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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复兴于清，今人论词史者恒持此说。“然一代之词，亦有不可尽废者”（注：王昶《明词综自序》，王兆鹏校点《明词综》，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有明两百余年，其词并不是一个“亡”字所能道尽。清人作为明词最早的接受者，他们对明词的论述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对明词的评价和认识，当今流行的一些看法就深受清人某些意见的左右。因此有必要就清人对明词的体认作一番全面的清理，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 明词衰亡的表征及原因
从整个词史看，明词处于低谷，无疑是客观事实，这也是清代较为普遍的看法。“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复兴于清”的说法即始于清人。凌廷堪即说：
词者，诗之余也，昉于唐，沿于五代，具于北宋，盛于南宋，衰于元，亡于明。（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引，《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10页。以下所引清人词话出自《词话丛编》者，皆只注页码。）
陈廷焯也说：
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再振于我国初，大畅厥旨于乾嘉以还也。（注：《白雨斋词话》卷一，第3775页。）
有些走极端的，甚至认为明人连词的句读都不会分，整个明代就没有一个人堪配“词人”的称号，也没有一首令人满意的词作（注：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六：“自明以来，词学道微，不独倚声无专家，即能分句读者亦少。”（第3403页）陆蓥《问花楼词话》：“有明无词人。”（第2545页）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有明三百年中，习倚声者，不乏其人。然以沉郁顿挫四字绳之，竟无一篇满人意者，真不可解。”（第3825页））。因此他们认为明词“不足道”（注：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一，第3227页。）。
整合来看，清人认为明词之“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数量上看，有明一代，“治词者寥寥”（注：先著《词洁序》，第1327页。）。谢章铤说：
明代词学，譬诸空谷足音，而海滨朴习，更无有肄业及之者。（注：《赌棋山庄词话》卷三，第3353页。）俞少卿（彦）也说：
万历以来，诗文制义，化为四目蒙
、九头妖鸟，而诗余以无人染指，故独留本来面目。（注：邹祇谟《远志斋词衷》引，第654页。）
明代填词者不多，专门治词者更少，“如冯、董二文敏、赵忠毅、吴文端、李太仆、范尚宝、焦修撰、王编修诸公，何尝无一二佳词，但非专家，故不为少卿所推藉耳”（注：《远志斋词衷》，第654页。）。这些词人虽间有佳作，因非专力为之，故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况周颐即认为：“明词专家少，粗浅、芜率之失多，诚不足当宋元之续。”（注：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屈兴国辑注《蕙风词话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其实清人的这种看法并不确切。据初步估计，全明词的数量不会少于两万首，词人也有一千余人，词人词作的数量大致与两宋相埒（注：参张仲谋《明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因此所谓“治词者寥寥”并不符合实情。
二是从艺术品格上看，明词托体不尊、大雅不存。明初刘基、高启等词人尚能出以唐宋正宗，其后杨慎、王世贞等人倡以《花间集》和《草堂诗余》，耳食之徒乃专奉此二书为准的，不知世间尚有苏、辛之豪放，并不知有周、姜之雅洁。于是“才士模情，辄寄言于闺闼；艺苑定论，亦揭橥于香奁”（注：吴梅《词学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花间集》艳冶香倩，《草堂诗余》杂而不纯，以此为标的导致了明词“纤艳少骨”（注：《蕙风词话》卷二，第4428页。）、“中实枵然”（注：刘体仁《七颂堂词绎》，第618页。），风格纤艳软靡而驳杂，意旨贫乏枯瘠而鄙陋，词的衰敝也就在所难免了。储国钧即云：“自《花间》、《草堂》之集盛行，而词之弊已极，明三百年直谓之无词可也。”（注：见《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第3528页。）高佑釲《湖海楼词序》也说：“明词佳者不数家，余悉踵《草堂》之习，鄙俚亵狎，风雅荡然矣。”（注：上海书店影印《清名家词》本。）这种状况只有在朱彝尊编成《词综》后，词坛才“从今不按，旧日草堂句”（注：朱彝尊《摸鱼子》，《朱彝尊词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词才又由俗向雅回归。
三从音律上看，明词失宫坠羽、音律舛误。“格调之舛，明词为甚”（注：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一，第2575页。），“词自宋元以后，明三百年无擅场者。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合”（注：朱彝尊《水村琴趣序》，《曝书亭集》卷四十，乾隆刻本。）。自词乐失传以后，人们由“倚声填词”转化为按谱填词。明人于律谱有张釲《诗余图谱》和程明善《啸余谱》二书。《诗余图谱》虽于词学失传之时，创为谱系，有荜路蓝缕之功，然载调太略，讹误也多，“往往不据古词，意为填注。于古人故为拗句，以取抗坠之节者，多改谐诗句之律。又校雠不精，所谓黑圈为仄，白圈为平，半黑牛白为平仄通者，亦多混淆，殊非善本”（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二○○《诗余图谱三卷附录二卷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而《啸余谱》则“触目瑕瘢，通身罅漏”（注：万树《词律自序》，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光绪刊本影印。）。明人填词以此为程式，遂不免踵讹袭陋，在音律上错误百出，因此张德瀛说：“《啸余谱》诸书，流风相扇，轨范或失，盖词谱行而词学废矣。”（注：《词征》卷一，第4095页。）认为舛误太多的词谱之书是导致词创作衰敝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现象直至清初还未能幸免，田同之《西圃词说》云：“宋元人所撰词谱流传者少。自国初至康熙十年前，填词家多沿明人，遵守《啸余谱》一书。词句虽胜于前，而音律不协，即衍波亦不免矣。”难怪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要讥明人作词“迷不知门户”了。直至万树《词律》出，“一洗明人之荒谬”（注：《词学集成》卷一，第3220页。），这种情况才得到好转。
与音律有关的一个问题是明人好自度曲，如王世贞有《怨朱弦》、《小诺皋》，杨慎有《落灯风》、《灼灼花》，屠隆有《青江裂石》、《水漫声》等。清人对此批评最力，认为在宫调失传的情况下自度曲只是自欺欺人，“自度新曲，必如姜尧章、周美成、张叔夏、柳耆卿辈，精于音律，吐辞即叶宫商者，方许制作。若偶习工尺，遽尔自度新腔，甘于自欺而欺人，真不足当大雅之一噱。古人格调已备，尽可随意取填。自好之士，幸勿自献其丑也”（注：谢元淮《填词浅说》，第2515页。）。杜文澜也批评道：“迨南度之末，张叔夏已有旧谱零落之叹。至元季盛行南北曲，竞趋制曲之易，益惮填词之艰，宫调遂从此失传矣。有明一代，未寻废坠，绝少专门名家。间或为词，辄率意自度曲，音律因之益棼。”（注：《憩园词话》卷一，第2851页。）他在《词律校勘记序》中也说：“故当日填词家虽自制之腔，亦能协律，由于宫谱之备也。元明以来，宫调失传，作者腔每自度，音不求谐，于是词之体渐卑，词之学渐废，而词之律则更鲜有言之者。七百年古调元音，直欲与高筑嵇琴同成绝响。”（注：《词学集成》卷二引，第3237页。）沿明人陋习，清初仍好自度曲，顾彩在《草堂嗣响例言》中即批评道：“近见有创新调为自度曲者，虽才人不难自我作古，然亦无异于后人杜撰古乐府名目也。”（注：康熙四十八年辟疆园刻本。）万树《词律》即不收明人自度曲。
在清人看来，明词衰亡既有词人主观上的原因，更有文体自身演变的因素。从主观上讲，明人对词缺少应有的创作热情。这一方面是受明人文学观念的影响，他们从词为末道小技的传统观念出发，认为作词会损害诗格，一些诗人因此而不愿作词，《古今词话·词话下卷》有一则词话云：“丁景侣曰：尽谓填词能损诗骨，近代何、李诸大家，亦不肯降格为之。往日薛行屋侍郎曾语李昌垣学士，劝勿多作，以崇诗格。”所说就反映了这一思想倾向。
明人不热衷于填词，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受科举制义的影响。明周琦在《东溪日谈录》中曾云：“唐宋元皆以词章取士，故严于韵。我国家黜词章为末学，而其崇正学，不尚夫小技也，无逾于是时也。”自明初至成化年间逐渐形成固定程式、规定字数、要求只能“代古人语气为之”（注：《明史·选举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而绝不许自由发挥的八股文，更强化了对文人思想的禁锢。较之于唐宋以诗文取士的制度而言，明代以八股取士使热衷功名的文人将心智放在八股而非诗词上，这在客观上造成了诗词的回落。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即说：“词曲，金元小技耳，上之不能博功名，次复不能图显利，拾文人唾弃之余，供酒间谑浪之具，不过无聊之什，假此以磨岁耳，何关世事。”诗词在民间获得更大的发展，因此李梦阳说“今真诗乃在民间”（注：《诗集自序》，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清人在反思明词衰亡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陆蓥《问花楼词话》云：“明以时文取士，作者辈出，诗学殊逊唐宋。即如填词，虽刘诚意之雄略，夏少师之警悟，坊间所传二公《开元乐》、《浣溪沙》诸阕，犹恒人耳。”卓回《古今词汇缘起》云：“余兄《词统》一书，成于壬申、癸酉间，迄兹四十五载。其时制科，专尚文艺，守一经而研八股，未之或变。乃适当文风极盛之会，士之奇才博奥者，不尚拘挛，力摹周、秦、两汉、唐、宋大家之文，然售者百一。盖庸人司命，鲜不惊怪，斥之宜也。于是又降心而为肤浅腐臭，熨帖如题，父兄督其子弟，师徒相授，友朋相切磋，曰如此则售，不如此则不售，白首溺沉，而不之改。习诗古文若仇雠，况词乎？兄意独否，然当其时，犹齐庭之瑟也，赏音者或寡矣。”（注：《古今词汇二编》，《明词汇刊》本。）都指出了八股取士是词衰落的重要原因。
从文体自身演变的因素看，戏曲在元明勃然兴起，词逐渐丧失了音乐功能，“金院本既出，歌词之法亦亡，明以来遂变为文章之事，而非律吕之事矣”（注：胡薇元《岁寒居词话》，第4036页。）。体本不尊的歌唱文学一旦没有了消费市场也就必然不能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陈子龙即云：“南北九宫既盛，而绮袖红牙不复按度。其用既少，作者自希，宜其鲜工也。”（注：陈子龙《幽兰草题词》，《新世纪万有文库》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因此明代许多文人才士将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戏曲上，词不过偶一为之罢了，邹祇谟在《梅村诗余序》中就曾提到了这一点：“有明才人，莫过杨用修、汤若士。用修亲抱琵琵，度北曲，而词故寥寥。若士四梦，为南曲野狐精，而填词自宾白外无闻焉。”（注：上海书店影印《清名家词》本。）他们即便间或为之也多率尔操觚，或“以传奇手为之”（注：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三，第2461页。），或“以编曲为填词”（注：《赌棋山庄词话》卷九，第3433页。），因此陈子龙在《幽兰草题词》中批评道：“用修以学问为巧便，如明眸玉屑，纤眉积黛，只为累耳。元美取境似酌苏、柳间，然如‘凤皇桥下’语，未免时堕吴歌。此非才之不逮也，巨手鸿笔，既不经意，荒才荡色，时窃滥觞。”明人作词之敝并非才不逮，而是“不经意”。文体自身的演进可以说是明词衰微最根本的原因。
二 明词衰敝原因溯源
清人在对明词进行反思的时候，并没有简单地把词衰亡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明人，而是认为词在宋元时就已经埋下了衰亡的“祸根”。
北宋是词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其词本色天然，自然真率。但是在清代一些词论家看来，北宋词并非尽善尽美，无论是思想意蕴还是艺术风格，就都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乾嘉年间兴起并绵延词坛百余年的常州词派，论词重意，强调意内言外、比兴寄托。在他们看来，北宋词就存在着意旨贫乏的弊病。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两宋词各有盛衰，北宋盛于文士，而衰于乐工”。由于强调词的思想内容，周济对于那些徒事宴歌酬唱的词作深表不满，认为它们导致了词的衰敝，因此他说北宋词“衰于乐工”。陈廷焯论词希冀复古，强调“古意”，其所谓“古意”指忠厚沉郁的风骚之旨，“十三国变风，二十五篇楚辞，忠厚之至，亦沉郁之至，词之源也”（注：《白雨斋词话》卷一，第3776页。），并说“温、韦创古者也”（注：《白雨斋词话》卷一，第3965页。）。他认为“北宋词，沿五代之旧，才力较工，古意渐远”（注：《白雨斋词话》卷一，第3781页。），而张先则是古今转移的关捩，“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则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则为秦、柳，为苏、辛，为美成、白石，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注：《白雨斋词话》卷一，第3782页。）。认为词从北宋秦观、柳永开始就古意渐失，这也是从思想意蕴上对北宋词提出质疑。
还有一些词论家论词倡雅音、反淫冶，因此认为北宋淫靡郑卫之音导致了词之衰，如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五中有一则词话云：“陶篁村自序云：‘倚声之作，莫盛于宋，亦莫衰于宋。尝惜秦、黄、周、柳之才，徒以绮语柔情，竞夸艳冶。从而效之者加厉焉。遂使郑卫之音，泛滥于六七百年，而雅奏几乎绝矣。’”（注：《词学集成》卷五，第3270页。）江顺诒对于这种敢于挑战权威的态度深表赞赏，他说“词之坏，坏于秦、黄、周、柳之淫靡，非有巨识，孰敢议宋人耶”，并认为“明人之孟浪，即北宋之粗疏”（注：《词学集成》卷五，第3266页。），实认为明词衰亡的根源乃在北宋。
这些看法虽然主要是清人为了建构自己的词学理论、依照自己的审美理想而提出的，所言或许有失偏颇。但意旨的空枵枯寂、风格的淫靡艳冶正是明词衰敝的表征，也是明词价值不高的主要原因，溯其根源，则北宋难辞其咎。
南宋词浑厚和雅，对清代词坛有着深远的影响，浙西词派、中后期的常州词派及晚清词坛都奉南宋词为圭臬，姜夔、张炎、王沂孙、吴文英等成为清人的取法对象。
但有清一代也不乏对南宋词持批评态度的人，并且相对于北宋词而言，清人对南宋词的批评更严厉、更深刻，也更具有理性精神。他们或曰“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注：宋征璧言，见《词学集成》卷五，第3273页。），或曰“词之有北宋，犹诗之有盛唐，至南宋则稍衰矣”（注：潘德舆言，见《复堂词话》，第4010页。）。考察清人词论，南宋词之“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批评南宋词“叫嚣浅俗”。陈子龙《幽兰草题词》云“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批评了叫嚣和浅俗之词。辛派末流，学豪放者近于叫嚣，正如王士祯所言：“变调至东坡为极致，辛稼轩豪于东坡而不免稍过，若刘改之则恶道矣。”（注：王士祯《分甘余话》卷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页。）此外，南宋文人集社酬唱的无聊庸俗之作增多。早在元代，沈义父就曾指出南宋词人施岳和孙惟信的庸俗习气：“施梅川音律有源流，故其声无舛误。读唐诗多，故语雅澹。间有些俗气，盖亦渐染教坊之习故也”，“孙花翁有好词，亦善运意，但雅正中忽有一两句市井句”（注：《乐府指迷》，第278页。）。逮至清代，人们对此的认识更显深刻，如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南宋盛于乐工，而衰于文土”，王士祯也说：“南宋诸词以进奉故，未免浅俗取妍。”（注：见《古今词话·词评下卷》，第1036页。）分别指出集社酬唱和宫庭进奉是导致南宋词浅俗的原因。
二是批评南宋词“寡情乏趣”。如果说北宋多天机偶发、率性真情之作，南宋则寡情乏趣之作实多，对此清人也有自己的体认，谢章铤就说：“词至南宋奥窒尽辟，亦其气运使然，但名贵之气颇乏，文工而情浅，理举而趣少。善学者，于北宋导其源，南宋博其流，当兼善，不当孤诣。”（注：《赌棋山庄词话》卷一二，第3470页。）诗无性情则诗亡，词无性情则词亡，词之最终被曲代替，此亦为其重要原因，焦循在《董晋卿綝雅词跋》即云：“南宋之词，渐远于词矣，又遁而归于曲。故元明有曲而无词。盖诗亡而词作，词亡而曲作。诗无性情，既亡之诗也。词无性情，既亡之词也。曲无性情，既亡之曲也。”（注：《雕菰集》卷一八，道光四年阮福刻本。）
三是批评南宋词的“繁缛雕琢”。北宋词自然天成，南宋词在艺术上的精雕细刻是北宋词所不及的。这一方面使词的艺术趋于成熟完善，但过分的雕琢却会使词丧失生气。清人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吴衡照曾说：“词忌堆积，堆积近缛，缛则伤意。词忌雕琢，雕琢近涩，涩则伤气。”（注：《莲子居词话》卷一，第2403页。）江顺诒认为“南宋以后诸家，率多此弊”（注：《词学集成》卷六，第3275页。）。周济也说“针缕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注：《介存斋论词杂著》，第1631页。），并进一步分析道：“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径，有门径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径，无门径故似易而实难。”（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第1645页。）
由上可见，南宋词虽可视为词的高度发展时期，但其在取材立意、艺术风格及具体作法等方面都衰象渐露，词至元、明的衰敝在所难免，正如文廷式所云：“词家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渐衰。其衰之故，可得而言也，其声多啴缓，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则风云月露、红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迈往之士，无所用心，沿及元、明，而词遂亡，亦其宜也。”（注：《云起轩词自序》，《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0页。）
在清人看来，如果说两宋是词“亡”的远因，元代则是其近流，陈廷焯《云韶集》卷一二即云：“词莫盛于两宋，至有明一代而风雅扫地矣。然明词之失，谁作之俑？论古者不得不归咎于元代。”清人大多认为元词衰敝，他们从文体演变的角度出发，认为“元代尚曲，曲愈工而词愈晦，周、秦、姜、史之风，不可复见矣”（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第3822页。），“元人变词为曲，而歌词者鲜，故词之律亡”（注：《词学集成》卷三，第3241页。）。元代尚曲对词的直接影响就是词曲难分，“六合徐鼐《水云楼词序》云：‘……元之杂以俳优，明人决裂阡陌，淫哇日起，正始胥亡，高论鄙之。弁髦小儒，鼓其瓦缶，臣质之死，匠石伤焉。’诒案：‘元人杂以俳优，明人决裂阡陌’二语，词之坏于明，而实坏于元。俳优窜而大雅之正音已失，阡陌开而井田之旧迹难寻。夫词变为曲，犹诗变为词，非制曲之过，乃填词之过。然曲之粗鄙，制曲者取悦于俗耳，则元人不得辞其责矣”（注：《词学集成》卷一，第3223页。）。另外，元人填词又“往往率意为之”（注：张文虎《绿雪馆词选序》，《词籍序跋萃编》，第590页。），这更加速了词的衰敝。因此他们说：“余雅不喜元词，以为倚声衰于元也”（注：陈廷焯《词坛丛话》，第3727页。），“元词日就衰靡，愈趋愈下”（注：《白雨斋词话》卷三，第3822页。）。
清人对元词也并非全盘否定，对一二成就稍高的词人也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如他们评张翥时说：“张仲举规模南宋，为一代正声。高者在草窗、西麓之间，而真气稍逊”，“仲举词树骨甚高，寓意亦远。元词之不亡者，赖有仲举耳。然欲求一篇如梅溪、碧山之沉厚，则不可得矣”（注：《白雨斋词话》卷三，第3822页。）。认为元代词人“惟仲举一人耳”（注：《词坛丛话》，第3727页。）。而胡薇元则认为“元人词，以仇山村仁近为最”（注：《岁寒居词话》，第4036页。）。所推许的对象虽然不同，但仅有一二词人尚有可观之处，看来在清人的眼中，元词的总体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清人不但认为元代在词的创作上价值不高，其词论也未臻上乘，况周颐就曾说；“词衰于元，当时名人词论，即亦未臻上乘。如陆辅之《词旨》所谓警句，往往抉择不精，适足启晚近纤妍之习。”（注：《蕙风词话》卷二，第4444页。）
透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作为明词最早的接受者，清人在对明词衰敝现象和原因进行理性反思的时候，并没有让明人独自承担其中的责任，而是认为从北宋开始就已衰象渐露。我们今天考察词史的演变，亦应循此给明词以科学的定位和实事求事的评价。
三 清人对明词的肯定
清人对明词的批评虽颇为严厉，但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明词，而是对其中一些艺术成就较高的词人词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王昶在推许朱彝尊《词综》为“后世言词者之准则”时，又“以其不及明词为憾”，并说：“明初词人，犹沿虞伯生、张仲举之旧，不乖于风雅。及永乐以后，南宋诸名家词皆不显于世，惟《花间》、《草堂》诸集盛行。至杨用修、王元美诸公，小令、中调颇有可取，而长调则均杂于俚俗矣。”（注：《明问综自序》。）
明初刘基、高启、杨基等人的词虽气骨稍薄于唐宋，然清逸可诵，直承两宋，此外如瞿佑、李祯辈，亦堪接武。清人对他们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朱彝尊《词综·发凡》云：“明初作手，若杨孟载、高季迪、刘伯温辈，皆温雅芊丽，咀宫含商。李昌祺、王达善、瞿宗吉之流，亦能接武。”陈廷焯也说：“明初如杨孟载、高季迪、刘伯温辈，温丽芊绵，去两宋不远。至李昌祺、王达善、杨升庵之流，风格稍低，犹堪接武。”（注：《词坛丛话》，第3728页。）
在清人看来，明词始坏于明中期的马洪、施绍莘等人。马洪字浩澜，号鹤窗。绍莘字子野，号阆仙，所著词集皆名《花影集》。朱彝尊评其词曰：“钱塘马浩澜以词名东南，陈言秽语，俗气熏入骨髓，殆不可医。”（注：《词综·发凡》，《四部备要》本。）陈廷焯也说：“自马浩澜、施阆仙辈出，淫词秽语，无足置喙。”（注：《白雨斋词话》卷三，第3823页。）马、施以纤艳淫俗之词蜚声东南，对明词之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明中期成就较高的词人为夏言、陈铎、杨慎、王世贞等人。夏言字公瑾，号文愍，著有《桂洲集》、《赐闲堂词》等，王国维曾称道其词云：“有明一代，乐府道衰，‘写情’、‘扣舷’尚有宋元遗响，仁、宣以后，兹事几绝。独文愍以魁硕之才，起而振之，豪壮典丽，与于湖、剑南为近。”（注：《读桂翁（夏言）词》，《词籍序跋萃编》，第503页。）陈铎字大声，号秋碧，著有《草堂余意》，况周颐对其词评价极高，他说：“陈大声词，全明不能有二……其词境约略在余心目中，兼乐章之敷腴，清真之沉着，漱玉之绵丽。南渡作者，非上驷未易方驾。明词往往为人指摘，一陈先生掩百瑕而有余。”（注：《蕙风词话》卷五，第4510页。）杨慎、王世贞于词道衰微之时提倡最力，分别著有词话《词品》和《艺苑卮言》。二者的创作成就并不高，朱彝尊《词综·发凡》就说：“杨用修、王元美则强作解事，均与乐章未谐。”陈廷焯也说：“降至升庵辈，句琢字炼，枝枝叶叶为之，益难语于大雅。”（注：《白雨斋词话》卷三，第3823页。）即便如此，二者传灯之功不可灭。
明季词家竞起，而名公大儒、忠烈伟人尤醉心于词。特别是云间数子，论词倡南唐北宋、诋南宋，前人虽批评他们：“拘于方幅，泥于时代，不免为识者所少。其于词，亦不欲涉南宋一笔，佳处在此，短处亦坐此。”（注：王士祯《花草蒙拾》，第685页。）“云间诸公，论诗宗初盛，论词宗北宋，此其能合而不能离也。夫离而得合，乃为大家。若优孟衣冠，天壤间只生古人已足，何用有我。”（注：曹禾《珂雪词话》，引自田同之《西圃词说》，第1453页。）但他们以秾词丽语写忠义情怀，确为明代在词史上划上了亮丽的一笔。其中创作成就最高者当属陈子龙。子龙字人中，更字卧子，号大樽，著有《陈忠裕公词》、《湘真阁稿》等。子龙词以秾艳之笔，传凄婉之神，有着浓郁的风神韵味和极高的艺术价值。于明词颇为苛严的陈廷焯对陈子龙词却较为称誉，他说：“明代无一工词者，差强人意不过一陈人中而已。”（注：《白雨斋词话》卷一，第3775页。）谭献更是对陈子龙词赞赏不已，《复堂词话》云：“词自南宋之季，几成绝响。元之张仲举稍存比兴。明则卧子直接唐人，为天才。”（注：《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词之薪火在元明两代犹能相传，正是有赖于张翥、陈子龙等词人的努力。因此吴熊和先生说“清词之盛，肇于明末”，并分析其原因有五个方面：一是词人辈出，词派纷呈；二是词集大量刊行；三是编订词谱；四是编定词韵；五是撰述词论词话（注：参《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一文，《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377页。）。
清人对明词评价最高者当为况周颐，他在《蕙风词话》卷五中说：“世讥明词纤靡伤格，未为允协之论。明词……纤靡伤格，若祝希哲、汤义仍（义仍工曲，词则敝甚）、施子野辈，偻指不过数家，何至为全体诟病。洎乎晚季，夏节愍、陈忠裕、彭茗斋、王姜斋诸贤，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则，庶几纤靡者之药石矣。国初曾王孙、聂先辑百名家词，多沉着浓厚之作，明贤之流风余韵犹有存者。词格纤靡，实始于康熙中。《倚声》一集，有以启之。集中所录小慧侧艳之词，十居八九。王阮亭、邹程村同操选政，程村实主之，引阮亭为重云尔。而为当代巨公，遂足转移风气。世知阮亭论诗以神韵为宗，明清之间，诗格为之一变。而词格之变，亦自托阮亭之名始，则罕知之。而执明人为之任咎，讵不诬乎。”认为明词不当纤靡之罪，词格纤靡始于清初王士祯、邹祇谟之编选《倚声集》。他在同卷还说：“慨自容若而后，数十年间，词格愈趋愈下。东南操觚之士，往往高语清空，而所得者薄。力求新艳，而其病也尖。微特距两宋若霄壤，甚且为元明之罪人。”这种说法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相对于我们今天的各种文学史对明词几至一辞不置而言，况氏对明词的称誉就尤显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