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浙外贸发展经验及其对河北省对外贸易的启示_规模效益论文

沪浙外贸发展经验及其对河北省对外贸易的启示_规模效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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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上海、浙江实现了外贸出口规模与效益同步增长。河北虽是外贸出口大省,但近几年外贸出口规模和经济效益都不甚理想。对比上海、浙江,河北的差距主要在于外贸出口结构不合理,表现为一般贸易出口比重大,加工贸易出口比重低;外贸企业出口比重大,代理出口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少;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大,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少。河北外贸必须认真学习上海、浙江外贸发展的经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优化外贸出口结构,通过强化内部管理,调整经营结构,寻找最佳效益增长点,通过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扩大出口规模,增加效益,才能使河北外贸走出困境,重获生机。

一、沪、浙外经贸发展与改革的成就

1.外贸出口保持了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1996年,两省市的出口都较上年有较大增长,分别达到139.38亿元、93.34亿元,分别增长14.35%、10.5%;盈利额分别达到2.6亿元、2.03亿元人民币。

两省市的出口商品结构日趋合理并不断优化。机电产品出口分别达到出口总额的25%、22.7%,成为出口第一大类商品。高附加值的大宗出口商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增大。浙江省出口商品中,1000万美元以上的占出口总额的86.5%,5000万美元的商品达27个(超亿美元的12个)。有的大宗商品出口,如服装已超过10亿美元。

经营主体趋向多元化,外贸企业集团化得到发展。两省市基本形成了外贸专业公司、工贸公司、县(市、区)外贸公司多元化经营主体。从贸易方式上看,两省市加工贸易出口均保持了较快增长,一般贸易出口增幅趋缓或下降。1996年,上海市和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分别占出口总额的50%和28%。从经营范围看,两省市外贸企业在做好进出口业务的同时,根据企业实际发展了实业、房地产、外经、投融资等项目,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2.在深化外贸企业改革方面迈出了重大步伐。

上海市和浙江省外贸企业改革是我国外贸企业改革迈出较大步伐的省市,从两省市外贸企业改革的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贸贸联合式。以上海市东方(集团)国际有限公司为代表。该公司是全国第一家运作比较成功的外贸集团公司。该集团由上海市5家外贸专业公司(丝绸、服装、纺织、家纺、针织)联合组建而成。目前,除原有5家公司之外,该公司已发展为由14家企业组成的集团公司,并被外经贸委批准为继中化进出口公司之后的第二家外贸综合商社试点。

(2)膨胀发展式。以上海兰生集团为代表。公司成立后,狠抓资产运作,初步实现了商品经营向资产经营的转变:一是把经营触角伸展到房地产、酒店、旅行社等领域;二是利用原有股份公司与存量资产,追加部分投入,控股组建了“嘉兴兰生博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三是以承担全部债务为条件,兼并了濒临倒闭的上海扑克厂。

(3)多元主体式。以浙江中大集团为代表。1992年,由浙江省服装进出口公司联合中纺总公司、中行杭州信托投资公司、交行杭州分行共同发起,组建了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后来,江苏服装进出口公司、浙江外运等企业(包括生产企业)也纷纷参股。由专业外贸公司向社会募集型股份制的过渡,为公司股票公开发行上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部分外贸企业自下而上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宁波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按经营商品的不同,将原来的几个业务部分别组建成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入股(不超过30%),在公司内部形成一个责权明晰的经营实体。通过改革,公司的凝聚力、竞争意识增强了。目前,公司已有18家全资或控股企业,还有一些直属货源厂。现在,该公司虽还不是集团,但集团的构架已基本形成。该公司已将集团化列为1997年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

3.初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办法。

(1)财务管理。财务核算尽量划细,集团公司的子公司财务都由总公司统一管理(财务不下放),并实行内部银行制度,所得税由集团统一交纳。如宁波市天地集团改制后实行财务总监制,财务科长的分配归集团负责,以进一步加强对子公司的财务监督。两省市都把出口效益、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作为目标考核的主要指标,出口创汇、收汇等指标仅作为辅助指标。

(2)投资管理。上海东方集团公司成立了投资管理委员会,对达到一定数额的子公司投资严格把关,防止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浙江省土畜产品公司的经营指导思想是“安全、规模、效益”,在对外投资方面更是慎重。兰生集团投资控股的项目,则要保证有15%以上的回报率。

(3)无形资产管理。两省市外贸企业积极探索外贸人才管理的有效办法。一些公司通过吸收内部职工入股的方式增强约束,限制业务人员外流。宁波市外贸公司将每一笔业务分解成若干个环节,每个人负责其中一个环节,严格禁止业务员操作整个业务程序,防止无形资产流失。浙江省土畜产进出口公司实行外贸业务微机管理,所有业务均由微机制单,手工制单无效,以此防止业务员“体外循环”或“飞单”现象。上海东方集团设有人力资源部,专门负责集团的人才管理。浙江省提出要用法律限制个人跳槽,拟通过收缴个人所得税的方式,限制外贸人才跳槽后为个人谋取高额收入。

(4)经营战略管理。根据市场和企业的发展变化及时制定经营战略,为企业健康发展准备了条件。如上海兰生集团和浙江中大集团都经过了企业联合、社会募股、上市招股、膨胀发展几个步骤,实现了企业从小到大,由单一的外贸功能向多元化经营发展的过程。浙江土畜产品公司在全国土畜产品外贸企业大多亏损的情况下,保持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主要原因在于确定了8种主要发展商品,通过把主要商品做大,扩大出口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宁波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也在这方面做了较大的努力,有6种主要产品占出口总额的85%。为适应公司的发展,该公司还把子公司设在保税区,以便于利用保税区的优惠政策。

4.海外企业管理取得了一些经验。

沪、浙的海外企业管理体制不一,海外企业的发展也不尽相同。上海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上海实业公司负责管理海外企业,浙江由省政府管理,宁波由外经贸委管理;但两省市外经贸委(厅)都负责对海外企业的业务管理。浙江省的做法是,鼓励企业到海外办企业,但要有配套的措施,派驻海外办企业的人员至少要有3人,且必须有1人是财务人员,以起到监督作用。上海市提出发展海外企业的主要途径是资产经营,并通过上市扩股,特别是争取在免(避)税区招股上市,开拓一条利用外资的新渠道。

二、沪、浙外经贸发展的主要经验

1.政府高度重视,对外贸给予政策扶持。

上海市把外贸作为全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强调外贸出口对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促进上海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上海市外经贸系统4万人左右,年出口140亿美元(合人民币1160多亿元);而上海市商业系统2100万人,年零售额只有1200多亿元。按人均营业额计算,外贸系统职工是商业系统职工的160多倍。因此,外贸的发展引起上海各有关部门的重视。为促进工贸联合,上海市由一名副市长主管外经贸,同时兼任外经贸委党委书记。市政府还推动一批外经贸企业组建集团,如推动上海东方集团的组建,实现了5家公司资产的一体化,授权该公司资产经营,并在所得税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

浙江省为了帮助外贸发展,提出保外贸就是保工业、保农业、保经济和社会稳定。为协调各方面关系,省人大每年听取一次外经贸厅的工作汇报,将外经贸存在的困难反馈给省政府,省政府每年召开一次由各市(地)领导参加的通报会,每年发布一次进出口通报,年终召开一次外贸形势分析会,分析形势布置工作。1996年,宁波市发了3个文件,给外贸以政策支持。主要采取补充外贸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办法,对外贸企业出口产品特别是机电产品等出口规模较大的产品实行出口贴息,充实外贸企业发展基金,对外贸企业水利建设基金允许每年分两次上交(原为每月交一次),亏损企业可以免交,取消全部外贸出口口岸管理费,对外贸出口产品实行贴息,贴息拨款专款专用,剩余部分可转到下年。

2.始终坚持以效益为中心,以效益带规模的指导思想。

两省市的外贸企业在延续第一轮承包期间,也经历了只求扩大规模,不顾效益的过程,形成一定数额的亏损挂帐。但在第二轮承包期间,特别是1993年国家实行汇率并轨以来,外经贸委(厅)及时调整指导思想,指导各地外贸企业调整经营方向,坚持以规模为基础,以效益为中心,以效益带规模,以规模促效益的经营方针,不做亏损生意,效益与规模一起上。同时,围绕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指导外贸企业及时调整出口结构,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并在考核指标上予以充分体现。因此,这期间外贸企业不仅没有新的亏损,还抓住机遇消化掉了原来的亏损挂账,步入良性循环。外贸企业在没有新亏损的情况下,实现了外贸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在外贸企业推进多元化经营的过程中,两省市的外贸企业没有盲目投资,而是紧紧抓住外贸业务不放,所开展的多种经营也与进出口业务紧密相联,实现了以多种经营促进外贸业务发展的目的。

3.着力抓好外贸出口新的增长点。

注重培育外贸出口新的增长点,是两省市外贸出口快速、健康增长的重要因素。如上海市提出,1997年要培育10个新的增长点:扩大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将外高桥保税区的政策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发展外高桥保税区出口;推动大型企业集团实现规模效应,提高出口增长速度;实施“龙头计划”,培育“龙头产品”;推动重点出口行业的工贸结合,扩大出口增量;发展海外投资和工程承包,带动机电产品出口;发展区县外贸出口,提高区县外贸出口比重;用好浦东新区的政策,形成新的出口增量;争取4—5家中外合资外贸公司开业,增加出口增量;积极发展技术贸易,扩大高科技产品和计算机软件出口。

4.善于抓住促进企业发展的牛鼻子。

近年来,两省市外贸企业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除外贸企业基础和河北省有所不同外(如基本没有外贸历史亏损挂账),外贸企业良好的激励机制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环节。两省市根据企业发展情况,实行了分配与经济效益和出口创汇额挂钩的办法,以经济效益指标为主,以出口创汇、收汇指标为辅,把外贸企业引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效益带规模的经营机制上来,既保证了职工收入的稳步增长,也促进了外贸出口的发展。如1996年,浙江省外经贸系统职工平均收入在1.83万元左右(保底工资为月收入350元),收入高的可达10万元以上。

5.有一个推动外贸发展的整体合力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外经贸事业的发展与政府的关注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两省市在外贸发展过程中,财政、银行、海关等各有关部门形成了推动外经贸事业发展的整体合力,这是两省市外贸出口能够渡过难关,实现健康发展的社会基础。目前,两省市已基本形成了由外经贸委(厅)负责统一协调的“大经贸”体制,特别是宁波市形成了由外经贸委负责商检、海关等涉外部门业务管理的体制,为推动外经贸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

三、沪、浙外经贸发展对河北省的启示

1.出口结构调整必须提上重要日程。

与沪、浙相比,河北省外贸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这是我省外贸出口与两省市外贸出口产生差距的重要因素。1996年,我省外贸出口虽然快速增长,但外贸出口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一般贸易出口比重大(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比全国高39个百分点),外贸企业出口比重大(占全省出口总额的62%),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大;加工贸易出口比重低(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比全国低39个百分点),代理出口少,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低(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比全国低21个百分点),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少(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比全国低19个百分点),新的出口增长点少。出口的结构性矛盾,严重制约着我省外贸出口规模的发展,影响着外贸出口的经济效益。因此,我省应在看到差距的同时,积极开拓外经贸发展思路,切实抓好落实,通过优化外贸出口结构,改变我省外贸出口的被动局面。

2.要继续深化外贸企业改革。

两省市的外贸企业都认为,外贸体制的改革是挑战也是机遇,外贸企业只有依靠深化改革才能发展壮大。我省外贸企业历史亏损包袱沉重,一些企业经营难以为继。因此,更要把深化改革作为摆脱困境,消化历史亏损挂账的重要举措切实抓好。今年,国家允许外贸企业实施兼并并享受相应的政策,这是外贸企业调整组织结构,重获发展的契机。我省各有关部门应积极鼓励外贸企业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积极寻求合作伙伴,改革企业的组织形式。当前,利用兼并深化企业改革还存在着一些困难,我们要正视困难,积极寻求解决办法,做好改革这篇大文章。

3.要把扭亏增盈作为发展外经贸事业的重要举措常抓不懈。

纵观两省市外贸企业的发展过程,无不在外贸体制改革的各个时期注重抓好企业的经济效益。我省外贸企业存在严重的历史亏损挂账包袱,更要把扭亏增盈作为重头戏,认真抓好。应学习两省市外贸企业发展的经验,指导企业努力强化内部管理,调整经营战略,寻找最佳效益的增长点,通过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扩大出口规模,增加效益,使我省外贸在新的历史时期早日摆脱困境,重获生机。

4.要努力构筑“大经贸”管理体制,为外贸企业的发展创造较为宽松的经营环境。

总结两省市外经贸发展的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构筑了当地政府正确领导下的“大经贸”管理体制。外经贸事业发展涉及工业、农业、商业等许多部门,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河北省1996年进出口额为4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70多亿元,已超过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10%;其中出口额为34.65亿美元,合人民币280多亿元,是全省商业系统销售总额的1.5倍,占全省国内生产总额的8.35%。据有关专家估算,目前我国每1亿美元的出口可以吸纳8000—1000名劳动力。按我省1996年出口额算,外贸出口解决了28万—35万人的就业问题。同时,外贸出口还带动了金融、运输、通信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其重要性应得到全省各部门的认同。省政府应将促进外经贸发展作为考核各有关部门的重要内容,并在政策上给外贸企业一定的扶持,如外贸企业所得税全额返还,成立外贸发展基金和出口商品专项发展基金,减少对外贸企业的行政收费项目等,为外经贸企业创造较为宽松的经营环境。

5.要尽快建立外贸信息网络。

建立外贸信息网络,与国际贸易网络对接,在两省市外经贸委(厅)和外经贸企业都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办公自动化、贸易网络化已在两省市发展外经贸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一些出口公司使用电子邮件后,每份业务单据成本可降低80%左右,对全面降低出口成本,减少出口费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与国际贸易网络对接也是适应国际贸易无纸化发展趋势,开拓国际市场的一条便捷途径。两省市外的一些其他省市也已经实现了这一进程。相比之下,我省还刚刚起步。因此,我省应加快这一进程,跟上外经贸信息化发展的步伐。通过加强外贸系统的信息建设,促进外经贸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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