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外因素与改革路径——对中国实行渐进改革的一种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因论文,中国论文,路径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既有文献多从“经济”角度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路径进行了讨论，并逐步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各有优势的理论观点。一种是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形成的激进式改革理论。认为构成经济体制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且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是产权的私有化和价格的自由化。所以改革只能是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方式进行，任何局部或渐进的改革都难以行通。另一种是建立于“演进经济学”和“保守的政治哲学”理论基础之上的渐进式改革理论。该理论依据演进经济学和保守的政治哲学关于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和“边学边干”的基本假设，认为渐进式改革可以避免或减少信息和组织资源的突然破坏，降低改革的信息成本和组织成本，因而是可行的。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迄今并无定论。笔者基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决策者和公民的信念，无意介入“纯”经济学式的纷争，而试图越出“经济”的圈子从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和分析“过渡”问题——一个事实上决非单纯的经济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秩序的必要前提也包括一定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价值准则、文化观念，它们在过渡阶段均无一例外地会对过渡路径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经济外因素来探析中国何以“选择”渐进化改革路径，并试图解释中国的渐进改革既是某些方面理性选择的结果，亦是另些方面对“制度遗产”等诸多因素约束的“无奈”。也许正是后者让我们感受到了一国特殊背景的力量。
二、经济外因素对改革路径的影响
（一）文化背景对改革路径的深层影响。文化是人类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准则。一国的文化背景通常制约着该国改革方式的选择。诺思认为，非正式约束在制度的渐进演进方式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是路径依赖的来源。樊纲(1993)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一个社会的特殊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体制变迁路径的选择。
从地理环境和经济类型所形成的文化特征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大陆连绵型文化，是农业文化。作为大陆文化，它通常保持着某种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具有封闭、偏狭的特征，而连绵文化，“因为连绵，传统的力量显得特别强大”（张贷年、程宜山，1998）。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其文化受到农业经济的深刻影响。冯天瑜认为，中国人的务实精神、非宗教态度、民本主义、“崇尚中庸，少走极端”，都是，由农业经济派生出来的。农业文化的“求稳”、“务实”特征深深地影响着国人的行为准则；加之中国的传统文化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以及注重人们之间的合作等，决定了只有符合这种文化特征的制度安排，才能得到多数公众的认可、支持和参与，反之，则会引起人们文化、价值观念的剧烈震荡而大大提高制度创新的成本。换言之，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渐进改革具有更强的包容性，激进式改革尽管具有逻辑完美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但并不适合于这种特殊文化背景下的制度环境。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以其深厚的底蕴影响着改革路径的选择，而且通过在地区之间的差异使渐进改革具有地区基础。众所周知，地理环境的差异对文化差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临江靠海，处于大陆文化的“边缘地带”，较易成为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整合的理想地带，较内陆地区易于和先于接受海洋文化对大陆文化的“边际演变”。相反，文化作为历史积淀的禀性在内陆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传统文化在内陆地区根深蒂固，文化观念的变迁较为缓慢。内陆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因地理环境不同而形成的文化特性差异，为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提供了空间上的现实可能，即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背景宜于适当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易于先行发展非国有经济；内地的文化背景似乎使人们更注重传统的经济制度，特别是计划经济制度，改革开放的整体速度很难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提并论。一些文献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关键在于中国有乡镇企业，因为乡镇企业是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平稳过渡的桥梁。而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诸多发展模式，如东南模式、温州模式、江浙模式和其它经济发展模式等基本集中在沿海地区决非偶然，其经济绩效优于内地亦非偶然，除了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外，由此形成的开放式和工商致富的文化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林青松等人(1989)认为，地区间发展乡镇企业的差异主要是文化上的差异。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决定了人们在价值观念上更易于接受渐进改革，而由环境因素所形成的文化差异又使这一改革方式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易于形成开放地区的增长效应，即通过这些地区的迅速发展辐射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并促使封闭地区通过文化观念的变迁，实现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
（二）政治因素对改革路径的直接影响。从政治上而言，“政治的职能就是统治。”当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水平不断降低时，政治家不会寻求通过改革——与革命相比，可以定义为“在领导、政策和政治制度方面发生范围有限而又速度和缓的变化”（亨廷顿，1968）——的方式增进社会福利，重新获得人民的广泛支持。但是，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改革者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加困难，改革者必须努力分散和消除分裂，提倡政治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驾驭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之间实现平衡。“一个成功的革命者无须是政治巨匠，而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则必是一流的政治家。”由于政治家的偏好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政治家更易于选择政府能够控制秩序和进程的渐进式改革，而不会轻易以政治利益为代价，选择颇具风险的激进式改革。
同时，我们注意到，人的行为与其知识存量密不可分。根据保守的政治哲学（渐进改革理论的一个理论来源）观点来看，人类的知识是有限的。这表明无论是人还是组织，其所具有的知识存量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与之相关的特定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一般不会对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运动特别是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给予支持，因为“剧变”会使其知识存量迅速地变得无用。进一步地，社会主义在现实世界是存在普遍较低的竞争力和经典著作所描述的美好蓝图之间的巨大差异的事实表明，建设社会主义决不能简单、机械地照搬经典著作，而应根据不断变化着的世界进行合乎本国国情的探索。这意味着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的知识是有限的，需要不断的积累。由此决定了在社会主义这一框架内的改革，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只能是渐进的或局部的。而渐进改革能否有条不紊地实施，则取决于执政党和政府的统治力。如果把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至少在政府可以控制社会秩序的范围内——看作是政府决策的问题，那么，政府能力就是影响改革路径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强大的政府能够在完善其政府制度化的速度和扩大公众参与水平之间求得均衡，不可能实行大规模的、激进的变革。这样，就政府角度而言，中国是具备渐进改革的条件的。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并未遵循激进改革理论的逻辑，而是在保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变以及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改革的，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在经济改革不断对其产生需求和压力的情况下逐步推进的。正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是在既定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且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特征，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是激进式的一步到位的一揽子改革，而只能是渐进的局部的改革。就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而言，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效率损失、腐败和分配不公等消极现象，但从整体上，因其比较有效地保证了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稳定，避免了权力迅速分散而缺乏制度约束所造成的失控局面的出现，也避免了激进式改革所易于碰到的制度安排出现“真空”的难题和尴尬，有利于对渐进或局部改革的制度安排进行修正和完善，并通过不断的次优选择增进改革的绩效。当然，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政治体制为其创造进一步推进的条件，这意味着政府体制改革不能一味地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三）社会条件对改革路径的具体影响。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利益重组的过程。改革将循着何种路径进行，能否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公众的理解、受益和支持的程度以及公民个人的包括心理承受能力和知识积累状况的素质。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前，“平均主义”、“大锅饭”作为社会主义在分配领域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优越性”的基本体现而深入人心。触动这种制度的任何改革行为，都会引导社会强烈的反响。改革者，特别是微观组织的改革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这种状况决定了改革之初的中国并不具备“大爆炸”式改革的公众基础；存在且短期内难以改革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正式制度安排不尽兼容，只有通过逐步、局部的渐进改革的方式，并且使非正式制度安排通过边际演变来适应改革的需要，才能使改革切实可行，并实现最终目标。
此外，人口因素作为社会条件的一个构成部分，对于改革路径的选择亦具有重要的影响。人口的数量变化不仅会影响经济增长的绩效(Forgel,1994)，而且会诱发制度变迁（诺斯，1981），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政权的兴衰具有密切的联系（张宇燕、何帆，1998）。人口对于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起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过多的人口会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和社会稳定压力。实行渐进改革，可以通过新兴组织在制度的边际演变中受益、成长，为改革的推进提供新的财政支持，并通过经济发展缓解财政压力，促进社会稳定。当然，人口因素不仅以其数量规模，而且也以其素质对制度变迁施加影响。具体而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劳动者的知识结构有着不同的要求，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采取激进或渐进改革的不同路径，相应会形成对人才储备的不同需求。激进式改革强调“一步到位”，因此要求全社会劳动者素质较高，可以迅速适应新的制度安排的需要。无疑，中国的人才状况在改革初期距这一要求相去甚远。而采取渐进式改革，可以通过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不断教育的方式培养人才，从而有较大的空间为改革向纵深推创造条件。由此也可看出，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道路，除了部分理性选择的因素之外，亦不能排除受诸多因素约束而形成“路径依赖”之故。
三、结语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路径受经济因素和政治、文化、社会等经济外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经济外因素构成一国的特殊背景。正是由于经济外因素的不同，决定了适合于一国的过渡路径未必适合于另一国家。这也许是现代经济学对于解决“过渡”问题“失灵”的症结所在，也是中国何以“选择”渐进改革的部分缘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