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看我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始于30年代末，一直延续至今，大致包涵三大著名假说。
第一是经济增长条件说，主要考察一个国家在长时期内的国民收入和就业稳定均衡增长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一学说主要体现在三个经济增长模型之中。
一是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模型。从本世纪三十年代末起，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着眼于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短期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的缺陷，率先建立起经济增长模型，把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美国经济学家多玛于1945年也建立起经济涵义大致相同的经济增长模式，故并称哈罗德——多玛模型。哈罗德认为，能够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有保证的增长率（GW）决定于储蓄率（S）和资本——产出比率（V），即GW＝S／V：能够达到资源充分利用的自然增长率（Gn）取决于劳动力的增长率（Gn1）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Gn2），即Gn＝Gn1+Gn2；要实现长期充分就业均衡增长，就要求实际增长率（G）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且等于自然增长率，即G＝GW＝Gn。由于这三个增长率由各不相同的因素所决定，长期充分就业均衡增长是很难实现的，三者的背离，必然导致经济的波动和周期性震荡。哈罗德指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国家干预，应该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投资率和储蓄率，使之达到均衡。这样，既使资本和劳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又使经济能够长期稳定均衡增长。
二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也称索洛——斯旺模型。这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英国经济学家斯旺在1956年建立的。索洛指出，哈罗德—多玛模型所阐述的极其狭窄、极其难以实现的充分就业均衡增长途径，即所谓的“刃锋”增长问题是有可能避免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作用。索洛认为，哈罗德假定资本——产出比率（V）不变这一理论前提是有缺陷的。因为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可以调整和改变资本与劳动的使用比例，从而调整资本——产出比率（V）。譬如：一旦储蓄过度，投资不足，市场机制的作用将使利息率下调，采取资本集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方法更为有利，这就导致资本——劳动比率提高，从而提高资本——产出比率，使投资和储蓄达到均衡；反之，一旦储蓄不足，投资过度，则导致利息率上升，资本——产出比率下降，使投资和储蓄达到均衡。索洛认为，不管什么原因造成实际增长率同自然增长率的背离，都会由于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使实际增长率趋向于自然增长率。从长期来看，经济的长期充分就业均衡增长是必然趋势。
三是剑桥增长模型。这是英国经济学家罗滨逊和卡多尔在1956年建立的。作为著名的凯恩斯学派的领袖，罗滨逊独辟蹊径，从收入再分配对储蓄率的调节作用，来阐明经济长期稳定和充分就业增长的条件。罗滨逊认为，哈罗德假定居民的储蓄倾向不变从而储蓄率（S）不变的理论前提是有缺陷的。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政府可以通过收再分配政策，改变国民收入在工资收入者和利润收入者两大阶级之间的分配比例，从而调节全社会的储蓄率，使储蓄率与投资率趋于一致。尤其是在储蓄过度经济萧条的情况下，罗滨逊主张，应坚决地实行有利于工资收入者的再分配政策，减少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从而提高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降低全社会的储蓄率，保持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充分就业增长。
第二是经济增长因素说，主要考察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中各种因素所起作用的大小，探索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中经济增长速度或快或慢的原因，寻求加快经济发展的途径。从三十年代后期至今，西方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中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增长因素说的早期代表人物西蒙·库兹涅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首推各种先进的现代化技术：其次是社会结构的改变，如城市化发展以及教育与宗教的分离；再者是与社会制度调整相联系的经济结构的转变，如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活动，工业活动转向服务行业的发展。
在增长因素分析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主要运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中不同因素的作用。丹尼森认为，对经济长期增长发生作用并能影响增长率变动的因素有七大类：（1）就业人数及其年龄、性别结构；（2）全部工人的工时数；（3）就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4）资本存量的大小；（5）资源配置效率；（6）规模经济；（7）知识的进展。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要素都扮演过重要角色，而在当代经济增长中，知识进展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与此相联系的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也是一个基本的增长因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重新崛起，作为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沉寂了一二十年以后的重新思考，她在开创新领域、创立新思想、探索新理论方面都有巨大的贡献。尽管其代表人物罗默、卢卡斯、斯科特等人对经济增长命题有各不相同的理解，但他们对增长因素的认识则相当一致，都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由知识积累所推动，人力资本引致的有效增长率将越来越高于经济的均衡增长率。
第三是经济增长有限说，主要研究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代价和制约。其学说主要体现在反增长理论和零增长理论中。
美国经济学家米香是反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代表，他认为，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财富的享受不是人类快乐的唯一源泉，除了物质享受，人类还应该有闲暇、文化享受和优美的生活环境，而工业化则使人们工作更为紧张，更少娱乐和闲暇，更少享受大自然的快乐，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成为GNP增长的代价，他断言“继续经济增长将使我们更进一步失去美好生活，甚至失去任何一种美好生活”。[①]
零增长理论是福雷斯特尔与他的学生麦多斯在1971、1972年提出的，他们的理论被称是福雷斯特尔——麦多斯模型，即“增长极限”的世界模型。麦多斯认为，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主要因素有五个，即人口、粮食、资本、资源和环境。这五个因素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人口增长离不开粮食增长，粮食增长需要资本扩张，资本扩张将消耗更多的资源，废弃的资源又导致环境污染。麦多斯指出，五个因素的增长都具有指数增长的性质，它们在开始时并不会显示出重大的影响，但是，经历一定时间的增长，就可能突然地变得压倒一切了。麦多斯断言，由经济增长所引起的人口膨张、粮食短缺、资本扩张、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或迟或早都会使人类社会达到“危机水平”，“世界体系的基本行为方式是人口和资本的指数增长的随后的崩溃”[②]。他们主张，应尽快实现零增长，使工业资本保持不变，以达到全球的均衡状态。
前述三大假说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透过他们的论述，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如下启示：
第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一个内容十分广泛的学科体系，她涉及现代经济增长中三个重大的经济学命题：如何保持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如何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如何有效克服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使得经济增长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居于一等重要的地位。
第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有着十分明显的实践性。增长条件说是针对战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剧烈的周斯性震荡而提出的；增长因素说则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高度繁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一片增长热的产物；增长有限说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高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经济滞胀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在经济上的反映。经济增长理论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她在各国经济政策的选择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尽管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有其特定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假设，其中的有些观点，如增长有限说，从本质上看甚至是反动的，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使我们面临着西方国家曾经历过的一系列增长病。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确有许多可资我们借鉴的内容，可汲取的营养。
（二）
立足基本国情，放眼世界经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战略方针，是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第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于创造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从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低速度是不行的。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粗放型的，速度与效益不能达到统一，影响了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粗放型增长对经济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本系数过高。“八五”期间我国的资本系数较“七五”期间大幅度下降，但仍高达3.61，在此前提下，要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必然要求极高的投资率。所以，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几次调整，数次总结经验，多次确认积累不应过高，但往往是调整一过即故态复萌，为追逐高速度而实行高积累。尤其是1992年以来，在一片高增长的浪潮中，连续三年积累率在40%左右，可谓登峰造极。这种建立在高积累、高投入基础上的高速度终究不能持久，势必会由于财政赤字扩大，货币投放过量，通货膨胀压力加剧而迫使政府实行紧缩性经济政策，以抑制经济过热，造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愈益明显，经济波动愈益频繁，震荡幅度趋于扩大，国民经济处在“扩张——紧缩——再扩张——再紧缩”，忽冷忽热，大起大落的非良性循环之中，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资本系数过高的粗放型增长。二是能源原材料的浪费。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突出表现在能源原材料的浪费上。即使是“八五”期间，我国的能源消耗系数、钢材、水泥、木材等消耗强度不仅大幅度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大幅度高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资源大量浪费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一快，往往造成能源、交通全面紧张，一方面因供求失衡而促使能源原材料全面涨价，另一方面又作为成本推动因素而加剧物价涨势，这使我国的通货膨胀带有明显的资源约束型特征。三是企业技术水平落后。我国企业生产设备大多停留在六七十年代水平，劳动生产率低下。在投资急剧扩张的情况下，往往因有效供给不足，而造成总供求缺口迅速扩大，导致通货膨胀加剧。
可见，粗放型增长是构成我国经济急剧波动的深层原因。要从根本上摆脱通货膨胀的困扰，治本的方法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于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粗放型增长的路子已经走到尽头，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已刻不容缓。世界市场的竞争，首先是商品质量的竞争。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要求，改善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档次，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产品技术含量，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初级目标。世界市场的竞争，更表现为科技和知识的竞争。要使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获得长足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科技、知识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扩大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高级目标。
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在于有效克服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过去的粗放型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能源、资源的浪费，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取得的。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以高消耗为特征的快速增长，造成水、耕地、森林资源被快速消耗，部分地区水土流失和沙化加剧，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均相当严重。而从我国的资源状况看，总量固然不少，但由于人口多，人均占有的耕地、水、森林、矿产等重要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至六分之一。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的问题将更加突出，这就要求我们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型增长道路，努力做到经济建设和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通过对前述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
一方面，不应当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简单地等同于经营方式的变化。我国经济增长转型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有人认为这是经营方式的转变，即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这种看法有欠妥当。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指的是农业发展中两种不同的经营方式。粗放经营意指将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放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浅耕粗作的经营方式，其特点是土地利用率低，以土地资源的浪费来实现产量增长。集约经营则是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或劳动力，采取先进技术措施，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其显著特点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来实现产量增长的。我们当前在讨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就是从引申意义上，即资源利用率高低不同上，把经济增长方式区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的。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这种引申意义已经远不是李嘉图在研究地租理论时提出的“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本意了。我们在九十年代考察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它已不单是资源利用率高低的问题，它还包括国民经济素质的高低，国民经济运行健康与否，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具备与否，经济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问题，它涉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包容的一系列命题。
另一方面，也不应把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指的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时论及的两种形式。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在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时，假定生产技术不变，劳动生产率不变，生产规模的扩大完全由追加资本的同比例扩张来实现，这被看作纯粹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积累问题时指出，在不追加资本的情况下，由于生产技术的变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管理的加强，可以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大，这被称为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显而易见，作为抽象法和比较静态分析方法，这一对概念适用于纯粹状态下的经济分析，马克思正是运用这种抽象分析，阐明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实现的条件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雇佣工人的影响的。相形之下，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则是反映现实经济运行的动态概念。作为一种现象描述，这对概念既反映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发挥不同作用的动态演变过程，又揭示了社会经济运行自身质量不断提高的发展趋势。如果把抽象分析方法和动态描述方法相混淆，不仅无益于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而且易导致逻辑上的混乱。譬如，有人把集约型增长说成是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是以零追加资本为理论前提的，而我国要逐步达到的集约型增长却不排斥35%的高积累率，不妥之处显而易见。
笔者认为，应准确理解十四届五中全会《建议》和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中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的论述，从现实经济运行中来把握其精神实质。我们要力求达到的集约型增长，并不是一句口号，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1）长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经济运行比较平稳；（2）经济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逐步下降，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逐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国际竞争能力强；（3）资源利用率高，不可再生的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环境污染程度低，生态环境平衡。总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三）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既是我国经济由不发达阶段向发达阶段过渡的客观要求，也与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当前，要坚决贯彻中央确立的这一长远战略方针，更新发展思路，逐步推进这一事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性转变。
首先，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在于加快建立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我国过去长期存在的粗放型增长是同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紧密联系的。在旧体制下，企业缺乏独立的权利、责任和利益，不管生产多少、经营好坏、赚钱赔钱都一样，没有动力、没有压力、没有竞争、没有优胜劣汰，势必导致效率低下；在旧体制下，政府充当经济增长的“主角”，为了追求政绩，各级地方政府致力于争投资、争项目，以数量扩张和产值的增加为第一目标。在这种政府推动型经济下，旧的投资体制加剧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重复引进，重复生产，导致资源的严重浪费。一句话，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体制、流通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都阻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要深刻领会中央提出的实行两个带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的战略决策，把两个转变有机地结合起来。实际上，两个转变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经济体制的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则必须以经济体制转变为前提。没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粗放型增长的病根不去除，经济结构调整、科学技术进步、挖潜履行革新、提高质量效益等等，都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必须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形成有利于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形成有利于政企分开，实现企业自主经营的经济管理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其次，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推动科技进步，在于积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现代科技与经济增长的紧密结合。
由于我国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同发达国家之间有很大差距，再加上因体制不利于科技成果向生产领域里的转化，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的扩张来实现，资本贡献率居高不下，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很低，粗放型增长的特征十分明显。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上的竞争，经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优势也主要表现科技优势。不仅如此，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膨胀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因素。
再次，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在于优化经济结构，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从整体上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
在当前和今后的国民经济发展中，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优化是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两大杠杆。前者是通过变革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及其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完善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后者则是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经济运行的内在联系，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角度来探讨经济结构的优化，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课题。笔者认为，当前亟需加以调整的经济结构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地区经济结构。一方面要花大力气解决好旧体制所导致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资源严重浪费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解决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发展差距扩大的问题。（2）产业结构。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农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突出解决好农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调整一般加工工业，培育和壮大支柱产业，切实增强国民经济发展后劲。（3）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一方面为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必须保持较高的积累率；另一方面要妥善处理好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投资率居高不下的问题，真正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转道上来，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4）投资结构。一方面要重视现有资本的存量调整，通过改革、改组和改造，发挥国有经济在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中的支配地位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增量资本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导向作用，加快发展高新产业，推进经济结构的高度化。（5）企业组织结构。一方面要抓大放小，择优扶强，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形成规模经济，充分发挥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另一方面要限制垄断，防止不正当竞争，为各种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真正实现优胜劣汰。总而言之，要以经济结构优化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
注释：
①米香：《技术和增长：我们付出的代价》1969年版，第154—155页。
②麦多斯：《增长的极限》1974年版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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