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与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不同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危机论文,亚洲论文,宏观调控论文,本轮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10)10-0032-37
一、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比较研究
（一）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比较
1.共同点比较。就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比较而言，存在以下共同点，其主要表现为：(1)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都导致了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动荡；(2)两次金融危机都对实体经济构成冲击，两次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外部需求减弱都影响到中国出口，使中国政府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刺激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
2.不同点比较。就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比较而言，存在以下不同点，其主要表现为：(1)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中心地点不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地点在以泰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国家，而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地点在美国。(2)两次金融危机对于经济的影响程度及传导路径不同。亚洲金融危机对于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危机受害国自身的经济衰退。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主要是出口导向型国家，这些国家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较小，因此，亚洲金融危机对于全球经济影响十分有限，其对于实体经济没有产生全球性危机波及效应；本轮金融危机对于全球经济影响程度明显地高于亚洲金融危机。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爆发地美国处于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从而使美国本土爆发的金融危机直接表现为全球金融危机；另一方面鉴于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各国经济之间相互依存度较高，因此，美国本土金融危机对于其本国实体经济的冲击最终演变为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冲击。从两次金融危机对于实体经济传导路径分析，亚洲金融危机对于实体经济传导路径比较简单，直接表现为：受害国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导致受害国自身的经济衰退。而本轮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及范围较之上次危机而言，更加复杂。总体来看，本轮金融危机对于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可概括为两条：第一，美国自身金融危机→美国居民收入水平降低→美国居民消费乏力→美国进口减少→世界其它国家出口减少→全球经济增速降低→全球居民收入水平降低→全球居民消费水平降低→全球经济增速进一步降低→如此循环往复；第二，美国自身金融危机→美国资本市场出现大幅动荡→参与美国资本市场投资的国家国际支付能力削弱→国际支付能力削弱国家进口支付能力减弱→发达国家及以跨国公司为表现形态的组织向这些国家的出口开始减少→出口的减少降低了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投资国经济增速→经济增速的降低削减了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投资国居民消费和进口水平→进一步影响全球经济→如此循环往复。(3)两次金融危机影响对象不同。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主要是泰国以及亚洲，受益对象主要是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基金以及美国，就此而言，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是有盈有亏的金融博弈；由于此次金融危机最终演变为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因此，全球所有国家都是危机的受害者；(4)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同。具体言之，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际投机资金大量进入泰国亚洲四小龙国家，对这些国家以地产和股票为表现形式的资产进行大肆投机，进一步吹大了其资产价格泡沫；第二；受国内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影响，泰国以及亚洲四小龙前期依靠低价竞争的出口优势逐步丧失，从而削弱了这些国家出口创汇能力；第三，国际投机资金在获取巨额投机收益之后，突然大量撤离，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快速破灭，由此引发金融危机，最终导致这些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鉴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得美国本土爆发的金融危机直接表现为全球金融危机；第二，美国前期奉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放任自流的金融监管政策进一步助长了虚拟资产价格泡沫，虚拟资产价格泡沫最终破裂直接导致了这场危机；第三，美国金融市场投资者主要来自于全球各个国家，因此，美国本土爆发的金融危机，受害者是全球投资者，直接表现为全球金融危机；第四，从实体经济领域分析，导致此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供过于求的供需格局。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传导路径来看，其主要表现为：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直接导致房价下跌→房价预期发生逆转导致次贷危机→最终演化成一场全面的金融危机。就此而言，我们认为，作为拉动美国经济前期快速增长的房地产业出现供过于求的衰退是导致此轮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此轮全球金融危机最终解决的根本举措在于美国或全球其它国家必须在实体经济领域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实体经济的复苏带动金融复苏。
（二）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国内环境比较研究
1.共同点比较。就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国内环境比较而言，存在以下共同点，其主要表现为：(1)两次危机爆发时间点都出现在我国国内宏观紧缩政策出台的末期，而外部金融危机的爆发最终都成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出现转向的时间拐点。亚洲金融危机始于1997年，距离我国自1993年开始的宏调紧缩调控政策实施将近4年时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于2008年10月份集中爆发，距离我国始于2004年实施的宏观紧缩调控政策也将近4年时间。(2)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点都处于我国相关领域重大改革举措实施的关键时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际，我国正处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关键时期，通过此次改革，改制以后的国有企业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多元化的所有制格局也为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微观经济主体经过前期改革呈现出积极的生机和活力，其一方面为国家有效地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提供了有力的微观经济层面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宏观经济在危机结束之后实现快速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中国正处于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以资源性产品为代表的生产要素价格与国际价格接轨步伐开始加快，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利率市场化改革正在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也在迅速推进。这些改革是我国继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对微观经济主体实施有效改革之后，在宏观经济领域进行的一场深刻变革，这场改革成功与否对于理顺市场价格关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我国目前在宏观经济领域正在进行的改革何去何从？正在进行的宏观经济改革能否趋利避害，甚至像前期微观经济主体改革那样，成为我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实现危机之后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政策助推器？尚待经济理论界进一步研究和观察。
2.不同点比较。就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国内环境比较而言，存在以下不同点，其主要表现为：(1)国民经济总体实体不同，由此决定了国家对于危机的承受能力明显不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71176.6亿元（1996年数据）；经过12年发展，即使受2008年10月份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影响，2008年我国GDP总量仍然达到300670亿元，是1996年4.22倍。我国总体经济实体快速提升为政府有效地应对此轮全球性金融危机提供于强大的物质保证。(2)经济开放程度不同，由此决定了两次危机对于经济的影响程度不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进出口总值为2899.0亿美元，占GDP的33.9%，其中出口为1510.6亿美元，占GDP的17.67%（1996年数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进出口总值为25616亿美元，占GDP的58.1%，其中出口14285亿美元，占GDP的32.4%（2008年数据）。上述数据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开放程度明显提高。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一方面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程度大大增加了。受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影响，我国经济所受到的冲击将明显高于1997年。一方面，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全球金融危机对于实体经济的冲击在我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另一方面我国近年来通过贸易顺差的方式所积聚的大量外汇储备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3)出口贸易构成及贸易发展所处周期不同，决定了两次金融危机对于我国出口贸易未来走向的影响程度不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以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产品为代表的基本消费品在我国出口贸易中占有较大比重，鉴于这些出口贸易品所呈现出的消费刚性特征，因此，亚洲金融危机对于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不仅如此，在我国廉价劳动力成本及低资源价格共同影响下，一些外资企业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开始逐步向中国转移相关产业，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国外产业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转移，最终确立了我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地位。随着我国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的确立，在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大规模出口和以钢铁、化工为代表的一些以适应美国房地产需求为导向的产品大量出口共同影响下，亚洲金融危机之初，我国贸易顺差便出现爆发式增长。就此而言，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成为我国出口贸易出现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时间拐点，开辟了中国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新纪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虽然以纺织、服装为代表的基本贸易品由于其消费的刚性特征，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但从其他出口产品来看，一方面受美国房地产市场衰退影响，一些与美国房地产需求密切相关的产品如钢铁、化工等产品出口大幅回落；另一方面，进入2009年以后，受全球金融危机波及效应影响，以机电设备为表现形式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速开始呈现负增长。由于机电产品在我国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较大，而目前从事机电产品出口的企业多数为外资或合资公司，在人民币升值和我国制造业成本逐步提高双重压力下，这些企业是否会将机电制造产业转移到相对成本更低的国家？我国是否会像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四小龙那些国家一样，出现跨国公司产业大规模外移现象？值得密切关注。总体来看，随着我国低成本制造优势的逐步削弱，我国出口贸易经过十余年快速增长之后，目前已到了一个增速开始放慢的临界点，而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这个临界点提前到来了。(4)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不同，决定了国内在应对两次金融危机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点不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资本市场相对封闭，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主要从事实业投资，人民币实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国内资本市场规模较小，还不允许外资到国内资本市场投资。因此，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资本市场基本没有多少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中国已加入WTO近八年时间，银行业已对外资开放，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明显提高，A股市场规模进一步增大，QFII已成为A股市场一支重要的投资主力。与此同时，一些投机性外资也通过各种渠道大量进入中国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从中获取了巨额投机收益。总体来看，在国外资金大量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情况下，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如何吸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相关国家的经验教训，防范投机性外资对中国金融领域发起类似1997年的金融投机性冲击，是当前防范国内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
二、我国宏观调控在两次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所面临的不同国内、外环境，要求当前宏观调控既要借鉴上次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的调控经验，更要适合我国具体国情，在调控目标、着力点及调控措施上进行创新
如前所述，我国宏观调控在两次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既有共同点，也有很多不同点。一方面要求我们在此轮宏观调控过程中要充分借鉴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调控经验，另一方面又要求我们根据国内、外环境出现的新变化，在借鉴前期调控经验基础上，立足创新，以灵活多变的调控方式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经济的冲击，通过卓有成效的宏观调控，最终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产业升级。
（一）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积累的调控经验对当前宏观调控的借鉴研究
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当前宏观调控可以借鉴上次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所采取的两方面调控经验：
1.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宏观调控政策上要实行积极转向，即宏观调控政策要由紧缩型或中性向积极型调控政策转变，通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久，中国政府随即宣布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加大政府投资规模和力度。1998年中央决定新增国债投资15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随后几年中，中央政府连续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规模大幅增加带动了民间投资，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在1998年以后出现了一次大的飞跃。与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合，我国在货币政策上也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存贷款利率及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提高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由于政府投资大幅增加所产生的挤出效应，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宽松的资金支持。相关数据显示，1997年以后，央行连续采取了6次降息和2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举措用于刺激经济。借鉴上次宏观调控经验，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上反应迅速，2008年11月6日，国务院召开会议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政府决定至2010年，新增4万亿元政府投资，用于刺激经济。为了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自2008年8月以后，央行采取了连续5次降息和4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举措。此外，央行还采取积极的信贷和货币投放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多贷款。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程度不断加深背景下，我国通过实施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宏观经济下滑速率。随着国内积极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实施，我国经济增速在2009年一季度降至6.1%的低点以后，目前已开始出现回稳走势，其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在短期内确实能够对宏观经济起到有效的刺激和拉动作用。
2.在外部需求不足的背景下，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最有力的短期工具。从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启动速度来看，在出口增速放慢背景下，鉴于消费的平稳性和时滞性特征，启动投资，短期之内可以对经济起到立竿见影的拉动效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政府实施的积极宏观调控政策就是以投资作为切入点的，取得了良好的调控效果。作为借鉴，2008年11月份，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政府仍然将投资作为实施积极宏观调控政策的切入点。根据上次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调控经验，预计随着政府投资计划的逐步落实，在投资乘数效应作用下，短期来看，投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由于出口下滑所形成的国民经济增长缺口，使我国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增长。
（二）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新变化，要求我们在宏观调控目标、着力点及调控措施选择上要更多地侧重于创新
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与上次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相比，此轮宏观调控至少应体现以下几方面的创新：
1.与亚洲金融危机时侧重于经济总量扩张型宏观调控目标不同，本轮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应侧重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尚未正式加入WTO，国际重化工制造业还没有向中国大规模转移。因此，出口在GDP总量中所占比重相对较低，投资、消费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从消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实际情况来看，受国有企业改制及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影响，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趋于减弱的。在出口总量较小及消费对于经济增长贡献度日趋减弱背景下，为了积极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投资成为政府刺激经济的唯一有效手段，一方面投资本身可以通过乘数效应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鉴于我国当时基础设施发展落后的客观现实，通过政府投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性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充分发挥我国低资源价格及廉价劳动力的相对优势，为全球重、化工业向中国顺利转移以及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提供有利条件。从投资实际效果来看，1999年中国顺利加入WTO以后，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由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而导致的消费需求减弱所留下的国民经济增长缺口。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经济规模之所以能够出现快速扩张的持续增长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口的快速增长，换而言之，是出口的快速扩张推动了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而出口的快速增长最终得益于我国上世纪90年代后期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就此而言，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所实施的宏观调控目标可归纳为：侧重于投资拉动背景下的经济总量扩张。
2008年以后，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前期通过投资、出口二轮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诸多弊端暴露无余。面对目前我国国内基础设施饱和度不断增加的客观现实，在投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作用下，理论上而言，目前我国基础设施可投资空间及投资边际效用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相比，优势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在出口经过十余年快速增长之后，鉴于全球基本消费品需求的刚性特征以及我国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出口对于前期经济总量扩张的推动作用正在逐步削弱。理论上而言，在美国房地产市场步入衰退和中国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丧失双重因素作用下，即使没有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经过前期快速扩张之后的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会出现逐步递减的趋势。鉴于投资、出口对于国民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日趋乏力的客观现实，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侧重于经济总量扩张的宏观调控目标不同，我们认为，当前在宏观调控目标选择上应侧重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即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使中国经济发展由投资、出口二轮驱动向消费、投资、出口三轮驱动转变；由注重规模扩张、资源消耗型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向注重技术创新、注重劳动有效性的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转变；由注重经济发展速度向注重经济发展质量转变。只有实现上述宏观调控目标，才能有效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转型，进而达到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
2.与上世纪90年代末侧重于“保增长”的宏观调控着力点不同，本轮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应在于“保民生”。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做出的精辟论述，实际上明确指出了此轮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在于“保民生”。而从前期政府公布的四万亿资金投向来看，民生工程投资在四万亿投资中占有较大份额。我们研究认为，本轮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之所以立足于“保民生”，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具体国情及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具体言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受国有企业改制及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不健全影响，消费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趋减弱，消费需求持续乏力一方面给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很大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没有很好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这与我国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明显不符。当前在国内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日趋收窄、出口增速明显放缓背景下，要保持宏观经济持续增长，其调控着力点应落脚于“保民生”，即通过刺激消费的方式，一方面保障民众安居乐业、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弥补经济增速由于出口乏力而出现的下滑缺口。
3.为了切实有效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经济的冲击，实现此轮宏观调控的战略目标，立足于“保民生”这个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当前可考虑采取以下调控措施：
(1)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力度，充分发挥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多年来，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受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及微观主体——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影响，以工资为代表形式的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续多年出现明显下滑。相关数据显示，1990年，我国居民工资性收入占GDP比重为15.8%，而到2006年，居民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则下滑至11.03%。在居民工资性收入占GDP比重下滑的同时，由于以教育、医疗、养老为表现形式的社会保障体制仍未建立，居民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我国居民前期在收入和支出方面出现的“一减一增”现象是当前消费乏力的主要原因。理论上而言，一个缺乏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是畸形的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当前我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之举在于找准“保民生”这个宏观调控着力点，在国民收入分配领域进行深刻变革，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力度，使居民愿意消费、敢于消费，充分发挥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最终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功转型。
(2)通过减税和加大科技投入的方式积极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以新动力能源为切入点的产业培育，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最终实现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跨越式赶超的宏观调控战略目标。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中国政府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的方式培育了以出口为导向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成功实现了中国经济总量在21世纪初的再次扩张，那么，在人民币升值及我国低成本贸易竞争优势逐步减弱双重背景下，如何使前期经过高速增长、已出现增速拐点的出口贸易继续发挥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如何确保投资的边际效用保持在较高水平？如何培育未来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些问题都是在此轮宏观调控中必须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我们研究认为，上述问题最终得以解决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通过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兴产业。而从全球金融危机最终解决手段来看，在信息技术产业革命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递减以及美国传统产业——房地产业呈现衰退双重背景下，全球经济走出危机的关键在于发动一轮新的技术产业革命，通过新一轮技术产业革命，创造新的需求，形成新的供给，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新技术产业革命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全球新兴产业发展前景分析，当前最有可能爆发新技术产业革命的领域主要表现在两大产业，一是新能源产业，二为基因工程产业。考虑目前人类生存所面临的能源约束，我们认为，新能源领域最有可能成为最先爆发产业革命的领域。为此，在此轮宏观调控过程中，应立足于通过减税、加大科技投入的方式积极扶持新兴产业发展，用科技创新、增加投入的方式培育以新动力能源为代表形式的新兴产业，有利于提振我国整体产业的技术含量，形成中国真正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核心竞争力。理论上而言，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一方面可以增加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过程中所必需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根据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供给本身也会创造需求。因此，当前我国在此轮宏观调控过程中对于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本身也能够起到拉动需求、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作用。
(3)将防范国内金融风险作为应对此轮全球金融危机的重中之重，采取积极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国内金融风险。如前所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高，资本市场基本上还没有对外资开放，因此，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实体经济上，为了有效地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在宏观调控政策上采取了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战略，其主要表现在1999年中国顺利加入WTO这个标志性事件上。我国在上世纪末所采取的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战略直接导致了后来出口贸易的成倍增长，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进一步提高，虽然目前我国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实行自由兑换，但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较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时已有明显提高，在外部资金大量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情况下，如何防范国内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将是此轮宏观调控所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为了有效地防范可能出现的国内金融风险，我们认为，与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在宏观调控政策上采取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战略不同，当前应将扎紧中国资本市场篱笆、防止投机性国际资金出逃作为防范国内金融风险的主要手段。具体言之，当前应采取以下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国内金融风险：第一，在积极鼓励银行增加信贷投放的同时，应加强贷款项目的审核、评估，防止大规模不良贷款风险的发生；第二，推迟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步伐，加强国际投机性资金出境监管，防止国际投机性资金突然撤离给中国带来的金融风险；第三，严格控制银行贷款资金流向，防止贷款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投机于房地产市场，制造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第四，谨慎管理外汇储备资金，最大限度降低外汇投资风险。
收稿日期：20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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