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生产潜力线及其对经济政策思想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其对论文,潜力论文,思想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本世纪60年代起，生产潜力线理论就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在西方主要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备受各国政府的推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基础之一。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潜在产出又是一个重要概念。每期的潜在产出在坐标图上形成一条趋势线，这条趋势线就是生产潜力线。
由于潜在产出的定义有所区别，因此生产潜力线也有所不同。从根本上看，潜在产出分为两类：第一类潜在产出是生产资源得到最大限度利用时经济社会达到的产出，本文称之为第一潜在产出；第二类潜在产出是经济在正常状况下，资源在能支撑的情况下得到充分利用时的产出水平，本文称之为第二潜在产出。相应地，由第一潜在产出时间序列形成的曲线为第一生产潜力线，由第二潜在产出时间序列形成的曲线为第二生产潜力线。同时，我们还定义实际产出与第一潜在产出的比为第一生产能力利用度，后者减去前者的差为第一产出缺口；定义实际产出与第二潜在产出的比为第二生产能力利用度，前者减去后者的差为第二产出缺口。
第一生产潜力线是第一潜在产出的增长趋势线，代表了经济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资源时可能达到的最高产出水平，构成一定时期经济波动的上限。在经济扩张中，实际产出逐渐接近第一生产潜力线，其波动不可能超过第一生产潜力线。一旦触及这条曲线就意味着实际产出达到了第一潜在水平，资源已经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产出进一步增长必然受到资源供给的最大约束，这时，第一生产能力利用度也达到了100%。因此，第一生产潜力线形成一定时期经济波动的上限。
第二生产潜力线反映了各种资源在正常状况下得到充分利用时经济社会达到的产出水平，它形成一定时期内社会生产与资源供给之间的均衡线。刻画第二生产潜力线最基本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利用奥肯定理，二是利用生产函数〔1〕。
奥肯定理认为：第二潜在产出是经济社会在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时达到的产出水平。自然失业率是指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的失业率，它恒为正值。当失业维持于自然失业率时，经济中作用于价格和工资的向上或向下的力量处于平衡状态，价格和工资的膨胀是稳定的，通货膨胀没有加速或减速的趋势，这时经济虽然没有完全摆脱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也没有摆脱周期性失业，但是却维持了通货膨胀率保持不变。因此，奥肯定理下的第二潜在产出是既使失业维持在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水平，又使通货膨胀率不变的产出水平，由此构成的第二生产潜力线必然是使经济在高就业与低通货膨胀之间形成均衡的点的运动轨迹。
利用生产函数生成的第二生产潜力线基于对经济社会的正常生产能力的估计即对劳动力和资本正常值的估计。因此，这类生产潜力线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在正常状况下得到充分利用时，经济社会达到的产出水平。在这条曲线上，经济既要使生产性资本得到高利用，又要使失业维持于低水平，还要便生产达到“预期的高水平”〔2〕。
把生产潜力线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并得到政府的认同，这一事实最初是从60年代的美国开始的。在美国，本世纪6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时代。以凯恩斯主义者自居的第一位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这一时期运用赤字财政刺激经济作为联邦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战略。肯尼迪接受凯恩斯主义是受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影响，以活特·海勒为主席包括阿瑟·奥肯在内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是凯恩斯主义在30年代传入美国后第一代接受这种思想的系统教育，在经济学界位居要津或崭露头角的经济学家。他们主张以赤字财政刺激有效需求，增加实际产出，使接近潜在产出（本文所谓第二潜在产出）。从此，生产潜力线就成为形成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的重要工具。此后这种分析方法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流行开来，逐渐为许多国家政府所接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经济学家。
—、我国的两类生产潜力线及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点
笔者在仅考虑资本的情况下，计算了我国国有工业的第一生产潜力线，利用生产函数计算了国有工业的第二生产潜力线。但由于统计数据的原因〔3〕，两类生产潜力线的计算仅限于国有工业部门，又由于数据处理方法的限制，第二生产潜力线仅计算到1993年（见表1）〔4〕
表1我国国有工业的两类生产潜力线
年份 国有工业总第一生产潜力线第二生产潜力线
产值指数潜在产出 生产能力
产出缺口
潜在产出 生产能力 产出缺口
指数利用度 (亿元) 指数 利用度(亿元)
1978 100 126.67 0.79
877
98.241.0258
1979 108.88 132.83 0.82
773 105.381.03
115
1980 114.99 136.39 0.84
707 113.931.0132
1981 117.90 142.51 0.83
809 123.330.96 -179
1982 126.21 149.63 0.84
770 132.870.95 -219
1983 138.06 158.39 0.87
669 141.900.97 -126
1984 150.38 164.65 0.91
470 152.630.99
-74
1985 169.83 171.47 0.9954 165.421.03
144
1986 180.33 187.66 0.96
241 180.700.99
-12
1987 200.71 204.59 0.98
128 197.101.02
120
1988 226.00 226.00 1.00 0 213.651.06
406
1989 234.74 247.94 0.95
434 231.131.02
119
1990 241.69 272.27 0.89 1006 249.870.97 -269
1991 262.52 305.67 0.86 1419 270.240.97 -253
1992 295.10 338.04 0.87 1413 291.671.01
112
1993 311.98 390.75 0.80 2591 310.571.0046
1994 332.30 466.17 0.71 4403
1995 359.55
注：表中指数以1978年为100，产值为1978年价，国有工业总产值指数是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78~1996》推算而得。
第一生产潜力线是经济在资源得到最大限度利用时达到的最高产出水平，是资源约束的最上限，形成经济波动的上限。第二生产潜力线是生产要素在正常状况下得到充分利用时经济达到的生产水平，形成社会生产和资源供给之间的均衡线。因此，这两类生产潜力线构成经济周期中两个重要的临界位置，它们为克服经济衰退、医治通货膨胀寻求药方，为预测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探索经济生活中重大变动的原因提供理论方法，也为政府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切入经济政策，决定行动的规模、力度和时限，提供定量的依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生产潜力线的位置具有以下特征：当经济运行于第二生产潜力线以下时，能源、交通、原材料的紧张状况有所改善，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对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制约较小；投资的较低增长可以使产出有较大的增长，投资的乘数作用加大；价格具有粘性，对总需求扩张的反应小于产出的增长。当经济越过第二生产潜力线时，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相对紧张，资源因为已经得到了充分利用，从而对经济增长形成“瓶颈”制约，并且随着总需求的进一步扩张，这种制约作用愈来愈大；价格在总需求的进一步扩张中粘性弱化，伸缩性加强，因而快速上扬；经济增长速度由于“瓶颈”作用的加大反而变慢，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才能使产出有较小的增长，其加速作用强化。当资源的“瓶颈”制约和价格的上升达到一定程度时，总供给亦将发生变动。在经济扩张的后期，产出接近甚至达到了第一生产潜力线，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瓶颈”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也达到最大，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显得十分困难，对外界冲击也十分敏感。由于经济过热带来的严重影响，收缩性经济政策的介入使经济增长速度变慢，第一产出缺口拉大；在加速与乘数作用下，投资锐减，波动幅度更大；价格由于总供给的变动上扬更快，形成“滞后”现象，只有当经济滑过第二生产潜力线后，物价涨幅才明显回落。随着经济跌入谷底，走出与经济扩张时期相反的过程，新一轮循环又准备开始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上述特征在我国经济波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为详细说明起见，笔者根据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周期的一般认识，把它划分为以下几个周期，分别进行论述：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和1991～1995年。
1.第一个周期阶段（1978～1981）
从1978年到1981年的四年间，国民收入增长在1978年达到最高峰12.3%，然后逐年下降，经过7%（1979）、6.4%（1980）到1981年的4.9%；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从1978年的13.55%下降到1981年的4.29%。第一生产能力利用度从1978年到1980年逐年上升，到1981年略有回落，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经济的运行状况。第二生产能力利用度只在1981年低于100%，从1978～1979年处于上升阶段，在1979～1981年三年间逐年下降，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变化基本吻合。
1978年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是本轮周期的扩张阶段。这一年，国民经济在刚刚从崩溃的边缘解脱出来的情况下，受追求高指标和高速度思想的影响，实行“洋跃进”，致使投资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能源、交通十分紧张，重工业增长过快，轻重工业比例失调。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这次会议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后，党中央又正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1979年到1980年是贯彻八字方针的第一阶段，是本轮周期的扩张后期和转换时期。这两年，虽然降低了工业发展速度，削减了一部分基本建设项目，调整了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加强了煤炭、石油、电力、交通运输和建筑材料工业，但调整工作进展得并不都顺利，八字方针执行得不够有力，基本建设规模仍然偏大，财政上又出现了较大的赤字，货币投放过多，致使1980年零售物价上涨6%。
1981年是在前两年调整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的调整的一年，是本轮周期的收缩时期。在大力压缩该年基本建设总规模，加快轻工业发展的同时，采取了严格措施搞好能源节约。在这种情况下，1981年成为1978～1981年这一轮周期中经济增长最低的一年，国民收入增长4.9%GNP增长4.4%。
2.第二个周期阶段（1982～1986）
这一阶段历时五年，从一些指标来看，其变化非常相似，其中第一生产能力利用度、第二生产能力利用度、国民收入增长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等经济指标的变化非常一致，说明这一 时期工业波动决定总量波动。更重要的是，这五年是中国经济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进一步巩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绩的时期，也是经济发展比较活跃，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时期。这一阶段，国有工业于1985年十分接近第一潜在产出，从1982年到1985年第一生产能力利用度逐年上升，1986年有所回落。第二生产能力利用度的变化如出一辙，在1986年回落为0.997。这一阶段只有1985年生产位于第二生产潜力线以上，其余各年第二生产能力利用度均低于1。1982年，由于前三年的经济调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已基本得到扭转。这一年，基本建设规模投资增长较快，物价上涨较低。9月1日党的十二大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总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具体设想，鼓舞人们为实现翻两番的总目标而努力。这一年是经济由低谷转向增长的一年。
1983年是本轮周期中经济继续扩张的一年，投资持续增长，国民收入增长9.8%，高于上年，货币发行增长较快，物价上涨较低，第二产出缺口减小。
1984年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一年，GNP增长15.3%，国有工业第二产出缺口减小到—74亿元（1978年价）。但是，这一年工资基金和信贷基金膨胀，新增贷款增加了161%，货币发行增加了189.3%，给下一年的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
1985年国民经济飞速发展，GNP增长13.3%，由于上年信贷基金的膨胀，使两年间固定资产投资过度膨胀，使生产资料极度紧张。与此同时，职工增发奖金过多，抢购高档消费品的风潮时有发生，商品价格上涨过快，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8.8%，创197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一年，第二生产利用度为103%，第一生产利用度达到99%，国有工业总产值十分接近第一潜在水平，形成本轮周期的高峰。
1986年为使前两年一度过热的经济降温，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改革方针。这一年，GNP增长8.5%，社会零售物价指数由于前两年通货膨胀的滞后影响上涨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大大低于上年的水平。1986年是“七五”计划第一年，也是本轮周期的收缩时期，国有工业第二产出非常接近其总产值，第二产出缺口仅—12亿元（1978年价），国有工业部门生产非常接近正常状态。
3.第三个周期阶段（1987～1990）
从上一周期开始，工业总产值1985年增长21.4%，1986年稍有下落，为11.7%，1987、1988年增长率又逐年上升，分别为17.7%和20.7%；从1986年开始，第一、二生产能力利用度逐年上升，第一产出缺口逐年减少，在第三个周期中国有工业于1988年达到第一潜在值，从1989年到1990年第一产出缺口逐渐拉大，分别为434亿和1006亿元（1978年价）；第一、二生产能力利用度在1988年达到峰值后逐年下降，1990年达到谷底；运行在第二生产潜力线上的年份有1987、1988和1989年三年，1990年第二生产能力利用度小于1。
1987年是本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伴随着GNP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长11.3%，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6.5%，预算外投资增长较快，第四季度各地大上楼堂馆所等消费性建设，加之前几年货币超量供给的滞后影响，导致物价上涨趋猛。
1988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达到本轮周期的峰值。这一年通货膨胀严重，财政赤字扩大，信贷规模膨胀，能源交通紧张，经济秩序混乱，到第四季度经济工作重点才转向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进行经济调整。
1989年，由于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得到贯彻落实，经济运行由高峰转向收缩。在大力压缩社会需求，控制投资需求，推行保值储蓄，两次提高存款利率，抑制社会集团消费的过快膨胀的同时，加强廉政建设，初步治理了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但供求总量不平衡的矛盾仍未根本解决，连续多年积累下来的过大需求仍超过供给的增长，市场零售物价上涨幅度虽然已从上年的18.5%下降到17.8%，物价总体水平仍然偏高。
1990年是进一步贯彻执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第二年，是本轮周期的收缩时期，也是“七五”计划的最后一年。随着适当调整紧缩力度和积极调整结构的政策措施陆续到位，总需求的过度膨胀得到抑制，物价涨幅回落，国民经济增长放慢，GNP增长5%，工业总产值23924亿元，增长7.76%，其中国有工业增长2.96%，全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2.1%，大大低于前两年。然而，市场疲软、产成品积压、企业流动资金紧张、“三角债”严重、经济效益下降的主要困难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工业生产没有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国有工业企业亏损严重。
4.第四个周期阶段（1991～1995）
1991～1995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是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始时期。这一时期，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国有经济成份迅速发展壮大。就国有工业来看，从1992年开始第一产出缺口迅速拉大，1992年为1413亿元（1978年价，下同），经过1993年的2591亿元，发展到1994年的4403亿元；第一生产能力利用度在1991年为86%，1992年上升到87%，1993年下降到80%，1994年又下降到71%；第二生产能力利用度1991年为97%，低于1。1992、1993年略有回升，分别为101%和100.4%，位于第二生产潜力线上。
1991年是本轮周期由低谷转向回升的一年，是实施“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第一年，也是继续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方针的第三年。这一年，经济运行于第二生产潜力线以下，主要能源、资金、外汇等供应相对充裕；随着社会需求的全面回升，工业生产和销售在前两年增长基数较低的基础上，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并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由恢复性增长转入全面持续增长，同时物价缓慢上涨。全年完成GNP19759亿元，比上年增长7.3%；工业总产值28248.01亿元，增长14.7%，其中国有部分完成14954.5亿元，增长8.62%。
1992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是本轮周期的扩张后期。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年GNP完成23988.4亿元，增长12.8%，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推动了国民经济全面发展，股份制试点把企业改革推向了新的阶段，深圳、上海股票交易试点取得新的进展。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年固定资产投资回升过猛，在建规模偏大，信贷和货币发行过多，宏观经济总量的不平衡加剧，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日见紧张，商品价格涨幅较大，零售物价指数上涨5.4%，城镇居民生活费用上涨8.6%，生产资料价格上涨13.4%；同时，金融秩序出现某些混乱现象，乱集资、乱拆借，大上开发区和房地产项目，一度影响了经济的正常运行。
1993年中国经济继续蓬勃发展，形成本轮周期的峰位并转向收缩。GNP.达到31380亿元，增长13.4%。这一年前五个月货币投放过多，违章拆借和乱集资导致金融秩序混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过快，财政收入一度连续几个月下降，工业增长速度加快，6月份当月增幅达30.2%，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瓶劲”制约加剧，进口大幅度增长，出口增长缓慢，特别是物价上涨过快，全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13.2%，生产资料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44.7%。5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深化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大决策，对下—年的经济运行带来了一定有益的影响。
1994年，由于上年宏观调控的转向，国民经济转向收缩。GNP比上一年增长12.6%，固定资产投资过猛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但物价由于滞后作用的影响上涨仍然过快，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21.7%，控制通货膨胀成为当务之急的问题。
1995年是经济继续收缩的一年。这一年GNP增长9%，物价总水平从6月21.2%下降到12月份的8.3%，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14.8%，实现了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15%左右的物价调控目标，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次提高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
二、生产潜力线对我国经济政策思想的影响
1.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在未来15年中我国经济改革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基础，因此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由原来的粗放型向新型的集约型转变。
在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中，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经济建设以追求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特别是高速度）为主要目标，把提高人民生活和提高经济效益放在次要目标，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实行高积累政策，不注重综合平衡，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要形式。虽然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在历史上曾经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经济效益低下、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以及经济生活大起大落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思想逐步得到转变，调整为以提高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合理化产值与速度，适当放慢重工业增长步伐，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突出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十几年来，传统的速度型、产值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渐为新型的、效益型、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取代。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人们重新认识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并确定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早在1962年，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就提出了自然增长率的概念，即存在一个由劳动生产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率的上限，实际增长率不能突破这个界限，否则经济增长将受到来自三方面的制约：积累与消费矛盾的制约；劳动力或物质资源的短缺制约；进口与出口由于国内资源短缺形成的两难矛盾制约。同卡莱茨基一样，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奈尔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并不是越快越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带来的损失可能超过它带来的好处，因而寻求一个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对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生产潜力线为寻找经济增长的上限和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提供了数量依据。第一生产潜力线是第一潜在产出的增长趋势线，代表经济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资源时可能达到的最高产出水平。在扩张后期，产出逐渐接近第一生产潜力线，资源已经得到高利用，需求大于供给，由需求、生产、收入和支出形成的因果链紧运行，经济中薄弱环节形成“瓶颈”制约，造成价格与成本快速攀升，利润反而下降，总量的较小增长需要投资较大的增长，加速作用加强；当经济运行至波峰时，供求已经十分紧张，实际产出触及第一生产潜力线，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瓶颈”制约最大化，经济进一步增长变得十分困难。因此，第一生产潜力线构成一定时期经济波动的上限，是经济周期中一个重要的临界位置。
第二生产潜力线反映了各种资源在正常状况下得到充分利用时经济社会达到的产出水平，它形成一定时期内社会生产与资源供给之间的均衡线。在这条曲线上，资本既得到充分利用，失业和通货膨胀又维持于低水平，社会生产还处于较高的水平。因此，与第二生产潜力线相适应的经济增长率必然是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它是一定时期社会生产和资源供给的均衡位置，也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均衡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历了四次经济周期，四次周期中国有工业接近或达到第一生产潜力线的有三次，分别是1978年、1984～1985年和1987～1988年〔5〕，其中第一产出缺口在1985年为57亿元（1978年价，下同），在1988年为0。这三次都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都形成经济周期的峰位。三次高峰中，GNP年增长率都在11%以上，其中1988年为11.3%，1984年最高为15%，同时，通货膨胀也最为严重，全国商品零售物价1985年上涨了8.2%，1988年上涨了18.5%。1978年虽仅上涨0.7%，但原因是这一年多种物价还未完全放开。因此，应该把GNP年增长11～15%作为经济增长的警戒区域和“红灯区”。另一方面，改革十几年来，总产出在绝对量上迅速扩张，已经翻了一番，由于基数的扩大，国民经济不可能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继续以超高速增长，所以，当经济运行至“红灯区”时，更应该引起管理层的注意。
四次经济周期中，国有工业总产值接近其第二潜在值的年份基本上有1980年、1986年、1989年和1993年，其中1986年第二产出缺口最小，仅—12亿元，1989年最大，也不过119亿元。这四年都是经济在增长高峰后的“治理整顿”时期，1980年是针对1978年发展过快的急刹车，1986年是对1984～1985年经济过热的降温，1989年又是对1987～1988年经济增长过猛的调整，1993年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转向收缩，也是对上年和上半年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治理。这四年中，前三年GNP分别增长7.8%、8.5%和4.1%，通货膨胀有所缓解，物价指数分别上涨6%、6%和17.8%，如果消除物价上涨的滞后影响，这三年的通货膨胀率将更低。三年中，GNP平均增长6.8%，物价指数平均上涨9.6%，因此，从长期趋势看，如果把中国经济的适度增长率确定为6～8%，那么不仅能把通货膨胀控制在10%以内，而且使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更具有现实性〔6〕。
2.反投资膨胀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国民经济运行中对产品、资金和技术的需求超过经济自身的正常供给能力，因此，应该把稳定总需求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任务之一。实际上，在一些西方国家，稳定总需求的观点早已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就连那些在其他问题上有很大分歧意见的经济学家，也要求保持总需求的稳定增长。从沃特·海勒（肯尼迪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到米尔顿·弗里德曼，从詹姆斯·托宾到亚瑟 ·伯恩斯（艾森豪威尔总统首席经济顾问）都认为稳定总需求非常重要。在我国，总需求膨胀尤其是投资膨胀屡屡发生，成为经济生活中一大顽症。十几年来，经济生活中“热点”问题不断，从1977～1978年的“洋跃进”，到1984～1985年的“乱涨价”，从1987～1988年的“抢购风”“楼堂馆所”，到1992～1993年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每一次“热点”的到来都是总需求的极度膨胀，总需求的膨胀主要是投资膨胀。旺盛的投资需求形成投资膨胀，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投资是总需求的一部分，也是最容易变动且波动幅度最大的一部分。投资波动通过乘数—加速作用引起总量的波动。在经济运行于第二生产潜力线以下的位置时，生产性资本的利用程度低于正常水平，劳动力也未实现充分就业，较小的投资可以通过乘数作用使产出有较大的增长，价格由于粘性作用基本维持于前定水平。一旦实际产出越过第二生产潜力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使产出有较小的增长必然要求投资有较大的增长，投资膨胀导致的总需求上升会使价格迅速上扬，经济增长受资源供给的约束增强，增长速度与以前相比反而变慢。
在我国，经济总量波动与投资波动存在密切联系，投资波动大于总量波动，总量波动从属于投资波动。这表现在，投资增长率波动幅度大于总量增长率的波幅，一旦投资猛增，总量必然随之扩张，通货膨胀必然上升，“瓶颈”制约加剧，反之，总量增长的速度降低，物价上涨趋慢，“瓶颈”制约有所缓解。从1978年来的几个增长高峰看，1978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2%，积累率高达36.5%，GNP增长11.7%；1985年国有单位投资增长41.8%，积累率达35%，NP增长13.3%，物价上涨较为严重，通货膨胀率达8.8%；1988年固定资产投资虽只增长16.8%，但积累率却达34.5%，货币净投放增长了187.8%，GNP增长了11.3%，物价上涨18.5%，成为有史以来物价上涨较严重的一年；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1%，积累率竟高达38.7%，接近40%，GNP增长13.3%，而物价指数上涨13.2%。而每次增长高峰时，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无不愈加紧张，“瓶颈”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约束。从波动的低谷年份看，1981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0.5%，积累率为28.3%，GNP仅增长4.4%，物价指数上涨2.4%；1990年固定资产投资在1989年下降9%的基础上仅增长13.1%，积累率为32.8%，GNP增长3.9%，物价指数仅上涨2.1%。投资波动与总量波动同时进入高峰和低谷，两者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投资波动是中国经济波动的一个直接原因。
在我国投资体制改革中，旧体制下高度集中型的投资格局逐渐被打破，新的格局正在形成。一方面，投资主体呈多元化趋势发展，在国有经济投资仍占主导地位的同时，集体企业、私人企业和三资企业等多种非国有经济投资主体得到了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国有经济投资权力重心转移，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投资逐年减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
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使投资动机复杂化。首先，非国有投资主体自身具有利益约束；其次，中央和地方政府易受求快、求高思想的影响，国有企业虽然近些年困难重重，但是由于还未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经营单位，所以国有投资主体旺盛的投资需求依然潜在。
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从根本上对等投资主体的风险与收益，使投资责任与投资效果真正挂钩，消除形成投资膨胀的体制根源，进一步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加强政府的监管和调控。
（1）首先把投资划分为生产经营型和非生产经营型。由于非生产经营型投资属于社会性、公益性投资，应主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掌握，实现投资决策过程法律化，形成固定的、规范性的决策过程。对生产经营型投资应主要由市场机制对投资资源进行配置，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化，资金流向市场化的投资管理模式。由于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市场竞争又是激励经济活动主体最有效的方式，因此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可以极大地调动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因为市场机制本身存在一定缺陷，政府可以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控制投资规模和结构，引导投资在行业和地区间的合理流动，引导投资流向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使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举。
（2）优化投资结构，缓解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制约，增强经济发展的潜力。实践证明，一旦中国经济位于第二生产潜力线以上运行时，经济在总量上的进一步扩张必然受到经济中薄弱环节的“瓶颈”制约，有力地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由于产业结构失衡而造成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电力供应、运输能力不足，原材料短缺，农业落后，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优化投资结构，制订正确的投资政策应以尽快消除“瓶颈”制约、扭转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为主要方向，加强农业、交通、水利、通信、能源、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克服“瓶颈”制约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的困难状况，增强经济发展的潜力。
（3）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生产经营型投资项目的主要承担者，尤其是国有企业更担负着国有资产保值增殖的使命，因此要保证投资效益不断提高，保证国有资产合理营运，国有企业改革就必须加快，并从根本上实现企业制度的变革，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约束与发展、利益与风险相互制衡的法人实体。
3.反通货膨胀
根据现代经济学家的一般观点，宏观经济政策有四大目标，即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之间并不一致，其中一至两个目标的实现可能会以牺牲其他目标为代价。在第二生产潜力线以上的区域，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目标容易实现，可这是以通货膨胀加剧、牺牲物价稳定为代价的；在第二生产潜力线以下的区域，物价稳定的目标容易实现，而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目标却难以达到。长期以来，政策目标间的替代效应困扰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因此，在多个目标间寻求一个平衡位置就显得十分重要。生产潜力线理论与模型正是这种思想的结晶。
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过程实质是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矛盾运动的结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周期性波动中，经济虽然不断偏离第二生产潜力线，但是其总趋势是向第二生产潜力线收敛，这也是供给和需求相互统一、相互矛盾的结果。总需求扩张推动经济波动的过程在前面已有较多描述，需要说明的是供给变动也能使经济偏离第二生产潜力线，可能的原因有两种情况：一是工资过度增长，二是原材料涨价。工资增长与原材料涨价不一定使经济偏离第二生产潜力线，只有当工资或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不能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对其进行消化时，才会起作用。
经济偏离第三生产潜力线，将失去原有的均衡，带动价格的调整，通货膨胀呈加速或减速的趋势。早在1957年英国经济学家A·W·菲利普斯就已经指出了这种关系，人们称之为菲利普斯曲线。1967年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美国经济协会的大会上，又提出了相近的观点。这是一次美国经济学协会组织的重要会议，有大批知名经济学家与会，同时弗里德曼又是在作为协会会长身份发表演讲时提出这一观点的，由于当时美国通货膨胀率还相当低，许多经济学家对此持有异议。及至70年代，美国经济逐渐步入滞胀的两难困境时，人们才发现弗里德曼的观点确属先明之见。
根据计算，笔者作出了反映经济偏离第二生产潜力线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图1是1978～1992年我国通货膨胀——国有工业经济对第二生产潜力线的偏离环路图。它由三个整环和一个半环组成：1978～1981、1982～1986、1987～1990和1991～1993，其中前三个形成闭合环，后一个形成半环。这与前面我们对中国经济各个阶段的划分不谋而合。第一环以总需求膨胀、价格改革为中心。第二环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改革取得初步成效，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双加剧。第三环物价已经全面放开，旺盛的总需求推动通货膨胀显性化发展，导致了三年的治理整顿。第四环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起始阶段。这张图至少描述了两个事实：（1）在三个整环中，通货膨胀的峰值一环高过一环；（2）实际产出高出第二潜在值越多，物价上涨越快，通货膨胀越为剧烈。所以，要使经济稳定发展，通货膨胀就亟待治理。
降低通货膨胀最直接的方法是降低货币供给增长率，削减财政支出，即收紧银根。依据银根收紧政策的力度大小，可以把它们分为软着陆式与急刹车式的收紧政策。前者使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缓和地改变，在保持较理想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有效地降低通货膨胀率；而后者是严厉地降低货币供给增长率，迅速地降低通货膨胀率，并付出可能导致严重经济衰退的代价。从图上看，第一环中对经济过热的整顿显然属于急刹车式的紧缩，第二环中对经济高速增长的调整属于软着陆式的收紧政策，第三环中对通货膨胀的治理介于前两环的中间位置。因此，仅以治理通货膨胀而言，第二环中的1986年无疑是治理效果最好的一次，这一年全国物价上涨了6%，（NP增长了8.5%。与这一年的经济状况最相近的是1996年。1996年在上年治理通货膨胀之后，继续推行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这一年物价上涨了6%，GNP增长了9%，是真正意义上的软着陆。
经济政策目标间的替代效应使得无经济衰退和零通货膨胀的理想效果不能并存，因此在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就显得十分重要。生产潜力线理论为寻找这个平衡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即以减小第二产出缺口为政策目标。从图上看，经济偏离第二生产潜力线较小的年份有三年，分别是1980年、1986年和1992年，这三年通货膨胀率平均为5.8%，经济对第二生产潜力线的偏离平均为0.57%。因此，如果把降低经济对第二生产潜力线的偏离作为政策目标，那么将完全改变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思想。
这种政策思想完全改变了传统的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介入方式、时限和力度。首先，反通货膨胀由事后治理转变为事先预防，通过预测第二产出缺口，可以保证经济不会偏离第二生产潜力线太远，达到预防通货膨胀的目的，改变了经济政策的介入方式和时限。同时，由于第二产出缺口是一个能够量化的经济指标，它为介入经济政策的力度提供了数量依据，使决策者能够避免采纳过强或过弱的经济政策，防止了经济剧烈波动。因此，再看1986年与1996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虽然这两年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它们后一年的经济运行状况却大相径庭。1987年在上年治理整顿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的情况下，没有进一步巩固已有成绩，而是盲目推动了又一次经济过热，造成了经济较大的波动。1997年在上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给人们留下了较大的想象空间。总结我国经济波动的历史不难发现，防止“大起大落”的关键在于防止“大起”。像1997年这样实行适度从紧经济政策的举措，旨在预防经济过大地波动。这与笔者所提倡的经济调控思想不谋而合，可以预言，长此以往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幅必将减小，周期可能变长。
此外，预期对经济政策的选择也有重大影响。理性预期理论认为，预期越完全，工资价格越富于伸缩性，越有利于急刹车政策的实施，在迅速降低通货膨胀方面，急刹车的紧缩政策越有可能不以经济严重衰退为代价。另一方面，政策选择对预期完全性也存在很大的影响，急刹车有助于提高治理通货膨胀的信赖程度，可以大幅度降低通货膨胀预期，从而提高了急刹车政策不导致经济严重衰退的可能性。然而在实际中，工资价格在短期内具有刚性，预期的程度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尤其是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只是近几年的事，人们对市场经济运作方式的认识还不深入，预期更不可能完全，所以，在中国急刹车政策必然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
鉴于此，我们认为，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急刹车与软着陆都有不足之处，应该以降低经济对第二生产潜力线的偏离作为反通货膨胀和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
*本文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树成研究员的悉心指导，《中华工商时报》总编辑黄文夫先生审阅了全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工商管理分院副院长葛新权教授从美国寄回了珍贵的资料。
注释：
〔1〕参见（德）加比希、洛伦兹：《经济周期理论—方法和概念通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9～35页。
〔2〕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77) p52.
〔3〕主要是因为无不查以全社会资本存量的数据，《中国统计年鉴》只给出了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即使是这两个值，在1996年的年鉴中也只给到1994年年底，因此，笔者计算的两类生产潜力线仅限于国有工业部门。
〔4〕两类生产潜力线的计算方法参见《经济波动研究》（王洛林主编）。
〔5〕在第四次经济周期中，国有工业第一产出缺口于1992年最小，但仍有1413亿元（1978年价），于1993年即第四次经济周期的峰位时拉得更大，这主要是因为微观层面上国有工业企业效益下滑、处境艰难。
〔6〕1993年是第四轮经济周期中形成峰位的一年，而这一年国有工业第二产出缺口仅46亿元（1978年价，下同），这种状况与第二、第三轮经济周期中峰位年的第二产出缺口的表现相悖，1985年第一产出缺口为144亿元，1988年高达406亿元；国有工业在1993年的表现更多地与1978年的状况相近，尤其是第一、第二生产能力利用度和第二产出缺口非常相近，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国有企业的困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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