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文学编年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元论文,史研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9)04-0011-05
要进入“文学编年史研究述评”这一问题，首先要对“文学编年史”做一界定，顾名思义，就是文学的编年历史，它要展示不同时代立体交叉而又流动的文学图景。就“文学编年史”而言，既往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文学编年”到“文学编年史”发展过程。宋元文学编年史只是文学编年史研究的一个单元，回顾与总结其研究成果，须在综合考虑文学编年史整体成就的基础上进行。
一 文学年表
从学术发展的进程来讲，各种文学年表的制作为文学编年史的写作提供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应当是学术递进中的重要一环。
最早以编年形式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是敖士英，他的《中国文学年表》由北平立达书局1935年10月初版。该年表立足于中国文学之实际，注重其与相关学术的关联，如社会经济状况、文化政策、文学评论等等，又发扬实证精神，如作品的系年，一般都拿出证据来，目的是明晰中国文学的因革与流变。敖士英原计划要写六编，最终只完成第一编即自周至唐部分。一年之后，日本矢岛玄亮的《支那文学年表》问世——东京关书院于昭和十一年(1936)出版。该表编录自三代以降至清代几千年间中国文学的简况，表格分为五栏，依次是皇历、干支、帝王、年代、事项。“事项”一目，偏重于作家的生卒年、重大文学(文化)成果、朝廷文化政策及思想态势等，通过表格中所记叙的人物来看，矢岛玄亮的“文学”的概念比较宽泛，很多思想文化史上的人物，也大量入选，如陈瓘、刘安节、罗从彦、陈公辅等等。而且，文学家的层次(大、中、小)感不是很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因年表的体例所限，无法给大作家太多的展示空间。另外，几乎所有文人进入到同一表格中，详列其生卒年(以熙宁、元丰间的条目为例，共约143条，其中属于生卒年的有80条)，无疑会遮蔽了动态的文学流程。但作为早期一部相对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学年表，它展示了文人生活的具体时段，并凸显了思想文化举措对文人写作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谈文学编年史，不能不提陆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该书是陆先生研治中古文学史的初步准备工作，所以它的意义更在史实考订方面，但其体例及具体内容设置，都为后来文学编年提供很多经验，如在同一年内列举不同作家的年龄及创作活动等。80年代后期，产生了两部以编年为“骨干”的工具书：吴文治的《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上中下三册，上册黄山书社1987年12月第1版，中、下册1993年12月第1版)和刘德重的《中国文学编年录》(知识出版社1989年)。
以上文学年表或系年之作，或作为文学研究的工具书，或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资料整理，但其目的都是要弄清文学的基本史实。有些编撰者在编订编年史实资料时，已充分意识到这只是文学史(文学编年史)写作的初步工作，如陆侃如。有意识地为编年史做初步工作，当初步编年工作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进入文学编年史的写作，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从研究主体来讲，“意识”也会指引他转向可以操作的编年史写作上，并着手进行一些断代文学编年史的写作。此外，长期以来文学史过于单一的叙述模式(三部曲：背景、作家、作品)，也促使研究者进行新的探索，并尝试别样的文学史写作。编年史作为古已有之的史学写作范式，加上前期文学编年资料的整理及基础研究的深入，文学编年史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便呼之欲出。
二 文学编年史
刘知渐的《建安文学编年史》，是国内第一部用编年的方法写作的文学史，对于更新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该书用编年形式总结出建安文学的发展不能归功于曹操一人，并揭示出文学发展的规律。这一创造性的尝试，获得熊笃先生的响应，写成了《天宝文学编年史》(1987年出版)。80年代后期的这两部文学编年史，虽然时间段很短(分别是25年、15年)，但编者的思路非常明确，反映了初期文学编年史写作者已经具备相对成熟的理论素养。例如，他们都强调文学编年史是“编年”的“史”，不是系年录，更不是年谱汇合，而是既要“记述”又要“评述”的文学史，在作家作品的取舍方面，非常注重代表性，等等。但他们坚持的都是“纯文学”的观念，所以，许多文学性不强的作品(作家)被排除在外了。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1998年由辽海出版社出版)是第一部断代文学编年史，因此，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史意义。该书的编写，体现了学界对于文学史的反思与探索，傅璇琮先生回顾这一过程时说：“研究文学确实应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所谓整体，包括文学作为独立的实体的存在，还包括不同流派、不同地区可能互相排斥而实际又互相渗透的作家群，以及作家所受社会生活和时代思潮的影响。这样做，就会牵涉到总的研究观念的改变。但具体如何着手呢？我后来想到了编年史。我觉得文学编年史将对整体研究起一种流动关照和综合思考的作用。这也是对于长时期以来文学史著作体例所感到的一种不足。”[1]自序文学编年史有其他文学通史、断代史、文体史所不能代替的特点与优势。实际上，该书具体体例和内容，均符合傅先生的这一指导思想。仅以天宝十三载(754)为例，本年共列50条，其中涉及政治走向(安禄山入朝)、科举放榜、文人交游、礼乐制度(改诸乐名，立石刊于太常寺)、武功(哥舒翰收黄河九曲、封常清出师西征)等等，展现了安史之乱前夜社会文化的动态画卷，不仅编录了盛唐诗人群(高适、李白、杜甫、王维、岑参等)的活动，而且再现了大历诗人(如钱起、韩翃、萧颖士等)的生活。[1]899-917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学科史意义在于，突破了数十年来通行的文学史观念——纯文学观念，从傅先生的自序和该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它背后的文学观，“是一种既具有现代科举气息而又更切合中国文学实际的大文学史观。”[2]这种“大文学史观”，用傅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上文已引)，希望打破文学史研究旧有的格局，把文化史甚至是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研究，从而开拓文学史的研究空间。该书突出材料性，强调实证性，不以铺叙描述或议论评析为长。作为知识体系，不直接提供结论式的断语，只从各个方面具体生动地展示有关的文学史细节、画面、素材，提供有关的原始资料。这一做法，要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而不是让规律、结论先入为主。
其他几部断代文学编年史，如曹道衡、刘跃进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刘跃进的《秦汉文学编年史》，赵逵夫的《先秦文学编年史》等，都是在傅璇琮先生的倡导下完成的，体现了大体相同的文学观念，对相应时段的文学图景进行了有效的描绘。
陈文新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的总历程，上自周秦，下迄当代，是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编年通史。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认和选择方面，该书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尝试：
其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采取两个向下和向上两个时间序列。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
其二，对历史人物的活动，“言”和“行”并重，改变以往研究者只重视“行”(人物活动、生平)而忽略“言”(诗论、文论等)的偏向，具体到史料，包括序跋、信函、题记等等。
其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更加关注思想文化活动。所以，在资料的收录方面，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活动(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事件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
三 宋元文学编年史
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将数千年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以立体的方式呈现于一编之中，代表了这一领域中重要的建树，“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经由螺旋式上升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3]其中的《宋辽金卷》由诸葛忆兵、张思齐、张玉璞三位先生主编，《元代卷》由余来明先生主编，他们以中国文学为本位，以史料为基础，以便于完整地呈现文学史迫近真实的面貌，二书均以资料见长，而且引用多为原始资料，每一时代之前《绪论》及每一阶段之前的《引言》，全是资料(前人对于该时代或阶段文学的看法)，这些都是扎实的基本功，而且纲目细致，具体到日，条理清晰，便于查阅，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限于《中国文学编年史》整部书的体例所限，《宋辽金卷》及《元代卷》许多有待阐发的问题没有展开，使得一些关键的史料平铺在那里，鲜有史家大手笔给人带来的酣畅淋漓的感觉。仅以数例，试加说明：
以嘉祐二年(1057)为例，欧阳修知贡举，此事件在文学史甚至文化史都有重要的意义。王水照先生的《嘉祐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4]已做了精彩的评述，而《宋辽金卷》在本年正月六日条，单列一纲，在细目中引述欧阳修《礼部唱和诗序》、《归田录》，从欧阳修亲历者的角度谈礼部唱和；三月丁亥(十一日)条下，列举了一份进士及第名单。[5]上册，378事实上，该榜可谓名流辈出，不仅有文学卓异者，如二苏、曾巩等，还有以思想擅长者，如程颢、张载、朱光庭等，还有以政治出名者(虽然历史上对他们有相当的不满)，如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以上这些人员，大体上构成了此后五十年北宋政治文化格局的主体。另外，此次考试也是北宋诗文风气转变的一大契机，都应当点明。
再以嘉祐四年(1059)“本年重要作品”一目，共选了75首诗歌，其中欧阳修25首，苏轼父子42首。[5]上册，395与其罗列那么多，还不如选择一些重要作品，将其意义点破。此外，本年王安石作《明妃曲》二首，欧阳修、司马光、曾巩等人皆有唱和之作，在宋代诗歌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宋诗风格趋向成熟的关键环节。即便不作阐述，也应该将这一事件单列出来。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宋辽金卷》在吸收最新学术成果方面，还有待加强，例如政和三年，吕本中写给其表弟赵承国一个论诗的帖子，记在《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二中，该帖的重要意义，朱刚先生在《吕本中政和三年帖与宋代文学整体观》一文[6]中，已做了详尽地说明。该资料反而没有在《宋辽金卷》政和三年(1113)[5]中册，294-299中出现。
《元代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本年”下，列一纲“杨载以布衣召，授翰林国史院编修，与修《武宗实录》”，在细目部分，则引述了范梈《翰林杨仲弘诗集序》及黄溍《杨仲弘墓志铭》，并简述了杨载生平著述情况。[7]178如此读来，感觉很平淡，对比杨镰先生的《元代文学编年史》相应部分，发现该条却别有深意。本年，杨镰先生列了这样一条：“已在京师的虞集，与陆续来到的范梈、杨载、揭奚斯三人结识，并订交于大都”，紧接着分析了“元诗四大家”这一群体，在盛年(杨载42岁、范梈与虞集41岁、揭奚斯39岁)相聚并开始创作交流，使每个人受益匪浅，总之，这一事件对元诗整体面貌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紧接着分析元仁宗即位之初京师文坛的状况以及四大家的诗歌交流。[8]156这些史实的评述与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元诗四大家”来说，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杨镰先生在文学编年史的写作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的《元代文学编年史》集考证、论说于一体，是近年来文学编年史中有范式意义的论著之一。杨镰先生在《例言》开宗明义地谈到写作目的：“作为文学史著的一种，《元代文学编年史》通过对文学与历史结合部的研究，寻找文学发展的规律。”[8](凡例)编者抓住元代处于文学的转型期这一特点，在编年史中，传统的诗文与新兴的代言体小说戏曲并存，使元代文学不同体裁、流派、不同时期的作家、作品，在发展过程中有各自的位置。
在文学现象的纬度上，逐年编录文学现象，并揭示出现象背后的文学史规律或意义，如泰定元年(1324)五月，“龙仁夫为庐山东林寺僧道惠的诗集《庐山外集》作序”一条。杨先生用了两段文字来阐释该现象，第一段考证道惠其人及其《庐山诗集》；第二段论述道惠的诗风及其在元代诗学史的意义，“将江湖诗风引入僧诗的第一人……元诗史上不能没有他一席位置，不然元诗(特别是元僧诗)就失去了一部分内容。”[8]330值得说明的是，这样一条重要的文学编年史料，在《元代卷》竟被遗漏了。《元代文学编年史》的精彩之处：用文学史家的史识，对文学现象进行梳理、紬绎，从而将编年提升到“史”的高度，上举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元诗四大家”的条目，便是很好的例证。
《元代文学编年史》断代编年的时间处理方法，也很有特点：以前编(中统元年以前四十年)、后录(明永乐之后)来延展元代文学的具体脉络；突破了以朝代为单元的编年史模式，前编、后录的采用，使一代文学有头有尾。若将这种处理方法应用于北宋、辽，南宋前期、金，南宋后期、元，或可弥补朝代叙事的单一与机械。例如，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一日，“伯颜部将阿里海涯攻陷潭州，南宋潭州守将、湖南镇抚大使李芾死之”条。[8]95杨先生的论述：“潭州之役，是元军南下最酷烈的战事。在阿里海涯麾下正面攻占潭州的将领崔斌，战后写诗凭吊李芾，其诗在宋元之际流传颇广。”紧接着，列举了李元美《长沙死事本末》等诗文及潭州陷落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事件同样没有选录在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宋辽金卷》及《元代卷》中。《宋辽金卷》没有编选此事件的原因，一方面因为在南宋灭亡的过程中，为朝廷死节的官员很多，失陷的城池也很多；另一方面，1278年之后的事情，已经不再是选著者关注的范围，他当然无法认识该事件在宋元之际的影响了。而《元代卷》的开始时间便是1279年，所以更不会引起编著者的关注。
《元代文学编年史》虽为编年体之作，该书却充分吸收纪传体、本末体等的优长，使事件、人物、文学间的关系清楚明白。仅以天历二年(1329)为例，略作说明：二月，陕西发生旱灾，张养浩受命前往陕西救灾。编者用互见的手法，先交待“此前张养浩凡七征而不起，一旦闻知灾情严重，夕闻命而朝就道”，在本年四月、六月、秋等条目中，两条线索同时展开：陕西灾情的始末；张养浩在灾区的情况及写作。张养浩积劳成疾去世后，又以同恕的《西亭记》对该事件进行补叙。张养浩在前往灾区途中及救灾过程中写的一系列“怀古”的《中吕·山坡羊》，[8]352-355产生于这样的历史场景，明白三者间的关联，对于理解张养浩及《山坡羊·潼关怀古》，必有启发。
《元代文学编年史》并非十全十美，有些方面还可以再增补，毕竟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濂洛风雅》成书(以唐良瑞序为据)。《濂洛风雅》的意义，不仅在诗学史上确立了道学诗派，更重要的是对程朱一派理学思想以诗歌形式进行整理。可惜，这一史实并没有呈现在《元代文学编年史》中。
四 文学编年史反思录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学界的研究重心多放在“文学编年”上，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文学年表的编订及断代文学编年资料的编撰上。但也有一些研究者不满足于文学编年资料的编订，意识到文学编年史乃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开始尝试以某一时段为题的文学编年工作。进入90年代后期，《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等断代文学编年史开始出现。新世纪以来，断代文学编年史的写作方兴未艾，如杨镰《元代文学编年史》、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赵逵夫《先秦文学编年史》等，而且，出现了大部头的编年文学通史——十八卷本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回顾文学编年之路，总结经验，必将对今后的文学编年史研究和写作提供鉴戒。
(一)从学科发展史来看，文学编年史是在对传统的文学史写作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传统的文学史写作有自身的优势，有利于梳理重要作家的文学史意义，形成大体的判断，把握文学发展的总趋向；有利于教学，在向初学者普及文学知识时，以一流作家(作品)形成知识脉络，便于传授和掌握；但容易形成作家的“等级”制度，使文学史变成名家或名作的历史。文学编年史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传统文学史带来的缺憾，在时空交汇点上，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学图景，而且，伴随着立体交叉的排比、罗列，一些被隐藏的文学史实、现象得以显露，必将催生新的研究课题。文学编年史也有自身的弱点，在反映重要作家、作品尤其是对文学整体进行评判时，则显得不够明快。所以，两种不同路数、不同侧重的文学史写作模式完全可以和谐并存，这是基本的判断。厚此薄彼，轻易地抹杀传统文学史的意义，将不利于文学史学科的良性发展。毕竟，文学编年史只是文学史的一种形态而已。如果有可能，还可以摸索其他形态的文学史写作方式。
编年史作为著述体例，其长处便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文学历史的场景。在此需要强调的另外一点：以编年史的眼光和方法来研究具体的问题，则是一种可以也值得推广的研究思路。例如我上面所举到的王水照、朱刚等先生的文章，都是以编年的思路切入文学研究，获得了与以往不同的见解。反思编年史研究，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去写编年史，而是提醒大家注意“编年史”这样一种研究思路。
(二)文学编年史是编年的“文学史”还是文学(史)的“编年”，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和选择，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编年史写作样式，即便他们基于同样的文学史实。
认为文学编年史是编年的“文学史”，在写作时必然突出“史”的意义。具体的做法，就是在“编年”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理论阐释，用“文学史”的观念统摄具体的编年史料，在看似不经意的材料之间，用“史”笔加以点拨，让前后左右的史实在文学史纲上波动。当然，这种史纲，不是拿别人的，而是通过文学编年和文学史的其他学习而感悟出来的。刘知渐的《建安文学编年史》、杨镰的《元代文学编年史》等就渗透着这种观念。
若认为文学编年史是文学(史)的编年，在编写时就会注重史料的考订和编年，也不能说他们没有“史”的概念，而是编著者不急于形成“史”的概念，或者不希望“史”评来影响甚至约束读者的思考空间。以《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为代表的断代文学编年史以及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就属于此类著作。从内容的构成来看，完全是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按年月(日)编排而成。“干货”固然很好，但若没有“水”分的文学史，多少让人觉得有点涩。况且，“史”还绝非水分，而是“文学史”题中应有之义。但对于编者而言，似乎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用傅璇琮先生自己的话来讲：“严格说来，我们这样做还只是一种‘长编’，还未能如程千帆先生序言所倡导的《通鉴》淝水之战、淮西之战那样的笔法。”(《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自序》)虽是自谦之辞，但却暗合实际。文学编年史毕竟不同于“文学史料长编”，编著者若在丰富的文学及文化史料的基础上，略加排比，使文学的“编年”上升到以“编年”为骨干的“文学史”，将是文学编年史的又一要务。
(三)在文学编年史中作家(作品)层次的呈现方式，还有待探索。在文学史的长河中，不同的作家(作品)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这是不证自明的命题。文学被历史化的过程中，作家的层次即其在文学史上的分量已被衡量、确定，其中必然有没“称”准的，但大多数还是符合文学发展实际的。文学编年史有意打破作家的“等级”层次，将所有的作家纳入同一时空坐标内，这是一种突破。但在编年的文学史中，如何凸显重要作家(作品)，单靠多列举几篇作品或多系几个行实年月等细碎的条目，还不能明快地彰显其文学史意义，如何在诸条目之间建立可资考证的关联，在层次中凸显出“代表”，是今后需要进一步思索的问题。对于出色的文学编年史来说，不仅需要点拨，更需要“点睛之笔”，这也是对编著者文学史识与语言能力的综合考评。以重要作品而言，如绍兴三年二月吕本中作《夏均父集序》，九月作《谢幼槃文集序》，这两篇序是吕本中的“活法”理论的重要构成，反映了吕本中诗学思想的成熟：由强调“活”到“无法而有法”，标志着“活法”理论的升华。以重要人物为例，如吕祖谦——不以文学见长而与文学思想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陆九韶、陆九渊兄弟有很深的交谊；鹅湖之会的促成者；陈亮的知己；曾几之外孙……对于这样的人物，如何在编年史中呈现？仅仅列举其生卒年与作品，恐怕不能显示出其代表性来。层次呈现的另一端，是文学代际之间的演进，有时呈现在同一文学时段，即上一代作家的谢幕期与新一代作家的开幕期重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眼光局限于前一代的辉煌业绩，就会在重合的时段突出耆旧而忽视新秀。比如，宋徽宗朝初年(建中靖国至政和近十八年间)，苏轼、陈师道、晏几道、黄庭坚、晁补之、苏辙、张耒等相继辞世，新一代作家开始步入文坛，如陈与义、李清照、韩驹、徐俯、吕本中等，在新、旧的衔接上，应当两条线路并进，并将其中的关联凸显出来。
综上所述，文学编年史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作为文学史的一种形式，应当充分发挥其优势，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将文学编年史研究不断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