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管理智慧：为人#183;为政#183;立世——《道德经》管理哲学思想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经论文,大成论文,哲学思想论文,为人论文,智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成智慧：道儒同源
老子的《道德经》，是一部“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纪晓岚）的大成管理哲学宝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薮中，老子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在百家争鸣中独树一帜，儒、佛、道三家鼎立，各有千秋，各有侧重，又相互汲取融合，发展流变。儒、道两家是中国本土文化的特产，也就是说，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和源泉，形成总源头的两种（孔子重德智、老子重德道）表现形式，二者强调了“仁”的两个不同侧面：一个是从下而上的自身心存仁爱而持续修炼适应人际社会制度，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府出于仁治而顺应自然发展规律，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个体、群体）的真正渊源；而佛家已融进了中国传统本土文化的大染缸，成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的产物。对于儒、佛、道三家文化的功用，南怀瑾先生曾作过十分形象的比喻：“儒家像粮食店”（“儒如五谷”，陶宗仪《南村缀耕录》卷五）、“佛家是百货店”、“道家则是药店”（注：南怀瑾：《老子他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3、240～243、67，22页。）。这意思是，儒家是人类的社会法则，强调的是人际关系（人与社会）的和谐，是人们生存天天必需的不可缺的精神食粮，寓含“有为”社会共生智慧：佛家是人的心灵法则，强调的是人与人的自身（身与心、物质与精神）在空灵、静穆的冥想中达成和谐，“都是人生必需的东西”，即自我精神潜能智慧；道家是人生存的自然法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大成和谐，一切适应、顺从自然规律发展，即“无为”自然发展智慧（如灵感、灵性、智慧）。对于道家，如果不生病不必去理会，一旦生病，则非自动找上门不可（注：南怀瑾：《老子他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3、240～243、67，22页。）。以上生动而具体地概括出儒、佛、道丰富的人生内蕴和社会功用，及在中国传统文化所处的地位、作用。
从历史来考察，儒、道的关系十分奇妙，着重体现在为人与为政（做人与处事）两个层面上。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时期，对于政事国家的治理，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到宋、元、明、清的创建，都是如此。这是说，在中国封建社会，内在真正实际的领导思想就是黄老之学（如汉文帝的治国思想），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外在所标榜的、宣传教育的却是孔孟思想，即儒家文化（注：南怀瑾：《老子他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3、240～243、67，22页。）。然而，尽管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治民工具的儒家经典《论语》，却无一位君王作过注；而道家经典《道德经》曾有唐、宋、明、清四大君主为之作注，即：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和《御制道德真经疏》、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明太祖《御注道德真经》、清世祖《御注道德经》。由此可见，上述四大君主如此重视《道德经》，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奇迹，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老子思想体系的大成智慧与中国封建社会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孔子儒家思想是共通的。不过，儒家孔子是从正面给春秋末年病态社会所开具的药方，而道家老子则从反面对症下药而已。可以说，《道德经》不仅在为人与立世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作用，也对现代管理与领导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政之道：“无为”境界
《老子》，汉、唐后又称《道德经》，是道家首部经典（共81章，五千言），现存有传世本（繁本）和出土本（简本）两种形式。传世本《道德经》分为前“道经”、后“德经”两大部分。而出土本与传世本除文字的简、繁差异外，则是“德经”在前、而“道经”在后，也许这更符合于老子的原本之意：无论是为政之道、治国之术，还是为人之本、立身处世，都必须重视“德”，诸如自身道德的修养，以德为统帅。老子的“道”，即“执一”、“抱一”、“太一”、“执道”，本义为“道路”，又指“规律”、“本体”等。“道”的本质是人内在生命的一种真实感抒发和自然规律的谐和统一（即生存发展大成智慧），进而达到以德为本、以人为本的境界，具体包括三个层次：实存意义的“道”、规律性的“道”、生活准则的“道”（注：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33页。）。从整体系统观来看，老子的全部学说，就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手段，“无不为”是目的。所谓“无为”，从宏观上讲，就是一切均顺应自然规律，顺应社会规律，顺应民意民心，不给人民增加额外的负担，也就是不强迫人民去做什么，让人民自由自在地发展，处处符合“道”的要求。这就是“无为自化”、“无为而治”（三章）、“不言之教”的为政之道，它不仅是大成管理的本质，也是一切管理的最高境界。所谓大成管理，就是一切顺应人的自然发展规律，顺从自我意愿，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谐和的情境中，日新其德，优化人性，张扬灵性，提升理性，完善德性，发展生存智慧，并创造丰裕的社会财富，进而从时、空、信息、效益和潜能等集大成优化的人类共生协调活动。它的最大优势就是一切从自由、平等、博爱出发，在人的自由谐和发展的基础上清除所有限制人的发展规律的霸道规则或霸王制度，为人民大众（众生）营造出一个祥和、快乐、美满、幸福而协谐的共生乐园。
总之，老子的人生哲学，就是“德”的规则、“道”的法则，其内核不外乎“无为而无不为”、“自然”、“谐和”等宇宙变化规律。老子看透了宇宙人生“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二十六章）和“祸福相依”的辩证发展变化的关系。事实上，历史上任何政治体制，在开创时都跳不出这种大原则的演变。为此，老子从“无为”、“自然”、“谐和”反复演变的规律，描绘出“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二十六章）的为政与治国、为人与立世蓝图：“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诰一局棋”（邵雍《伊川击壤集·首尾吟》、《一法通》）。在人生的进退之间，相互揖让而禅位，杯洒言欢，坦率自然，毫无心机，这是一种多么崇高而自然、和谐而理想的惬意的人生境界！故切忌“以身轻天下”，这正是老子立身行事的“道”、“德”境界。从这种意义来说，老子的人生标准、为政准则与历史哲学是多么天然吻合。
为人之本：“四性”和谐
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为人之本，从特性上说包括人性、灵性、理性和德性；而从处事立世来说，则包括两个层次：即为政治国之道、修身处世之道，也就是做人技巧和生存规则，即为政必先善于为人，为人与为政是统一的。这与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注：杨伯峻：《论语》中华书局1980年版。）和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注：杨伯峻：《论语》中华书局1980年版。）有异曲同工之妙。老子强调的是为政者的“德与道”的修为，孔子重视的是为政者“学与智”的提升，二者都是以“仁爱”为基础轴心，要求为政者不断提升自然的道德情操与为政智慧，最终的落脚点是人民大众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私欲的满足。所以，老子从尊重人、尊重人的自然发展（适意），提出了立身处世法则：“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九章》）。易顺鼎《读老子札记》说：“《文子·上德篇》、《淮南·道应训》、《牟子》引并作：‘功成，名遂，身退’”（注：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33页。）。这岂不是正言天道不易法则的自然哲学吗？也是儒道共通的尧舜之道的最好范例。人类历史上千古兴亡的人物，从做人与处事来考察，贤良与不肖、君子与小人、忠贞与奸佞，在纯哲学的角度是很难下定论的（南怀瑾）（注：南怀瑾：《老子他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3、240～243、67，22页。）笔者以为，对于这种道德哲学，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乃是对待“名”、“利”二字态度与分寸把握。人类社会，凡夫俗子，芸芸众生无不都是在这二字上做文章的，一切成败、吉凶、祸福、贵贱……几乎都是名、利二字所孕育而成的。因此，老子郑重地提醒世人：名与利不宜贪求，应做名利的主人，切不要做名利的奴隶，以免招灾。
作为宇宙个体人来说，“道”就是人的人性、灵性、理性和德性的统一。然而，这四者有如老子所说的：“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四章）。人性首要的是治理政事的德性行为，在于“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三章），依照无为的原则处理世务。人生的态度应如此：要能居下，不争而利民，学习“水”的处世风格：“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八章），这样才能达到“水唯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及天”的人生修养境界，也就是老子提出的“道”的境界。因此，老子要求人们立身处世，一方面应性度恢廓，情操高尚，“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二章），从而具有立世为民，治政为民的胸怀和情操：一方面又要懂得“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九章）。老子告诫世人，为人与为政既不可“居功”，患得患失，又要“功遂身退”，正确对待“宠辱”，不可受宠若惊。所谓“宠辱若惊”，即“得之若惊，失之若惊”（十三章）。老子提出，这是世人没有认识到“身”与“患”的关系：“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十三章）只要“以身为天下”，才能贵“可寄天下”、爱“可托天下”，真正实现“无为而治”，“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十七章）。为政应有“民成父母”（《大禹赋》铭文）的亲民理念，政府的作为以不干扰人民为上策，政府的职责在于辅助人民，政府的权力应符合人民的意愿和需求，权力运用的最高境界是“下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不感到政府力量的存在，反而觉得是自我发展的结果。这就符合于“道”，即自然发展规律。
老子哲学认为，人在保持人的本性同时，更重要的是不忘其灵性。智慧是灵性的根基，人的灵性的激化，即进入大智若愚的理性境界；这需要从以下方面修为：首先，应“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保持朴质，减少私欲，即灵性的修为，源自个体德性的修养和人格的提升；其次，掌握“道”作为天下的治则：“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诚，全而归之”（二十二章）。为人处事最能表现人之灵性的光辉，做人与处事是人的人性、灵性、理性和德性最集中的体现，也是衡量人道德、情操、人格的准绳。其三，要“五会”，即会处事、会说话、会计算、会关闭、会束缚，这种处事的能力和本事，就是人的灵性的外在表现。其四，要“知人”、“自知”（三十三章），不要在抢先贪夺、纷纭扰攘的政风社情中淹灭自己的本性，做到“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三十章），从而“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二十八章），达到“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三十四章）、“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三十七章）的万物自化之“道”的至境。
从上可知，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道”是人的管理境界，即人性、灵性、理性和德性的和谐统一。生存在宇宙“有”、“无”之中的人，既有人性的空间和德性空间，也有理性的空间，更有灵性的空间。任何管理活动，如果没有人性空间和德性空间，就无灵性和理性可言；缺乏灵性空间，就无所谓人性、德性与理性；不讲理性空间，更谈不上人性、德性与灵性。四者总是在社会实践空间的转换中按照“道”的规律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构成一个动态平衡而自然发展的整体系统。“四性”统一的最高层次是万物自化，“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四十三章），“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八十一章），只有以人为本，按照人的自然发展规律，促进人才健康成长和充分发挥人才作用，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才符合老子的“道”，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然而，人生决不是圆满的，有永远追求不到的事，最好的境界是“不欲盈”，留有缺陷或余地，“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名利如此，权势如此，为政如此，修身如此，管理的奥秘也如此。这是因为，任何事物，任何管理活动的完美性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追求，“故大制不割”（二十八章）。
立世本原：“三宝”法则
在老子看来，为人立世之本是为政治国之道的基石，因而老子从人的生命价值与和谐共生质量的高度，一方面从道德修养提出为人与立世的根本：“三宝”法则，“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六十七章），“慈”、“俭”，是“不为天下先”的前提和基础，孝子对为政者不仅强调了“无为无不为”的智慧方法论，而且提出了“慈”、“俭”、“不为天下先”的为人立世的境界要求。“不为天下先”，这是老子《理论和实践》上对整个人类社会运动规律的高度概括和精辟总结。所谓“不为天下先”，就是以天下为公，不敢使一己私利居前，不以个人荣辱为重，凡事以天下苍生的福祉为要务，决不愚蠢无知地把个人的利益、价值和重要性置于整个宇宙人生的利益、价值和重要性之上，从而实现“有为”、“大为”，甚至“天下先”的人生大目标，达到“无为而无不为”，进而修得“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人生“玄德”境界。一方面从生存的质量角度提出：“致虚极，守静笃”（十六章）的更高规格的修为标准。静到极点，就会动，“动之徐生”，心平气和，生生不息，永远长生，这就是自然生命的规律。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的最高境界是遵循“道”，即“有”、“无”和谐相生的。“天下之至柔，驰聘天下之至坚；出于无有，入于无间”。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这就是人的生存至境。
老子从“道”的高度，不仅正面论证了为人与立世的“三宝”法则，也从反面论证了身体生命的贵重。老子认为，其他一切诸如名利、财货、得失等都是人生虚幻的东西，不可长久的，切忌“多欲”，多欲即不符合“道”的规范。“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老子唤醒世人要贵重生命，不可为名利而奋不顾身，因此，老子既强调修德的重要性。由治身到治国的大小范围内，修身是确立自我与为人治世的基点。进而告诫世人：“罪莫大于多欲，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只有“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三十七章），并从物质财富的生存大转移角度，将自然的规律与社会的规则作对比说明，“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七十七章）。这明确告诉世人，为政、为人或处事（财富分配）不能弱肉强食，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在管理过程中自觉实现平等而双赢共生之境，这正是当代管理运作的基本准则。
从为政中立世，从立世中从政，为人与为政、从政与立世的统一，这是一切管理领导者必备的素养。老子认为，为政者（管理者、领导者）立世，关键是修德做人，善于处事、善于服务、善于执政（管理），必须从以下几方面把握：一要把握问题与细事的关系，把问题消灭于萌芽，一切从小事细事做起：“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二要把祸患的预防与处事始终结合起来，从源头预防根治，坚持始终如一，这样才“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六十四章）。三要把握好强弱、刚柔的分寸关系，效法“水”的德性与生存本领：柔弱，处下；居后，不争。老子指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十八章），并告诫世人：“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七十六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四要有自知之明，把握“道”的准则，明白“曲则全”的道理，坦诚对待一切人与事，切忌妄自尊大，应开明执政，增强透明度，包括政府透明、群体透明、办事透明、管理透明等，同时提升自我的道德境界，懂得“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能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的白然发展规律的至理。
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为人立世个性，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生存原则与发展计划、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有自己的生活习惯等，社会习俗、公共服务、制度管理，是人性的、理性的，还是自由的、科学的，这就是高层次的“道”的规则。综观老子《道德经》，其为人之本，为政之道，治国之术、立世之则等大成管理智慧，尤其是“无为而无不为”的管理哲学和领导学，以及对为政者（管理者、领导者）的道德修养要求等等，这就是“道”的境界，也是人们生存发展的大智慧。老子的这些思想瑰宝，有待我们去研究、去发掘。
摘自《船山学刊》（长沙），2005.1.163～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