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西瑶族人口的变迁（1930-1955）①
——以都安县为中心
胡列箭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近代广西瑶族人口的变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以都安县瑶族为例，1936年都安县有万余瑶人，随后在国民党特种教育等政策的影响下，瑶族人数不断减少。及至1947年前后，该县仅剩四千余瑶人。然而，1950年代初期，在新民族政策的影响下，当地瑶族人数突然增多，并迅速超过民国时期的统计人数。因而，从瑶人变为普通民众或方向相反的变化，明显受到了瑶人外部的政治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都安；瑶人；特种教育；中央民族访问团
近代以来，广西瑶族的人口数量发生过怎样的变化呢？侯杨方教授在《中国人口史》第六卷中，虽然详细分析了近代广西人口（实为汉族人口）的总量变化，却没有具体论述广西各个民族人口的数量及其变化，仅提到官方管理边远民族地区的行政力量较汉地薄弱，以及相关资料有所欠缺[22]。近年，随着民国时期及1950年代初期的少数民族的档案、报刊、书籍等资料陆续增多，现今已能大概推算出近代广西瑶族人口的变化情况[4]-[23]。
不过多数研究者仍未重视相关的资料。首先，李默、吴永章、玉时阶、郑维宽等专家在分析明清瑶族人口分布时，依然局限于阐述某地有无瑶族，没有进一步研究近代广西瑶族人口的变迁情况[24][34][31][36]。其次，徐祖祥教授虽然注意到了近代云南瑶族的人数变化，却认为这是瑶族的频繁迁移导致的，并没有充分探究瑶族人口变迁的具体过程及其影响因素[30]。再次，利奇强调族群人口的变迁经常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中政治因素最为明显，不过他研究的重点是缅北族群[1]。因而，近代广西瑶族人口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有待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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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广西瑶族人数最多的都安县为中心，深入论述近代广西瑶族人口的变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就都安县而言，起初官方并不清楚当地瑶族人口的数量。直到1930年代中期，该县才首次公布瑶族的人数为一万两千多人。随后1940年左右，人数明显减少至四千余人。让人更加不解的是，1950年代初期，瑶族人数却突然增多至四万余人。如此反常的变化，是因为相关资料不可信，还是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呢？
一、民国时期的人数变化
都安县境内何时开始出现瑶人，现今难以考证清楚。据《殿粤要纂》可知，在万历时期当地已经有瑶人了[32]。不过，此后很长时期，人们并不清楚都安瑶族的人数。直到1930年代广西政局稳定后，新桂系政府才开始统计当地瑶族的人数。随着调查的深入，都安瑶族的人数逐渐明晰，同时官方推行的特种教育和其他政策，也对瑶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一） 1930年代中期的人数
一方面，迅速设立同化教育的学校。从1933年提倡苗瑶民教育起，到1936年9月时，都安县就已设立25所面对瑶人的学校，“本县特种区域……已设立中心学校一所，国基学校廿四所”。当时都安县瑶人的分布情况，主要为“七百弄乡有七村（聚居）……其余宁西、镇西、五仁、甘棠、大兴、恒安、齐东、大良、国龙各乡杂有……共二十七村”。即使如此，在多数地区都已设立苗瑶民学校后，都安县政府还认为“尚有七百乡弄鸡等村，及大成乡之登立村之特种部族，应继续推行，以期普及”[14]。两年后，都安县政府的《施政报告书》提到“县属特种部族区域学校已设置完毕”[7]。
一方面，在官方没有兑现优惠承诺的地区，群众开始强烈要求自治。如都安县第九区加禾乡，当地“早在一九五一年，省民委科长蓝昌法（瑶人） 同志前往该地宣传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后，该地瑶人群众即陆续向县区要求建立瑶族自治区”。随后，加禾乡又被“该区公所一度承认为瑶族自治乡，下公事也用过自治乡名称，但不久又改了”。当时“区干部与县民族工作组下该地搞中心工作，遇到群众要求‘自治’时，也曾推许到土改后建立，土改后又推到普选”[11]。然而，普选结束后，县政府再次强调要到宪法公布后才能落实。在此期间，官方一直都没有照顾当地群众。以该乡的屠宰税为例，“几年来，屠宰税变动很大。一九五二年，自养自宰自吃不收税，卖给瑶族不收，卖给僮族照收……一九五四年，只年节每人免一斤半，其余完全照收”。与之相反，“七百弄最突出的是屠猪卖肉，完全不收税”。在县和区多次的自治承诺未兑现后，都安县加禾乡开始闹自治，群众的动员口号为“闹得自治区，随便杀猪，蒸酒不纳税，免公粮……瑶族犯罪不处理”[23]。随后，政府针对当地群众的自治要求，开始实行区域自治。
起初，官方并未将瑶人与苗人、僮人等群体完全分开。如1934年的《广西各县概况》在介绍都安的语言情况时，提到：“苗瑶民则操苗瑶话”[16]。与此类似，1934年的《广西年鉴（第一回）》也提到：“都安的苗徭在县境西北，与东兰交界处”（广西统计局，1934）。而1936年5月的《广西年鉴（第二回）》也将都安的少数民族称为“苗徭徸”，具体人数不详[19]。与此同时，1936年都安县政府开始公布县内的苗瑶人共有2941户，12638人[14]。
自1930年代中期起，广西省政府开始积极推行苗瑶民的同化政策，试图将他们纳入政府的统治范围。首先,严禁歧视少数民族。随着人们对山区的了解，政府开始消除对瑶人、僮人、侗人等群体的歧视。如1934年的《广西年鉴》，就已提到：“猺改徭，狪獞狑猓均去犬旁”[20]。随后，1936年的《广西年鉴》也沿用了这个规则[19]。1939年10月，行政院结合各地实情发出训令要求所属机关：“查禁含有侮辱性质之蛮、番、夷、猺、猓、獞之称谓”，强调社会各界应对边疆民族一视同仁，不得用歧视性的称谓，长期沿用的“猺”字应改为“徭”字或“傜”字[37]。此时，民国政府开始决心消除对边疆民族歧视，并意识到不能再对他们置之不理。
随后，都安瑶人开始与其他群体分开计算。如1939年2月吴彦文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将广西各县瑶族的人数估算出来。此时，都安瑶族的人数为10970人，在广西各县中，人数最多（吴彦文，1939）。在吴彦文之后，《广西年鉴（第三回）》及刘介《现阶段的广西瑶族》都延续了他的汇总数据，都安县约有瑶人10970成为最流行的说法[17][27]。
此外，1947年《广西统计年报》及1946年陈正祥《广西地理》还公布了完全不同的瑶族人数[18][3]。《广西统计年报》虽然认为都安瑶人有23596人，但它认为都安县的所有特种民族都为瑶族，因此《广西统计年报》的瑶民数应该还包括着苗人、僮人等群体。而陈正祥公布的瑶民数（25140人） 引自刘介《广西特种教育》，这一数据并不准确，此时已被刘介放弃[25]。
吴彦文的瑶民数虽然公布于1939年，但是他在数据的附注中，提到该数据为1936年的调查数据。因而，1936年都安瑶族的人数因此，笔者根据《都安县政府施政计划》的统计数与吴彦文的汇总数，推测出1930年代中期的都安瑶族人数约为11800人（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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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早期调查的都安瑶民数
（二） 民族政策的变化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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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期广西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各种政治势力无暇顾及山区瑶人的情况。此时，都安县不仅没有统计瑶族的人数，而且相关记载也很少。进入1930年代，广西政局日趋稳定，新桂系政府开始重视苗瑶人，并责令各县调查和收集相关资料。因此在1936年都安县的教育计划中，都安县公布了苗瑶人的数量及分布情况[14]。此后，随着相关资料日益增多，都安瑶族的人数逐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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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的努力下，同化政策的效果逐渐明显。1939年，34.10%的都安瑶人已开始接受教育。当时，都安瑶人的总数为10970人，在学的瑶童有2663人，成人也有1078人[33]。在官方推行特种教育的过程中，瑶人与普通民众的差异逐渐变小。正如民国《都安县志·社会志》所言：“近今（都安县）每村设一国基校，充教师者均系汉人，不久之将来，瑶族定与汉族同化矣”[6]。与之类似，《都安县自然及人文概况调查》也提到：“近今政府提倡教育普及，叫傜族设立学校，派汉人为教师。不久之将来，当与汉族同化矣”[8]。
（三） 1940年代后期的人数
在同化政策的影响下，瑶族人数逐渐减少。首先，1946年的《都安县志·社会志》提到：“操瑶话之瑶族，最多为千余户”[6]，即都安瑶人约为4280人（推算过程见表2）。其次，1947年的《都安县自然及人文概况调查》认为都安瑶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与2%之间，“（瑶族）散布七百弄、镇西两乡，占全县人数百分之一”，该调查还提到：“（都安县）操傜话者百分之二……散布于七百弄、镇西两乡为多，其他各乡或绝无或仅有”[8]。此外，在1947年的《广西统计年报》中，都安县的总人数为288761人（广西省政府统计处，1947）。因此，都安瑶民数应在2888人与5775人之间，取两者的均值为4331人。也就是说，1947年前后都安瑶族人数仅剩4300人左右。
综上所述，1936年都安瑶人约为11800人，随着政府推广同化教育，瑶人逐渐减少，到1947年时，全县瑶人仅剩余4300人左右。在此期间，大部分瑶人都加入了政府的保甲制度，变成普通民众。正如吴彦文所言：“对于特种部族之乡村组织，除最少数顽梗不化的而外，大多数已遵照政府规定编组”[33]。在瑶人接受教育和加入保甲后，政府不再将言语、服饰及风俗已经汉化的瑶人当作瑶人，而把他们当作汉人[26]。国民政府一直都将“开化”苗、瑶、僮等山区民众当作迫切的政治任务，并积极向他们推行同化教育，因而也乐于接受瑶族人数的减少。
表2 1946年都安瑶民数
二、1950年代前期的人数变化
在都安县瑶民教育迅速发展时，民国《都安县志·社会志》乐观地认为：“不久之将来，瑶族定与汉族同化矣”[6]。然而，进入1950年代，都安人民政府虽然起初不清楚瑶族的人数，但是下降趋势开始停止。此后，随着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推广，瑶族人数的变化趋势日益明显，他们的队伍也越来越庞大。
（一） 短暂的过渡
1949年后，都安瑶族人数并未迅速变化，起初仍与民国时期较为接近。如1951年6月的6050人[28]与1947年的4300人有些接近，两者均不足县总人口的2.0%。其次，1952年南宁专区的《少数民族情况》也估计都安瑶民为五千余人[29]，这个估计值同样与1947年的瑶民数相差无几。甚至，1951年6月桂岭师范学校重新汇总了民国时期各县少数民族的人数，及1951年初官方的估计数供新政府参考[10]。因此，截至1951年6月，新政府依然没有重新调查各地少数民族的人数，此时的瑶族人数仍借鉴民国时期的数据。
（二） 持续的增长
在短暂的过渡后，都安瑶族的人数迅速增长，其变化趋势与民国时期完全不同。民国年间，在广西省政府积极推动下，众多山区瑶人开始接受教育，逐渐变为普通民众。进入1950年代，这种下降被急剧上升的趋势所替代。具体如表3所示：从1951年6月到1953年7月，都安瑶族的人数不断增多。先从1951年6月的6050人变为1951年9月的18900人，紧接着变为1951年11月的40792人。随后，在1953年全国人口调查时，都安瑶族的人数被政府确定为42643人。
在教育部提出的地方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的背景下，地方高校、211和985高校都要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将科技成果应用到教学中。这就需要激励从事课题研究的课题组成员进行科技成果教学转化。而大多数高校根本没有对课题组的科技成果教学转化的激励机制。因此，课题组负责人及其他成员在从事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更重视科研项目的理论价值，而对于将科研项目的成果应用到教学中并为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提升带来实质作用考虑得较少，或者根本就没有考虑。因此，整个课题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成果很少与教学相结合，学生对此更是知之甚少。
（三） 增长的原因
从1951年6月到1951年11月，都安瑶族的人数突然增多（见表3）。其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统计方式的变化。1951年初，新政府公布的都安瑶族人数并非实地调查的结果，只是参考民国资料而估计的。不过，依据前期的瑶民数还是后期的瑶民数进行估计，将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如1951年6月，南宁专区估计都安约有6050个瑶人，借鉴的是推行特种教育后的统计资料。与此同时，在“中央访问团材料”中，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省政府估计都安有瑶民18900人，借鉴的是实行特种教育前的统计资料。随后，在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达河池县时，都安派出瑶族代表前往河池参加当地的自治会议。会议期间，中央民族访问团鼓励都安瑶族代表“着手统计各村人口，划分自治区界线”[38]。在访问团的鼓励下，都安瑶族代表开始统计各地少数民族的人数，为实行区域自治作准备。因此，在中央民族访问团与都安瑶族代表接触后，官方统计都安瑶人的方式悄然改变，从估计变为依靠瑶族群众的调查和统计。
其次，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引导。1951年10月，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广西少数民族历史资料提要》提到“若把他们 （瑶人）的居住地，作成一个图式……宜（宜山）、都（都安）、隆（隆山）、平（平治）、那（那马）、河（河池） 为一区，人口约四万余”[38]。即1951年10月都安、宜山、隆山、平治、那马、河池等六县共有四万多瑶人。让人始料未及的是，1951年11月中央民族访问团却突然宣布都安已有四万余瑶人[38]。在访问广西少数民族期间，中央民族访问团并没有进入都安县境内，而他们掌握的瑶族人数却从18900变为40792，人数增长了115.83%。从10月到11月，都安县总人数并无明显增多，瑶族人数却急剧增多了。
再次，区域自治运动的鼓舞。都安县各地瑶族群众刚开始“未曾强烈提出政权要求”。在瑶族代表接触中央民族访问团后，他们马上响应号召，开始“着手统计各村人口，划分自治区界线”，显然受到河池县的区域自治运动的鼓舞。当时，都安多次派民族代表到河池县学习区域自治的经验。这些代表回乡宣传后，很快就发动了梅西、弄蚁两村实施区域自治[38]。随后，他们开始“要求将十一区国际乡梅珠、弄招、古泽、大兴乡兰堂、花院、弄蚁，宁西乡上腾、弄仲、弄楼、弄坤等九村约三千五百人划为自治乡”。甚至，开始要求成立区级自治政府，瑶族代表提到“如都安不够成立区级的自治区人民政府，（他们） 则希望与河池邻村划在一起成立自治区”[38]。1954年3月，都安七百弄乡实行区域自治，成为该县第一个区级自治政府。在越来越多乡村实行区域自治的同时，都安县需要越来越多的瑶族群众作为自治的基础。
其次，发展面向瑶民的教育。不过，多数瑶民都居住在偏远山区，很少与普通民众来往。他们生活在非常封闭的区域，“多聚居于崇山峻岭，危岩深壑之间”[35]，而且这些偏僻山区从前根本无所谓教育[3]。就都安县而言，瑶民的语言还与其他居民很不一样。民国《都安县志·社会志》提到：“（瑶话）固执不变，与土话、普通话、客话均大异”[6]。因而，为了在原本生活闭塞、缺乏教育及语言不通的偏僻山区推广教育，政府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另一方面，积极培养同化教育的师资。起初，都安与其他县一样，都缺乏能直接引导瑶人的特种师资。对此，都安县府依照省定办法，“就本县特种部中选择优秀青年,分期送入特师训所训练”[14]。截至1942年2月，在《广西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同学录》中，都安县已有10位毕业生，另有27位在读的学生[13]。按照《广西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章程》的规定，这些毕业生都将回到都安县的苗瑶民聚居地支教三年，具体提到：“学生毕业后，由原籍之政府派赴所辖苗瑶区域服务”[15]。到1946年时，特种师资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民国《都安县志稿》提到：“桂岭师范学校（即特种师资训练所）招生，政府考送特种部族优秀之人计二十五名，自行前往投考，取得肄业学位者不下廿余人，先后毕业回籍，服务乡校间……引起苗人求学兴趣”[6]。
第四，区域自治的政策优惠。起初，都安县将第七区、第十三区及第六区的4个乡确定照顾地区，共26个乡，42751人得到政府的税收照顾。与此同时，都安县还将额外25个乡确定为第二批免税照顾地区，又涉及共41197人[9]。不过，随后桂西僮族自治区仅将已实行自治的都安县七百弄瑶族自治区（共11个乡）划为免税地区[12]。可见，都安县政府承诺的免税范围远远大于桂西僮族自治区批准的免税范围。在税收政策的影响下，当地群众逐渐意识到区域自治的重要性。因此，曾经得到承诺却未得到实惠的地区强烈要求自治，而没有得到优惠承诺的有些地区也开始谋求加入区域自治之中，具体如下列两个方面：
表3 都安瑶族人数的变化
作为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的陆九渊心学的思想基础，当然也具有多样性和综合性。虽然陆九渊自己说他的学问上承自先秦儒学的孟子学派，但世所公认的是，他的思想有大量的佛学禅宗的影子。陆九渊的思想对头朱熹甚至直接批判陆九渊的心学为禅学，认为其根本不是儒学。
另一方面，与加禾乡的高调抗争不同，从未得到税收照顾的池花乡、陆珊乡等地也开始争取成为自治地区的一部分。从表4可知，在池花乡、陆珊乡等地划归河池县下坳瑶族自治区后，河池县税务局简单调查了当地的情况：首先，承认四乡都为瑶族地区；其次，当地群众生活贫苦，且无能力缴纳赋税。可见，在四乡划归下坳瑶族自治区管辖后，他们将能享受到自治地区的优惠政策。而在划入河池县之前，他们无法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4]。随后，1955年12月，都安瑶族自治县成立时，全县瑶族群众都开始享受同等待遇。此时，池花和陆珊等地又再次划归都安县[21]。也许，对池花与陆珊等地而言，行政上属于都安县还是河池县管辖其实都无所谓，关键在于能否享受政策优惠。
综上所述，1950年代初期，都安县瑶族人数迅速增长的原因如下：第一，官方统计瑶人的方式已发生改变。起初政府由于无暇调查山区的民族情况，并不清楚山区的具体人数，只好鼓励瑶族代表调查各地人数。第二，在中央民族访问团宣传民族政策时，都安群众开始了解到瑶族身份与自治地区的经济利益。随后，他们迅速选择“瑶族”的身份，并积极争取实行区域自治。第三，都安瑶族人数的增长并非特例，正如1952年的《中南区少数民族人口数统计表》所言：“根据各地情况，编造民族政策宣传后，（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增加，还有地方人口未查清，估计少数民族人口数将可发展到一千二百万左右”[39]。1952年底，中南区已有八百多万少数民族，但官方相信少数民族人数将达一千二百万。因此，在这种民族政策的引导下，很多群众主动选择了瑶族的身份。于是，都安瑶族人数在两个月内从18900人增长到了40792人。
三、政策导向的都安瑶人
根据前文的分析，近代都安瑶族人数的变化情况已大致清楚（图1）。从1936年到1953年，都安瑶人的变化过程或许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从中抽绎出一条简明的线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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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从1936年到1947年，瑶人所占比例明显下降。当时，官方和学者都认为瑶民、苗民等山地居民是历代官府的“弃民”，国民政府有责任向山区群众推行特种教育，以将他们纳入国家的统治范围。不过，国民政府并无针对少数民族的特别优待政策，只是着重强调必须消除民族歧视，让少数民族拥有与汉族一样的权力。在此期间，都安瑶族人数迅速下降，众多瑶人开始变为普通民众。
第二阶段：从1947年到1951年6月，瑶族人数变化相对较小。1950年代初期，新政府并未实地调查的结果，只是参考民国资料的估计数。此时新政府正面临着繁重的剿匪任务，无暇顾及山区民众的统计工作。然而，随着广西省各级人民政府对中央民族政策的了解，他们对都安瑶族人数的估计数不断增多。在“中央访问团材料”中，广西省人民政府估计都安瑶族人数为18900人，占该县总人口的5.99%，开始超过民国时期瑶族的人数及百分比。
第三阶段：从1951年9月到1951年11月，都安瑶人急剧增多。随着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到来，都安县的山区民众逐渐了解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瑶族代表开始调查各地的瑶族人数，并开始要求实行区域自治。紧接着，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河池都安民族概况》中，都安瑶族人数首次超过四万人。在两个月内，他们占总人数的比例从5.99%迅速变为12.88%。在此期间，人民政府全面否定和推翻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开始强调新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的优待。在了解新政策之后，很多山区群众纷纷主动选择少数民族的身份，于是瑶人人数就发生了明显的反向变化。
前几日，微博上一组“紫禁城的花开了”的图片令我深有感触。照片中，宫殿前的树上开满了花朵，树还是数百年前的那棵树，而当年“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的佳人早已化为一抔黄土。花开又一年丝毫不见苍老，偌大的宫殿悄悄地多了几道细碎的裂痕，百花齐放笑得何尝不是物是人非的荒唐？
与都安县类似，广西省瑶族的总人数也经历了相同的变迁过程。1930年代中期广西全省瑶族人数约为20万，随后人数逐渐减少，等到1950年代初期却增多至47万。这充分证明了：少数民族的人数不一定是从人数较少到人数较多，也不一定是从人数众多到人数稀少，而是随着社会变迁，特别是随着政策以及该民族所获利益的变化而变化。因而,1940年代的下降趋势与1950年代初期的上升趋势看似完全相反，实则存有诸多相似之处：
③采用多站点的内容管理，实现信息的协同管理和多站点发布相结合。支持各子站独立地对信息进行维护和更新，同时也支持多站之间的协同工作，信息互相共享呈送，实现网站群内的数据信息协同维护。支持一个站点设置多个同步目标。
首先，两种变化趋势曾有过短暂的联系。截至1951年6月，广西省的社会制度和民族政策虽然已经变化，但是由于人民政府无暇调查山区瑶族的人数，因而此时的瑶族人数仍延续1940年代的统计数。随后，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宣传和鼓舞下，各地瑶族代表开始自主调查各地人数，并积极争取区域自治。此后，1950年代的瑶族人数与1940年代的瑶族人数渐行渐远。
表4 由都安县划归河池县管辖的乡名情况
图1 都安瑶人的比例变化
说明：（1）七个不同年份的瑶人比例分别根据表1、表2及表3的相关数据及推算；（2）1936年与1947年都安的瑶民数分别为11800、4300，县总人数为288761人。
其次，两种变化趋势的主导权都掌握在官方的手中。瑶族人数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都属于政策引导的结果。不同的变化趋势只是体现了官方的民族政策的不同取向，他们明显受到了国共两党的民族政策的影响。不过，1950年代的区域自治政策和直接的经济优惠比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特种教育政策影响深远。进入1950年代，瑶族代表、地方干部甚至普通民众为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积极投入到自治运动中。他们对自身利益的选择和追求，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言：断言是“认同”而不是“利益”提供了行动的理由，这是不合逻辑的[2]。
再次，两种变化趋势都发生在官方掌握权力的初期。1950年代初期的共产党与1930年代初期的新桂系集团类似，双方在控制平地社会后，迫切需要加强山地社会的统治。虽然推广特种教育的政策与发动区域自治的政策绝然不同，但目的都为争取山区民众的支持。从当时的观念来看，瑶人接受国民政府的教育和加入保甲制度后，自然就变为了支持国民政府统治的普通民众。而1950年代初期，山区民众在优惠政策的吸引下，迅速选择瑶族身份，主动接受各地人民政府的管理。国共两党都在运用自身的民族政策去影响山区民众，以便开发和管理山地社会。
因此，看似完全相反的两种变化趋势只是不同政策导致的选择偏好。无论是1940年代接受特种教育后，瑶人呈现的下降趋势，还是1950年代初期享有民族优惠政策后，瑶人呈现的增长趋势，都不是纯粹源于瑶人内部的变化。1949年前后，政府期待通过“民族”的名义来管理山区民众；而山区民众也期待通过“民族”身份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并摆脱落后的命运。可见，官方的优惠政策明显影响了山区民众的身份选择，少数民族身份主要是山区民众与自身以外的政治因素互动的产物。
［参 考 文 献］
[1]埃德蒙·R.利奇著，杨春宇、周歆红译.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M].商务印书馆,2010年.
[2]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2版） [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
[3]陈正祥.广西地理[M].正中书局,1946年.
[4]都安县民政科.都安县第十一区拨交河池县各乡公粮负担情况[Z].都安县档案馆档号12-1-10-6,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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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ing Population of Yao People in Modern Guangxi:1930-1955
HU Lie-jian
School of Historic Culture,The Normal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hina,Guangzhou 510631
Abstract： Adopting historical data and in the perspective historic culture,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hanges of the population of Yao,a main ethnic minority in Du'an,Guangxi Province from 1930-1955.The number of Yao People was more than 10000 in 1936 and whereafter,the number of the Yao people declined gradual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pecial Education of New Guangxi Clique.by 1947,there were only 4000 Yao people in Du'an.At the beginning of 1950s,however,the number of the Yao people increased suddenly,and rapidly surpassed the peak of population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before 1949.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Yao population in the period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ethnic policies enforced by government.
Key words： Du’an,the Yao Minority,the Special Education,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legation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2019） 01-0072-09
①［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广东省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元代以来岭南瑶族分布新探”（GD16HLS02）；广州市社科规划共建课题“当代瑶族分布格局的溯源研究”（15G24）；华南师范大学青年培育基金项目“广西瑶族分布变迁（1368-1955）”（15sk09）的资助。
［收稿日期］ 2018-06-21
［作者简介］ 胡列箭，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历史人口学、民族地理学。
标签：都安论文; 瑶人论文; 特种教育论文; 中央民族访问团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