启发，对“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作了更充分的说明。他认为列宁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形成了在苏联一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思想，对“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列宁始终认为一国不能取得建成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笔者想在这里补充指出：列宁在1915—1917年，收回“欧洲联邦”和“世界联邦”口号，主张由俄国一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然而他和俄共其他领导人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都对世界革命形势估计过高，所以从1918年起又重提“世界联邦”口号，随后还重提“欧洲联邦”口号。1918年3月列宁在俄共七大所作的报告中就说：“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我们“确信各国的革命正在成熟起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到来；它一定会成熟，因为它正在成熟起来，而且会完全成熟”。[10](P439—441) 到1919年3月建立共产国际时，他进而深信：“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11](P734) 1919年12月他明确提出“建立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战斗口号。[12](P102) 共产国际主席、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杂志1919年5月创刊号上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一文中更急切地表白：“目前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速度，甚至远远超过第三国际莫斯科会议中最乐观者的预计。欧洲正到处燃烧着国内战争的火焰。”“一年后整个欧洲都将共产主义化了。而且，这种斗争会蔓延到美洲，也许还会蔓延到亚洲和其它各洲。”[13](P6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19年4月20 日发表的《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宣言》中正式宣告：“整个欧洲不出一年就要变成苏维埃的欧洲。每个国家的工人都感觉到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让伟大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在1920年诞生吧！”[13](P65—66) 实际上欧洲革命和苏维埃共和国仅仅在德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昙花一现，“世界联邦”终成泡影！
1926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又重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欧洲联邦”的口号，指出：这“是无产阶级和欧洲人民从本国和北美资本的双重枷锁下得到解放的手段”。还说：“这个口号所指的欧洲的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不一定是无产阶级在整个欧洲同时获是胜利。但必须认识到，这是一整个革命高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无产阶级革命最初只在几个国家内获胜，或甚至在一个国家内获胜，再逐渐向其它国家发展。……一个社会主义欧洲联邦，一旦联合了苏联和各被压迫民族以及美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核心，就将成为美帝国主义所无法反抗的强大力量。”[14](P351) 在这里，共产国际领导人又一次把欧洲一国、几国胜利与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共同胜利联系起来考察。可见，当时又提出“社会主义欧洲联邦”口号旨在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去反对美国霸权在欧洲的政治经济影响。实践证明，这个口号依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才感到有必须联合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以增强欧洲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来抗衡美国的霸权。于是1951年欧洲六国创建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年进而发展为欧洲经济共同体，1972年欧共体增加到十国，1979年建立欧洲议会，1981年欧共体增至十一国，1986年又增至十二国，1992年欧共体更进而发展为欧洲联盟，1995年欧盟增至十五国，2002年开始流通欧元并制订欧洲宪法，2004年欧盟扩大到二十五国。看来，到本世纪下半叶欧洲联邦终将成立。到那时，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都难以爆发，只能持续不懈地通过“政治改良”和“社会改良”，来逐渐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历史使命，使欧洲联邦的性质逐步发生变化。笔者预计未来欧洲联邦逐步改变性质的历程将是这样三部曲：从社会资本主义变为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再变为资本社会主义，最终达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到那时才是欧洲社会主义的最终共同胜利。这种变化就不会是从一国、几国胜利开始，而将是在欧洲联邦中的整体逐渐推进。
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进程，总结历史经验，可以说正应验了我国古谚语：“欲速则不达”；展望未来，我们深信：渐进则必达。
三、当今如何重新评价联共（布）党史上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争论？
李心华教授的书中有两篇文稿论及这个问题。作者认为，主要历史教训有两条：一是混淆了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界限；二是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时采取了错误的方式。至于两派的观点，虽然都阐述了一些正确观点，但是都各执己见，各走极端，都没有区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和“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因而都背离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的基本观点。笔者大体上同意以上看法，然而还要作一些重要的补充。
笔者曾经认为：在党的领导层中关于方针政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的分歧可以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求同存异，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以实践来检验真理。可惜当年在联共（布）中央内部由于掺杂着争夺权力和派别斗争的因素，致使这场论战发展到把反对派清除出党，并且作为敌特分子加以肉体消灭的地步。现在看来，应该说当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权力斗争是导致这场理论争论政治化、惨烈化的主要因素，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披着理论争论外衣的权力斗争。斯大林这个人工作能力强，权力欲也强。斯大林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职后权力欲更加膨胀，独揽大权，脾气粗暴。为此列宁于1922年12月24日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15](P745—746) 根据《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四卷第889页的权威注释：列宁这封信是列宁逝世后由他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正式转交中央委员会，在同年5月底举行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由大会主席团决定向各代表团宣读， 不得复制。到1927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才决定把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件作为附录收入大会的记录。可是2005年3月21—25 日“凤凰卫视”播放了“回首斯大林”电视历史片，由斯大林女儿、孙子、历史学家等多人进行讲解。这部历史影视片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新史料。其中说到，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本来由列宁授意请托洛茨基在1924年1月16—18日举行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宣读， 斯大林得知后，就找托洛茨基商议，请他不要在会议上宣读这封信，并且欢迎他对党的决策提出自己的意见。讲解人说到这里加上了一句话：“托洛茨基上钩了。”托氏提出己见之后，因病未能参加这次党代表会议。可是这次代表会议却在托氏缺席的情况下，除了三票反对外，全体通过了《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根据斯大林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作出的。其中斥责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主张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列宁得知这个决议后十分生气，但是他因病重已无力应对。三天后的1月21日他就溘然长逝！
笔者认为，斯大林不让托洛茨基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宣读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不仅是因为列宁在信中要求调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还由于信中肯定了托洛茨基“具有杰出的才能”。认为托洛茨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15](P745) 这样内容的信如果在代表会议上宣读，斯大林就面临着丧失最高权力、甚至可能由托洛茨基取而代之的危险。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由于争取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终于在1924年5月底举行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保住了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他随即从1924年12月起出于彻底打击托洛茨基的政治需要，提出社会主义能够在苏联一国建成的新理论，自命为坚持并发展了列宁主义，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世界革命论上纲上线为反党反列宁主义的理论。托洛茨基虽然反对苏联“一国建成”论，但是他依然赞成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尽管他提出过一些过左的政策主张，例如强调要限制和消灭私有经济，要对新经济政策时期成长起来的富农开展阶级斗争，要严格服从国营工业的利益，实行所谓“工业专政”等；然而他还提出了不少正确的建议，例如要加快工业化速度，多发展印花布等轻工业，尽快改善工人阶级状况，消除失业，减低工业品价格，缩小工农业品之间的剪刀差，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多生产农业技术设备以促进农业集体化，对外要加强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合作”，重视“世界经济的分工”，善于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技术成就，强调“不能在闭关自守的经济的掩护下躲开资本主义的包围”。[16](P54) 据此可以看出，联共（布）党中央如果保留、继承列宁执政时期的党内民主传统，本来完全能够搁置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争论，留待实践检验，在现实方针政策问题上应该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协商一致，无法统一时就按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原则决策，经过实践检验，及时不断调整决策。但是，托洛茨基还拉帮结派，提出党内存在“错误的、不健全的制度”，“党正在日益分裂为书记特权阶层和‘普通人’”，因此要求用“党内民主”、“党内自由”取代“书记处官僚主义”。他还指出：“一个领导党员（首先是书记）的实际权利要比一百个普通党员的权利大得多。这种日益以党机器代替党的情形是由斯大林的‘理论’所促成的”。[16](P72) 这些直接指责斯大林的活动和言论更使斯大林感到他的总书记权力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斯大林就要纠合中央多数，以理论斗争、路线斗争为幌子，通过政治斗争逐步彻底消灭托派。1925年撤消托氏共和国革命军委主席，1926年撤消其政治局委员，1927年开除其党籍，1928年进而把他作为专政对象流放中亚阿拉木图，1929 年又把他驱逐出国，1940年更派人把他暗杀于墨西哥住所。
彻底消灭托洛茨基反对派等党内各种派别后，斯大林大搞“一言堂”，推行个人崇拜制和个人集权制，并采取比托洛茨基更“左”的政策，不待生产力有较高发展就急于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和群众运动方法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展开全面进攻，急于改变生产关系，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降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自由、民主、法治等标准，扭曲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标准，于1936年宣布苏联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1939年又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所建成的苏联一国社会主义，不仅多方面都是低标准、甚至是扭曲的，而且是渗透了俄国近五百年来沙皇时代盛行的军事镇压、军事扩张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官僚等级制等多种毒素。列宁曾经说沙皇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斯大林建成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军事封建社会主义。[17] 这种有严重弊端的集权社会主义，虽然可以作一些治标的直接修补，但是难以进行治本改革，因而到1991年终于土崩瓦解了。苏联亡党亡国亡制（社会主义制度）的事实，证明了落后国家一国是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发展生产力、民主、自由、法治等诸多艰巨任务。邓小平在苏联剧变之后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我们“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8](P379—380) 据笔者所知，这里所说的“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这几个字，是在《人民日报》发表南方谈话前一天邓小平同志亲自增补上去的。这一细节体现了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认识到了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我们不能再轻易放言中国在什么时候能够在一国之内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有的理论工作者竟从我们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领悟到已经“明确勾画了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19](P105) 这恐怕是莫大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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