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部崛起”的七大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部崛起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734(2006)06-0001-05
中部崛起战略是我国政府采取的继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后的又一重大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举措。无论是自然地理区位上，还是在国家区域经济格局中，中部六省都担负着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关键作用。对于中部崛起的理论探讨，目前学界以基于经济学（微观和宏观）、管理学、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研究为主，从空间视角研究成果较少。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认识误区，空间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更是一种重要的稀缺性资源，是和各类产业活动及其发展条件同等重要的。基于此，本文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从地理学视角归纳与分析了中部崛起的七大关系，以期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借鉴。
一、研究区概况
本文研究的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和山西六省。这六个省份以占全国28.1%的人口在占全国10.69%的土地上创造了占全国22.47%的GDP份额，其中第一产业占25.93%，第二产业占20.11%，第三产业占 24.67%。六省人口密度分别是湖北320.28人／平方公里、湖南317.29人／平方公里、江西255.34人／平方公里、安徽461.15人／平方公里、河南 578.86人／平方公里、山西212.44人／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达到353.9人／平方公里，大大超过全国平均值（134.61人／平方公里），人地矛盾较为突出。经济密度分别是湖北288.24万元／平方公里、湖南220.89万元／平方公里、江西169.90万元／平方公里、安徽285.78万元／平方公里、河南422.07万元／平方公里和山西157.47万元／平方公里，平均经济密度是256.81万元／平方公里，远高于全国平均数（122.14万元／平方公里）。可见，中部地区从总体上看是全国的经济大区，在国家区域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
但是，从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和进出口贸易额这两项指标看，中部各省的发展并不理想，尤其是后者仅占全国的2.95%。进一步引入外贸依赖度进行分析。经计算，2003年，中部各省的外贸依赖度分别为湖北7.85%、湖南6.68%、江西 7.41%、安徽12.43%、河南5.55%和山西10.44%，全区平均值仅为7.91%，而全国的平均外贸依赖度达到60.24%。可见，中部地区整体上属于严重的内向型经济发展区，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资本流动日益加快的背景下，这将严重影响其区域竞争力，经济“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任重道远。
二、中部崛起应处理好的七大关系及其对策
（一）内生性发展与外生性发展
这是关于经济发展道路选择的问题。国际规划大师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2002)认为，城市经济发展有两种理论模型——城市营销型(city-marketing)和内生增长型 (endogenous development)，即外生性与内生性增长方式。前者是依靠外在动力的增长模式，后者则主要靠内在动力推动经济增长。
内生性经济发展模式具有相对稳定、地方文化根植深厚、传承性强等特点，具体而言，它主要依赖地方良好的物质性资源。如气候、土壤等水热条件优越是农业发展的基础，矿产资源丰裕、廉价劳动力、低劳动力成本等为工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美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风情是发展旅游业的天然财富。但缺点在于它的相对封闭性，可能会因信息不对称而失去外部发展机遇。外生性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外援战略，它对外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企业，使区域经济得到发展。它的优点是启动渠道快，其缺点是大部分利润外流，加之外部市场波动性大，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会严重影响区域经济状况，随着投资生命周期的结束，区域的继续发展成为要面对的新问题。
我们认为，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应内外兼修，经济发展初期以外生性发展战略为主，迅速启动经济发展，中期则抓住技术和知识外溢效益，加强自身储备，让这种输血功能转化为造血功能。深厚的地域文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中部所在地，是中原文化的发源地，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各地一定要对自身历史和文化做深度挖掘，让独特的地域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提高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二）工业化与城市化
这是关于经济发展动力的问题。从表1可以看出，中部各省的工业化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居中游水平，河南和山西两省略高于全国平均值。在对中部地区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进行差法处理后可以发现，无论用哪一种计算方法，结果都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与其工业化水平相差甚远，城市化和工业化脱节现象严重，城市化任务十分艰巨。在修正的城市化水平中，湖南、安徽两省接近30%，其他诸省在30%～40%之间，而世界城市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30%时，城市化发展速度会持续上升。而上升的经济基础与原动力之一就是工业化。中部地区资源丰富，在我国已经进入“重工业时代”的背景下，中部地区一定要好好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集中精力发展如钢铁、汽车、船舶制造、重型机械等重化工业，积极承接来自发达地区的这些目前在中国仍有巨大利润空间的工业项目。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城市在信息城市、后工业城市、比特城市、全球城市等流行话语的感召下，过分追求发展高、精、尖等高端第三产业，这种跟风行为对于发展基础远没有牢固的中部地区而言绝对是不当之举。
中部各省应该集中精力搞好工业化，在原有基础上，通过适当调整行政区划、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力度等手段提升城市化水平，形成以工业化促进城市化，城市化带动工业化的良性互动局面。
注：关于城市化水平的计算方法，目前学界有三种，表中的城市化水平[1]是人口普查得出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化水平[2]是城镇非农人口占总人的比重。其中城市化水平[1]由于把全部城镇人口视为非农人口，因而计算结果偏大，城市化水平[2]则没有包含大量城市中外来的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故而结果偏小。在此依据人口普查相关经验，以非农人口占区域总人口比例除以0.75作为修正后的城市化水平，即表中的城市化水平[3]。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及中部六省2005年度统计公报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5年）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三）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
这是关于经济发展策略的问题。比较优势包括两个子理论：一是绝对优势理论，由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他认为国家应当利用本国存在的适于某些特定产品的生产条件生产对其有利的产品，从而导致生产成本绝对低下，然后通过贸易活动，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得到最有效利用。二是比较成本说，由大卫·李嘉图提出。他认为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相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即使区域间生产的内容相近，也可以通过生产其相对成本低的产品而获得额外利益。从贸易上讲，其实质是“优中选优，劣中选优”。竞争优势理论则由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他认为，一国经济发展及产业竞争力水平，并非只与物质生产有关，政治环境、宏观经济条件、微观背景等条件也同样重要。
古典经济学关于空间层面研究的最大贡献就是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和应用，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经典模式。但它是以资源观为基础，是相对封闭条件下的产物，强调物的作用和有形因素。相比而言，竞争优势理论则是综合多元要素，更加强调人的作用和无形因素，在现代经济管理中备受推崇。
对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而言，一方面，要对各省经济运行情况做详尽调查，最大限度地发挥优势，规避劣势，从区域视角发展各自的比较优势项目。另一方面，各省要依托自身条件，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按照理论框架中的诸要素配置资源，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机遇来培植竞争优势。
（四）乡村城市化和异地城市化
这是关于农村发展途径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是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最主要的两件大事之一（斯蒂格利茨，2000）。对于有7.45亿人口的农村地区而言，乡村城市化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对于湖北、河南、江西等城市化水平并不高且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而言，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亟待转移，城市化任务艰巨。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城市化途径有两种。
一是乡村城市化，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在乡村完成向非农业的转化，即人们常说的“离土不离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大部分富余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另一部分则是亦农、亦工、亦商的三栖人口。这对于搞活农村经济、缓解农村人口进城对城市的压力意义重大。但由于这些乡镇企业大部分布局分散，缺乏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可能造成产生大面积环境污染，还可能导致区域间产业同构，因而受到众多学者的批评。
二是异地城市化，即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接受来自城市的生活价值观、生活态度与社会行为模式，从经济收入、社会交往、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实现城市化，即“离土又离乡”。异地城市化使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为城市经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个人收入也大幅增加。更重要的是，进城农民从这种流动中获得观念上的改变，如见多识广、参与性加强、明显的个人效能感、独立性和自主性、乐于接受新观念和新经验。经过时间的洗礼，城市生活和环境对农民的改造内化为一种持久的精神力量，从而产生巨大的生产力。但异地城市化也在一定程度加剧了已有的城乡差异，城市汲取了农村的资金和劳动力，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进城的大部分农民工的居住、生活条件恶劣，相当一部分受到社会排斥，造成孤独感和失落感，城市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从目前的情况看，基于个体选择的自由性和城乡比较利益的差异性，多数农民选择异地城市化，哪怕在外面“混口饭吃”，也会给他们带来一种较强的身份认同感。中部地区应根据各自经济发展状况采取不同的城市化策略：对于经济总体状况不甚发达地区的农民，宜提倡异地城市化，他们将会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武汉、郑州、南昌等省会城市附近的农民宜选择乡村城市化战略，尽快实现从单纯农业人口向两栖人口的身份转变，除务农外，还应当从事城郊型都市生态农业的生产和销售，推进农业产业化步伐，重点解决城市“菜篮子”问题；对于像江西、湖南等与长三角和珠三角接壤的地区，应重点扮演好产业转移的接力手角色，随着大批企业的入驻，承接地的农民应当选择乡村城市化战略。
（五）城镇用地扩张和农村耕地保护
这是关于城乡土地利用的问题。如上所述，中部地区平均城市化水平达到34.04%，在未来一段时期城市化水平会快速推进，物质层面的表现之一是城市用地向外围迅速扩张。表2反映了近几年中部省会城市建设用地和各省耕地面积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各城市建设用地日益增加，城市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空间的抑制作用表现强烈，同时，各省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城市郊区的耕地保护受到严峻挑战。事实上，随着全国很多城市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如撤县设市、大城市兼并周边小城镇）以及大量城市兴办各类型工业园区等方式，城市实际用地量已远远超过表中统计数据。另一方面，中部的农村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本是全国的农业核心区，却出现大量耕地闲置抛荒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湖北耕地抛荒率为 3.39%，2000年升至5.18%，季节性抛荒面积达 200多万亩；同期湖南耕地抛荒面积从161.2万亩升至195万亩，上升了21%，其中常年抛荒从38.6万亩升至51万亩，上升32.1%；2001年，安徽省抛荒耕地面积为135亩，占总承包面积的1.2%；江西抛荒面积为65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
鉴于此，我们应该实行合理的跨区域协调战略，城乡之间要相互合作，实现双赢。具体操作方法有：(1)省内较发达城市和其他区域进行耕地占补合作，发展较快的城市在相对落后地区实现异地开发，促进后进地区人口就业与经济发展。(2)在更大范围的省际层面尝试耕地的占补平衡。
表2 中部六省城市建设用地和农村耕地变化（1999～2003年）(%)
省会城市建成区面积变化率全省耕地面积变化率
湖北
+1.12
-2.21
湖南
+3.45
-0.62
江西
+6.12
-2.01
安徽
+3.54
-0.95
河南
+6.55
-0.39
山西
+0.87
-4.43
注：表中+为增加，-为减少。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2004年）、《中部六省统计年鉴》（2000～2004年）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六）行政区经济和经济区经济
这是关于经济发展体制的问题。在财政包干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和支出机制发生变化，即地方经济发展的资金筹措主体从以前的以中央政府和上级行政单位为主变成以自己为主。这样，为了最大限度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势力），各城市对资源、人才、技术、资金、空间等经济发展要素的争夺异常激烈，加之现行的行政考核机制的缺陷（主要体现在考核指标惟GDP上），使得各城市各自为政、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盛行。其后果是，单个城市经济发展是以整个区域甚至整个国家资源的巨大浪费为代价时，区际的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不是依赖于市场解决的，而是依赖行政力量解决。中部六省包括不同层次体系的经济圈，既有省内的城市群（如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及内部诸城市的联系网络，也有省际层面的联系如江西与长三角、湖南与珠三角。而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中部六省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和省际的协调问题成为新的时代性命题。大区域层面的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得益于区域内部单元之间的有机协调和有效整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部崛起的关键点在于六省区之间是否能够建立一套有效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机制。
中部各省应该发扬中原文化的宽广博大和顾全大局的精神，以现实各城市或区域的经济联系为基础，加强省际经济联系；如果这种联系通道已经建立，相关的政府部门就要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努力维护这一通道而不是人为设置障碍。这方面可以借鉴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带的成功经验，组建跨省的中部六省经济协调委员会和开发公司，定期召开省长、市长联席会议和举办相关产业的发展论坛，共商中部崛起大计。
（七）经济增长和建设和谐社会
市场经济体制是指导区域经济发展的准绳，它能最大限度地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但市场并非万能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些社会问题如行业垄断、行政专横、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认同感和传统社会道义的沦丧日益突显，城市外来人口和城市原有居民的融合问题、城市犯罪率上升问题、问题少年增多、居民间关系日渐淡漠等问题值得人们关注。在中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种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对国民思想的冲击，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使一些人显得措手不及，对新环境的调适也相对滞后，这种不适应一旦超过心理界线就可能成为社会问题的导火索。显而易见，这些不谐之音与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格格不入。中部广大地区虽然目前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发展经济，但也要对种种社会问题保持高度警惕。中部地区作为农业和工业大省集聚区，在农业和工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农地上市流转、工业行业的重组与兼并的背景下，尤其要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制定合理的应对措施。总之，市场法则使社会向两极化发展，政府部门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好二次分配的工作，尽力抚平因市场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营造良好的区域发展氛围。
三、结论
中部崛起作为一个国家层面的重大工程，不仅需要解决一系列实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还需要相关理论的支撑。本文从地理学的空间视角出发，对“中部崛起”的重要理论进行梳理，归纳了中部六省在经济发展历程中必须面对的七大关系。
对于这七种关系的处理，笔者认为总的指导思想如下。内生与外生性发展道路：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以外生性发展模式为主，中后期则内外兼修，尤其注重区域文化要素等“文化”内力的培植；工业化与城市化：在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化战略基础上加快城市化进程，形成工业化促进城市化，城市化带动工业化的良性互动局面；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两者要做到齐头并进，经济发展前期从比较优势入手，后期则重点培育区域竞争优势；乡村城市化与异地城市化：要因地制宜地分级分类推进中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大城市郊区以及那些与发达省区接壤地区应选择乡村城市化战略，而一般落后地区宜选择异地城市化战略；城市用地扩张和农村耕地保护：这一在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尖锐化的问题未来在广大中部地区也会出现，出路是走体制创新之路，尝试跨地区合作；行政区经济与经济区经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经济的发展要顺应客观规律，要提倡经济区经济而非行政区经济；经济增长与建设和谐社会：中部地区要在着力解决当前经济增长问题的同时，对诸多城市与区域社会问题保持极高的敏感度，认真研究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否妥善处理这些关系是中部崛起的关键。
收稿日期：2006-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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