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接受中“不善读”现象探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现象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时期，小说对社会影响极其深广。清钱大昕在《潜研堂集》卷一七《杂著一·正俗》中曾慨叹：“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①小说的接受层、读者面既然如此之广，而小说文本的思想艺术水平、读者的审美文化素养等，又良莠不齐，那么小说接受中出现复杂的阅读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彼时，有不少小说评点者就注意到明清小说接受中普遍存在各种“不善读”的现象，并对之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发表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当时乃至今天对于人们如何“善读”小说都不乏一定的启迪与教育意义。
一、“不善读”小说及其影响
古人曾将书比作药，认为善读之可以医愚。清袁枚说：“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痰瘤。”②书与药、饭一样，善读固然可以医愚、疗饥，不善读呢？自然也会中毒。清初刘廷玑在评点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时就说：
嗟乎！四书也，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不善读《水浒》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读《三国》者，权谋狙诈之心生矣。不善读《西游》者，诡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读《金瓶梅》，先须体认前序，内云：“读此书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读此书而生效法心者，禽兽也。”然今读者多肯读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读七十九回以后，岂非禽兽哉。③
清张安溪也说：“《聊斋》一书，善读之令人壮胆，不善读令人入魔。”④可见，即便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这样的“奇书”，如果不善读之，也是容易中毒入魔的。清初鸳湖紫髯狂客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他在为艾纳居士所著《豆棚闲话》第十二则所写的总评中说：“著书立言，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亦在乎后学之善读。如不善读，则王君介甫，以经术祸天下，所必然矣。即小说一则，奇如《水浒记》，而不善读之，乃误豪侠而为盗趣。如《西门传》，而不善读之，乃误风流而为淫。”⑤其所谓《西门传》，即《金瓶梅》，该书极易被人误读。清初爱日老人在《续金瓶梅序》中就说：“不善读《金瓶梅》者，戒痴导痴，戒淫导淫。吴道子画地狱变相，反为酷吏增罗织之具，好事不如无矣。”⑥丁耀亢也说，《金瓶梅》作者“原是替世人说法，画出那贪色图财、纵欲丧身、宣淫现报的一幅行乐图”，惜乎其创作苦心很少被人领会，多数读者“看到‘翡翠轩’、‘葡萄架’一折，就要动火；看到加官生子、烟火楼台、花攒锦簇、歌舞淫奢，也就不顾那髓竭肾裂、油尽灯枯之病，反说是及时行乐，把那‘寡妇哭新坟’、‘春梅游故馆’一段冷落炎凉光景看做平常”，致使“这部书反做了导欲宣淫话本”⑦。张竹坡也指出：“男子中少知看书者，谁不看《金瓶梅》？看之而喜者，则《金瓶梅》惧焉；惧其不知所以喜之，而第喜其淫逸也。如是则《金瓶》误人矣。究之非《金瓶》误之，人自误之耳。”⑧
至于艳情类的才子佳人小说，如不善读，则更易于想入非非，甚至误入歧途。清李仲麟在《增订愿体集》卷二中即说：“淫词小说，多演男女之秽迹，敷为才子佳人，以淫奔无耻为逸韵，私情苟合为风流，云期雨约，摹写传神，少年阅之，未有不意荡心迷、神魂颠倒者。在作者本属子虚，在看者认为实有……即有因果报应，但人多略而不看，将信将疑；况人好德之心，决不能胜其好色之心，既以挑引于前，岂能谨饬于后。”⑨李氏认为少年人生阅历、文学素养有限，加上又有“好色之心”，故而在阅读才子佳人小说时，往往便误虚为实，“意荡心迷，神魂颠倒”。还有侠义小说，也容易贻误下层读者。石庵在《忏
室随笔》中指出，《七侠五义》等侠义小说“最易于取悦下等社会”，盖因“下等社会之人类，知识薄弱，焉知此等书籍为空中楼阁？一朝入目，遂认作真有其事，叱吒杀人，藉口仗义，诡秘盗物，强曰行侠；加以名利之心，人人所有，狡诈之徒既不能以正道取功名，致利禄，陡见书中所言黄天霸、金眼雕诸辈，今日强盗，明日官爵，则借犯上作乱之行，为射取功名之具，其害将有不堪言者”⑩
显然，读小说时认假为真，并欲效仿，这些都是“不善读”的具体表现。这也说明，“不善读”小说业已构成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之所以引起文人热议，也是因为它已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这里，我们不妨以《红楼梦》的接受为例，来看一看“不善读”酿成的苦果。清人乐钧《耳食录》二编卷八中记载：“昔有读汤临川《牡丹亭》死者，近时闻一痴女子以读《红楼梦》而死。初，女子从其兄案头搜得《红楼梦》，废寝食读之。读至佳处，往往辍卷冥想，继之以泪。复自前读之，反复数十百遍，卒未尝终卷，乃病矣。父母觉之，急取书付火。女子乃呼曰：‘奈何焚宝玉、黛玉？’自是笑啼失常，言语无伦次，梦寐之间未尝不呼宝玉也。延巫医杂治，百弗效。一夕瞪视床头灯，连语曰：‘宝玉宝玉在此耶！’遂饮泣而瞑。”(11)这位痴心少女，由于不懂如何正确对待小说，深陷《红楼梦》而不可自拔，以至于香销玉殒，着实令人叹惋。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在谈到“《红楼梦》之贻祸”时也指出，《红楼梦》一书，严禁而不能绝，“文人学士多好之”，“闻有某贾人女，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12)。其实，不仅女子读《红楼梦》有走火入魔者，男性读者中也不乏其人。清陈镛《樗散斋丛谈》卷二记载：“邑有士人贪看《红楼梦》，每到入情处，必掩卷瞑想，或发声长叹，或挥泪悲啼，寝食并废，匝月间连看七遍，遂致神思恍惚，心血耗尽而死。”(13)清邹弢《三借庐笔谈》卷四《小说之误》也说：“苏州金姓某，吾友纪友梅之戚也，喜读《红楼梦》，设林黛玉木主，日夕祭之。读至黛玉绝粒焚稿数回，则呜咽失声。中夜常为隐泣，遂得癫痫疾。一日，炷香凝跪，良久，起拨炉中香，出门，家人问何之？曰：‘往警幻天，见潇湘妃子耳。’家人虽禁之，而或迷或悟，哭笑无常，卒于夜深逸去，寻数月始获。”(14)这种将《红楼梦》所写完全当做真人真事并且深入其境、感同身受的读法，显然是错误的，其后果也是严重的。这也是《红楼梦》遭到清代统治者禁毁的原因之一。清末，定一在《小说丛话》中谈及小说改良问题时，也列举了不善读小说引起的悲喜剧：“小说者诚社会上之有力人也，读之改变人之性质。非独泰西有读小说而自杀之事，我中国亦然。吾前闻人言，有读《封神传》而仿其飞行空中之本领，竟作堕楼人；又有谈《西厢记》而恋莺莺之貌，欲步张生之举，寤寐求之，梦中遂大声疾呼‘莺莺’不绝，后以病故。”(15)读者“不善读”小说的现象，既然已普遍存在，甚至还造成了严重后果，那么就有必要探讨一下这种现象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二、“不善读”小说之成因
“不善读”小说现象产生的原因，无疑是很复杂的。对此，明清时期的文人从下述几个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
(一)读者受到了小说文本的诱导。读者是否善读小说，这无疑与小说本身的性质与特点有关。彼时，让读者“不善读”的小说，往往多为言情类小说或历史演义小说。言情类小说因为在礼教森严的社会环境中畅言男欢女爱，甚或在某些方面还刻意迎合读者的庸俗心理或低级趣味，所以很容易诱导“不善读”现象的产生。清黄正元在《欲海慈航·禁绝淫类》中曾转引袁了凡的话说：“人虽不肖，未有敢肆为淫纵者，自邪书一出，将才子佳人四字，抹杀世间廉耻，而男女之大闲，不可问矣。每见深闺女子，素行无暇，暂一披卷，情不自制，顿忘中冓之羞，遽作阳台之梦。亦有少年子弟，情窦初开，一见此书，邪心顿炽，终日神游楚峡，每夜梦绕巫山，或手淫而不制，或目挑而苟从，丧身失命，皆由于此。”(16)的确，少男少女由于涉世未深，又情窦初开，对两性之爱有着本能的向往，所以一旦读到“邪书”，就很容易受到不良的诱惑，危害身心健康。清人张缵孙即说：“今世文字之祸，百怪俱兴，往往倡淫秽之词，撰造小说，以为风流佳话，使观者魂摇色荡，毁性易心，其意不过网取蝇头耳。”(17)刘廷玑还对那些易于误导读者的小说进行了分类评价：“近日之小说若《平山冷燕》、《情梦柝》、《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等类，佳人才子，慕色慕才，已出之非正，犹不至于大伤风俗；若《玉楼春》、《宫花报》，稍近淫佚，与《平妖传》之野，《封神传》之幻，《破梦史》之僻，皆堪捧腹；至《灯月圆》、《肉蒲团》、《野史》、《浪史》、《快史》、《媚史》、《河间传》、《痴婆子传》，则流毒无尽；更甚而下者，《宜春香质》、《弁而钗》、《龙阳逸史》，悉当斧碎枣梨，遍取已印行世者，尽付祖龙一炬，庶快人心。”(18)
与言情类小说不同，历史演义小说则因其所叙虚实相生、真假参半，也容易误导读者。清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惟《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19)例如，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五中就列举了某些文人受《三国演义》影响，以虚为实的笑话：“崔念陵进士，诗才极佳；惜有五古一篇，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说演义语也，何可入诗？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身惭愧。”(20)清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一《生瑜生亮》也指出：“‘既生瑜，何生亮’二语，出《三国演义》，实正史所无也。而王阮亭《古诗选凡例》、尤悔庵《沧浪亭诗序》，并袭用之。”(21)清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七《瑜亮》还总结道：“小说俚言，阑入文字，晚明最多，阮亭、悔庵、豹人、屺瞻，亦沿而不觉耳。”(22)
(二)读者有意对小说进行选择性阅读。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前，实际上已多有其趣味指向或接受期待，因而在阅读小说时，就难免会有意识地各取所需，对投合其心意的情节给予更多的关注，而对其不感兴趣的内容则予以回避或舍弃。如《肉蒲团》第一回即说：“近日的人情，怕读圣经贤传，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里面，又厌闻忠孝节义之事，喜看淫邪诞妄之书。风俗至今日，可谓靡荡极矣。”23)清戏笔主人在《忠烈全传序》中也说：“比至《西游》、《金瓶梅》专工虚妄，且妖艳靡曼之语，聒人耳目。在贤者知探其用意用笔，不肖者只看其妖仙冶荡，是醒世之书反为酣嬉之具矣。然亦何尝无惩创之篇章，但霾没泥涂中者，安能一一在耳目间，故知之者鲜。”(24)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第八十二则中也指出：“不善读书人，粗心浮气，与之经史不能下咽，偏喜读《金瓶梅》，且最不喜读下半本《金瓶梅》，是误人者《金瓶梅》也。”(25)清末曼殊《小说丛话》还说：“凡读淫书者，莫不全副精神，贯注于写淫之处，此外则随手披阅，不大留意，此殆读者之普通性矣。至于《金瓶梅》，吾固不能谓为非淫书，然其奥妙，绝非在写淫之笔。”(26)
(三)读者混淆了小说所写的艺术世界与现实(历史)世界的差异，或以读史的眼光读小说，或以索隐、考证的眼光读小说，甚或“卷入性”地读小说。
以读史的眼光读小说，这在历史演义小说的接受中较为常见。明胡应麟评论《三国演义》时就讥诮小说所写关羽秉烛待旦之事于史无据(27)。而前文所举某些文人据《三国演义》中的无稽之谈作诗为文，闹出笑话，其实也是文史不分导致的。
既然文化素养较高的文人阅读历史演义都会误虚为实，那么一般的读者就更容易认假作真了。清奕赓《佳梦轩丛著管见所及》记载，雍正六年，廷臣奉谕，各保所知者一人。护军参领郎坤因奏：“明如诸葛亮，尚误用马谡，臣焉敢妄举。”雍正当即叱之曰：“郎坤从何处看得《三国志》小说，即欲示异于众，辄敢沽名具奏，甚属可恶，交部严审具奏云。”(28)这便是以小说语入奏议惹的祸。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七也记载：“乾隆初，某侍卫擢荆州将军。人贺之，辄痛哭，怪问其故，将军曰：‘此地以关玛法尚守不住，今遣老夫，是欲杀老夫也。’闻者掩口。此又熟读《演义》而更加愦愦者矣。‘玛法’，国语呼‘祖’之称。”(29)
以读史的眼光读小说，固然与读者对历史演义的“小说”特性缺乏认识有关，但也与古代文史不分的传统分不开。夏志清曾指出：“在中国的明清时代……作者与读者对小说里的事实都比对小说本身更感兴趣。最简略的故事，只要里面的事实吸引人，读者都愿意接受，难怪多少世纪以来，中国的文人不断编撰轶闻趣事，而读者也似乎觉得这种作品永远有趣。那些职业说书人总是诚心恪守视小说为实事的传统看法……讲史小说自然是当作通俗历史来写，也是当作通俗历史来读的；即便是荒诞不经的故事，只要附会上一点史实，也很可能被文化程度低的读者当成事实而不是当作小说看。所以当描写家庭生活以及讽刺性的小说兴起时，它们那明显是虚构出来的内容，却常引起读者(以及本身即是文人的高明读者)去猜测书中人物影射的真实人物。”(30)夏志清所说的这后一种现象，在《红楼梦》的接受中就很突出。自从《红楼梦》问世后，以索隐、考证的眼光来读该小说的人，可谓在在有之。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所说：“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31)清末叶小凤在《小说杂论》中也说：“今世之谈《石头记》者，寻章索义，穿凿附会，乃如汉儒之治经，真足令人绝倒席上也。”还说：“夫小说之有寄托固也，然不过大旨如此而已。若曰人人有隐名，事事有暗谜，则虽白尽孔夫子头发，亦未必能成。毕竟曹雪芹非圣人，如何有此本领？而今之人评《石头记》者，于穿凿之中，又俨然分洛蜀之党，嚣嚣终日，意若甚得，不知非特绝倒席上者有人，即曹雪芹有灵，亦将抚掌大笑，谓：‘吾始愿不及此矣。’”(32)的确，索隐派对《红楼梦》的读解，虽然不能说没有可取之处，但多半属于揣测附会，随意捏合，甚或无中生有，刻意曲解。清王梦阮《红楼梦索隐提要》曾指出：“看《红楼》人有专从暧昧着想者：如迎春受虐，为非完璧；惜春出家，为已失身；宝钗扑蝶堕胎，故以小红、坠儿二名，点醒其事；湘云眠芍药裀，是与宝玉私会，为袭人撞见，故含羞向人。如此之类，也具只眼，然非作者本意之所注重，故不必好为刻深。”(33)与索隐派相比，考证派所标举的自传说，也经不起推敲。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针对“自传说”指出：“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34)无论索隐《红楼梦》中的真人真事，还是考证它为作者自写生平之作，都是不把《红楼梦》当小说来阅读，而是视为一部“秘史”来探幽。这样做，违背了一定的文学常识。当代小说家克非就说：“《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它的人物、故事、典型环境都是虚构的，是作者熔铸生活的结果。你考证什么呢？即或某些人物、事件、场景，在生活中曾有过原型，但经过作者头脑的发酵、熔炼、提炼、打磨，必不可少的改变，再和小说中的其他人其他事其他环境铸造在一起，就跟原型、原事、原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这好比将粮食酿造成酒一样。二者虽有关系，无粮食便无酒，但酒是酒，粮是粮，是不同的东西，你不能把酒说成是粮食，把粮食说成是酒。原生态的生活，在未经作家头脑一系列的发酵和熔铸之前，是无法成为小说‘元件’的。这不过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常识。”(35)
除了以读史、索隐、考证的眼光来读小说外，还有的读者对小说作出了“卷入性”的阅读、反应。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曾说：“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读《野叟曝言》者必自拟文素臣，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玉，读《花月痕》者必自拟韩荷生若韦痴珠，读《梁山泊》者必自拟黑旋风若花和尚。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吾不信也。”(36)后来，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谈到《红楼梦》的接受时也说：“但是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鉴赏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分，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37)前文所述，一些女性或男士读《红楼梦》而走火入魔，其实就是混淆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别、“卷入性”地阅读、理解小说人物故事所导致的。
(四)读者不了解作者用心之所在。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曾说：“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38)如果不了解作者的创作用心，那么就容易出现对作品的误读或曲解。清刘廷玑在谈及风行一时的才子佳人小说、艳情小说时，即指出这些小说所写的内容虽然有伤风化，“然而作者本寓劝惩，读者每至流荡，岂非不善读书之过哉！”(39)清黄小田《儒林外史序》也指出，对于《儒林外史》，“不善读者但取其中滑稽语以为笑乐，殊不解作者嫉世救世之苦衷”(40)。清末天僇生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谈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时也说：“著诸书者，其人皆深极哀苦，有不可告人之隐，乃以委曲譬喻出之。读者不知古人用心之所在，而以诲淫与盗目诸书，此不善读小说之过也。”(41)
(五)读者读小说时，“各以其情而自得”。每一位读者由于其阅读经验、期待视野不同，即使他了解作者的创作用心，对作品的领会也仍然会有所不同，他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它，并且渗入他个人的思想情感。正如清初王夫之在《姜斋诗话》卷一中所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42)吴趼人在《说小说·杂说》中就举例说：“《金瓶梅》、《肉蒲团》，此著名之淫书也。然其实皆惩淫之作。此非独著者之自负如此，即善读者亦能知此意，固非余一人之私言也。顾世人每每指为淫书，官府且从而禁之，亦可见善读书者之难其人矣。推是意也，吾敢谓今之译本侦探小说，皆诲盗之书。夫侦探小说，明明为惩盗小说也，顾何以谓之诲盗？夫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若《金瓶梅》、《肉蒲团》，淫者见之谓之淫；侦探小说，则盗者见之谓之盗耳。呜呼！是岂独不善读书而已耶，毋亦道德缺乏之过耶！社会如是，捉笔为小说者，当如何其慎之又慎也。”(43)后来，鲁迅在谈到《红楼梦》的接受情况时也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44)
(六)读者不了解小说的意趣、笔法。读者是否善读小说，与其文学修养、理解能力等显然也有一定关系。清末梦生《小说丛话》即说：“吾所谓能读小说者，非粗识几字，了解其中事实如何如何也。善读小说者，赏其文；不善读小说者，记其事。善读小说者是一副眼光，不善读小说者又是一副眼光。”(45)比如，关于《水浒传》，李卓吾在评点第五十三回时说：“有一村学究道：‘李逵太凶狠，不该杀罗真人；罗真人亦无道气，不该磨难李逵。’此言真如放屁！不知《水浒传》文字，当以此回为第一。试看种种摹写处，那一事不趣？那一言不趣？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既是趣了，何必实有是事，并实有是人？若一一推究如何如何，岂不令人笑杀？”(46)这便对不了解《水浒传》创作意趣的村学究进行了辛辣嘲讽。清俞龙光《荡寇志·识语》也慨叹：“嗟乎，耐庵之笔深而曲，不善读者辄误解。”(47)又如《金瓶梅》，其笔法也不易为人所解，清鸳湖紫髯狂客即指出：“其间警戒世人处，或在反面，或在夹缝，或极快极艳，而惨伤寥落寓乎其中，世人一时不解也。”(48)至于《红楼梦》，读者如果不了解其笔法之妙，那么也难免会胶柱鼓瑟或谈玄说空。如王梦阮《红楼梦索隐提要》所说：“书中正寓夹写，比赋兼行，大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不善读者，一落迹象，谓宝、黛实有其人，荣、宁实有其地，刻舟求剑，便不足与言《红楼梦》。然全书行间字里，亦自有其事其人，若一味谈玄，谓百二十回皆子虚乌有，亦甚非《红楼》之真知己也。”(49)清陈其泰还举例分析如何去领会《红楼梦》写人叙事的旨趣、笔墨，他说：“世俗之人，横一团私欲于胸中，便处处以男女相悦之心，揣摩书中所叙之事。如妙玉之于宝玉，亦以为迹涉狎昵，真隔尘障千百层，无从与之领略此书旨趣也。此种笔墨，作者难，识者亦不易。余少时读此回，亦不能无疑于妙玉，彼时只因未识得宝玉耳。及反复寻绎，将宝玉之性情行事看透，方能处处领会作书者之旨趣。”(50)清末黄人《小说小话》也举例说：“贾宝玉之人格，亦小说中第一流……或曰：‘书中《西江月》两首，丑诋宝玉，可谓至矣，其人格之可珍者安在？’曰：‘君自不善读《红楼梦》耳，所谓但看正面，而不看反面者也。全书人物，皆无小说旧套，出场诗词，独宝玉有之。非特重其为主人翁，全书宗旨及推崇宝玉之意悉寓于此。”’(51)
综合上述，可知读者“不善读”小说的现象，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既然如此，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呢？
三、避免“不善读”小说之方法
明清文人在探讨读者“不善读”小说的成因时，也对如何有效地避免“不善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一些文人认为，既然“不善读”是由小说作品引起的，那么禁毁小说作品，也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举措。如刘廷玑即说：“读而不善，不如不读；欲人不读，不如不存。康熙五十三年礼臣钦奉上谕云：‘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而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肆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鄙理，渎乱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子弟未免游目而蛊心焉。败俗伤风所系非细，应即通行严禁’等，谕九卿议奏通行直省各官，现在严查禁止。大哉王言，煌煌纶结
，臣下自当实力奉行，不独矫枉一时，洵可垂训万
焉。”(52)清江苏巡抚汤斌在《汤子遗书》卷九《苏松告谕》中也特意发布过禁毁小说的告示：“独江苏坊贾，惟知射利，专结一种无品无学希图苟得之徒，编撰小说传奇，宣淫诲诈，备极秽亵，污人耳目……深可痛恨，合行严禁。”(53)不过，在小说已经风行海内、深入人心的时代，想通过禁毁小说来斩草除根，无疑是不现实的。如清钱湘《续刻荡寇志序》即说：“淫辞邪说，禁之未尝不严，而卒不能禁止者，盖禁之于其售者之人，而未尝禁之于阅者之人；即使其能禁之于阅者之人，而未能禁之于阅者之心。”(54)
于是，又有人主张对那些有伤风化的小说进行删改再版。清余治在《得一录》卷一一中即说：“此等书大可就其中用意增删，汰其不可为训者，而换其足资惩劝者，于意义则术等点金，于本书则功同完璧，刊板之费无几，而于世教实大有裨益，想有心人当相视莫逆，默为印可也。”(55)余治这样说，当时还真有人这样做了，如清芝香馆居士即对《二奇合传》进行删改，并说：“第是书既主醒世，而写生之笔，有涉诲淫者则所宜摈者也。”否则，“有读书而反败行者，匪惟不善读书，亦书有以误之也”(56)。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社在编辑出版一些涉及性描写的明清小说时，也喜欢用“□□□□□□”或“××××××”来标示此处删除了多少字。但是，读者仍会用想象来填补，因此删改之法也无异于隔靴搔痒。
既然禁毁、删改小说收效有限，那么要求小说作者应有社会责任感，能为读者着想，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清张缵孙《正同学书》针对那些炮制艳情小说的作者，就发出了这样的告诫：“黄童红女，幼弱无知，血气未定，一读此等词说，必致凿破混沌，邪欲横生，抛弃躯命，毁蔑伦彝，小则灭身，大且灭家。呜呼！兴言至此，稍有人心者，能无不寒而慄哉？”(57)清寉市道人《醒风流序》也指出，艳情小说之弊，“在于凭空捏造，变幻淫艳，贾利争奇，而不知反为引导入邪之饵。世之翻阅者日众，而捻管者之罪孽日深，何不思之甚也？”因此，他在创作《醒风流》时，就有意摈弃色情描写，使“世之逞风流者，观此必惕然警醒，归于老成”(58)。清蠡庵《女开科传引》也说：“若夫以妖艳之书，启天下淫男子逸荡之心，则妄语之诫，舌战之祸，固生平所自矢不为矣。”(59)李绿园在写《歧路灯》时，也处处考虑给读者以正面影响，涉及人物淫行时，也总是一笔带过，并反复声明：“此处一段笔墨，非是故从缺略，只缘为幼学起见，万不敢蹈狎亵恶道，识者自能会意而知。”(第四十三回)(60)“每怪稗官例，丑言曲拟之。既存惩欲意，何事导淫辞？”(第二十四回)(61)还有一些文人，则主张借助小说评点来引导读者更好地阅读小说。金圣叹即说：“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62)张书坤在《新说西游记总批》中也说：“古人作书，其旨深奥。唯恐后人之不解，是以批而解之，以告后人。”(63)他还指出《西游记》所叙“其事则极幻，其旨又极隐。若再不明白解说，深文浮衍，读者愈疑而莫知从入之处矣。是以开解处，只求明白爽快，即使三尺童子，读之亦显然易知。方上不负前人之作，下有裨于后之学者，良多矣。”(64)
的确，一些文人为某些小说撰写的“读法”、“凡例”以及正文中的评点等，往往能从多方面开导、启迪读者。
(一)他们在评点小说时强调要把小说当做小说读，不能当做正史或真事来看。明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引》即说：“大抵观是书者，宜作小说而览，毋执正史而观。”(65)清花也怜侬《海上花列传·例言》也明告读者：“此书为劝戒而作……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矣。”(66)清末叶小凤《小说杂论》也说：“是小说，则当以小说读之，此亦一天经地义也……我读《石头记》，只当作平常小说读，惟其只作小说读，乃见其有较他小说精妙处，苟能见得有精妙处，我已不负古人矣，复何求哉！”(67)
(二)强调读小说应作整体观，不可割裂或零星读之。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即说：“凡人读一部书，须要把眼光放得长。如《水浒传》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若是拖长看去，却都不见。”(68)张竹坡《金瓶梅读法》说：“《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止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69)
(三)强调读小说要领会作者的创作用意。张竹坡说：“读《金瓶》，当知其用意处。夫会得其处处所以用意处，方许他读《金瓶梅》，方许他自言读文字也。”(70)林钝翁在评点《姑妄言》时也经常揭示作者的创作用意，生怕读者错会其意。如第七回夹评：“这一段才是书者之本意，那许多淫秽的事，千言万语不过是这几句的引头，看者需知作者之心。”(71)第二十回回评：“详写曾嘉才之妻女子媳者，因一赌字，以至家破人亡。可见赌字大害，一至于此。贪赌之流见之，亦知稍警醒否？作者之意是要劝诸人不可如此，切勿错会起来，竟去效颦。不但负作者之心，真成一大笑话矣。”(72)
(四)强调读小说要领会其叙事之法。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即说：“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此本虽是点阅得粗略，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文法。”(73)《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二十五回评指出该书善于“以幻作真，以真作幻，看官亦要如此看法为幸”(74)。
(五)强调善读小说者，既要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清文龙在《金瓶梅》第一百回评道：“故善读书者，当置身于书中，而是非羞恶之心不可泯，斯好恶得其真矣；又当置身于书外，而彰瘅劝惩之心不可紊，斯见解超于众矣。又须于未看之前，先将作者之意，体贴一番；更须于看书之际，总将作者之语，思索几遍。看第一回，眼光已射到百回上；看到百回，心思复忆到第一回先。书自为我运化，我不为书
缚，此可谓能看书者矣。”(75)
诸如此类的评议，对如何读小说确有指迷之效。清末梦生《小说丛话》即说：“《水浒》评的好，《金瓶》评的亦好，圣叹以真能读小说之眼光，指示天下读者不少。”(76)
明清文人对小说接受中“不善读”现象的关注与探讨，虽然究其本意来说，多半是为了救正风俗人心，且其所论也不乏偏颇或可议之处，但也自有其值得肯定或借鉴的地方。这种种“不善读”的现象，不仅在明清时期广泛存在，今天依然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不断地涌现。比如，目前在形形色色的文艺创作中，“三俗”(即庸俗、低俗、媚俗)化的现象就比较突出，特别是网络小说中色情、暴力等内容司空见惯，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反三俗”，并引导读者培养健康的阅读情趣与良好的阅读方法等，就不乏积极意义。又如，近年来“红学索隐”又死灰复燃，并借助新媒体大张旗鼓，这对读者从文学的角度阅读、欣赏《红楼梦》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现在重提明清小说接受中的“不善读”问题，应该也不无借鉴意义吧。
①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页。
②袁枚：《随园诗话》卷一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
③(18)(39)(52)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历朝小说》，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4页，第84-85页，第85页，第85页。
④此为冯镇峦《读聊斋杂说》所引，朱一玄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0页。
⑤(48)艾纳居士：《豆棚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第142页。
⑥⑦丁耀亢：《续金瓶梅》，《金瓶梅续书三种》，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2页，第2-3页。
⑧张竹坡：《金瓶梅读法》第八十二，《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46页。
⑨(16)(17)(28)(53)(55)转引自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第241页，第252页，第36页，第99—100页，第194页。
⑩(19)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366页，第76页。
(11)(13)(14)(33)(49)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47页，第349页，第388页，第301页，第294页。
(12)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0页。
(15)(26)(36)(41)(45)(76)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卷第81页，第69页，第35页，第263页，第409页，第408页。
(20)袁枚：《随园诗话》卷五，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21)王应奎：《柳南随笔·续笔》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7—138页。
(22)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59页。
(23)佚名：《肉蒲团》，陈庆浩、王秋桂主编《思无邪汇宝》，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4-1997年版，第15册第134页。
(24)佚名：《忠烈全传》，《古本小说丛刊》第三十七辑，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1094—1095页。
(25)(69)(70)《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46页，第42页，第45页。
(2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庄岳委谈》下，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432页。
(29)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8页。
(30)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6页。
(31)(32)(34)(67)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页，第486页，第164页，第486页。
(35)克非：《红学末路》，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446页。
(37)《鲁迅全集》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38)(46)(62)(68)(73)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第984页，第39页，第16页，第20页。
(40)朱一玄、刘毓忱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283页。
(42)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43)《吴趼人全集》第八卷，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
(44)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八，第179页。
(47)(54)参见俞万春著《荡寇志》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4页，第1053页。
(50)此为陈其泰评点《红楼梦》第四十一回的批语，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2页。
(51)《黄人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08页。
(56)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50页。
(57)周亮工：《尺牍新钞》，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38-439页。
(58)寉市道人：《醒风流》，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59)岐山左臣：《女开科传》，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60)(61)李绿园：《歧路灯》，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第395页，第235页。
(63)(64)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76页，第574页。
(65)酉阳野史：《三国志后传》，《古本小说集成》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万历刻本，第6页。
(66)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71)(72)曹去晶：《姑妄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51页，第640页。
(74)朱一玄：《红楼梦脂评校录》，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71页。
(75)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6页。
标签：金瓶梅论文; 红楼梦论文; 小说论文; 红楼梦评论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水浒传论文; 三国演义论文; 肉蒲团论文; 曹雪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