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谐教育发展的曲折之路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日本论文,曲折论文,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08)04-0068-05
不断克服外来文化教育与本土文化教育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在相对和谐的环境之中发展本国教育，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日本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日本借助于和谐教育的优势和巨大威力，成功化解了教育发展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冲突与困境，从而使日本从即将沦为西方殖民地的落后东方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展望未来，追求和谐依然是21世纪日本教育的发展趋势。
一、传统日本教育的和谐发展
1.古代日本教育的“和魂汉才”。古代的日本教育深受中国儒教教育和印度佛教教育的影响，直到近代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教育的总特征是“和魂汉才”。公元5世纪初中国儒学开始传入日本，日本的宫廷教育就起源于日本皇太子菟道稚郎子拜阿直岐和王仁为师学习中国经典。在儒学传入日本之后，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也通过朝鲜传入日本。儒学和佛学在传入日本之初虽然也遭到苏我氏等贵族势力的反对，但最终中国的儒教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文化逐渐融合在一起，成为推动日本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公元7世纪初圣德太子的改革以及大化改新将中国儒教教育和印度佛教教育推向了高潮，仿照唐朝建立起来的贵族学校教育制度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量的人才。[1]平安时代，日本逐渐向国风文化教育转化。净土信仰和本地垂迹说(神佛融合)都是有别于传来佛教、于日本本土而产生的；奈良时代末期，大学里增设的文章博士也是唐制中所没有的官职和课程。12世纪后，武家政权统治时期的教育更鲜明地表现出了日本本土文化教育的特色。[2]武士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灌输“武士道精神”和传授武艺弓马之术。武士道精神来源于日本固有的神道教和外来的佛教、儒教。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五伦之道和忠、诚、礼、义、勇、仁等儒教伦理道德被融进了武士道的内容中去，而佛教则赋予武士以平静地听凭命运的意识和沉着、鄙生而轻死的心情。
从古代日本文化教育的发展可以看出，日本的本土文化教育与外来的儒教教育、佛教教育经历了一个冲突与对立的过程。但由于中国文化教育与日本文化教育的巨大落差，使得这一冲突并不十分激烈，短暂的冲突之后，神道教、儒教、佛教趋于融合、稳定、和谐。外来文化教育的传入，并没有消解日本固有的传统文化教育，而是极大地激发了其民族文化教育的活力和创造力，形成了本民族文化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中世和近世形成的一个有异于中国文职政权的武家政权及其教育即是日本民族文化教育独特性的一个反映。
2.近代日本教育的“和魂洋才”。在儒学文化教育和佛教文化教育的熏陶之下，具有明显东方文化特质的日本文化教育步入了19世纪。此时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大航海时代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东方人眼中的世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惊醒了中国文化襁褓中的日本人。在日本人的眼中中国不再是世界的全部，儒家文化也不再是金科玉律，于是，近代日本教育再次经历了一个重要的、由冲突走向和谐的过程。
明治维新之后围绕着文明开化教育方针的确立，儒学、国学和洋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国学”和“神道”一度成为教化国民的指导思想，教育政策也明显表现出复古的倾向。[3]其后，洋学派取得胜利，确立了“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文明开化方针。明治中期，国学和儒学卷土重来，极力恢复国学和儒学的指导地位，两者最终妥协、调和进而促成了“教育敕语”的颁发。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传统文化教育既有与外来文化教育相冲突的一面，也有调和、妥协的一面。被继承的日本传统文化教育，既有精华又有糟粕，[4]皇权主义、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与外来的国家主义相结合，终使日本走上了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
从日本近代国民教育制度的确立过程来看，更能洞察日本传统教育与外来教育的冲突与融合。日本近代的第一个教育法令《学制令》汇集了洋学者、汉学者和国学者的意见，参照法、英、美等十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而制定的，但由于新学制过于理想，脱离实际，因而没能取得预期效果。随后参照美国教育制度修改而成的《教育令》简化了相关规定，变得更为自由和简易，但过分自由化、降低教育水准的《教育令》也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而再次修改的《教育令》又转而加强了国家对教育的干涉，直到《学校令》的颁布，适应日本发展实际和国情的教育制度才最终得以确立。大正、昭和时期，日本教育获得飞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也很快跃居世界前列。不过，由于国势增长后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日益膨胀，日本迅速走上了与近邻国家为敌的道路，日本与东亚各国及世界民主势力的对立，最终葬送了日本教育的改革成果。
3.战后日本教育的民主重建。与东亚和西方民主势力的矛盾冲突导致了日本战争的失败，战后在美国占领军当局的指导下，日本再次以西方为样板，进行了战后民主化改革，实现了日本近代史上未曾彻底进行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后民主重建的过程又是一个外来文化教育与本土文化教育冲突与融合的过程。
战后不久，日本文部省公布的“新日本建设的教育方针”仍然试图保持天皇制国家。与之相对，美国占领军当局则推行了积极的教育非军事化、教育民主化的政策和措施，向日本政府连续发出四项指令：要求必须禁止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教育；解除军国主义者和极端国家主义者的教师职务；取消政府对国家神道、神社的保证、支持、保护及宣扬；停止开设修身、日本历史、地理课；确立了清除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思想的教育政策。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依据美国教育使节团提出的报告，日本展开了全面的改革。《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批判了日本教育中的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指明了再建日本教育应遵循的基本教育原理，即在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下，承认个人的价值和尊严，最大限度地发展个人的能力，根据个人的能力和个性给予教育机会。日本社会各界人士对教育改革也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在综合各方建议的基础上，1947年《教育基本法》得以制定，成为规范战后日本教育发展的根本性大法。此后，日本政府又相继出台了《学校教育法》、《教育委员会法》、《文部省设置法》、《教育职员免许法》、《社会教育法》等一系列改革法案，展开了战后教育的全面改革。民主重建后的日本教育又步入了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为战后教育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又很好地利用了国际国内环境，适时地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的发展战略，大力培养经济发展亟需的科学技术人才和职业技术人才。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已经跃居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二、日本和谐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其改革构思
日本秉承和谐教育发展的传统，数次克服了本土教育与东方异质教育及西方异质教育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吸收了东西方文化教育的精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体系。这种东西方折衷的教育体系以其特有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战后日本教育走向和谐发展的大趋势中，总是不断地有非和谐的暗流存在，20世纪末的日本教育也面临着新的冲突和矛盾。[5]
从教育内容来看，当今日本的教育有回归战前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国旗国歌事件和历史教科书问题上。50年代日本文部省开始要求全国中小学必须升挂“太阳旗”，齐唱“君之代”。1958年改订的小学校、中学校的教学大纲中，文部省希望在国民节庆日升“太阳旗”、唱“君之代”国歌，1985年9月，文部省以初等中等教育局长的名义，向各教育委员会颁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在各学校的毕业典礼和开学典礼上升国旗、唱国歌，由以前的“希望”进一步升级到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将两者变成了义务。1987年的教育课程审议会又明确制定了升“太阳旗”、唱“君之代”的方针，而且在根据新教学大纲审定的教科书中也加入“太阳旗”、“君之代”的内容。1991年，开学典礼上没有升“太阳旗”和齐唱“君之代”的202人学校教职员受到了惩戒处分。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倒行逆施，1999年8月9日，日本又通过了国旗、国歌法。
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倾向也表现在各中小学的教科书中。1982年，日本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历史事实改用“进入”一词来掩盖，在遭到国外谴责后才不得不收回。1988年，高中日本史教科书的内容再次成为了政治问题，受到国内外的广泛批判和谴责。[6]在这种歪曲历史和无视史实的教科书教育下，绝大多数的日本青少年根本就不了解本国的真实历史。日本虽属亚洲国家，但日本青少年对亚洲国家的情况却不甚了了，自视国力强大、蔑视亚洲各国的青少年。这种现象的存在必然会延缓日本与亚洲和世界人民交流的步伐，阻碍日本教育国际化的进程。
从教育体制来看，日本教育体制中的非和谐因素也日益引起关注。日本教育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强调应试教育，忽视素质教育，僵硬划一的学校制度和应试教育，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兴趣和能力的发展，制约着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此外，日本的学校之间等级差别明显，官学和私学、综合大学和单科大学、旧制大学和新制大学、先成立大学和后成立大学的区别一目了然。学校之间的差距导致了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和学校教育病理现象的产生。
从教育对象来看，由于日本教育体制中存在着“考试地狱”、夜塾等种种弊端，最直接的受害者便是作为教育对象的青少年。不合理的竞争和过分激烈的竞争给青少年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直接导致儿童的身心疲惫。于是出现了困扰日本教育界的“少年不良行为”、“儿童自杀现象”、“恃强凌弱”、“校内暴力”、“拒绝上学”和“高中退学”等教育问题。
对于20世纪末日本出现的种种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本国教育内部的矛盾，日本试图进行改革。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立了临时教育审议会，对21世纪日本教育进行了全面规划，纵观日本教育的改革规划，可以看出谋求教育的和谐发展依然是21世纪日本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
首先，日本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改革总目标为“培养生存能力”，以培养能够在瞬息万变、不可预知的未来社会中生存下去的素质和能力。“生存能力”的目标就是全面协调发展的目标，它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首先，“生存能力”就是作为社会人所必须具有的，无论在何种场合都能够与他人协调相处、善于自律的实践能力。其次，“生存能力”不仅指理性的判断能力和合理的精神，还指对美好的事物和自然富有感情，显然“生存能力”即意味着全面素质的培养。为了培养生存能力，日本教育将更加重视尊重和张扬个性，并在尊重个性的基础上培养创造性。随着21世纪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强，日本也将更加重视培养世界所信赖的“活跃于国际社会的日本人”，更加尊重日本文化传统。[7]
其次，日本大力改革和协调教育制度，以建立和谐、多元的教育制度。主要措施为改革大学和高中的升学考试制度，积极推进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鼓励各大学在自身所确定的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特色，争办特色大学，从而使高等教育由以前金字塔型的结构转变为多元结构，消除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况，缓解过度考试和竞争现象。实施多样化的选拔方式和多元化的评价尺度，对考生的能力、特性、意识、爱好进行全方位的评价。改革中等教育制度，实行中高一贯制教育，以期使中等教育多样化、复线化，加强教育制度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缓解中考带来的压力问题，以便培养学生的社会性和丰富的人性。
再次，日本积极改革教育以使教育与变化了的社会相适应。(1)教育与国际化相适应。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加强日本历史和传统文化教育，确立作为日本人和独立个体的自我；提高外语交流能力。(2)教育与信息化相适应。注重培养中小学生的信息技术能力；完善学校的计算机设备和网络资源；注意克服信息化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3)教育与科技发展相适应。爱护青少年的自由想象力，重视培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创造能力；在社区中完善博物馆设施或在社会教育设施中开设科学教室，为青少年提供多种多样的学习机会。(4)教育与环境问题的解决。大力加强环境教育，在初等中等教育阶段利用各科教学培养青少年珍惜、爱护环境的感情以及主动采取行动保护、创造美好环境的态度和能力；社区社会应提供多种多样的环境学习机会。(5)教育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培养青少年能够与高龄者、社会弱者及外国人等与自身立场和思维方式不同的异质人群共存的思维方式；养成终身学习的态度，拥有终生能够过上心身健康生活的体力；充分发挥高龄者的余热，使高龄者积极参与到青少年的教育活动中来。
综观日本教育的改革构想，可以看出谋求教育的和谐发展依然是21世纪日本教育改革的方向。日本试图在培养“生存能力”的协调发展这一总目标下，一方面追求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继承与超越，另一方面谋求多元文化教育的形成与发展。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指出，教育中存在着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都具有超越时代、永恒不变的价值的内容。[8]例如，培养人们具有人性、正义感和公正心、自律、与他人协调、同情关心他人、尊重人权和爱护自然的品格等；教给青少年民族语言、历史和传统文化，培养他们热爱和珍视这些传统文化；当然，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也应赋予传统教育以时代特色，使传统的日本教育、传统的日本人文精神在新世纪得以转生。为了适应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形成多元文化教育，咨询报告强调，日本教育应更加重视基于多元文化基础之上的国际理解教育，在承认各个民族文化价值的前提下，尊重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价值和差异，积极吸收各民族文化中有利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容；随着亚洲各国的迅速崛起，日本应将国际理解教育转向重视亚洲近邻各国的文化传统教育，增进与亚洲各国的交往与联系。另外，追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科技发展的共存共荣也是未来日本教育努力的方向。
三、对日本和谐教育曲折发展的思考
1.由冲突走向和谐是日本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由人类不断走向进步的历史发展趋势所决定的，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教育民主化、教育国际化、教育信息化等世界潮流的大势所趋。②从古代的“和魂汉才”，到近代的“和魂洋才”，再到当代的民主教育重建以及21世纪培养生存能力的总目标，日本教育经历了由冲突到融合、由不和谐到和谐的发展过程，而且这种融合与和谐无论就其范围、内容和层次来说都是不断发展和提升的。
2.冲突与不和谐是日本教育和谐发展过程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教育的冲突与不和谐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正是由于冲突与非和谐的存在，才产生了融合与和谐发展的需要与动力，所以冲突与不和谐是和谐发展的前提，也是日本教育发展中必须始终予以正视的问题。虽然战后日本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时有与亚洲人民的不和谐，但是这种不和谐毕竟只是世界教育发展历史洪流中的一块沉渣，历史的发展是不会由于一小部分人的谬误和坚持而改变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在日本广大民众和左翼团体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日本教育的和谐发展是日本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惟一归宿。
3.和谐教育是“多元教育”、“全域教育”，而非“同化教育”、“局域教育”。和谐教育是多元教育，这种多元既包括本土文化教育与外来文化教育的多元，也包括一国教育内部诸种要素之间的多元。和谐教育不是大一统教育，非多元也就是非和谐，和谐教育的前提是存异。和谐发展的教育从其覆盖的范围来说是“全域”的教育，既包括“广域”的教育，也包括“局域”的教育，既包括“宏观”的教育，也包括“微观”的教育，不是跨越地域的或局域教育。任何国家只追求局域的和谐而非广域的和谐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日本教育在追求与西方教育接轨的同时却忽视、弱化与东亚近邻的和谐发展，不利于日本教育国际化的开展，也必将阻碍日本教育和谐发展的进程。
4.和谐教育的发展必须确立自我主体意识。和谐教育并非是没有主要因素与次要因素之分的绝对均等的教育，是内部诸因素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存在的教育，是内部诸因素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的教育。在处理和谐教育内部诸因素之间的关系时，应适当注意主要因素的影响。“自我主体意识”的确立是和谐教育发展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因为没有了自我主体意识，也就没有了自我，失去了自我的独立。因此，在学习外来文化教育的过程中，要首先实现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成员和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的确立。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加强本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教育，只有正确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才能够在世界文化中确立自身的位置。
5.教育在与外来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走向和谐发展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外来文化教育和本土文化教育相结合，二是借鉴和创新相结合。这是日本和谐教育发展中历经失败和成功而摸索出的两个基本原则。坚持外国经验和本国文化教育相结合，不仅要注意外国教育经验与本国教育实际相结合，而且要注意外国教育经验与本国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在学习和借鉴外国教育时，不能满足于低层次的移植与模仿，而要不断地通过消化与实现自立，达到高层次的吸收与创新。惟有坚持了这两个基本原则，才能走上真正的和谐。
6.正本清源“和合”传统，确保日本教育和谐发展。日本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获得和谐发展，与中国“和合”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的“和合”理念随着儒教的传播渗透于东亚各国文化之中，并对各国发展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促进了日本东西合璧的教育文化的形成；另一方面中国的和合思想在传入日本之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日本的“和”是统治者对民众的教育，要求民众臣服、团结，但却并不适用于统治者自身，统治者学习和掌握的却是“帝王学”，即如何称雄争霸。这是近代森有礼建立“培养臣民”的大众教育和“培养管理者”的英才教育的双轨制国民教育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9]也是解释日本为什么一方面尊崇“和为贵”的道德准则，一方面又穷兵黩武、与亚洲人民为敌的原因。日本人应对自己的“和”的传统进行正本清源，惟如此，才能认清日本“和”的本质，确保未来日本教育走上和谐发展之路。
注释：
①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成果。课题批准号：EDA070268。
②与笔者研究殊途同归的观点参见于赵建民.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日本的“国际化”[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2)：96。文中写道：“日本的国际化既代表了日本的国家决策者的意向，又反映了全社会民众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代表了日本全体国民的共识。这也是战后日本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归宿，并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