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发展经济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历史性的机遇和理论上的困境
改革开放十六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发展状况令世人瞩目，并正成为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区域经济集团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并行发展的趋势使市场经济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市场经济的精细化和国际化趋势日益显著。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以东亚经济重心地位的确立为主要标志的亚太新世纪的到来和中国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给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引发出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空前繁荣局面。但中国的基础经济理论却在这种繁荣中陷入了深刻的矛盾和困境之中，形成了繁荣中的窘困现象，主要表现在：
其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和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以及中国经济带有周期性的发展，迅速拉大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差距，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和内容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在特殊的理论背景下产生的生产力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隅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能限于一隅；尤其是从国外引进的西方经济学又从理论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上对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全面冲击。凡此等等，都注定了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理论方面长期处于基础地位的格局受到威胁。目前在不够清晰的经济学科分类表上，政治经济学是作为二级学科与西方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金融学等学科居于并列地位，从而出现了学科划分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即作为一级学科的经济学缺位现象。
其二，这种事实上的缺位现象还突出地表现在曾经一度占据基础位置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与在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应用经济学理论上的内在联系正在不断弱化。只要我们翻开货币银行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会计学、市场营销等应用类教科书，就会发现越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结合紧密的学科离现行的反映市场经济不充分的政治经济学越远。而适应市场经济实践需要的应用经济学理论则纷纷“脱胎换骨”，改换门庭，使自己与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挂钩；由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局限不能为应用经济学理论提供理论支持的政治经济学，则由于它的分支学科纷纷与其脱钩而使自己的基础地位不能不处于虚置状态。这对于一直从事政治经济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很难让人接受但又不能不接受的客观现实。
其三，面对着来自于实践和理论上的双重冲击，为了保持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经济理论的地位，改变经济学一级学科缺位的现状，理论经济学家们曾致力于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重建中国理论经济学体系的探索，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在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形成了三种值得注意的趋势：一种趋势是保持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体系，只是在制度分析过程中加入一些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例如，在分析生产关系问题时加进所有制和企业改革的内容；第二种趋势虽然是以制度分析为假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却同时将整个结构体系分为制度分析、运行分析和发展分析三大块，并以运行和发展分析为主体；第三种趋势则是只在导言中简要概述了制度分析以后，着重分析经济运行的全部问题。综观上述，探索的直接目标却是试图使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方面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以适应它作为基础经济理论经济学的需要，三种体系和思想固然各有自己的优点，但却都有一个无可回避的共性问题：即他们的自身逻辑分析难以贯彻始终。分析过程中往往存在着概念和范围不够一贯和相互矛盾的现象，诸如生产劳动价值论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劳动者公有制与劳动力商品及劳动力就业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按劳分配理论与按效益分配的现实等，都反映出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使基础经济理论难以从困境中自拔。
二、走出困境的现实选择
客观冷静地审视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中的这种“繁荣中的窘困”现象，不难看出，理论经济学在中国的困境正是现实存在的尚在发育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学理论之间矛盾的反映，而来自于实际和理论上的冲击又昭示着理论经济学在中国实现深刻变革和创新的动力的契机。在目前条件下推进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使其摆脱困境，我认为有三条可供选择的途径：
其一，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内揉进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以建立起中国特有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我们认为，这种努力有可能比现有的状态取得某些进展，但从基础理论本身的构建来看，则很可能是事倍功半，难以取得理论上的突破和预期的效果。因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与理论之间的矛盾已越来越显示出，市场经济本身的基本原则和运行规律不会因国别和社会制度不同而有根本的区别，社会制度的差异可以导致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而市场经济运行本身的基础规则则不会发生变异，否则即无市场经济可言。由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是以计划经济思想为支点，故在大思路上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是相冲突的，牵强附会地撮合显然难以实现理论上的突破和构建起全新的理论体系，相反，倒有可能阻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取得实际上的进展。
其二，以现行的西方经济学取代基础理论的地位。现代西方经济学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几百年经验研究和理论探索的结果。发达的市场经济和长期的理论争鸣，使其形成了包含着市场经济运行普遍适用的一般原理和方法，以及成为研究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是构建在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既定前提之上的，现存制度或明或暗地作为前提被肯定了下来。选择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经济理论的首要难点是在制度的前提方面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中国特殊的经济结构和历史沉淀，使西方经济学理论尚难以完全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直接沟通，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的现实已经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因而企图简单地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来推导出政策性结论，恐怕也就难免在现实中处处碰壁。故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根基难于自立于此。
其三，我们认为，中国理论经济学尽快走出困境，加快发展步伐，适应实践发展和学科建设需要的最现实的选择在于理论经济学研究的重心的转变和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培植和发展。由我主持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新论》就是这种努力的一种尝试。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不是从现存的教条出发，而是从活生生的实践出发，就比较容易发现，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积极务实地利用人类优秀的思想成果，包括西方经济理论中一切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实际的思想，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在进行周密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决定才取得的。而对这些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对挫折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正是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本源。
就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逻辑来看，社会实践的需要、经济运行与发展过程的内在矛盾暴露的程度和理论积累的程度是经济学实现大的变革的三个基本前提。中国经济学理论落后于改革发展实践的现实意味着着经济学在中国终将要实现理论体系和内容上的大变革，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实践在中国毕竟还未充分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矛盾尚未完全暴露，转轨过渡时期的经济运行中新旧体制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规律和机制很难在短期内有一个十分清晰的认识，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需要的逻辑一贯的理论经济学体系也就难以在短期内形成。这就要求我们在目前应将注意力集中于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和培植新的理论生长点上来，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思路，在理论上经过相当的积累后再来审视我们已有的理论经济学内容和体系，重建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大厦，可能是一条容易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最现实有效的途径，这也是中国的经济学能否为现代经济学发展作出贡献的关键所在。我们认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生长点之一，将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首先是因为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经验科学，无论是对于人与物的关系的研究，还是对人与人的关系实质的把握，其理论只能从大量的具体实践中抽象出来。经济学中的每一个概念、每一则命题的产生，每一条原理的形成都必须既得到逻辑上的证明，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修正。现实中国的最大实践就是经济改革与发展，而改革说到底无非是加速经济发展的手段。抓住了发展问题也就抓住了中国经济活动的牛鼻子，抓住了中国理论经济学分析的一个核心问题，抓了中国经济政策的基石。而这个社会实践的基本问题正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经济发展中大量具体实践的研究和分析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再加以提炼和加工，抽象出更具普遍性的原理，将可以极大地丰富和充实理论经济学的内容，直接推动理论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其次，特殊复杂的发展背景和丰富的现实实践，决定了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来源和方法不可能是单一的，只有在方法上从实际出发，坚持以实证性的比较研究为主，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兼收并蓄，在比较研究中鉴别各种理论的有效性，才能形成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经济学原理。而这也正是处于过渡时期的中国经济理论建设必须遵循的途径。至于现有种种理论和新的假说的有效性和在实践中的适用程度及其在未来中国理论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只能取决于其内在的客观真理性，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加以检验和修正。在经济发展问题面前，任何空洞的说教和刻板的训诫都会显得苍白无力，而真理之光将在经济发展的试金石上日益显出夺目的光彩。在经济学横向比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规律性的认识和原理，既是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立足之本，也是现代中国基础理论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经济学界和决策层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的经济运行特征认识不足，而较多地固守社会主义的传统信条及其实施，其结果则往往是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碰壁。观念的转变推动了改革和开放，而改革开放的实践又使我们进一步转变了认识，在此情况下，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引起了国内理论界和决策层的重视。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国内外有些专家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又出现了新的趋向，即完全以西方某些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标尺来衡量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深度和经济运行状况，渗透着一种新的教条主义色彩的分析方法。新的外衣似乎可炫耀中国经济学的进步，但究其实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又一条歧途，并无助于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入理解和分析。
三、深化发展经济学研究，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上述分析说明，作为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生长点，发展经济学研究，肩负着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历史重任，理论经济学界理应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和复杂，对深化发展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但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支体系的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却被自身的“贫困”所困扰，暴露了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缺陷，唯有变革和创新才有出路。而这种变革和创新最肥沃的土壤就在中国。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由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的工业化趋势上与其他发展中国具有一致性，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也还会遇到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类似的问题，发展经济学所探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无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启迪的意义。但迄今为止，成功的发展经验大多来自于小国经济模式，大国的发展问题仍是世界关注的问题。
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具有小国经济不可比拟的大国优势，同时也具有小国经济发展中较少遇到的难处：例如，她的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收入分配格局上的差异；区域发展与产业结构演化上的巨大差异；及其与国际市场的双向交流和制约都比小国经济碰到的困难要突出得多。但无庸置疑的是，由于中国是这样一个经历丰富而又复杂的发展中大国，因而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能否成功，不仅对中国本身的未来具有决定性影响，而且她的成败还可能具有世界性意义，这也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进一步来看，中国经济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面临着体制转换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16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在于我们不是为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而是为经济发展而改革开放。这既为改革开放本身确立了根本宗旨，又可为进一步深化自身的改革和扩大开放奠定可靠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结构深化和体制转换过程中的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结构性矛盾和利益集团间的矛盾正日益显现出来，这也将对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深化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实现发展经济学的变革和创新，并推进理论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需要中国经济学界的共同努力和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首先，加深发展研究，实现发展经济学变革的立足点不能放在单一理论体系的建立上。特殊的研究对象决定了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方法和理论内容的探索性质，现存的任何理论学科体系都难以承受经济发展问题分析的艰巨任务。而发展经济学理论上的优势也只有在兼容、比较、创新中才能得以体现。比如，对所谓的“市场失效”导致计划化占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盛行，以及所谓的“计划失效”导致市场化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复兴，都不能简单地作出绝对化的评价。经济学主流理论的每一次更替，都包含着对前主流理论的扬弃，并蕴含着进一步被扬弃的因子，正是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实现着传统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的过渡，实现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深化发展问题的研究，必须通过对传统理论的扬弃来实现兼收并蓄，从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坚持历史分析法与现实比较法相结合，理论分析与政策研究相联系，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才能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并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和发展。只有这样做，才是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之源、创新之本。
其次，处理好国别研究与理论抽象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近年来，发展经济学研究上的国别化趋势，包括中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强化了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打破了发展经济研究领域中西方学者“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发展经济学不再是西方经济学的“副产品”，而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学者普遍感兴趣的课题，其意义及影响将是深远的。但国别研究不应排斥理论抽象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对所有发展问题几乎包罗无遗的国家进行研究的理论抽象，更具有推进整个发展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再加以由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科发展中的历史使命所致，这种理论抽象对于充实和丰富理论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其三，以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为已任，形成若干研究系统，是深化发展研究的当务之急。发展研究不应回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对诸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货膨胀问题；劳动力转移与农业市场化进程问题；发展中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地区发展不平衡及发展中利益集团间的冲突与协调问题；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发展问题，都应发挥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优势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为经济发展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同时抽象出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用以丰富经济理论的内容，使之成为理论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其四，至于理论经济学本身的完善则需要一个更长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它不仅要从发展经济学中吸取营养，而且要从各有关经济学科吸取营养，并在条件成熟时通过理论的提纯综合形成。此进程的快慢在实践上取决于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长短和经济发展目标实现的速度，在理论上则取决于有关经济学科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理论研究的环境及理论经济学家们自身的努力。
总之，强化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的基点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学界为现代经济学发展作出贡献的一个希望所在。同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特殊复杂性又要求我们的研究者必须熟悉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学理论，掌握现代经济分析方法，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把握现实，正确地分析发展趋势，科学地总结理论思路。我们确信，有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正反面的经验教训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加上已有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和不断丰富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可资利用，再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经济学界在经济发展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推进中国经济理论向高度发展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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