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游击战论文,敌后论文,国民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抗日战争存在两个战场，这一客观实际为史学者所共识。（注：参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2页；徐焰《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阮家新：《关于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增刊《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等。）正面战场以国民党为主，学界近年来也没有什么异议了。敌后战场，过去大陆只讲共产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有人提出还存在一个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场。史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不过，反对者也承认至少存在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它是中国抗战中客观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对它尚缺乏研究。
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进行实事求是的系统研究，可以填补军事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使大陆的抗战史研究更为全面、准确、客观、科学、细致；同时可以挖掘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迅速走向失败、共产党很快取得胜利的深层原因，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它可以增进海峡两岸学术界、军政界和民众（主要是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及其他们的亲属）之间的感情沟通和学术交流，有利于祖国统一，因此也具有现实意义。下面略述对此问题的研究基础、研究现状、主要观点以及笔者的评价与思考。
一 研究基础和研究现状概述
（一）研究国民党游击战的史料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相关史料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档案与档案资料汇编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详细官方档案，目前主要集中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注：1949年未被国民党当局带到台湾，因此台湾学者也要到南京来才能查阅到较为完整而详细的档案。）据笔者普查，集中反映者约2000卷，零星涉及者约3000卷，共约5000卷。大部分被制成了缩微胶片，基本上没有被系统利用过，但查阅十分耗费时间、精力。（注：有的档案十分清晰，有的已经严重毁损。笔者估计，至少需要花费5年以上时间，才可能将相关档案通读一遍（笔者已经读了一年多，才看了不到1/5）。）除此之外，发生过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还有东北）十余个省的省级档案馆（包括部分市、县档案馆）里，也保存着一些相关档案，反映地方具体情况有的比二史馆还要详细。
已经整理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类书籍，程度不同地包含一些零散的相关内容。台湾主要有：《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相关的主要有第2、第5编（注：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行，1981年版。），《先总统蒋公抗战方策手稿汇辑》，较为集中的内容有第1、4、5、10等辑（注：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辑，《近代中国》总第11、14、15、21期，1979年6月、12月，1980年2月、1981年2月。），还有《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7至1945年中部分相关内容（注：分别由瞿绍华、朱汇森主编，台北“国史馆”印行，中央文物供应社经销，1985-1994年先后出版。），大多是根据档案、史料撰写的；另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中（注：秦孝仪主编，台北1981年内部印行。），也有一些零散的相关史料。大陆主要有：《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1937-1945年）（注：主要是第10、第42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编，内部油印本，1959-1961年编印。），《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上、下、补编）（注：彭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补编1993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上、中、下）（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共5卷）、政治（共5卷）（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下册）（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等中的部分相关内容。
2.亲历者的回忆材料
全国、省、县（市）三级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所编《文史资料》，收入了一些反映当年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情况的回忆文章，据笔者粗略统计，总数在300篇以上。台湾方面，各省（市）同乡会办的《文献》类杂志（共有40-50种）中，也收录了较多的亲历者回忆文章，据笔者统计，总数在200篇以上（注：其中尤以《山东文献》和《湖北文献》较为突出。）；有的亲历者撰写、出版或者自己印行了回忆录专书。（注：如张筠山《蒙阳絮语》，台北山东文献社1987年版；王鲁山《四十年回忆录》，台北1974年自印，等。）他们的回忆，提供了一些档案不载的细节材料，可以对比、印证、补充档案之不足。
3.报刊资料
抗战时期的报刊，对游击战作过较多的报道。例如刊登游击战的理论文章，开展关于游击战的讨论，更多的是对各地游击战作战情况进行报道。如《中央日报》、《扫荡报》、《时事新报》等，有较多的报道。据笔者所见，在游击战开展较好的时期，如1938、1939年，几乎天天有报道。一些有关军事的杂志，如《军事杂志》、《国防论坛》、《海军杂志》等，也刊载部分游击战的相关文章。这些当时的报道，可以与档案、回忆录相互补充、印证。另外，日伪政权主办的有关报刊，如南京《中报》、《南京新报》、南京《民国日报》、上海《新中国报》、南京《政治月刊》、南京《大亚洲主义》、苏州《清乡新报》等，也有一些反映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报道，可以从对手的角度印证国民党有关材料的准确性。
4.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出版的游击战理论著作、史料性著作和当事人的回忆录著作
抗战初期曾出现过“游击战热”，尤其在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之后，无论学者、军人、平民，国民党、共产党、无党派，几乎人人争谈游击战，因此有关书籍数量很大。据笔者对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普查粗略统计，1931-1949年出版的旧平装书中，有关游击战的书籍大致可以分为理论著作、史料性著作和回忆录著作3类，各数以百计，全国总数估计在千本左右。它们描画了当时的情景，丰富了研究的对象，无疑也是一类宝贵的史料。另外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当年的官方出版物（如《政府公报》之类）中，也有少许零散的材料。
除此之外，还有日方的战史资料，美国、英国、日本的军方和情报部门以及国民党情报系统的调查等材料，大部分收藏于海外。除日本战史已出版部分外，其余非常零散，搜寻较为困难。
上述几类史料数量虽然很大，但至今尚未得到全面的发掘和系统的整理（已整理出版的档案汇编类书籍，一般收游击战资料极少），十分零散，毁损严重，寻找不易，查阅困难。因此首先必须下大功夫去发掘、阅读、整理它们，才有可能加以利用，这无疑增加了对此问题的研究难度。
（二）问题的提出
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一直是抗日战争研究中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从中国大陆来说，过去根本否认国民党有敌后抗日游击战；即便承认其有部队在敌后，也不认为那是抗日的队伍，而认为完全是反共的力量，甚至是为了反共才部署到敌后的。中国台湾方面，因为国民党敌后游击部队绝大多数不争气，中后期伪化现象严重，发挥作用有限；加之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心情沮丧，相关档案丢在大陆，研究条件受到限制，因此过去也不太重视此问题。倒是个别美国学者首先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如斯坦福大学博士研究生David Mark Paulson（戴维M.保尔森），1979年开始研究抗战时期山东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涉及到山东的国民党敌后政权和敌后游击战，1982年完成博士论文；（注：题为War and Revolution in North China:the Shandong Base Area,1937-1945（《华北的革命与战争：山东抗日根据地（1937-1945年）》），未正式出版，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存有该论文的英文稿缩微胶片。）后又到哈佛大学作一年博士后，继续研究相关问题，1983年撰写论文《中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游击队：山东的“顽固派”》。（注：该文译文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第2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有关保尔森情况，另据《山东文献》第5卷第1期（1979年6月）《编辑后记》介绍和笔者2000年9月询问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张玉法等先生所闻。）1990年代以后美国另有一学者研究浙西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也未见发表最终成果。他们均未到大陆来查阅二史馆的档案。除此之外，海外有关研究论文发表极少，全面系统研究专著一本也没有。
大陆最早撰文提及此事的，是原南开大学的潘荣和肖前，他们的论文《抗日战争中的敌后国民党军》发表于1986年，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注：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以下简称潘荣等文。）1989年11月，在北京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召开的第二次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韩信夫提交论文《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初探》（注：该文后来收入该会议论文集《卢沟桥事变和八年抗战》（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并以《试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为题，刊载《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在会议引起争论。不少学者反对存在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之说，也有学者表示支持。参加该会的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八卷爱子，会后撰文《“实事求是”的精神能贯彻吗？》在日本报道北京的这次研讨会，认为韩文的观点反映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介绍了会议对此问题的争论。（注：参见八卷爱子《“实事求是”は贯けるか》，大阪《每日新闻》报，1989年11月17日。）她的文章引起一位当年曾在中国先后参加过国民党敌后游击队和八路军的日本老人、尼崎市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赤田青治的关注，他对中国大陆终于有人承认国民党也有敌后抗日游击队感到高兴。1990年以后他多次来华，探望他所在游击队的群众，并寻找当年介绍他参加反对日本军阀侵华战争的引路人。（注：以上所述，参见韩信夫《抗日游击队中的日本战士》，《团结报》1990年11月17日；［日］赤田青治《我在中国参加国民党抗日游击队的回忆》，《团结报》1991年11月13日；韩信夫2000年7月8日致笔者信等。）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戚厚杰，也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关注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问题，他是最早利用二档部分档案撰写论文的学者。（注：戚厚杰的第一篇相关论文《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初探》，载《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台湾地区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始研究的时间与大陆基本相同。1980年代中期开始有少数人关注此问题，发表的相关论文主要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玉法《抗战时期山东省的行政督察专员》（1985年），刘凤翰《抗战时期冀察两省国共日伪兵力的消长》（1987年）等（出处详见下文）。
（三）台湾研究概况
台湾对此问题的研究，官方最主要的成果是1969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内部印行的101卷《抗日战史》。其中集中反映敌后游击战的有《鲁苏游击战》、《冀察游击战》各1卷（第38、39章），《晋绥游击战》3卷（第40章），《各地游击战》5卷（第41章），合计10卷。另外在《武汉会战》（第13章，共10卷）、《晋南会战》（第23章，1卷）、《第三次长沙会战》（第25章，1卷）等会战章节中也有少量相关内容。这套书在内容上除了简述概况外，主要描述重要的游击战战役战斗简况；资料来源是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之后，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保存、收集、整理的档案资料，因此史料价值较高。（注：这套反映抗战全貌的大型战史著作，在抗战刚一结束，甚至在抗战尚未结束时就着手进行编撰工作了；二史馆存有反映这套书撰写过程的资料和大部分初稿。）另外，蒋纬国总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10卷本）（注：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1978年初版。），“国防部”史政局编撰《中日战争史略》（上、下册）（注：台北中正书局1968年版。），何应钦编著《八年抗战之经过》和该书的修订本《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注：前者1946年内部印行，20世纪80年代台湾再版两个以上版本，如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版；金文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等。后者台北“国防部”史政局印行，1982年版。），陈诚著《八年抗战经过概要》（注：1946年撰写，参见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筹）编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一），1985年内部发行，第1-41页。）等，以及学者个人撰写的抗战史著作，如冯子超著《中国抗战史》（注：原书1946年出版，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版。），虞奇编著《抗日战争简史》（上、下册）（注：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国防部”政治作战部印行，1977年初版，1982年3版。）等，都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有概略的反映。
学者的相关研究论文迄今约10篇，除前述张玉法、刘凤翰各一篇外，20世纪90年代主要还有：刘凤翰：《评陈长河等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兼论国军游击队与敌后战场》，《论抗战期间国军游击队与敌后战场》，《日军侵华期间伪军的兴起与蜕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分析》；张玉法：《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在山东的党务活动》，《抗战时期的鲁苏战区》等（出处详见下文）。专著方面，刘熙明的博士论文《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注：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年版。），涉及到部分投降日军蜕变成伪军的原国民党游击部队。系统研究专著则一本也没有。
（四）大陆研究成果概述
1986年潘荣等文发表后迄今10余年，大陆发表与此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共20余篇。除前述潘荣等、戚厚杰、韩信夫各1篇“开山之作”外，还有戚厚杰、张业赏、莫岳云、赵万钧、刘颖等各2篇文章，另约10位作者各1篇文章（篇名出处详见下文）。从资料来源看，除戚厚杰使用过少量二史馆档案之外，其余大多数主要根据前述台湾出版的蒋纬国、何应钦、陈诚、虞奇等人编著的仅记述简况的书籍，以及白崇禧、冷欣、李品仙等当事人已出版的回忆录。少许文章显然参考了台湾出版的101卷《抗日战史》中的相关内容，但未作说明。其中潘荣、戚厚杰、韩信夫、莫岳云、唐利国、赵万钧等人的文章，资料较为丰富。有些文章，既无学术史的具体介绍，又无新发掘的史料作为支撑，也无实质上的理论创新，学术水准平平。更有少数作者，从资料到观点均“参考”别人数年前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只是换一个角度或换一个说法而已，注释则极不完备，属于严重的学术失范行为，造成近年新发表的部分有关论文质量反而不如前期的遗憾现象。
著作类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前出版的中国现代史、革命史、军事史、抗战史、国民党史等著作，均只字不提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改观，迄今主要有4本书提到该史事情况。第一是李新、陈铁健总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篇》（12卷本），在第8卷中设立了1节（第5章第6节），约2万字，作者韩信夫利用台湾《抗日战史》及其他战史著作、近代史所保存的旧平装书、台湾出版的当事人回忆录和大陆部分政协编辑出版的亲历者回忆文章等各种资料，作了较为全面的概略描述，是迄今大陆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注：李隆基、王玉祥主编：《坚持抗战，苦撑待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卷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二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在这部3卷本共150余万字的带军事史专业性的抗战史专著里，仅在下卷中以不到6千字的篇幅（第29章第3节），集中简述了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部署和衰败过程（作者韦显文）。（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三是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注：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分为4编共101万字，专设1节《国民政府的敌后战区》（第3编第2章第6节，作者申晓云），约1.2万字，简要描述了国民政府确立敌后游击作战的方针和晋绥、冀察、苏鲁、鄂豫皖及其他战区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概况。第四是孙挺信编著《国民党敌后抗日游击军》（注：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是反映国民党敌后抗战的专书，但作者是作家，书中既无注释，又无征引、参考资料说明。《后记》中也未说明该书撰写的史料依据，内容中又含有许多对话、心理活动等细节描写，应属于纪实类文学作品而非学术著作。另外，在已出版的部分相关省的通史、专史，及省、县地方志中，也有少许局部的反映。（注：如吕伟俊主编《民国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国祥著《山西抗日战争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但严格意义上的系统史学研究专著，一本也没有。
总之，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研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实事求是思想的反映之一。但由于史料搜集不足，研究难度较大，已有基础薄弱，致使对此问题的系统研究，迄今在海内外均近乎空白；对某一地区的详尽研究，也暂告阙如。下面对各论著的主要观点、具体内容作出简要述评。
二 已有研究成果主要论点简要述评
（一）对研究对象的界定
抗战时期长期或一度滞留敌后的国民党军队曾经非常多。军委会要求各级国民党军队普遍编组特种出击部队，经常袭扰敌军，并定期上报出击战绩。（注：如军事委员会致各战区《通令》（1940年3月30日），未刊原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战史会档案787-3039。）尤其在大的战役、会战前后，国民党军各部更要派遣一定数量的搜索队、土工掘路队、便衣队、突击队、快速队等到敌后执行侦察、搜索、破坏交通、扰乱对方等各类游击任务。（注：前两种是1940年前的名称，后三种是1940年后的名称，参见军事委员会致各战区《训令》（1940年6月5日），未刊原件，二史馆，战史会档案787-11956。）因此，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研究对象，有必要加以界定。潘荣等认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的国民党军队，是指长期在敌后、被日军割断了与国民党后方联系，以游击根据地为依托的军队，不包括短期在敌后作战术配合的国民党军；从成分上看，包括国民党的中央军、地方保安团队及国民党组织领导的各种敌后游击武装；从地域上看，既包括深远敌后，也包括靠近战线的半敌后地区。（注：潘荣、肖前：《抗日战争中的敌后国民党军》，《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以下简称潘荣等文。）戚厚杰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场，是指国民党军队脱离大后方，深入敌后，以根据地为依托，进行游击战争的战场。”（注：戚厚杰：《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初探》，《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国民党《抗日战史》的编纂者则认为：游击战分为两种，一种是配属正面战场某会战的游击战，另一种是“深入敌军占领区内”的游击战；而在正面战场与敌军对峙时期偶尔发生的互相袭击、带游击性质的运动战则称为“零星战斗”。（注：战史会资料室：《复查资料会议记录》（1947年11月13日），未刊原件，二史馆，战史会档案787-458。）显然，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研究对象，有必要加以明确的界定，以便分析国民党游击部队的分工和形式特点以及不同部队对不同战场的隶属关系。
（二）国民党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决策始于何时
关于国民党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最初决策，不少论者根据白崇禧的回忆，认为是在1937年冬汉口军事会议上作出的。（注：如韩信夫《试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赵万钧《抗战时期国共敌后游击战之比较研究》，《河北学刊》1995年第2期等。）还有人认为国民党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和启发，才开始重视敌后游击战的。（注：如孙泽学《国民党敌后游击战述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常家树《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场对比研究》，《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3期。）但唐利国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抗战一开始，蒋介石就注意了敌后游击战的问题；1937年秋，国民党已经留置了山西、河北的游击部队；甚至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已经考虑到在抗日战争中要采用游击战的战术。如参谋本部1936年底拟订、1937年3月定稿的《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案）中，曾明文规定：“作战时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注：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因此，汉口会议“是国民党进一步重视游击战的标志”，而不是国民党“游击战思想最初的渊源”。（注：唐利国：《关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对此问题尚未获得一致意见，应该进一步研究。
（三）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兴衰过程
八年抗战，随着沦陷区的扩大，从事敌后游击战的地域也同步扩大，几乎每个战区均包含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敌后游击战，涉及范围达十余省，游击队数量成百上千，作战次数成千上万。从事游击战的各类国民党军队，据何应钦军事报告，1938年底达80余万，1940年底有60余万，以后经过整编，逐年减少，至1944年4月仍有27万。（注：参见何应钦对国民党五届八中、十中、十一中、十二中全会的军事报告，浙江省历史学会现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下），1986年内部发行，第22、134、197、223页。）游击队数量成百上千，刘凤翰将其来源分为7种：国民党派遣的正规军；流散军人；省、地保安部队；地方士绅；失意军人；县保卫团、乡自卫军；绿林好汉等。（注：刘凤翰：《论抗战期间国军游击队与敌后战场》，《近代中国》台北总第90期（1992年8月）。）准确描述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详细发展过程，是一个很大的研究难点。针对一般人认为相持阶段国民党才开始重视敌后游击战的观点，唐利国和马若义重点讨论了战略防御阶段的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注：唐利国前引文；马若义：《抗战初期国民党敌后抗日游击战略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潘荣等和戚厚杰的文章，则分三个阶段，简述了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发生、发展和衰败的全过程（注：潘荣等和戚厚杰前引文。）；但都只是概略的定性描述。刘凤翰对国民党敌后游击队部分年份的作战次数、编制番号、兵力人数等作了定量描述，比大陆学者的研究深化了一步；但对数据似缺乏甄别与分析（详见下文）。依笔者所见，敌后游击队当年向上峰报告自己的编制、人数、战绩等，多半含有“水分”，军事委员会的专家们当年就不完全相信（注：如在白崇禧致蒋介石电（1939年5月9日）报告的游击战绩上，军令部批语“戏绩”。未刊原件，二史馆，战史会档案787-3617。类似的批语还有多处。），只是难于外调核实。为此，军委会曾下令核实数据（注：军委会至各战区电（1941年11月6日），未刊原件，二史馆，战史会档案787-3086。）；要求每战后必须按规定的格式尽快上报详细的战绩（注：蒋介石致白崇禧、程潜电（1938年12月31日），未刊原件，二史馆，战史会档案787-2948。）；也曾派员到敌后校阅、点验游击部队。（注：军委会：《校阅各战区游击队计划》（1939年8月20日），未刊原件，二史馆，战史会档案787-11910。）尽管如此，对各种数据，仍有核实的必要。
（四）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比较研究和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失败原因分析
研究者认为：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在1939年达到高峰，1942年以后逐渐走向衰落；对比共产党敌后根据地和武装力量成长壮大的情景，应当说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大多是不太成功的。潘荣等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一积极反共，被共产党打败；二战略战术错误，被日军打败；三内部矛盾，自相火并，并发生分裂。（注：潘荣等前引文。）赵万钧、莫岳云、常家树、刘颖等对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进行了比较研究。莫岳云认为国共两党，一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同，国民党脱离人民群众，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二对游击战的重视程度不同，国民党未将游击战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游击制度和战术错误很多；三对抗日的态度不同，国民党敌后部队抗日不够坚决，以致后来大批伪化。（注：莫岳云、郭铁
：《试论国共两党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关系》，《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赵万钧总结出4点差异，其中3点与莫文所见略同；另一点是国民党的游击战思想体系不如共产党全面、科学、深刻。（注：赵万钧：《抗战时期国共敌后游击战之比较研究》，《河北学刊》1995年第2期。）其他文章的观点，与上述看法基本大同小异。（注：如常家树前引文；栾雪飞、刘颖：《国共两党敌后抗战的比较研究》，《长白学刊》2001年第5期等。）黄诗玉则强调国共两党对开展游击战决策和实施的时机把握有差异，国民党晚于共产党，由此导致了国民党的失败。（注：黄诗玉：《论国共两党对敌后抗日游击战时机的把握》，《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此说至少有两点值得商榷：第一，国民党作出游击战的决策是否确实晚于共产党？在这个时间尚未搞清楚的条件下，所作的分析和结论恐怕会失之于无据；第二，在有的地方（如山西、山东、苏南、苏北等），明明是国民党先于共产党开展游击战的，最后仍是国民党衰败了，共产党发展了，这恐怕不是时机原因所能解释得了的。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失败的原因，必须进行具体的实证研究，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五）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地位与作用评价
多数论者肯定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对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战形势的发展具有正面促进作用，但都指出其具有既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性（或两重性）。（注：参见莫岳云《略论国民党敌后抗日游击战之兴衰》，《史学集刊》1997年第4期等。）此外，还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大陆部分学者，对存在“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场”持反对意见，他们强调：国民党“抽调一部分军队深入华北、华中敌后的主要任务，是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和破坏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注：肖一平：《略论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科学社会主义》1997年第4期。），主要不是为了抗日。但笔者认为：此说不能一概而论。例如，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军委会命令第二战区几十个师的正规军留在黄河以北，坚持山西游击战，恐怕就不能仅用上述目的来解释。因为当时八路军力量尚小，还未建立根据地，并且与山西国民党军队的关系很好；朱德后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手下曾指挥八路军之外的成团成师的国民党军，朱德要求八路军爱护协同作战的友军，不使他们受意外损失；指挥作战的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也十分欣赏八路军。（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第27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二是台湾学者，如刘凤翰认为：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一样，主要也是国民党打出来的天下；共产党在敌后“游而不击”，消极抗日，主要是抢占地盘，消灭国军，发展自己。（注：刘凤翰：《评陈长河等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兼论国军游击队与敌后战场》，《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八），台北“国史馆”1992年版；《论抗战期间国军游击队与敌后战场》，《近代中国》总第90期（1992年8月）；《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分析》，胡春惠主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96年版。）这一观点大陆学者难以接受，而且刘文作为论据的统计数字值得推敲。（注：例如刘在《论抗战期间国军游击队与敌后战场》一文中说：国民党游击队2年多作战1.7万余次，共产党5年多作战仅44次，国民党是共产党敌后作战次数的402倍。但他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分析》一文中又说中共作战有199次，也就是说两者之比从402倍下降到88倍了。而中共自己的统计是与敌军作战12.5万次（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33页），则为国民党军作战次数的7倍。实际上，对国共双方敌后作战的次数，均需核实与研究。）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地位和作用，应在进行更为深入、具体的实证研究后，再作出恰当的评价，才有充分的说服力。
（六）个案研究
已经发表的论文中，有一些对某地区的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或某具体问题进行个案研究，这是很好的视角。韩信夫研究第一战区豫北游击区，广泛搜集当年的报刊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大致描述了该区几支主要游击队的概况；并由小见大，丰富了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认识，是进行个案研究的较好尝试。（注：韩信夫：《第一战区豫北游击区——兼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中国近代史学会编：《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6年版。）张业赏关于山东敌后游击战的2篇论文，运用山东地方档案史料，说明是国共两党共同创建了山东敌后根据地，学术价值较高。（注：张业赏：《论国民党军在山东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中共关于与国民党共同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构想与实践》，《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7期。）张玉法关于山东抗战的两篇文章，虽然主要资料来源是当事人的回忆，但显示了其研究的精细程度和注释的规范性。（注：张玉法：《抗战时期山东省的行政督察专员》，《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85年版；《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在山东的党务活动》，《国父建党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三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他和戚厚杰以不同视角对鲁苏战区进行的研究，所用资料可谓相得益彰。（注：张玉法：《抗战时期的鲁苏战区》，中国近代史学会编：《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联经出版公司1996年版；戚厚杰：《鲁苏战区的兴亡——国民党敌后战场再探》，《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保尔森对山东国民党敌后游击队的研究，虽然缺乏大陆档案资料，叙述不够细致，但其思路开阔，使用了多种资料包括美国资料，值得海峡两岸学者参考。（注：戴维·保尔森：《中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游击队：山东的“顽固派”》，《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第2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刘凤翰对冀察两省两国（中日）四方（国共日伪）兵力消长的研究，运用了大量台湾军方保存的战斗序列等内部资料，其量化、细致的程度，值得同行学习。（注：刘凤翰：《抗战时期冀察两省国共日伪兵力的消长》，刘凤翰：《抗日战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戚厚杰关于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论文，篇幅不长，注释很少，但实际主要依据是二史馆的有关档案，因此准确度较高。（注：戚厚杰：《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蒋二明和陆炬烈对安徽敌后抗战进行研究，通过具体史实说明当时敌后复杂的国日关系（有矛盾的一面）和国共关系（有合作的一面），有一定说服力。（注：蒋二明：《安徽抗日游击战论略》，《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陆炬烈：《新桂系与新四军关系新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999年第1期。）其他还有徐旭阳、劳披的有关文章，也属于对某一地区的个案研究。（注：徐旭阳：《国民党山西抗日游击战述论》，《北方论丛》1999年第4期；劳披：《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敌后游击战的失败》，《党史文汇》1995年第9期。）
三 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体评价与思考
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已有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存在缺憾，下面摘其要者，简述笔者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研究内容的欠缺
1.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思想、理论的研究近乎空白
从中枢领袖、各派军事集团首领、高级幕僚到各级将领，乃至于文人学者，国民党人关于抗日敌后游击战的理论是很丰富的。但长期以来，海内外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近乎空白，既无专著，也无专文。开展对此问题的研究，既是国民党抗日敌后游击战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又可以填补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还可能修正人们头脑中的某些传统观念。
2.对国民党游击战决策、部署的研究不够翔实、系统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敌后游击战，有一个认识、重视、部署、调控的发展演变过程，制度建设比较完备。但已有研究成果对此均未说清楚。应当详细、全面、系统地予以厘清，并探究其背景，研究其变化，分析其得失，才能说明国民党对敌后游击战的领导、指挥方法，以及它们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发生、发展、兴衰过程的复杂影响。
3.扎实的个案研究十分缺乏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基础非常薄弱，很多基本情况都未搞清楚。因此首先需要下功夫搞清楚它发生、发展过程的史实，才能为进一步分析它的消长原因和发展规律奠定可靠的基础。由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涉及地域广大、时间较长，因此非常需要先做扎实的分时段、分地域的个案研究，大至一个战区，小至一支游击队，将其发展衰亡的情况和原因搞清楚，再以此为基础进行综合研究。可惜至今扎实、精详的个案研究实在太少。已有的研究成果，普遍存在使用资料不丰富、不全面或者不具体、不确切等缺憾，至今我们尚未能对任一地区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情况获得完整、准确、详细，从而比较符合历史真实面貌的认识。（注：迄今对山东省的研究是最多的。专题研究便有张业赏的2篇论文、戚厚杰的1篇论文、吕伟俊的1本书，台湾张玉法的3篇论文，美国保尔森的1本博士论文、1个单篇论文，共计9篇（本）研究论著。但对从鲁西北、鲁西南到胶东的山东全省国民党游击战情况，仍有很多疏漏。对其他省的研究差得更远，大多近乎空白。）
（二）研究方法的欠缺
1.立论不严谨，结论难以服人
有的论文，不作任何考证地套用一些传统观点，甚至是凭印象说话。例如，有论文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最先由中国共产党提出”（注：常家树：《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场对比研究》，《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3期。），但在论文中并没有对此说详加考证，似乎这是不言而喻、无须考证的结论；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国民党作为执政者，对抗日部署和中国在抗战中将要采用的具体战术，逐渐有所安排和考虑。而中共虽然擅长用游击战对付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但限于自身生存危机的压力，尚无暇仔细思考抗日战争的有关问题。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这类过去被忽视的问题，不作具体研究，就简单套用传统观点，难免有“想当然”之嫌；至少是态度不够严谨，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2.材料的发掘与运用存在缺陷
大陆相关论文的作者，除戚厚杰本人是二史馆工作人员，查阅过部分相关档案之外，其余人都未系统利用过二史馆的有关档案（海外学者也是如此）。从注释反映，除张业赏之外，也无人使用各省地方档案。材料来源有限，文章自然不够丰满。有的作者大约只是“看中”这是一个缺乏研究的“新鲜”课题，却不下功夫去具体发掘史料，调查研究，而是辗转抄引别人的论文和几本有限的出版物，弄得有些论文，从内容、观点到语句，都似曾相识。在结构上，不在搞清楚基本史实上下功夫，而是满足于在缺乏史料的“空中楼阁”上进行理论分析，得出人云亦云、大致相同的几点结论，学术价值实在有限。其实，只要作“有心人”，无论哪省的学者，都可以在本地发掘到较为丰富的相关档案和各种资料。
3.注释不规范
这与发掘史料不足有关，上述例举论文中不少注释极不完备，对史料的注释，或缺版次，或缺页码，或者干脆不注，难免有转引他人论著而不加说明之嫌；对观点的注释更少，又缺乏学术史的介绍，面对大同小异的话语，读者简直无法区分哪些是作者自己的创见，哪些是受到他人的“启发”。注释的非规范化，是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声誉不高、难以得到普遍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一种学术违规行为。建议各期刊，尤其是内容带综合性、编辑分工专业化程度不太高的大学学报，拒登不作学术史介绍的论文，以减少雷同现象，明确各篇论文的创新点，提高所发表论文的学术价值。
（三）值得研究的问题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尚待各地、各方面人士，发挥各自所长，采用各种方式（包括实地采访、田野调查等），发掘各种史料，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具体研究。除前述研究内容的三点欠缺之外，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
1.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思想的起点
国民党开展抗日敌后游击战的思想，其源头究竟在哪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国共两党谁先提出抗日游击战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应作全面的考察，结合实践进行深入分析，然后得出客观、准确、有说服力的结论。
2.国共摩擦
几乎所有论文都或多或少谈到国共摩擦，但少有论文对某次摩擦做具体的实证研究，真正搞清楚某次摩擦的来龙去脉、全面情况等。从实践看，日军对国共摩擦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往往待国共自相残杀、两败俱伤后，再出动“扫荡”，显然他们是欢迎国共摩擦的。关于国共摩擦，由于审视历史的立场不同，两党两岸自然存有极大分歧。但尽管如此，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却是大家都应该坚持的。
3.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兴衰的过程和原因，以及与共产党的比较研究
这个问题可以折射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很快在大陆失败的深层原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应做具体深入的研究。
4.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地位与作用，尤其是它与中共敌后游击战的关系问题
如前所述，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学者关注，但研究结果尚未尽如人意。应当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给予准确定位，作出恰当评价。这也需要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
总之，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只有发掘史料，对个案进行广泛的实证研究之后，才有进行综合研究的基础。而对此问题的科学研究，必将充实中国抗日战争史，使之更为全面、客观、确切，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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