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故论文,小说月报论文,新旧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反传统”著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向“孔家店”发起激烈攻击后不久，又转向对传统持相对肯定态度的整理国故，当时在新派内部就未形成充分的共识（注：关于新派对整理国故缺乏共识，参见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6期。本文是接续该文的系列论文，对相关既存研究的简述，参见该文第一部分，此不赘。）。从1923年起，新派内部就整理国故问题展开了一场整合观念的论争（详另文），有意思的是本来与整理国故相对疏远的文学界新人物也对此发生了较强的兴趣，参与到这一论争之中。尤其是文学研究会所掌握的《小说月报》专门刊发了一组旨在为整理国故正名的文章，但到1929年，该刊又发表一组完全站在对立一面主张推翻国学的文章。本文即尝试论述文学研究会这两次对整理国故截然相反的主张，因这些面相过去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故偏重于叙述；复因时人用语有其时代风格和个人特性，凡转成第三者叙述可能走样（因而有可能造成无意识的“曲解”）时，皆尽可能让当事人自己说话，故引用时人言论相对较详。
一 引言：杂志的兴起
五四后的中国，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杂志的兴起。熊十力观察到，“今日优秀之才，多从事于杂志；以东鳞西爪之学说鼓舞青年，对于精深之学术，不能澄思渺虑，为有系统之研究。默观今日各校学生，每日除照例上课外，人人读杂志，人人做杂志（此举大数言，不能说无例外）。长此不改，将永远有绝学之忧”（注：熊子真致蔡元培，1920年春，《新潮》2卷4号（1920年5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828页。）。这也是前有渊源的，邓实在1903年论述《政艺通报》发行之趣意时提出，以学术思想养成国人之政治思想是“今日之急务”，其途径则“养之于新闻杂志”（注：邓实：《论政治思想（《政艺通报》发行之趣意）》，《光绪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94页。）。既然“杂志”的功用和目的都落实在“政治思想”之上，则不论其怎样借助于“学术思想”，终与学术本身有相当的距离。王国维便指出：“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之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庵文集》（《王国维遗书》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94页。按最后的“不但”二字与上文不洽，或当为“不过”，或“不”字衍而当仅留“但”字。）
且当时办杂志和读杂志者渐有形成一个社群的趋势，不甚注意杂志之外的读物。抗父（樊少泉？）注意到，20世纪前20年的“中国义理之学，与书画诸技术，即群众普通旧学之程度，在今日诚为衰颓。然昔人所谓考证之学，则于最近二十年中，为从古未有之进步。特专门之事、少数个人之业，世人鲜有知之者，而阅杂志之少壮诸君则知之尤鲜。”抗父所谓的中国旧学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古器物古书籍的发现及与此相关的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中心”的新式研究，同时也包括“由固有之学派发生”的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柯劭忞的《新元史》、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以及杨守敬的《水经注疏》等前此二十年中未见的“大著述”。他的结论是“今日专门旧学之进步，实与群众普通旧学之退步为正比例”（注：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东方杂志》19卷3号（1922年2月10日），33、38页。）。
则当时一方面是人人读杂志，另一方面是中国旧学与“社会”的疏离，那些“由固有之学派发生”的专门著述尤其不为“阅杂志之少壮诸君”所注意，整个社会似乎呈现一种分解疏离的状态。这里“专门”与“普通”的对应关系最可见时代的变迁，抗父所举的多数新旧学者，在政教密切关联的传统社会，应该都是可以获得广泛承认的人物；但在四民社会解体之后（注：关于四民社会的解体及其影响，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的相关内容。），其著述便成为“专门旧学”，逐渐疏离于“群众”，因而也难得社会的“公认”。
身处国学范围之外的张彭春（时任清华学堂教务主任）那时便发现，“中国所谓‘学’的都偏于史，所谓‘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现在公认的学问家如同梁、胡，也是对于古书专作整理的工夫”（注：张彭春：《日程草案》（即日记），1923年8月12日。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的微缩胶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梁启超和胡适取代抗父所提到的诸位成为当时“公认的学问家”，本身就是时代变迁的表征；他们的主要读者听众恐怕即是“阅杂志之少壮诸君”，且有可能正是这些人的拥戴造成了梁、胡的被“公认”，而其被“公认”也提示着“学术”及学术的社会评估正由个人长期积累的著述方式转向相对频繁快捷的“杂志”文字的发表（注：梁启超与胡适1921年春的通信可为此一转变的注脚，梁去信说：“学问之道，愈研究则愈感不足；必欲为踌躇满志之著作乃以问世，必终其身不能成一书而已。有所见则贡诸社会，自能引起讨论；不论所见当否，而于世于己皆有益。故吾亦盼公之《（墨辩）新诂》，作速写定；不必以名山之业太自矜慎，致同好者觖望也。”胡答复说：我的稿本“先生劝我早日整理出版，这话极是。我常说，我们著书作事，但求‘空前’，不妄想‘绝后’。但近年颇中清代学者的毒，每得一题，不敢轻易下笔。将来当力改之，要以不十分对不住读者的期望为标准。”《胡适文存二集》卷1，亚东图书馆，1924年，252、253页。胡适提到的清代学者与时人的区别正体现了治学取向的时代转变。）。
同时，被“公认”的梁、胡等既然“对于古书专作整理的工夫”，许多人自然会追随摹仿。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的“专门旧学”虽然疏离于“群众”，由当时“做杂志”的胡适等人提倡的“整理国故”却又能不胫而走，很快风靡全国。胡适在1923年说，“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注：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文存二集》卷1，165页。）。此语如果属实，很能表明当时青年中欲治国学者甚众。学者研治的对象基本未变，而其社会反应适成对比，充分体现了“话语权势”的转移。而整理国故的迅速流行，部分也因为只有国故才是中国新旧学者相对得心应手的治学对象，其间国学的科学化（这样便不再是“旧学”甚至不那么“中国”）更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注：参见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
梁启超虽是胡适的先辈，但在整理国故方面却不能不追随那时更受“阅杂志之少壮诸君”拥戴的胡适，他于1923年初在东南大学说，“近来国人对于知识方面，很是注意。整理国故的名词，我们也听得纯熟。诚然整理国故我们是认为急务，不过若是谓除整理国故外遂别无学问，那却不然”。与胡适不同的是，梁启超明确指出“我们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那一般沉醉西方，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自属浅薄可笑”。梁并赞扬东南大学的同学“从不对于国学轻下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自然，我也闻听有许多人讽刺南京学生守旧，但是只要旧的是好，守旧又何足诟病？”（注：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114、119页。）
不过梁启超和胡适对国故或中国文化的根本态度毕竟不同，而梁氏演讲的东南大学恰于1922年办出了一份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杂志《学衡》（注：参见沈松侨《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台湾大学，1984年。），这份似旧还新的杂志的出现以及1925年章士钊创办新的《甲寅周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理国故活动的走向，甚至可能是导致其衰落的重要因素。两份杂志的主事者都具备不比一般新文化人差的西学素养，而其对国故的态度颇接近上引梁启超的主张，这就给新文化人以有力的挑战：眼看其倡导的整理国故事业如日中天，自难放弃，但继续推动整理国故则有与这两份杂志“同流合污”的嫌疑。
新派内部对整理国故本缺乏充分的共识，面临这样的挑战更导致其不同观念的重新碰撞与竞争。本来与整理国故相对疏远的文学界新人物也参与到新派内部整合观念的论争之中；尤其是文学研究会所掌握的《小说月报》专门刊发了一组论证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关系的文章，旨在为整理国故正名。如果放弃传统的“文苑”与“儒林”之分，而依照前引熊十力和抗父的分类，这些文学界人其实也都属于“做杂志”或“阅杂志”的人这一大类；不仅他们，从新派人物所欲与之区别的《学衡》和《甲寅》到后来也参与论争的《创造》社同人以及在当时各报副刊上立说诸人，大致都可列入与“杂志”相关的新兴群体；思想上对立或歧异的新旧群体在社会分野上却大体接近，这是一个溢出本文范围却非常值得探讨的现象，此不赘（注：陈以爱先已注意到报刊杂志与整理国故得到普及的关系，参见其“‘整理国故’运动的普及化”，“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政治大学，1999年。）。下文先讨论文学研究会为整理国故正名的努力。
二 正名的努力：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
在经学已走向边缘的民国初年，整理国故实际上更多偏重于史学，然其对文学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1921年《小说月报》改由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编辑，新设“研究”栏，专以“介绍西洋文学变迁之过程”和“整理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为要归；同时该刊发表的《文学研究会章程》也宣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郑振铎在其《文艺丛谈》中复明确提出，“现在中国的文学家有两重的重大的责任：一是整理中国的文学；二是介绍世界的文学”（注：《改革宣言》、郑振铎：《文艺丛谈（一）》、《文学研究会章程》，《小说月报》12卷1号（1921年1月），2、4页，附录栏1页。）。三者皆以整理中国文学为新文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大致反映了整理国故风潮鼓荡下文学研究会同人当时的愿望。
但后来《小说月报》实际仍以介绍外国文学为主，整理中国文学却基本未见实行。读者陈德徵于1922年5月来信，重提整理中国文学的要求。陈以为，“中国夹以伟大的国民性，在几千年历史当中，可说充塞了文学的天才或天才底作品，彻底质既厚而量又富，难道不值得研究？就使中国民族是被损害的民族，也应有彼特有的长处，难道不值得研究？”总之，“中国文学，有彼自己底位置，我们除非有意蔑视，终当引为急宜研究的一件事”。但他也特别“郑重声明”说：“我并不是希望专研究外国文学者转向以复古”，尤其不赞成“和《学衡》派一样”复辟式的复古。“我以为应拿现在的眼光思想去窥测批评中国文学，我以为应拿现在的运动和文字去反证和表述中国文学”（注：陈德徵来信，1922年5月6日，《小说月报》13卷6号（1922年6月），通信栏1-2页。）。
沈雁冰复信表示原则赞成，指出“研究中国文学当然是极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亦极想做，可是这件事不能逼出来的。我的偏见，以为现在这种时局，是出产悲壮慷慨或是颓丧失望的创作的适宜时候，有热血的并且受生活压迫的人，谁又耐烦坐下来翻旧书呵。我是一个迷信‘文学者，社会之反影’的人，我爱听现代人的呼痛声、诉冤声，不大爱听古代人的假笑佯啼、无病呻吟、烟视媚行的不自然动作。不幸中国旧文学里充满了这些声音。我的自私心很强，一想到皱着眉头去到那充满行尸走肉的旧籍里觅求‘人’的声音，便觉得是太苦了。”值得注意的是沈雁冰说他“去年底曾也有一时想读读旧书，现在竟全然不想了”（注：沈雁冰复陈德徵，《小说月报》13卷6号，通信栏2-3页。）。可知当他筹备改革《小说月报》时还受到整理国故风气的影响，确曾试图回头整理中国旧书。但他何以短短几个月就改变初衷呢？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正是陈德徵自己也想划清界限的《学衡》派提出了类似主张。
另一读者也来信指出文学研究会的章程上有“整理中国固有文学一项，迄未见有何表现”，沈雁冰答复说：“文学研究会章程上之‘整理中国固有文学’，自然是同志日夜在念的；一年来尚无意见发表的缘故，别人我不知道，就我自己说，确是未曾下过怎样的研究工夫，不敢乱说，免得把非‘粹’的反认为‘粹’。今年提倡国粹的声浪从南京发出，颇震动了死寂的空气；我拜读了好几篇，觉得他们的整理国故有些和孙诒让等前辈同一鼻孔出气——是表彰国故，说西洋现今的政法和思想都是我国固有的。这其间，难免牵强附会，往往有在‘中籍’里断章取义以比附西说等等毛病。就算都不牵强附会，究竟‘述祖德’的大文章和世界文化之进步有什么关系，那我可真不明白了。我觉得现在该不是‘民族自夸’的时代，‘民族自夸”的思想也该不要再装进青年人的头脑里去罢？我对于这样的‘整理国故’真不胜其怀疑了！”（注：万良濬来信，1922年5月24日，沈雁冰复万良濬，《小说月报》13卷7号(1922年7月)，通信栏2-3页。）很明显，正是南京“提倡国粹的声浪”导致了沈雁冰对整理国故的怀疑。
不过，沈雁冰也表示，“照现在‘假古董’盛行的情势而论，我反极盼望懂得真古董的朋友们出来登个‘谨防假冒’的广告呢”！这一点他在为其所编的《小说月报》写的《最后一页》中再次提出：“现在‘保存国粹’之声又很热闹，但其中恐怕难免有许多被误认的‘粹’；我们觉得若以‘非粹’的东西误认为‘粹’，其罪更甚于‘不保存’。这一点我们要请大家注意，特于七号起加辟‘故书新评’一栏，发表同人的管见，并俟佳篇；兼以为小规模的‘整理国故’的工夫。”（注：沈雁冰复陈德徵，《小说月报》13卷6号，通信栏3页；沈雁冰：《最后一页》，《小说月报》13卷6号。）这是一种试图暗中修改“整理国故”运动方向的努力，即侧重于指明国故中“非粹”的成分。后来这一专栏实际只刊出两期，均俞平伯评《红楼梦》的文字；到次年《小说月报》改由郑振铎编辑，则以“读书杂志”栏目刊登“朴社”（详后）之人的更小规模的整理国故小文，但基本不以甄别“非粹”为导向了。
到1922年10月，郑振铎在《文学旬刊》上发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文章的题目明显可见“整理国故”的影响。他提出，“我们要明白中国文学的真价，要把中国人的传说的旧文学观改正过，非大大的先下一番整理的功夫，把金玉从沙石中分析出来不可”。不过郑氏的基本精神仍是站在“现代”立场上破旧立新，他认为“研究中国文学，非赤手空拳从平地上做起不可。以前的一切评论、一切文学上的旧观念都应一律打破。无论研究一种作品，或是研究一时代的文学，都应另打基础。就是有许多很好的议论，我们对他极表同情的，也是要费一番洗刷的功夫，把它从沙石堆中取出，而加之以新的证明、新的基础。”（注：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文学旬刊》51期（1922年10月1日），1-2页。）
1922年底，《小说月报》的读者润生来信，再次强调“整理我国文学尤为今日切要急需之图”，其理由有二：一是中国“立国数千年，书籍简册，汗牛充栋；思想学说，繁杂混乱。其中自有精华，未能一笔抹杀；惜乎沙金混淆，且遭前儒迂谬的注解，使真像湮没。致学者无从，教者无力，以讹传讹，反使先进的中国没有明晰的文学思想，这是很可悲的！挽救这种流弊，必需赶紧将我国杂乱的文学，用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态度、现在的思想、平等的眼光，整理研究一番，各给他个真价值，以后研究的学者得许多利益。”二是世界文学思潮变迁不已，“我国随时只管盲从的吸收，自家的精神在什么地方？病症是什么？也认不清楚”。人云亦云，只知追随，“是大不好的。应当先整理洞悉了自家的产业，再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再发挥光大，与世界思潮互相补助、互相竞争，做到圆满的地步。总之要想吸收欧洲文学，治愈我国的病症，非先整理我国文学不可。因为这两个理由，整理国故实不容缓了。”（注：润生来信，1922年12月21日，《小说月报》14卷2号（1923年2月），通信栏1页。）
该刊的新编辑郑振铎答复说：“尊见极赞成！我们在前年的时候，就已有刊行《中国文学研究号》的计划，因为此事比较的不容易办，所以就此延搁下去，现在正积极进行，大约在今年明年之间，此特刊必可出版”（注：郑振铎复润生，《小说月报》14卷2号，通信栏1页。）。实际这一特刊到1927年始以第17卷号外方式出版，但《小说月报》在1923年1月号先刊发了一组“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专题讨论，郑氏的按语说，“这个讨论的发端，是由几个朋友引起的。他们对于现在提倡国故的举动，很抱杞忧，他们以为这是加于新文学的一种反动。在这种谈话里，我们便常常发生辩论。究竟整理国故对于新文学运动有什么影响呢？到底是反动不是呢？抱这种同样怀疑，想必不少。所以我们便在此地把我们的辩论写在纸上公开了。所可惜的，就是那几位持反对论调的——便是主张整理国故是对于新文学的一种反动的——人，都未曾把他们的意见写下来。所以此地所发表的大概都是偏于主张国故的整理对于新文学运动很有利益一方面的论调。我们很希望读者们能够把他们的意见也告诉给我们知道。尤其欢迎的是反对的意见。”（注：《小说月报》14卷1号（1923年1月），1页。）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怀疑或反对整理国故的人是在新文学运动阵营内部，他们认为整理国故对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是负面的，是一种“反动”；而郑振铎等显然认为有必要予以澄清，应正面支持整理国故的努力。从双方的关怀中可以见到1919年那次关于国故论争的持续性，即整理国故是否是“正当”的学术活动这一问题仍未解决，所以这一次讨论也可视为新派为整理国故“正名”的持续努力。而且，正因为有《学衡》派类似主张的出现，新派中这些支持整理国故的人更加感觉到为自己的活动正名的必要。
讨论的发言人大致为参与文学研究会活动的商务印书馆人士，本来整理国故的具体活动更偏向史学，这些人却多数以文学为主要兴趣，他们忽然对整理国故有了这样的兴趣，主动出面为之正名，很可能受到北大国学门主力顾颉刚的影响；顾氏那时因家事请长假暂居南方为商务印书馆编教材，颇参与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并与其中一些人组成“朴社”，后者的名称提示着其学术旨趣远超出文学的范围而更接近时人所说的国学（后来实际更多落实在史学）（注：参见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71-89页。按文学研究会在整体上与整理国故的象征胡适等人的文学观有相当的差异，此次的公开支持整理国故尤可见朴社的作用。）。钱玄同1923年2月致顾颉刚的一封信中说，从胡适处得知“先生们将藉商务来发表些‘整理国故’的成绩，这是我想希望先生们干的事。”（注：钱玄同致顾颉刚，1923年2月9日，《小说月报》14卷5号（1923年5月），通信栏，按此信后收入《古史辨》1册时删去了这一段。）可知文学研究会诸君的确是有意识地参与整理国故的活动。
实际上，顾颉刚也是讨论者中惟一具体参与了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活动的人，所以他的言论或较多反映了以北大为中心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内部”观念，而其余人则更多属于“外部”的支持者。顾氏以为，前人与今人对于国故有一个“实行”和“研究”的区别。“从前人对于国故，只有一个态度，就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弃之’。他们认定了一个自己愿入的家派，就去说那一个家派的话。一个家派中最早的人的说话，就是一个家派的学问基础”。所以这些人治学和整理国故都有门户之见，“还是宗教的态度”。但“我们是立在家派之外，用平等的眼光去整理各家派或向来不入家派的思想学术。我们也有一个态度，就是‘看出它们原有的地位，还给它们原有的价值’。我们没有‘善’与‘不善’的分别，也没有‘从’与‘弃’的需要。我们现在应该走的路，自有现时代指示我们，无须向国故中讨教诲。所以整理国故之故，完全是为了要满足历史上的兴趣，或是研究学问的人要把它当作一种职业。”（注：本段与下两段，顾颉刚：《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小说月报》14卷1号，3-4页（栏页，下同）。）
这一见解大致是胡适几年前给毛子水信中提出的观念的发挥和完善，但顾氏提出的区别在那时仍是少数人持有的观念，一般“没有学问兴味的中国人”却不明白这一区别，“他们以为新与旧的人截然两派，所用的材料也截然两种：研究了国故就不应再有新文学运动的气息；做新文学运动的也不应再去整理国故。所以加入新文学运动的人多了，大家就叹息痛恨于‘国粹沦丧’了。他们不知道新文学与国故并不是冤仇对垒的两处军队，乃是一种学问上的两个阶段。生在现在的人，要说现在的话，所以要有新文学运动。生在现在的人，要知道过去的生活状况，与现在各种境界的由来，所以要有整理国故的要求。”
与1919年《新潮》同人特别是毛子水对国故的认知相比，这样一种对待国故的态度明显要温和得多。顾颉刚进一步解释说：“国故的范围很大，内容也很杂，所以要整理到科学的境域，使得我们明白了解古人的生活状况，对于他们尽心力造成的成绩有确当的领导与处置。国故里的文学一部分整理了出来，可以使得研究文学的人明了从前人的文学价值的程度更增进，知道现在人所以应该做新文学的缘故更清楚；此外没有别的效用。”这里顾似乎是在针对害怕“国粹沦丧”者立言，而他的老朋友王伯祥据同理则更多针对怀疑整理国故的新派。
王伯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现在研究文学的人，往往把‘整理国故’和‘新文学运动’看作两件绝不相涉的事情，并且甚至于看作不能并立的仇敌。其实这是绝大的冤屈！因为他们俩在实际上还是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真价，尽有相互取证、相互助益的地方。”他认为两者“在学术研究上的地位，实在同样的重要”。前者是“历史的观念”，后者是“现代的精神”，今日都“不可偏废”。盖“无论什么事物，必有他历史上的过程，我们在历史上寻究他的来源，观察他的流变，当然也是分所应为的事，决不致一做这些工夫，生活便会倒向退步，仍旧回到从前的老路”。所以，“历史观念非但不会损害现代精神，而且可以明了现代精神所由来，确定他在今日的价值”（注：王伯祥：《国故的地位》，《小说月报》14卷1号，5-6页。）。
王伯祥本来就主张“新旧调和”，而“历史观念”在这里也支持了文学的区域性和民族性（注：参见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故他认为，“介绍外国文学作家的生平，固然是切要而且有益的事业”，但“中国的文学作家为什么就不应介绍呢”？“各国自有各国的精神，也可说各国自有各国的国故。譬如研究法国俄国文学的人，要想察出一个现在的法国俄国来，便不能不略究法国俄国的国故。那么要在中国民族头上建设一种新的文学，怎么可以仇视自己的国故呢！”中国文学“假使还有一线可传的价值，那就不能不先求真相的了解。但中国历来的文学精神，都散附在所谓‘国故’之中，我们若要切实地了解他，便不容不下一番整理的工夫。”那些“宣传新文学的人一见到人家谈到‘国故’，便痛斥‘关门自绝于世’，便指笑以为‘献媚旧社会，没有奋斗的精神’，”这其实也是在治学上自设樊篱的表现（注：王伯祥：《国故的地位》，《小说月报》14卷1号，5-6页。）。很明显，王伯祥和几年前《国故》派的张煊一样，正是要为中国的“国”与“故”争地位。
另一位讨论参与者余祥森提出，“旧文学底实质，和新文学底实际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同是文学，同是普遍的真理表现；所以凡是真正的文学作品，都有永久的价值。不过他们的范围广狭不同罢了；旧文学的范围是局于小部分的人民小部分的土地；新文学的范围是及于全人类、全世界。所以旧文学中思想有不适用于现时代；这并非旧文学自身错误，实因为范围太少[小？]的缘故。这种的关系不单国故是这样，就是外国旧文学也是这样的。所以新文学的基础，[不]当单建在外国旧文学上面，也不当单建在国故上面，须当建在外国旧文学和国故的混合物上面。这种的新文学，才算是真正的新文学。”因此，“整理国故就是新文学运动当中一种任务，他的地位正和介绍外国文学相等”（注：余祥森：《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小说月报》14卷1号，7-9页。）。
本来文学研究会的宗旨即是在介绍世界文学和整理中国文学的基础上创造“新文学”，当时人普遍认为新文学应该是“世界的”而非一国的，但这里要介绍的是“世界”的而非“外国”或“西洋”的文学，再次体现了许多人心目中“世界”与“西洋”的共同性；复由于新文化人那强烈的面向未来的倾向，“西”本是“新”的代名词，很多人似乎不知道或以为不必考虑西方也有“故”；结果，在常规“世界”范围里“外国旧文学”与中国“国故”的相似性被忽视了。外国也有“旧文学”与当时思想界流行的“西方也有臭虫”的思路其实是类似的，都是“西方分裂”的表征；几年前《国故》杂志已论及此，这一次《小说月报》的讨论者感到有必要就此再次提醒读者，提示着过去“旧派”的主张现在已变成新派中一部分人的观念（注：参见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
余祥森以为，任务可以有分工，但“立在新文学运动旗帜之下的人们，无论他选择何种任务，大家须要互相敬重、互相补助，方才能够收运动的效果”。正如王伯祥所说，研究学问“只有一个公开的态度。我认为相类的，固应采取；即我认为反对的，也应一究他们的真相”。这样才“可以寻出为什么必须采取，为什么应当反对的道理来，一切问题才有了解决。决不应掺杂丝毫宗教的精神，只顾壁垒森严地自己说话，绝不容纳他人的意见。”余氏注意到，当时“许多的青年们感于吾国千年以来思想之桎梏、进步之迟钝，由是对于国故的信任心变为薄弱，甚且有的因怀疑而至断定他没有文学的价值”，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有笼统的感情作用而没有精确的理性观察”（注：余祥森：《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王伯祥：《国故的地位》，7-9、5页。）。“笼统”本是新文化人攻击中国传统的口头禅，以“宗教精神”说“家派”的话也是当时受到攻击的中国旧相，而“理性”则是时人所谓“现代”的重要成分（今日亦然）；如此看来，那些反传统的“青年们”的思想方式不仅不够“现代”，根本就仍是“传统”的，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不过，“青年们”对传统（国故）的不信任也非无因，郑振铎即发现“近来日报及杂志”上“许多讨论国故的文字”有三项“通病”，一是“没有新的见解”，二是“太空疏而无切实的研究态度”，三是“喜引欧美的言论以相附会”。他提倡以“切实的研究”来补救，即“以诚挚求真的态度去发见没有人开发过的文学的旧园地”，并“采用已公认的文学原理与关于文学批评的有力言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源流与发展”（注：本段与下段，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小说月报》14卷1号，1-3页。）。所谓“已公认的文学原理”，当然是外来的，郑氏反对的主要是对欧美言论的“附会”而主张实际的“采用”。
郑振铎明确提出，“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而其“整理国故的新精神”，即“‘无征不信’，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文学园地”。他认为新文学运动不仅要创作翻译，而且“更要指出旧的文学的真面目与弊病之所在，把他们所崇信的传统的信条，都一个个的打翻了”。他强调：“我们怀疑，我们超出一切传统的观念——汉宋儒乃至孔子及其同时人——但我们的言论，必须立在极稳固的根据地上”；同时也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而将“正统派文人所不齿的”文学作品发掘出来。郑氏对中国文学的态度虽然是破坏与开发并存，但原来儒家“正统派”所珍视的“传统”是明确不被认可的。他的主张大致与胡适的观念相近，不过他所攻击的对象也包括把“贾宝玉的说话也都当做白话诗看”这种“旧的文艺观念”，又体现了他与胡适在具体文学见解上的歧异。
此次讨论虽因对整理国故的怀疑所发，刊物的编者显然充分利用了其对言论表述的“控制”力量，并未发表任何反对的言论；郑振铎虽然在按语中说欢迎读者的意见，尤其是反对的意见，实际上此后该刊基本未曾发表任何反对或赞成的意见（注：直到1929年《小说月报》再次讨论“国学问题”，那时郑本人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转而大力反对“国学”，详后。）。这提示着此次讨论根本就是要为将整理国故扩大到文学领域而“正名”，未能发表进一步支持的言论可能意味着新派中对整理国故持明确赞同态度的人恐怕不多，或其表述并未能超出此次讨论的内容。实际上，这次发表的言论中有些并不特别支持整理国故，说明一开始这一正名的努力就未必特别成功。部分或因为文学研究会在整体上与整理国故的象征胡适等人的文学观有相当的差异，所以支持而稍带勉强便成了部分讨论者的特征。
三 疑惑的产生：整理国故与复古运动
严既澄就发表了一篇抽象支持整理国故而实际反对胡适等人的具体整理方式的批评文字，直接针对胡适关于白话诗的观点。他知道“我这些意见，自许多人的眼光看来，是很陈腐无卿的”；但他表示，“我觉得振铎既然在《小说月报》上辟出这一栏讨论来，我着实有说几句话的必要，以表示我对于振铎此举的同情和欣悦”。可知他有不得不说话的勉强感，显然是支持郑振铎个人胜于支持整理国故。由于胡适和整理国故的明显关联，支持整理国故而不支持胡适所从事的“整理”是比较困难的。严氏以界定“整理”为开端，提出“所谓整理，就是从浩如烟海、漫无端绪的载籍中，理出一条道路来，使诵习的和学作的人得一条便利的可以遵循的正路”。但他此后的论述则力图表明胡适以白话来理解和诠释“韵文及诗歌”，并以“现在的标准”来“评判古人所作的东西”，实在就是一条“歧路”（注：严既澄：《韵文及诗歌之整理》，《小说月报》14卷1号，9-12页。）。
沈雁冰的言论其实并未正面支持整理国故，但也没有反对，只针对新文学引起的“反动”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最多可以算做很勉强的支持。他认为中国社会上一般人往往用物极必反的循环论来观察事理，比如新文学运动本是“一件对于学术思想史上极有关系的革新运动，却被他们看作喜新厌旧的心理的表现”，视为文言文太盛的反动；其实“四五年前突兴的新文学运动，显然含有深湛的社会的意义，说他仅仅是旧有的文艺思想的反动，尚嫌失之肤浅”。同理，他们先就预料新文学运动不久也会有旧的反动，而“最近一二年来的整理国故声浪，就被他们硬认作自己的先见的实证了”（注：本段与下段，玄珠（沈雁冰）：《心理上的障碍》，《小说月报》14卷1号，12-13页。）。
循环论的“最大的作用，就是使得一般人不以严肃态度去对待任何重大的事情。凡一种新运动初发生，不怕顽强的反抗论，却怕这种既不反抗又不研究而惟以游戏态度相对待的阿谀曲解者。反抗必争辩，争辩的结果就会有真理出来，而第三者——尤其是青年——便能从中抉择出是非来。所以反对论是间接有益于新运动的”。而阿谀曲解“对于创造新文学与整理国故的本身，原无十分损害，但对于第三者——尤其是青年——却有绝大的恶影响”。所以他“希望努力创造新文学和整理国故的人们除低头用功外，还要多用些消毒工夫，先打破一般人心理上的障碍——误谬的循环论”。
沈雁冰的暧昧态度除了前引他自己在1922-1923年间观念的转变外，更多可能与当时重新受到重视的文言与白话之争相关。他在1923年4月注意到，“自从三月以来，《民国日报》的《觉悟》登载了十几篇关于‘文言白话之争’的文章。这是春季国内文坛上一件极可喜的事，这也是宣传‘白话’的一个好机会”。把文言白话之争的复兴看做可喜的事情与他当时对新文学的整体乐观看法相关，因为“一年多前，国内文学定期刊物还只有《小说月报》一种，那时的《小说月报》孤独地在那里攻击中国旧有的‘文以载道’思想，提倡创作……那时候，文艺界真不胜寂寞之感”。但“半年来国内文坛最可喜的现象是自动的文艺刊物之增多。据我们所知，新文学的定期刊物凡有十七八种，其中有十五种是自动的刊物……半年的短时期内竟增加了十几种的文艺定期刊物，实在是新文学日益发展的证据”（注：茅盾：《杂感》（1923年4、7月），《茅盾全集》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351、371-373页。）。
在这样的乐观心态下，他在1923年底还针对“近来对于整理国故的一种异议”发表了反对意见。沈雁冰指出，“近年来整理国故运动的方法对不对，成绩好不好，原是极该批评讨论的；即使是过分严格的批评，也是社会所乐闻。但是现在有的批评整理国故，却不肯据理讨论，而徒凭主观，说整理国故的人们，不是老秀才乘势出风头，便是不通西文的人以此为藏拙之道、自炫之方；那种武断的态度、谩骂的口吻，几使读者疑是歇斯底里的患者。”（注：茅盾：《杂感》（1923年12月），《茅盾全集》18卷，405页。）
但他对形势的观察很快逆转，不久即感到“这一年来，中国处于反动政治的劫制之下，社会上各方面都现出反动的色彩来。在文学界中，这种反动运动酝酿已久，前年下半年已露朕兆，不过直到今年方始收了相当的效果，有了相当的声势。和其他反动运动一样，文学上的反动运动的主要口号是‘复古’。不论他们是反对白话、主张文言的，或是主张到故纸堆寻求文学的意义的，他们的根本观念是复古。他们自然不肯明明白白说自己是复古的，他们一定否认自己是反动的”，所以要予以揭发。特别是第二种反动，“要到中国古书——尤其是‘经’里面去找求文学的意义。他们的标语仍旧是‘六经以外无文’。他们以为‘经’是文之极则，子史已不足观……这一等反动家，头脑陈腐，思想固陋，实在不值一驳；他们本不敢如此猖獗的，却因一则主张文言的一支反动派呶呶不休，引起了他们攘臂加入的热心，二则近年来‘整理国故’的声浪大盛，‘古书原来也有用处’，引得这班糊涂虫因风起波，居然高唱复古了。”这“两种反动运动，现在已经到了最高潮”，故“我们应该立起一道联合战线，反抗这方来的反动恶潮”（注：茅盾：《文学界的反动运动》（1924年5月），《茅盾全集》18卷，436-438页。）。
两种“反动运动”的互相支援似乎印证了陈独秀关于所有旧事物皆是相互关联的“一家眷属”的名论，沈氏观察到，“在白话文尚未在广遍的社会里取得深切的信仰，建立不拔的根基时，忽然多数做白话文的朋友跟了几个专家的脚跟，埋头在故纸堆中，作他们的所谓‘整理国故’，结果是上比专家则不足，国故并未能因多数人趋时的‘整理’而得了头绪，社会上却引起了‘乱翻古书’的流行病”，导致了复古运动。换言之，正是整理国故使他原感乐观的文言白话之争发生了攻守势易的转变，虽然他“知道‘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但是当白话文尚未在全社会内成为一类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顽固，发誓不看古书；我们要狂妄的说，古书对于我们无用”（注：本段与下两段，茅盾：《进一步退两步》（1924年），《茅盾全集》18卷，444-445页。）。
这样，当新旧之间实际存在着“话语权势”的争夺时，新派的旗帜鲜明是非常必要的。针对有的白话作家“自己先怀疑白话文是否能独力担负发表意见抒写情绪的重任，甚至于怀疑白话文要‘做通’，是否先要文言文有根基”这样的观念，沈雁冰强调：“当白话还没有夺取文言的‘政权’，还没有在社会中树立深厚的根柢的时候，我们应该目不旁瞬地专做白话运动”。我们“必须相信白话是万能的，无论表现什么思想什么情绪，白话决不至于技穷，决不要文言来帮助”。他其实“知道新文学运动不是单纯的白话运动”，但为了避免引起“复古运动”，此时却不能退步。
不过，当时新派眼中所谓“目前的颇占优势的反动运动”恐怕有相当程度的虚拟意味，沈氏在1924年看到一年来“反动派却令小学生读文言做文言了”，这与胡适看到的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在中小学使用国语的政令（1920年命令小学三年内全用白话教材，1923年中学国文课本也都采用国语）适相矛盾（注：按沈雁冰的眼光有时确实独特，一般都同意五四后几年中国思想倾向有从个人转向团体的趋势，胡适便明确以1923年为转折点（参见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4辑），但沈氏却看到“新文学运动的短促的四五年内，好像已有了由社会的倾向转入个人的倾向这一形势”。而且他还是根据“把四年前的小说和现在的小说”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四年前的小说，十篇里总有九篇是攻击社会中某种旧制度，现在的小说，十篇里总有九篇是作者发自己的牢骚……近来的议论竟以为非如此便不能算是文学作品，把其余不关个人牢骚的作品一概视为功利主义，在深恶痛恨之列。”（参见茅盾《杂感》，1923年5月，《茅盾全集》18卷，362页）除视角不同外，这样迥然不同的观察也充分说明当时社会现象的错综复杂。）。对新文学不甚满意的曹慕管就正式指控胡适利用政府的力量推广白话文，他说，清季已有人提倡白话文，但当时士大夫不过偶为之“以便通俗普及云尔。自适之新文学之一名词出，天下乃大响应。近更联络巨子，改革学制，凭藉部令，益肆推广”；新文学所以能“不胫而走天下”，正靠胡适以“政治手腕助之长也”（注：曹慕管：《论胡适与新文学》，《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24年3月25日。）。
与几年前林纾与蔡元培论争时相类，新旧两造都认为（或实际看到）对方利用了超出文学或学术的势力，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注：参见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5期。）。或许胡适此时大力提倡整理国故正与他看到的乐观现象有关，则沈雁冰等看到的“反动派”或更多是“民间”力量的反映（沈氏在1924年春已云“一年来”，应与主张读经的章士钊当年入阁长司法部无关，而章氏长教育部更在次年五卅以后）？何以一些民间的言论比政府的命令更使新派学人忧虑？是近代越来越强的“忧患意识”使然？还是“道统”的余威仍在？胡适在北伐后也转向自己主张的对立面，强调治学的材料与方法同样重要，希望青年不要走整理国故的“死路”（详后），这又是因为民间“反动派”的影响被看得越来越严重，还是新当政的国民政府在文言白话方面态度比北洋政府更守旧？这些问题已溢出本文的范围，但显然还值得仔细思索求证。
而当时的情形也确有令新派不乐观之处，倾向于《学衡》一边的张彭春在1925年就认为“文言白话的争一时不能分胜负。两个最大分别：一个是写出给人看，一个是说出给人听。写出人看的，说出人未必懂。只要人看了可以懂就够了。所以字句尽管往古洁处锻炼……说出人听的，自然要人一听就懂。近来写白话的，有时所写的，人听了不能懂，那末，白话的活气脉他没寻得着，同时文言的简炼他已经丢开，这类白话文是现在最常见的。《学衡》、《甲寅》不满意的白话十之八九都是这样的。所谓白话的活气脉是白话文能不能常久的主要关键。”（注：张彭春：《日程草案》，1925年7月23日。）
按张氏的思想资源正从《学衡》和《甲寅》而来，说明这两个刊物对新派的挑战或比过去认知的更加有力。但他关于“文言”的认识其实并不传统，很可能即是新文化人“创造”出来的。因为真正的文言恰要上口，所以决不仅仅是“写出给人看”；当时的白话文反更多是在“写出给人看”的方向上努力，在“说出给人听”方面其实相当欠缺——最注重民歌的顾颉刚在抗战前夕带领一批读书人写通俗的大鼓词，就发现与“民众的口语不一致”，只好请一个原业鼓书的艺人来校正（注：《顾颉刚自传》(1)，《中外杂志》（台北）47卷1期（1990年1月），21页。）。不过张所谓缺乏“白话的活气脉”的确是当时白话文的重要弊病，因为许多白话作者根本就在追求国语的“欧化”；对多数识字者而言，欧化的“白话文”可能比文言更难懂（注：这与新文化人的“启蒙”心态有关，他们并不特别去顺应民众的语言，而是想要改变民众的思想。五四后的两三年，许多人表示看不懂新小说，所以曾出现语体文是否应该欧化的讨论。沈雁冰承认许多人觉得“新式白话文”的小说“干燥无味”，但他明确指出：“民众文学的意思，并不以民众能懂为惟一条件；如果说民众能懂的就是民众艺术，那么讴歌帝王将相残民功德、鼓吹金钱神圣的小说，民众何尝看不懂呢？所以我觉得现在一般人看不懂‘新文学’，不全然是不懂‘新式白话文’，实在是不懂‘新思想’。”沈雁冰：《答梁绳祎》，《小说月报》13卷1号（1922年1月），通信栏2-3页。）。这样的白话后来竟然战胜了文言，真是典型的“功夫在诗外”，而其战胜的原因，自然也当往其他方面去寻找。
不知是因为整理国故的流风太盛还是社会转型时期许多既存的界限渐失制约效力，“文苑”之人关注“儒林”之事似乎成为当时的共相（注：傅斯年的一句话则大致代表了“儒林”一方的看法，他明言“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附识》，《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1日，744页）。他所说的“文学”虽未必即与几年后《小说月报》这些人所说的“文学”概念完全相同，但大体是接近的。）。同样以文学为主要兴趣，但又以攻击文学研究会著称，并特别强调其与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派全无渊源关系的创造社同人也对整理国故发生了较大的兴趣，《创造周报》在1923-1924年间连续刊出好几篇评论整理国故的文章。与《小说月报》的讨论一样，这些文章的观念和主张并不一致，有的对整理国故基本持否定态度，但主要是有保留地容忍。
创造社同人都注意到整理国故的风行，郭沫若观察到，“整理国故的流风，近来也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色彩了。国内人士上而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学生，大都以整理相号召，甚至有连字句也不能圈断的人，也公然在堂堂皇皇地发表著作。这种现象，决不是可庆的消息，所以反对的声浪也渐渐激起。”（注：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创造周报》36号（1924年1月13日），1页。）郑伯奇也说，“新思想与白话文学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随声附和的固然很多，而持强烈的反对意见的亦颇不少。我以为我们于此当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注：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创造周报》35号（1924年1月6日），6页。）
成仿吾则视此为学术退步的一个新阶段，他说“我们的学术界自从所谓新文化运动以来，真不知经过多少变迁了。变迁本是进步的一个条件，可惜我们所经过的变迁，不幸而是向退步一方向去的。最初，我们有所谓国语运动，这与我们这不三不四的革命一样，总算成功了。其次，我们有所谓学术运动；许多关于社会经济与哲学的书籍，真如雨后的春笋露了出来，不幸投机的商人虽多，好货完全没有……最后我们现在有所谓国学运动，这种运动怎样奇怪，与参加这种运动的人怎样无聊，我觉得没有适当的语言可以表出。”（注：成仿吾：《国学运动的我见》，《创造周报》28号（1923年11月18日），1页。）
郑伯奇对此有同感（创造社同人的一个共同点即是对以文学革命享誉全国的北京新文化人不满），他说，“我们自有文学革新运动以来，已有四五年了。其初，也颇有些新鲜气象，到了四五年以后的近日，早已暮气深沉，日趋衰运”。但他认为“文学界的衰运，不一定全是从学文学的人们所招致的。第一呢，提唱新文学的，对于文学的使命，不大了解，其提唱的态度，颇有些不很好的。再呢，新文学的兴衰，实在与新思想是相关连的，而现在思想界是销沉极了。但是我们不能始终受新文学提唱者的支配，我们也不能使新文学作思想界的应声虫。我们应该认定新文学的使命，自己决定新文学应走的方向。劈头第一最切要的，我们不得不提唱国民文学。”（注：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上）》，《创造周报》33号（1923年12月23日），1-2页。）这里最明显的意思是后辈不承认前辈高明，且明言要冲破“新文学提唱者的支配”。
有意思的是，郑伯奇要提倡的“国民文学”其实早已被当年的“新文学提唱者”所提出。陈独秀在1917年的《文学革命论》中已提及与“贵族文学”相对立的“国民文学”，不过那时他所说的“国民”注重的是“民”或民国之民（以区别于帝国之民）；而郑伯奇此时所说的“国民文学”显然更注重“国”，这里的“国民”已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或时人常说的“国民性”方面的含义了。名词未变，意思却已大变，与五四学生运动后群体倾向的国家意识上升的世风是相适应的。
尽管郑伯奇的国民文学更注重“国”，他还是传承了新文化运动时的“世界民”意识，故特别要说明“国民文学绝对不是利用艺术来鼓吹什么国家主义或新国家主义的。主义的信从是各人绝对的自由……国民文学与国家主义毫无必然的关系，而提唱国民文学，更不一定要赞成国家主义”。不过他认知中两者的不相关联是基于艺术与政治的区别，双方在观念上的相近却是不容否认的，所以他也必须申明国民文学不致与世界文学冲突：“我们是世界市民，我们是Cosmopolitans，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是中国人，是汉人，这是现实”。既然“是个中国人，他便要观照中国人的生活，感触中国人的性情，关心中国人的运命，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文学家”（注：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上）》，3、5页。）。
由于“我们是中国人”这一不可逃避的“现实”，国民文学与国学运动便有了不可分的关联：“国民觉醒了以后，必对于它自己先下一番研究工夫。或由历史回顾既往，或用理智解剖现在；其目的都是一样的……我愿——我并且假定——这国学运动也和国民文学同样是中国国民自觉后的一种反省、研究，或自己解剖的运动。”因此“国民文学不是国学运动的分体，但是它有待于后者的地方……一国民也如一个人一般是个生命的持续体，生命之流是前波注入后波的。我们先民的传说、神话，都是先人所遗精神上很丰富很宝贵的遗产，是国民文学家许多感动的源泉；但这些传说和神话都须待国学家的整理……埋没在时间的暗窟中的，全待国学家把它显放出来。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是一国民精神的支配者。国民文学家在这已死了的人物中发现国民灵魂，而把它们再现出来。但这人物的真正评价却有待国学家的研究。历史上的大事件亦复如此。”同时，国学家对先人遗传语言中优美瑰奇的语汇的整理和地方方言的搜集与研究，以及地方风俗的研究等，都是“国学家可以补益国民文学”之处（注：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7页。）。
因此，郑氏表明，“国学家若不仅以抱残守缺为职志，则他们与国民文学家可以合作的事业正自不少。所以，我不仅不反对国学运动，我反很希望国学运动在正当的路径为很圆满的发达”。正是在这一点上成仿吾与郑伯奇尖锐对立，他激烈地指出：“国学运动！这是怎样好听的一个名词！不但国粹派听了要油然心喜，即一般的人听了，少不了也要点头称是。然而他们这种运动的神髓可惜只不过是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情绪，他们是想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所以假使国粹派称新文化运动为清谈，我们当称这种国学运动为清谈中之清谈，遗害更加百倍的清谈。”成仿吾显然具有更加彻底的“世界主义”观念，他根本不允许“中国”有“美好的昔日”存在，若有人去寻找便是倒行逆施。换言之，民族主义使“一般的人”支持国学运动，却恰恰导致成氏的反对。所以他呼吁“从事这种运动的人能够反省，我尤切愿他们不再勾诱青年学子去狂舐这数千年的枯骨”（注：成仿吾：《国学运动的我见》，1-3页。）。
成仿吾指出的考据学者勾诱青年学子去舐枯骨这一点的确是当时不少人的担忧，将此观点表述得最彻底的是吴稚晖，他那将国故“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的名论相当流行（注：参见罗志田《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待刊。）。然而同属创造社的郭沫若却不甚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吴稚晖的态度我觉得最难使人心服，仿吾亦失之偏激”。郭氏对整理国故的评价不算高，以为其“只是既成价值的估评，并不是新生价值的创造”，所以“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但他大致还能维持一种“以不齐为齐”的开放观念，主张“人生的行路本自多殊，不必强天下人于一途。一人要研究国学必使群天下的人研究国学，一人要造机关枪必使群天下的人去造机关枪”，这既办不到，办到也无用。国学家自己可以尽力研究国学，但如果“向着中学生也要讲演整理国故，向着留洋学生也要宣传研究国学”，就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侵犯了他人的良心了”。同理也适用于像吴稚晖那样厌弃国学主张制造机关枪的人（注：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2-3页。）。
这样一种温和开放的观念出自创造社同人之口，在那时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吴稚晖、成仿吾及其支持者也相当不少，并自有其持论的理由。他们的立场更坚定、态度更鲜明，且经常援引“科学”以为助。的确，当时一个较通行的观念是整理国故即使可行，也非中国的急务，还不到提倡的时候。即使少数专家现在就要整理国故，也不应诱导青年参与此事。沈雁冰即认为，“这三五年来，多数新文学的朋友们忘记了他们的历史的使命，竟要把后一代人的事业夺到自己手里来完成，结果弄成了事实上的‘进一步退两步’，促成这一年来旧势力反攻的局面。”（注：茅盾：《进一步退两步》，445页。）
当初勉强支持郑振铎提倡整理国故的严既澄在“已经隐忍了许久”之后，终于在1924年4月“忍无可忍”地发言了，而且他的观念实代表文学研究会参与为整理国故正名的努力那些人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严氏说，他们在闲话时，“（叶）圣陶、（王）伯祥、（沈）雁冰诸君都说现在的学界里似乎又鼓动了‘国故研究’的潮头，恐怕再过不久的时候，国故的风头也要出个十足，也要蓬蓬勃勃地像五四后的新文学一般，这真是骇人闻听的恶消息啊！细细想来，也觉得近日真有这样的一种趋势”。若此趋势“果真应了圣陶等人的话，胡适之和梁任公两位先生当然不能辞其咎”。他自己决定站出来挥洒“老少年”吴稚晖的余唾，以“拯救那些已经失足或快要失足而沉溺于‘国故的孽海’里的有用的少年”（注：本段与下三段，严既澄：《国故与人生》，《文学（周报）》118期（1924年4月21日），2页；119期（1924年4月28日），1页。按文学研究会这些人（特别是王伯祥）的转变如果属实，也许和顾颉刚在1923年12月离沪返京有关。顾氏为整理国故的健将，又是王、叶的老友，他在1923年曾深入参与文学研究会刊物《文学》的编辑撰稿工作；如前所述，这些同人对整理国故的支持很可能受他影响，那时要公开表述对此的忧虑恐怕会有所“忍让”。）。
严既澄同意吴稚晖关于国故的“界说”，他强调，“必要是在现代的或将来的人生上有价值的”学问，才值得研求。故“我们的最切要的、最根本的学问，则第一要数那些足以帮助我们走上‘合理的人生’或‘丰富美备的人生’的途路上的学科。而我们目前能够看得出的最富于这种助力的学问，也便是我们最要研求、最要推广使普及于一切的人的学问。至于那些我们明明知道它是没有这种助力的、或现时尚未能证明它具有这种助力的学问，便不当让它们来霸占着我们的脑力，至少也不当让它们受着提倡鼓舞，使它们的势力得普及于最有希望的青年的身上。”但“所谓国故的无益于人生”这一点，当时的名儒（指胡适和梁启超）却未能看到。
他表示，国故中“有许多可以占一席地于我们的文化史上的东西，那是我们也愿意承认他们不是没有相当的价值的；但是我们所不能承认的是：一切用我们的方体字写成的书本都是能够在文化史上占有相当的位置的东西”。比如古今文人的专集，“即在四库所收的一部分里，也已经有十分之七八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废材，就拿来付之一炬，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此外，“经史子三部以内的和中国文化史没有特殊关系的东西”，也都是可供专家研读而不必让一般人看的。他因此“断定，所谓国故的载籍，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可算得是寻常的学者所应读的书。而寻常的学者所以要去读他们的缘故，也不过因为想明了我们自己的过去的文化而已，并不是他们对于我们今日的生活还有什么直接的价值”。
严氏进而认为，“等到中国有了很详细的、很完备的文化史以后，这些国故的载籍对于普通的学者便连他们在今日所占有的地位也要从兹失却。过去的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也跟着时代过去了；只要有人去把他综合起来，扼要地保存于详略得宜的文化史上”，普通学者便可以读了。“现代的学者所必需具备的现代的知识，已经够费尽他的毕生的精力与时光而有余”，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让“现代的人抛弃了现代的必要的智识而回过头去希求千百年前的不适用的智识”。总之，“我们的国故，是过去的时代的人生的产品，和今日的人生没有多大的关系，实不应再捧出来占据少年人的有限的脑力和精神。”中国文化“到今日已成了古董，只可陈列在有钱人的家中，而不能拿出来给大家享用了”。严氏坦承，其“现时对于所谓国故的见解”是“比两三年前的见解已经进步了许多的”。
最后一语非常明确地表述出文学研究会那些曾经为整理国故正名的人在1923年前后态度有一个明显的转变，他们本来不过希望将国故中有价值的成分从沙石中“整理”出来，结果发现由于前有当世“名儒”的提倡，后有他们这些文学新秀的呼应，整理国故获得了始料未及的广泛影响，竟然有可能“蓬蓬勃勃地像五四后的新文学一般”形成风潮，这却是他们不希望看见的。他们更不愿意见到的是，这样的风潮如果形成，客观上很可能会支持被认为是“新文学”对立面的《学衡》等派别。
且当时整理国故的风行并不仅仅见于公开的提倡和支持这类形式的表态，由于多数中国学人耳熟能详的治学对象只有国故，整理国故实际已成为“科学”在中国的主要落脚地（注：参见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许多并未表态支持甚至公开反对过整理国故的学者暗中也都曾有整理国故的个人计划，鲁迅即是其中的一个。表面主张青年人不读中国书的鲁迅其实视郑樵、顾亭林等人的学术甚高，他私下曾说“渔仲、亭林诸公，我以为今人无从企及。此时代不同，环境所致，亦无可奈何。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着手”。他自己“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终因许多具体困难而未能实行，“直到现在，还是空谈”（注：鲁迅致曹聚仁，1933年6月18日，《鲁迅全集》(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84页。）。
这是鲁迅1933年说的话，这里的“数年前”不应早于1923年，可知他在许多人对整理国故的态度已转为消极后，暗中还在筹划“从新整理”中国学问，不仅有自己的计划，而且有较全面的思考。这样一个鲁迅与按照社会对其定位而发言的“鲁迅”是相当不同的，恐怕更加实在，也充分反映了整理国故那隐而不显的深入影响。与上述文学研究会中人一样，鲁迅希望经过“整理”的国故能使青年人更清楚地了解过去的“本相”。虽然不无“揭露阴暗面”的含义，到底也还有相当程度的建设意味。
郑振铎在1923年初曾提出，“我的整理国故的新精神便是‘无征不信’，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文学园地。我们怀疑，我们超出一切传统的观念——汉宋儒乃至孔子及其同时人——但我们的言论，必须立在极稳固的根据地上。”（注：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3页。）这里虽然包括开发与破坏，但原来的“正统派”所珍视的“传统”是明确不被认可的。换言之，整理国故那“开发”的建设一面正建筑在重新诠释“传统”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后来却发现，无论怎样界定，不论取什么态度和方法，只要主张研究“国学”便等于是支持旧派（详后）。
前面说过，当文学研究会这样的新派在试图为整理国故正名之时，曾经包容或继承了1919年那次国故论争中“旧派”的一些观念，这似乎体现出新派中部分人有从破坏走向建设的趋势。然而这一趋势未能持久，新旧之间强烈的互相不信任使得这一刚刚萌芽的建设性很快枯萎。文学研究会诸人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对整理国故从基本支持到逐渐反对的态度转变，很大程度上恐怕受到陈独秀关于所有旧事物皆是“整体”的“一家眷属”、因而新旧之间从形式到内容皆不能共存这样一种观念的影响（注：参见罗志田《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待刊。）。郑氏自己到1924年8月便明确反对“新的思想不妨装在旧的形式里”的主张，认为“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旧皮袋实“不合于现代的人装进新酒之用”（注：郑振铎：《新与旧》，《文学（周报）》136期（1924年8月5日），1页。）。
结果，前引顾颉刚观察到的从使用的材料或研究的对象来划分派别的看法越来越得到强化，新旧既然不两立，“新派”对任何“旧事物”都必须采取鲜明一致的态度。不仅因为“国故”本身带有明显的不合时宜的“旧”意味，同时也因为《学衡》、《甲寅》等正提倡类似的主张。曹聚仁稍后观察到，“自《甲寅》周刊行世，‘思想复辟’之声又盈乎耳。袒护之者，以为新思潮之末运已届，为时代中心者必将属之于摇首摇尾之冬烘先生；排击之者，则以为时代落伍之丑类，原不足扬已死之灰，第恐青年受其蛊惑，遂欲策群力以排去拦路之虎；甚焉者，以整理国故者‘貌似阳虎’，亦以‘思想复辟’目之。”（注：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1集，上海书店影印群学社1927年版，83页。）不几年后，包括郑振铎在内的大部分新派都实际认同了从使用的材料或研究的对象来划分派别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站在新派这一“家派”的立场来反对研究国故。
四 随世风而转变：“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
本来整理国故的主要提倡者胡适在最初论证其正当性和必要性时，基本不存“打倒旧文化”之意，但他自己在北伐时期却转变了态度，将整理国故与“打鬼”联系起来（详另文）。那时胡适的影响力虽已不如往昔，但仍然相当大，他的态度转变立刻引起反响。最有意思的是曾经正面支持整理国故的《小说月报》也在1929年1月刊发一组激烈反对整理国故或国学的文章，完全站到自己六年前立场的对立面上。本来文学研究会与胡适在许多方面的观念并不十分一致，但胡适两次关于国故截然对立的观念都得到该会主持的《小说月报》有力的支持，这或者不完全是巧合，恐怕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世风的走向，后一次很可能与北伐造成的政治权势转移带来的思想倾向转变相关。
北伐后的中国思想界可见民族主义情绪的明显上升，何炳松观察到，“我国近来‘国’字的风靡一时，好象中国无论什么一种丑东西，只要加上了一个国字，就立刻一登龙门，声价十倍的样子”。郑振铎同意这样的观察，他也发现“所谓‘国’什么、‘国’什么，近来似乎更为风行了。自从欲将线装书抛到厕所中去的吴老头子不开口了之后，‘国学’便大抬起了头；自从梁任公先生误入协和医院被‘洋人’草草率率的无端割去了一个腰子之后，‘国医’的信徒便一天加多一天！自从某先生开列了他的无所不包的国学书目以后，便大众都来开书目……于是便有英雄豪杰，乘时而起，发扬国光于海外”，如太虚和尚与陈焕章便分别在欧洲讲中国佛教和大同理论。“猗欤盛哉！一切‘国’产的思想与出品万岁！”（注：何炳松：《论所谓“国学”》、郑振铎为此文所写的编者按语，《小说月报》20卷1号（1929年1月），4、1页。）
何炳松认为这种倾向是自大精神的表现，“现在我国凡百物事，只要加上一个国字，就好象完美异常，我们可以不再加以改良了。我们中国近百年来所以没有进步，最大的原因本来就是自大。现在的国字，岂不就是自大精神的表现么”（注：本段与下两段，何炳松：《论所谓“国学”》，2-4页。）？本来中国士人自清季以来最缺乏的就是自信，沿西学为用的方向一步一步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何氏此时却看到国人的自大，这与前引胡适所说“要大澈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的新心理所针对的现象非常接近。或许是北伐时国民革命军能在“机关枪对打”的基础上收回部分租界对国人起到了鼓舞作用，也可能是新当权的国民党以弱胜强的成功具有某种启示意味（在许多激进士人心目中国民党战胜的正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且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本附带有较强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在“西方分裂”之后一些中国人的尊西心态也有所下降，这些因素都可能增强了国人的自信，不过多数士人恐怕仍以不自信的一面为主（注：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48-68页；《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无论如何，当时中国思想界不少人的确存在既缺乏自信而又“自大”的现象，许多反对“国学”的人其实也多少具有类似的心态，不过其“自大”的一面表现得不那么明显而已。
实际上，何炳松充分承认“整理”和研究中国学术的必要性，他说，“学术是世界和人类的公器。我们中国在国际地位上，常常以毫无贡献受人家责备；我们正应该急起直追，取学术公开的态度，把自己的学术整理起来，估定他的价值，公诸世界。这是很正大光明的态度”。在他看来，近年“国人对于所谓‘国学’的研究，非常热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好现象。因为我国既然有了二千多年的学术，在世界的学术上应该占有相当的地位；那么我们自己就得负起这种研究的责任，不应该专让西洋学者来代我们做整理的工夫，更不应该自己闭了眼睛，专去跟了西洋学者来研究我们自己的学术。所以我以为我们热心研究国学，是一种正常的而且亦是应该做的工作。”
但是他“觉得近来国人对于国学一个名词，或者误会他的意思，或者利用他的名义，来做许多腐化的事情”。关键在于，“国学的国字，显然表现出一种狭小的国家主义的精神。这不但违反我国先贤所主张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种大同精神，而且亦违反西洋学者所主张的‘知识无国界’那种学术公开的精神”。若“高高标起国学两个字，一面表出我们据为私有的狭量，一面表出深闭固拒的态度”；如此下去，“不但我国学术有永远陆沉无法整理的危险，而且由国学两个字生出的流弊层出不穷，将来一定要使我国的文化永在混乱无望故步自封的境界里面”。本来应该研究的中国学术就因为用了“国学”这一名目，便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在学理上似乎不足以说服人，但这大概是当时反国学者的一个重要思虑。
那时胡适也警觉到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他明言其“不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近时学者很少能了解此意的”。他在1929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所以含有夸大旧文化和反抗新文化的态度，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在外力压迫之下，总有点不甘心承认这种外力背后之文化”。因为“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总含有一点保守性，往往倾向到颂扬固有文化、抵抗外来文化势力的一条路上去”。可知胡适主要担心的是外来新文化的输入问题，他到晚年仍说，“过分颂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替反动思想助威”（注：胡适致胡朴安（稿），1928年11月，《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497页；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127-129页；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233页。）。这大约就是他一生反对颂扬中国传统文化、警惕“狭义的民族主义”的基本思虑。
如果输入外来文化是中国的时代需要，则过分提倡“国”字号事物反可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不利。郑振铎就认为，“我们如果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而去观察这些比‘国货运动’还要狂热的‘国’什么运动，我们便知道这种盲目的国产思想与出品的提倡，其害危于中国民族的前途，真是‘言之不尽’”！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角度看，“我们要的是机关枪、飞机，不是百千万的‘国士’、‘勇士’；我们要的是千百个科学家、专门研究者，不是几万万个的‘国学大家’；我们要的是能拯救国民的贫乏与愚呆的人，不是狂热的盲目的爱国者；总之我们要的是科学，是步武西方，以建设新的中国，却不是什么‘国学’、‘国医’、‘国技’。我们要的是发展，却不是仅仅的所谓‘保存’。”（注：郑振铎为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写的按语，1页。）换言之，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步武西方”侧重开发科学那“形下”的一面，而国学则与此冲突。
何炳松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我们天天希望自己和民族能够有长足的进步，天天鼓吹西洋科学的精神和客观态度；而我们天天提倡什么国学，天天培养自夸自大的精神；这种南辕北辙的笑话，在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的时代，恐怕只有我们中国人才闹得出”！正是基于“西洋科学”与“国学”的对立，本来认为研究国学正当而且应该的何氏责问道，“现在我国全国的青年差不多都变成移山的愚公了，很可宝贵的光阴都虚度在一大堆的故纸里面了，这不是国学两个字应该负的责任么”？所以他正式提出“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这一口号（注：何炳松：《论所谓“国学”》，3-4页。）。
“乌烟瘴气”一语在当时是有特定含义的，如郑振铎所说，“现代的中国还充满着中古世纪的迷信与习惯、生活与见解，即用全力去廓清他们还来不及，那里还该去提倡他们呢？一面去提倡‘国故’‘国学’，一面要廓清旧思想、旧习惯，真是‘添薪以止沸’，‘南辕而北辙’，决无可能性的”（注：本段与以下四段，皆见郑振铎《且慢谈所谓“国学”》，《小说月报》20卷1号，8-13页。）。其实正宗的国学恰不欣赏“怪力乱神”，但新学家却总是将两者并联起来视为一体，这个倾向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持续存在（今日犹有隐约的遗风）。尽管晚清学术已呈较前更加多元之相，而稍后传统的崩散曾导致旧学统中原本对立的流派部分融合或至少不那么强调其差异，新旧知识精英对“怪力乱神”仍未见明显的容纳，故“国学”与“迷信”两者间的关联恐怕更多仍是在“中西对立”这一大的文化区分下产生的虚悬想像的存在而已（注：参见罗志田《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历史研究》1999年3期。）。
正是基于对“传统”影响力的悬想，郑振铎对当时国学的兴盛并不感到特别“意外”。因为有“二三千年来的根深柢固的传统的思想，又加之以人人所有的近乎天性的爱护乡产国物的狂热，当然的只要有人提倡便会蓬蓬勃勃的如硫磺棍的头上一触上小火星似的熊熊的大放光明了”。他所关心的是，“这样一种‘国学’的苏生，究竟是不是一种的‘文艺复兴’，是不是今日中国所最需要的一种举动；究竟所谓‘国学’的一种东西，是不是如今每个人所必要研究的学问；是不是每个要替中国办事的专门家所必要涉猎的门径书”。前面一问与清季《国粹学报》同人（以及梁启超）提出的“古学复兴”有直接的关联，表现出士人对此问题的持续关注，而最后一点则直接针对胡适和梁启超为青年开具国学书目的举措，答案当然都是否定的。国学的兴盛既然成为传统影响力和民族主义“狂热”结合的产物，其不值得提倡就不言而喻了。
郑氏虽曾为整理国故正名，现在却也同意提倡国学会害了青年，“一般志趣不坚定的少年受了煤毒似的古书的诱害”，而“沉醉于”这些“破旧古物，却忘记了他们自己是一位现代的人，有他们的现代的使命与工作，有他们的现代的需要与努力，有他们的现代的精神与思想”。等于“把他们拘禁于一所暗室之中，黑漆漆的不使之见到一点光明”。这些大致仍是吴稚晖观念的发挥，而郑用语尤刻薄（“煤毒”在这里隐喻着色情行业）（注：此时的郑振铎在许多方面分享着吴稚晖的观念，但常有进一步的发挥。比如他也认为“古书少了几个人谈谈，并不是什么损失。古书不于现在加以整理研究，也不算什么一会事。现在我们不去研究、不去整理，等到一百年一千年后再加以整理研究，也并没有什么关系”。对比吴氏不过拟将国故丢入茅厕三十年的主张，郑氏的“升级”的确惊人。）。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即使在青年人读古书能力仍较强的时代，“古书”或“国学”对青年的诱惑力是否真有那么强（今日大多数青年便不觉古书有多少吸引力，部分即因其已基本没有阅读古书的能力了），相当值得怀疑（如前所述，许多青年走向整理国故的事业恐怕更多是因为像胡适、梁启超这样被世所“公认”的学者提倡并从事于此）。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反对派都同意国故不妨让少数专家去整理（因此他们并非根本反对治国学），但青年则无论如何应该走面向“世界”和未来的“现代”之路。这其实仍是鲁迅当年提出的“救救孩子”的主张，不过以另一种形式再次表述出来而已。
在郑振铎看来，如果“我们失去了一部分有作为的青年，便是失去了社会上的一部分的工作能力”。要是青年们“人人都去整理、研究、保存所谓‘国故’‘国学’，则恐怕国将不国，‘故’与‘学’也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这显然传承了清季士人关于国不能保则“教”既不能保的观念，是反对整理国故的言论中一个重要的新观点。约十年前《国故》杂志的张煊曾力图为“国”与“故”争地位，郑氏在这里则表述出北伐前后几年新派中越来越普及的一个观念，即中国如果不“现代”，便可能不国不故（注：有意思的是，郑振铎担心的是中国可能不国不故，傅斯年在约略同时曾正式喊出“不国不故”的口号，并以此为他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旨趣”；不过郑所指的是作为政治实体的“国”，而傅指的是学术的认同（详另文）。）。
与那时多数人一样，郑氏所谓“现代”仍与“西方”或“欧化”是同义词。他指出，“人群社会的进化，其主因及诱因，都在于外来的思想事物的输入与采用。所以每逢一次战争，每有了几次的交通贸易之后，本国的文化便有了进展。”汉武帝开发西域和日本近年因欧化而有长足进步均是显例。“我们如果提倡‘国学’、保存‘国故’，其结果便会使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复古的空气而拒却一切外来的影响。这种的阻拒，在文化与国家的生长上是极有妨害的”。郑振铎强调，“我们的生路是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输入与追求，我们的工作是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介绍与研究”，故应集中力量于“全盘输入、采用西方的事物名理，以建设新的中国、新的社会以及改造个人的生活”。
“国学”与“现代”的冲突和对立正是当时反对国学的新派士人态度转变的主要思虑所在，不论带有多强的虚悬想像意味，“传统”（作为一个整体）对同样是整体的“现代”事业之阻碍和压力是新文化人持续的认知。胡适和《小说月报》对整理国故的态度发生如此根本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正基于这样一种整体性的新旧对立的认知。《小说月报》立场迥然不同的两次参与整理国故的讨论最具象征性地体现了新派人物态度的转折，但这毕竟是外在的，更具本质意义的是整理国故的主要提倡者胡适自己在此问题上的大逆转。“国学”既然与中国急需的“现代”相冲突，任何趋新人士都不能不暂时放弃个人的见解而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
当面临着国民党和北洋两种政治体系的权势争夺时，新文化人大体上是倾向于更“新”的国民党一边的；但与政治权势的更替所伴随的意识形态的转移却使他们中不少人又一次感到传统压力的卷土重来（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转到新兴意识形态一边），因而一方面从“学统”的立场对“政统”展开批评，同时也因世风的转变而调整自身的立场，特意站在世风的对立一面（注：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前恭后倨：胡适与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党化政治”》，《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许多人或公开表示对国故的个人爱好，或实际长期从事整理国故的事业（不过换了认同更模糊、更超越或更现代的称谓，如史学、文学等），所以这些人的反对国故更多恐怕是在扮演他们认为应该的或社会需要他们做的批评者角色以“澄清天下”（更现代的表述是做“社会的良心”），这样一种“社会人”和“个人”之间的“公私”分立或主张与实践的不一致是民初学界思想界的普遍现象，尚存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新旧对立与中西对立在那时常常是互通互换的观念，因而又与新文化运动以来便存在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两种取向的冲突相关联。随着“九一八”后国难的一步步深重，越来越多的新文化人逐渐转向民族国家的立场，其余继续站在世界主义立场上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之人则越来越感困难，虽然有人提出更进一步的“全盘西化”口号，实际是日益处于防守反击的态势。结果，在中西新旧之间的时空换位更加成为新派人物化解内心冲突的良方，使他们能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机时仍向往“世界”而批判传统（注：参见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1932年末，《东方杂志》社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向各方面的人物征询意见，这已是“九一八”之后，但许多应答者仍以“梦想”的未来性为基础而提倡“世界”而非“中国”的大同观念，该刊文艺栏编辑徐调孚更说出“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没有国学、国医、国术……国耻、国难等名辞”（注：《东方杂志》30卷1号（1933年1月1日），14页（栏页）。）。这固然可以理解为对天下一家的世界主义的向往，然所有以“国”字开头的词汇都在负面意义上运用，仍可见对中国“传统”的强烈拒斥倾向。
到1940年7月，时任职于中国文化基金会的朱家骅致函傅斯年，就该会资助学科的范围拟增设“国学”一科之事征询意见。傅回信竭力反对，以为今日“有近代训练者，于‘国术’、‘国学’、‘国医’诸问题，皆宜有不可摇动之立场”；而当时治“国学”者，虽“老幼不齐，要多反对近代化”。这与“年来复古运动，横流狂奔”的趋势有关，朱氏竟认为此举“必不可少，似亦颇受流俗之影响”。傅“所望于兄者，在主持反对此等‘废物复活’之运动，奈何贵会复徇流俗也”（注：傅斯年致朱家骅（抄件），1940年7月8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承杜正胜所长惠允使用。）。傅斯年自己在“九一八”后治学颇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如仓促赶出颇受苛责的《东北史纲》第1卷），然其到1940年仍特别强调国学与“近代”的对立，并观察到“复古运动横流狂奔”的现象而力图反对；一个民族主义立场甚强的学人却持有这样一种看似与民族主义冲突的主张，最能反映新文化人在新旧中西之间进行时空换位的取径，同时也提示着他们难以超越新旧中西之分的时空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