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文化视野_文化论文

作家的文化视野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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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证明,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中,社会遗传就象生理遗传一样,也是非常鲜明非常重要的事实。所不同的是,生理遗传是繁殖的产物,社会遗传却是教育的结果;生理遗传的核心是生理基因,社会遗传的核心却是文化。所以有国外学者认为,就人类机体与文化相比较而言,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及个体行为的差异,虽有多种因素起作用,而文化的作用却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因为文化的功能虽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功能是化人。

作家可以说是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里,比较充分地文化化了的人。作家的这种文化化,主要表现在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方面,他就象鱼儿离不开水一样,生活在、浸润在作为时空背景而存在的文化氛围之中。另一方面,作为作家艺术创造的作品,文化的蕴涵,文化的内容,文化的表现也是无所不在地渗透其中,并且常常是或正面或侧面地映照着作家本人的文化心态。

所以,我们说,文化对于作家及其艺术创造的规约、烘托和武装,文化视野对于作家及其艺术创造的限制、促进和张扬,简直是无所不在和无孔不入的。

在一般人眼里,可能认为作家是时代文化最活跃的创造者之一。乍听起来,这种见解是有道理的。像人们平常说的,文学创作是一种个性化的创造。作家必须从自己身上找到自己,方可成为够格的作家。但是,这只是文学而不是文化。何况,我们说文化是人创造的,也是指整体的人,世代的人。作为个体的人,包括作家,无一例外地主要是受文化的控制和观范。文化历史的长河,是一条无比深广宽阔的大河,能在里边泛起一朵小小的浪花已经是很不简单的贡献了。因此,我们从作家作为一个文化人,特别是把作家的创作活动放在人类文化背景的大前提下考虑,即从文化限制的条件下考察作家的主体性质,就会发现:象一台文艺晚会一样,作为活跃于舞台的扮演角色的演员,看起来是晚会的主体,殊不知在演员的背后,晚会的策划者、编剧、导演、音乐、舞蹈编排、化妆、服装设计等等,无不指导着他,制约着他,包装着他,规定着他。作家的艺术创造也一样。作为个体的人而言,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作品在时代文化中所产生的影响,就是作家的影响。然而,作家是作为一定社会的文化人而存在的,他必然受到一定社会文化模式的支配。那怕他自己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一点却早已潜移默化地附着于他的身体之上,浸润于他的血液之中了。所以说,在时代文化与作家问题的考察上,与其说作家是主体,还不如说,文化,包括传统文化才是作家背后真正的主体。

美国人类文化学者本尼迪克曾经说过:人的个体生活的历史首先是由他所在的社会世世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所铸造的历史。一个人“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活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1]所以说,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也绝不是我们表面所看到的两重关系,而实质上是一种三重关系。可以说,作品背后是作家,作家的背后是文化。

当然,我们对作家与作品关系的描述中,引入文化影响(其实,也不是“引入”,而是“存在”),这种描述,看来是完整了,然而,也仍是局部的完整。既然要将作家的活动纳入文化机制去考察,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系统认识的视角。

作为在人类发展历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文化,它首先是一种传统,以传统的形式不断绵延接替地出现在各个时代,并且随着时代精神的扬弃而扬弃,增加新的因素,去除旧的成份。而这种历史的传统和时代的因素共同参与的时代文化,它是以作为时代氛围的文化环境的形式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的。作家接受文化哺育,除过以知识的传授、学习做为教育、吸收的方式进行之外,更多的情况下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也就是说,它作用于作家的心理。成为作家创作活动中的心理体现,制约着作品的内容。

我们说,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创造物。作家当然更不例外。而且,作家比普通人更加需要和关注文化,更加具备文化视野。因为,作家是人类生活的表达者,而文化规定着人的表达方式;作家是人类情感的抒发者,而文化培养着人的感情;作家给人类营造文化氛围,而文化本质对人类就形成了、形成着、并且还将继续形成一个无所不在的保护层和控制网络。

与地球生物相比,人类的男女意识恐怕是最带根本性的文化了。从古代的“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关睢》)到新时期的“我必须象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舒婷《致橡树》)人类的文学创作活动,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和人的情感活动,特别是爱情绝缘过。然而,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由母权到父权,最终形成了长期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体系,事实上,不仅有情人难成亲眷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男女情爱问题上屡见不鲜的事实,而且,由于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因此而形成的悲剧既摧残着女性,也摧残着男性,从而更加摧残着历史文化本身的健康发展。

文学史上对这一问题的揭示可谓多矣。然而真正具有文化视野的表达,却是少数的大手笔们才能做到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现的新文学为例。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在女性解放的旗帜下,出现了大量的控诉对妇女的压迫,批判包办婚姻,揭露封建的多偶婚、指腹为婚和从一而终的抱着牌位成婚以及典妻、守节、逼良为娼、卖淫等罪恶习俗的作品。许多作品尽管批判的锋芒看起来非常锋利,但因未能从更广阔的文化视角,更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中表达、描述和呈现这些悲剧的方方面面,因而始终难以给读者以撕心裂肺的震撼力。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描写这种毁灭,表达这种毁灭,往往不是仅仅有深切的同情和激愤的谴责就能完成的。也不是急于求成地加以指出,伴以呐喊,附以说明,就能奏效的。因为封建时代的女性悲剧是代代相传的无限循环式的悲剧,它造成的不仅是一代人的毁灭。所以描写这种毁灭,表达这种毁灭要层层剥皮似的让人们看到,是什么使这种悲剧在人心目中造成了悲剧不悲的惯性麻痹,而这种麻痹在现代活着的人们心中还有着怎样深厚的影响?这种表达,这种描写显然赋予了作品以文化内涵,是作者文化视角的穿透力。

这里,我们不能不想到不久前才去逝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张爱玲。她在《金锁记》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从受害者到害人者,最终仍然是既害人又害己的女人的故事;塑造了一个真实地生活于那个时代,又为那个时代所扭曲的女人的悲剧。张爱玲对《金锁记》中主人公七巧的描写和刻划,显示了一位大师级作家深谙中国文化历史,又善于选择文化历史视角对中国封建文化进行审视和拷问的才智。“对于这样的文化造成的命运悲剧,任何归咎于个人过失的善恶判断都缺乏力量,也不尽情理。如果说这是一场罪恶,那么反人道的道德和制度就是渊薮;如果说这是一场悲剧,那么非人性的力量就是主宰。”《金锁记》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揭示出“旧文化最可诅咒处在于使性心理变态——严重违反人的本性,促使人身不由己地加入自己受害然后迫害别人作为对社会的报复和恶性循环之中,使一个身受男权社会百般残害的女人,却出色地充任了残害别的女人的恶棍,扮演了男权政治的宪兵的角色。[2]

一个身受男权社会百般残害的女人,最终却充当了男权社会宪兵的角色。这是那个社会无所不在的封建文化的“无物之阵”作用的结果。张爱玲活灵活现地描述,是她作为一流作家精心设置,深埋于作品中的文化底蕴。张爱玲出身于书香之家,曾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薰陶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包括她的文学起步,都是一种寓于规律性的文化反映。人们早已发现,从古代到现代,大凡中国有才气的女作家,都是首先由于她们卓绝的语言表达才能为人发现,或被培养,或经指点,或悉心攻读和深造,才走上文学道路。这与西方女作家都不以文字著称,而以与文坛时代精神同步而发迹不同。张爱玲从小作为闺中才女,就以文字表达的才华为人注目。精读古典,博览群书,中西合璧,熟悉外语,使她丰富了文化积累,扩展了文化视野。表现在作品中,也加深了文化感受,提升了文化品位。这是我们读解她的作品时,应具备的最好的视角。

凡是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具有文化整体的特征。这种特征正是由艺术创造者的作家对社会、对时代、对民族、对历史,总而言之,是对该民族、该地域、该社会历史文化的浑然一体的体察、理解和把握而体现的。所以说,作家的文化视野,不仅受着民族性、地域性的规范,而且也必然具有时代性、历史性特征。

例如,本世纪20年代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我国现代文学正经历着一个历史的转型。那实质上是思想革命的深入,社会革命的发展,社会意识的转换中,文学经受着时代变革而变革的产物。此前的文学,受文学革命潮流的推动,虽然作家也开始把描写重心转向劳苦大众,但是描写的社会事件,刻划的人物形象,表达的文学氛围,都未能充分地体现出革命的、进步的意识在文学作品思想内涵中的重要性。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9·18”、“1·28”等事件带来的调动民族心理的“积极效应”,整个社会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外敌的侵略和内质的腐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危害,于是一个社会思想流的转变开始了。以电影文化创作为例,田汉正是在这时否定了自己过去认为“电影是梦”的观点,纠正了一味崇尚电影的梦幻性,创作的非理性,而开始追求电影文学创作中的进步的理性、意识性和社会整体性和分析性特点的。

30年代文学中形成的重理性、重意识意态,说到底是社会时代的历史文化色彩在作家内心投影的体现。它说明作家文化视野是与时代特征密切相关的。

时代是现实的历史,历史是过去了的现实。作家对时代的把握,也就是对历史绵延发展中现时性的把握。因此,作家文化视野中对现实的观照,绝对离不开对历史前进中人们走过来的那段历程的观照,也离不开“往何处去”的这种对未来的思考。而这也正是一种宽阔的视野,是一种不至于陷进局部的、静止的、孤立的、封闭的窄隘眼界中去的文化思考。

当然,作家的艺术创造不是直接展示这种文化思考的结果,而是用浑然一体的艺术形象进行感人的艺术表达,感染读者,打动读者,从而使读者有所悟、有所察、有所明白。

贾平凹在他的《小月前本》中,反映了一个身处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女青年在婚姻爱情问题上内心深处的矛盾斗争。自小家贫,与父亲相依为命的小月,与门门订了婚,并受到人家的接济。她也觉得门门是个好人,准备将来好好与门门过日子。可村里回来了在外经过世面的复员军人才才。他整天小月姐长小月姐短地与她接触。他们俩有了共同语言。才才用山外青年谈情说爱的方式向她求爱。她心里矛盾,也把门门叫到山上,一次次靠近门门,然而门门一次次不好意思地退却。她心中的天平终于移向了才才。父亲气恼了,要赶她出门。在不可开交之际,才才找了条小船,决定和她一起私奔。当她在才才的爱抚下上了小船,划到河心,却长长地叹着气:唉,门门和才才要是一个人,那该多好呀!

这里,活灵活现地写出了身处改革开放之中,山村青年男女面对爱情纠葛的真实心态。作家没有忘记他们身处其中的历史背景,也预示着她们美好的未来。但现阶段毕竟是矛盾复杂的现实,包括自己的心理现实。作品所展示的是整体的历史发展链条中非常逼真的一段。这一段不孤立,不封闭,具有深刻的文化穿透力。这里,我们与其说是作者艺术表现手法的高明,不如说是他历史文化眼光的深邃。无论是这段生活故事,还是生活在这段故事中的人,无不带有时代的文化气息,历史文化的厚重复影和对未来文化理想的美好追求。所以,作家的文化视野,就是作家表现在作品中的一种具有时代的社会整体性和历史继承性的文化穿透力,同时也是推动作品中的人物和生活迈向未来世界的文化杠杆。它来自于作家的文化积累,表现于作品的丰厚底蕴,作用于读者的无尽思考之中,也是文学批评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小月前本》不算贾平凹小说中最出色的作品。但贯穿于其中的文化底蕴不能不令人产生许多联想。联想之一,就是夏志清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中国现代作家应该更好地表现过渡时代人们的心理方式。他认为中国现代过渡时期的生活方式包括男女恋爱,都更富于紧张、焦急、苦闷的色彩,更具各种悲喜剧的可能性。一般说来,象纯粹的“现代心理”这提法,只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每个时代都处于新旧交替之中,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中间物,每个心灵都是半新半旧的人格混合体。从中世纪往现时代过渡也不是中国社会的独有经验。然而由于中西文化的猛烈碰撞,文化组合发生极大的变化,新旧共存现象显得就特别突出。人们受着多元的刺激,心理处于一种半失重状态。因此,如何表现处于文化夹缝中的过渡反应,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过去面临,现在依然面临的挑战性课题。

能够面对这种机遇,是现代作家的幸运。然而,能不能在这已趋成熟,日渐温热的文化矿床上发现矿苗,挖掘富矿,却是对作家文化探测功力和开采能力的严峻考验。

我们知道,文学是作家的思想、情感、理想、愿望的体现。每一时代的文学都以自己特具的内容和方法表现出该时代人们的思想、情感、理想、愿望和生活方式、人文色彩。各时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内容、手法、思想、风格和审美取向的不同,都是不同时代精神的表现。然而,文学精神与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精神又是一种具有内在相关性的统一体,是一个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过程。这种过程又表现为一种历史的继承和发展。所以,作家文化视野的更新和建构,实质上表现为一种对历史文化的吸收和选择。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任何新的艺术创造都是要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的。

因此,文化视野是应开阔,是由历史文化精神的哺育与时代精神的滋养及艺术修养的锻铸分不开的。就象焦点两边的角度一样,它们永远是成正比例的。

注释:

[1] [美]本尼迪克《文化模式》,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2] 苏冰《允诺与恐吓》,太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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