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左翼知识分子近年来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左翼论文,知识分子论文,看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欧，除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外，历来都有这样一批知识界人物，他们或置身于社会主义政党活动之外，但在思想上却关注和服膺社会主义，或虽在组织上属于这一或那一社会主义政党，但发表的意见却并不代表该党派的正式主张，而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他们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左翼知识分子，或者称作独立左翼人士。（注：那些经常在西欧论坛上发表意见的东欧和美国左翼人士，我们也划入此类。）他们观点不一，立场各异，但应承认，他们的研究和思考是认真的，提出的看法也往往具有启发性。这批人被公认为西欧社会主义力量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90年代以来，苏东剧变引起了欧洲局势的巨大变化。新的局势提出了大量理论问题，迫切地要求人们给予回答。在这种条件下，西欧左翼知识分子更加活跃起来。他们积极著书撰文，发表各种观点；他们召开大小学术会议，彼此间展开热烈争论，对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意见。
一、对社会主义过去历程的回顾和总结
（一）对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评价
苏东剧变后，这一地区几十年的“现实社会主义”历程已成过去。但对它的分析、反思和总结，却直接关系到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西欧左翼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倾注了很大注意力。
一般说来，西欧独立左翼历来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苏东诸政权的垮台，在他们看来是这些政权长期以来不得人心，不能得到人民支持的结果。但是，与自由派和保守派借苏东剧变之机欢呼社会主义“彻底失败”不同，独立左翼知识分子通常并不把苏东垮台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相反，他们大都从他们自己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原则出发，去分析苏东体制对社会主义的背离，从中寻找崩溃的原因。
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认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歪曲了的社会主义。例如南斯拉夫著名哲学家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把苏联社会主义称作“国家社会主义”；（注：参见他的《自治——持久的革命》，载《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前波兰共产党人、国际知名的左翼人物亚当·沙夫把苏联的政治制度称作“共产法西斯主义”。（注：沙夫：《共产法西斯主义——起源和社会职能》，载《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尽管他们都对这种制度持猛烈谴责态度，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在那里毕竟存在过某种社会主义。他们说“共产法西斯主义制度”“并没有成为这些国家的唯一生活形式。在这些国家中，同时还存在着其他的表现形式”；“虽然是扭曲的社会主义，但终究还是社会主义”。（注：沙夫：《共产法西斯主义——起源和社会职能》，第324页。）他们还认为， “国家社会主义”是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起初阶段上难以避免的一种社会主义。
但另一部分人则根本否认苏东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例如法国左翼学者米夏埃尔·勒维认为，苏东官方意识形态所说的“现实社会主义”其实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充其量只能叫作“非资本主义社会”。（注：勒维：《“现实社会主义”的十二个论点》，《每月评论》第43卷第1期。）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特奥多尔·贝格曼也说， “现实社会主义”、斯大林式的经济和政治模式不仅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还是社会主义的一幅讽刺画。（注：贝格曼：《社会主义的前景》，《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托派的主要理论家、著名的学者、已故的欧内斯特·芒德尔则把包括苏联、中国、东欧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视为“挂上社会主义标签”的“不伦不类的过渡社会”，即是说，是一种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独特过渡型社会。（注：芒德尔：《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未来的社会主义》第140页。）这是沿袭了托派理论传统的看法。
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对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在主要之点上是相同的，即都视之为官僚主义的、没有民主的、脱离人民的、效率低下的、强制性的制度。沙夫认为，他所说的“共产法西斯主义”是专政代替了民主，极权主义（它企图使单个的人服从于国家，国家使人受各种各样的机关奴役）代替了言论自由和参与决定的自由，公开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等等代替了梦寐以求的博爱和国际主义。弗兰尼茨基说，斯大林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建立起专横统治，这种专横统治靠国家的镇压机器支撑，“对所有至关重要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垄断权，同时又削弱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扩大再生产以及经济计划的支配权，而工人阶级的这种支配权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所在”。（注：弗兰尼茨基：《自治——持久的革命》，载《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其结果， 便导致政治和公众生活中民主的消失；没有自由的批判性的分析，没有争论和尖锐的对话，社会主义就不能卓有成效地发展。他还认为，由于这些原因，“国家社会主义”无法避免压迫，无法克服异化。意大利东西方研究所所长、《列斯特》杂志主编吉里·佩利康也认为，东方国家的极权主义政权通过完全国有化，不仅控制了政治，而且控制了经济。这样，国家机构就成为唯一的政治和经济的统治者。（注：佩利康：《东欧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同上书第433页。）贝格曼则认为，列宁去世后， 斯大林着手实行其“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方案，自给自足，自我封闭，把各个独立的共产党降低为苏联的外交政策和斯大林主义的国内政策和派别政策的延长了的手臂。一再被提出的各种替代的发展战略被说成是对唯一正确和不容置疑的总路线的偏离，其代表人物被排挤、诽谤、开除、驱逐出境，最终被从肉体上消灭。斯大林把马克思和列宁主义教条化，使马克思主义从批判地分析一切社会也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南和工具，蜕变成为一个偶然地和暂时地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提供正统性证明的“科学”。共产党僵化了，一个新的阶层形成了，党和国家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党作为思想先驱的监督和精神领导作用逐步消失。党从先锋队和榜样变成了封官许愿的首领和特权的分配者，逐步脱离了劳动人民。（注：贝格曼：《社会主义的前景》，《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0页。）
但另一方面，他们当中即使是态度最极端如芒德尔者，也都还承认“现实社会主义”取得了部分成就。芒德尔认为，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南斯拉夫革命、古巴革命和其他类似的运动使进步和初步的解放成为可能。（注：芒德尔：《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未来的社会主义》第142页。）而按沙夫的说法， “甚至在发生了最令人厌恶的共产法西斯主义变质的国家里，也存在着积极的表现形式，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国家所取得的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成就是社会主义的成果”。（注：沙夫：《共产法西斯主义——起源和社会职能》，载《未来的社会主义》，第32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英国左翼学者拉尔夫·米利班德则指出，实行斯大林模式的东欧国家在二战后发生的革命虽然多是自上而下进行的，甚至是从外国带进来的，但仍然是真正的社会革命。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现代化、教育、福利和在为迄今严重受到歧视的多数人创造新的可能性方面决不是没有成绩。（注：米利班德：《共产党政权将由什么来接替？》，载《未来的社会主义》第289页。）
那么，这种制度怎么会迅速崩溃了呢？在西欧左翼知识分子看来，根本原因是不实行民主，从而使国家权力变成了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这样的体制必然导致僵化和腐化，最后遭到人民的抛弃。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民主化，任何企图摆脱指令式经济的僵化束缚的经济改革都不免要失败。赫鲁晓夫以后的几次改革便是如此。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改革对苏东崩溃固然要负一部分责任，但从根本上说，根源在于这一制度已经太脆弱，经受不住改革了。
说到苏东“现实的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原因，西欧左翼知识分子中间可说是意见纷纭。大致说来，以下两种意见是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认为，在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是导致“现实的社会主义”产生（也包括失败）的原因，而这一革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例如德国学者海因茨·荣格、法国学者莫里斯·戈德利埃等人都认为，按照马克思的主张，社会主义只有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才能产生并找到自身发展的条件。而苏联和东欧却都是在不具备历史条件的情况下搞社会主义，其结果只会引起社会发展的全面倒退，文明的倒退。按照这种意见，正是落后的条件产生了迄今的社会主义的困难。落后决定了社会主义只能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存在，而这种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是不一致的。这种意见还认为，“共产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不顾马克思的意见在落后国家强行搞社会主义革命，而这些国家在客观上和主观上对实行新的社会制度都是没有准备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无法正常地发展社会主义，于是想阻止“共产法西斯主义”就是不可能的。另一种意见不同意此说，而主张应把根源一直追到马克思那里去。例如意大利学者卢恰诺·佩利卡尼就表示对“社会主义危机是社会主义者实践活动的危机”的说法“不敢苟同”。他认为问题在于，“在世界历史的考试中，马克思的模式不及格。不论各执政的共产党的实践本身具有什么偏差、理解不够和曲解，有一点几乎是无可争辩的，那就是这些党所创造的社会类型都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统一计划’为基础的”。（注：佩利卡尼：《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未来的社会主义》第201、202页。）这也就是说，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应当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失败负责。
（二）对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评价
总体看来，对苏东失败了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推动着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把希望转移到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身上。前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费尔南多·克劳丁认为，用共产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苏东社会制度的衰亡和西方共产党的不可逆转的危机，标志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按：指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长期斗争），因此社会民主党就成为唯一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力量。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囿于某个具体事件来看，这场历史实验已经证明，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要比共产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更符合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这些社会主义理论。（注：克劳丁：《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未来的社会主义》第123—124页。）按照前法国共产党人让·埃伦斯坦的看法，民主社会主义捍卫、恢复和扩大了政治民主，发展保护最贫穷的人的社会福利国家和建立在市场及其由国家调节的基础之上的混合经济，致力于消除在几千年历史上产生的、被19世纪的早期资本主义大大加剧了的社会和文化的不平等。（注：参见埃伦斯坦：《马克思主义正在死亡，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社会主义万岁！》，《未来的社会主义》第446—447页。）佩利卡尼说：“尽管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但社会民主主义仍旧是唯一能够不用牺牲平等而获取自由的制度化的运动。虽然社会民主主义的战略肯定未给我们带来社会主义社会，但它至少能够使资本主义‘文明化’并使建立在市场经济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不那么残酷无情和非人道”。（注：佩利卡尼：《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未来的社会主义》第205页。）
另一些人在谴责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同时，也不同意对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作过分溢美之语。德国的特·贝格曼在比较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过去的成败时认为，这两个流派完全是功过参半。民主社会主义为工人争得了较人道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较高的工资、四个主要门类的社会保险、年度休假、较短的工作时间、得到改善的公立学校等等。但是第二国际以来的改良主义一翼也造成了可怕的后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沙文主义和积极的战争宣传；反对1918年革命；1933年向法西斯主义投降；国际工人运动的深刻分裂等等。贝格曼提出：“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时候，切不可忘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道路的消极后果。”（注：贝格曼：《社会主义的前景》，《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芒德尔从托派理论出发，在否定“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实践”的同时，也完全否定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他认为：“国际社会民主党自1914年以来的失败纪录在惨痛程度和流血程度上也毫不逊色。”（注：芒德尔：《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未来的社会主义》第 137页。）他历数各社会民主党1914年以来的表现，认为它们陷入了荒谬的合法主义、怯懦的顺从之路，应为纳粹上台、战后的殖民地统治、数十年的冷战等等负责。这又是重复托派过去一贯的立场。因为托派历来的主张之一，就是不断地既谴责共产党也诅咒社会民主党，把这两派都骂做“叛徒”。
（三）对社会主义过去历程的总结
总结过去一百年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西欧左翼知识分子几乎都承认，社会主义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就。但他们的具体观点和论据有很大差别。卢森堡的安德列·霍夫曼说，传统社会主义左派的两大派别自本世纪初分化以来，都没有实现他们当初提出的目标。共产党人虽然在本世纪历史的关键时期（法西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们由于参与了把“现实社会主义”演变为极权主义制度而失去了威信。社会民主党左派固然对资本主义从社会福利方面进行了约束，但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福利国家本身也十分缺乏民主，因为社会仍然受资本主义市场的占统治地位的原则的制约。总之，它们都没有实现任何社会主义。（注：参见霍夫曼：《告别社会主义模式》，《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第311页。 ）持这种观点的霍夫曼认为，错误之源在于在理论上没有摆脱历史决定论的束缚，而芒德尔则认为，错误的根源在于过去社会主义的实践都违反了马克思的理论。所以，过去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失败，而是实践的失败。
然而，不论怎样看待过去的社会主义，左翼知识分子大都呼吁，社会主义由于过去的挫败已处在危机中，需要进行重大改变。
二、对当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
（一）关于当前资本主义的矛盾
左翼知识分子不论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有怎样的分歧，都一致猛烈谴责资本主义。但一般说来，当前的绝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都不再从历史规律性、必然性的观点去论证资本主义的灭亡。资本主义之应当被社会主义所替代，不再被看作是经济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它不符合多数人的利益、不合理、不人道等等。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发展上是很难有极限的，但这个社会在运作中却带来许多问题，如大量失业、一切成为金钱的奴隶、精神高度紧张压抑、与日俱增的犯罪问题、生态的急剧破坏……所有这些，使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不公平的、不能保证和谐关系的社会。
例如，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博卡拉认为，资本主义是商品关系和市场最发达的社会，它有积极方面，但它把劳动者当作物，机器对劳动的取代造成了对工资的压力、劳动条件的恶化和失业，从而造成社会的浪费。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它不择手段地生产武器和进行投机，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它又是生产率高的发达国家对生产率低的不发达国家进行不平等交换和掠夺的场所。总之，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合理的经济形式。（注：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主办：《国外理论动态》1992年第34期。）近年来愈益活跃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们更是从过度生产和消费，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角度对资本主义提出了激烈批评，在他们看来，现时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已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生态危机。从整个人类基本生存的名义出发，他们要求结束资本主义的统治。
关于当前资本主义的特点，左翼知识分子也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看法。例如，他们中许多人近年来把注意力集中在分析资本全球化所造成的种种后果上，认为资本的世界性扩张带来全球性问题，尤其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学者米歇尔·博德称，当前资本主义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普遍化资本主义阶段。其特点是资本主义货币关系的普遍化，社会活动与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的商品化；社会成为市场的附属物，经济独立于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而经济本身又依附于金融和货币市场。他还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仍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以及引发资本主义危机的各种因素仍然存在。当前资本主义面临三重危机，即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使这些危机成为全球性危机。博德认为，要摆脱这些危机，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逻辑，阻止商品和货币关系普遍统治的发展，建立新的、更合理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注：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主办：《国外理论动态》1995年第28期。）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在左翼人士看来，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决定了社会主义仍有存在的必要。但90年代以来，西欧社会主义无疑处于重重困难中。苏东剧变后的艰难处境，逼迫着各国共产党纷纷更名改姓，进一步倒向民主社会主义；而社会民主党方面既由于其传统的福利政策遇到严重挑战，又由于受到苏东剧变的连带影响，也陷入了十分不利的境地。社会主义先前的实践和理论迫切地要求有大的修改更新，但新的理论又难以确立起来。这就是近年来人们所经常谈论的左翼危机中的最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左翼知识分子大都十分关注于重新建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希望以此为今后的社会主义开拓一条新的道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应当怎样规定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然，这是决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左翼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如下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
第一，否认社会主义的历史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认为应当把社会主义不是看做自然历史的结果，而是看做对人类自由、平等、博爱、公正之类理想的实现。我们知道，这本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因为“自由、公正和互助”历来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但90年代以来，西欧左翼知识分子震惊于社会主义的巨大挫败，也大都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历史规律性的观念，改而从价值伦理的角度去理解社会主义了。这在当代的西欧社会主义观念中已成为主要趋势。他们提出，社会主义应当是“一种解放理想，它以清除在逐步地发展和深化自由和平等的道路上的障碍为目标”；“必须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出发点是一组价值，这些价值同现存社会关系的一定形式发生矛盾或实际对抗，而且从这些社会关系中产生不平等、支配关系、依附关系、异化、贫困德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是通过对社会上可以确证为非人性的一切东西的否定性反应这一辩证关系而把社会主义具体化的”（霍赛·费利克斯·特扎诺什）；“社会主义不外乎是一个在更多的自由和社会公正的意义上改变现存社会的实在的运动”（费尔南·克劳丁）；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别的，正是当代的人道主义”（让·埃伦斯坦）；等等。
第二，强调社会主义的本性是民主和多元化，反对前苏联式的“落后的一党制”、“以无产阶级名义实行的专政”。应当说，突出社会主义的民主特征，很久以来就是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各派的共同特征。不同处在于，社会民主党人通常是从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启蒙思想出发的，共产党人则往往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出发的。而现在，左翼知识分子鉴于苏东体制的垮台，更加热烈地强调社会主义与民主须臾不可分离。他们指出，“社会主义，即一种新的民主社会的化身，绝不能不民主”，因为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的保证，社会主义便会不可避免地沦落为官僚特权势力的玩物，这样就会出现沙夫所说的“共产法西斯主义”。
第三，西欧左翼知识分子大都否定社会主义国有制，主张实行劳动者自治。我们知道，苏联曾始终把生产资料国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的高级所有制形式，视之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同义语。50年代的南斯拉夫首先有力地动摇了这一传统观念，提出并实施了社会劳动者的自治制度。当代西欧左翼力量在总结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教训时也都认为，国有制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因为如果由国家占有生产资料，而这个国家又没有民主参与和民主决定，便无法保证劳动者真正占有生产资料。在这个问题上，托落茨基一派历来谈论得很多，像芒德尔这样的托派学者现在仍然继承了这一传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之所以在他看来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只是一种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主要原因也正在于此。所以芒德尔主张“只有生产者自由联合的体制才能改进监督、发挥创造性以及个人的和集体的责任感”，（注：芒德尔，《未来的社会主义》第149页。 ）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同样，弗兰尼茨基认为，自治制度是替代“国家社会主义”的最好形式。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民主必须以经济民主为基础；如果没有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也不能得到发展。所以他认为自治思想和自治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的标准，既不能是物质生产资料和社会关系国有化的程度，也不能只是共同体在物质上的加强，而是物质资料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自治关系和国家消亡的发展程度”。（注：《自治——持久的革命》，《未来的社会主义》第417页。）
第四，不再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未来理想社会，而是看作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不断改革的过程。我们知道，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论彼此间怎样分歧，但都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有明确的质的区别的社会。而现在，不少左翼知识分子认为，这种观念过时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霍·海曼的如下一段话固然反映了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但也是不少独立左翼人物所能接受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设计并实际建立一个替代的经济制度的尝试，应被看作是最终失败了。按纯经济的标准衡量，虽然存在着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种种替代选择，但是只有比它更差的，却没有比它更好的。”（注：海曼：《东方共产主义崩溃后的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第261页。）这就是说， 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富经济合理性的社会主义社会。于是社会主义便只能被理解为在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不断改良措施，如海曼所说，“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追求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规划或者纲领，这个更加美好的社会比目前的社会现实更接近自由、公正、互助等基本价值”。（注：海曼：《东方共产主义崩溃后的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第261页。 ）这段话让人想起了伯恩施坦当年的名言“最终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但问题在于，本来并不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流派的许多左翼人士目前也已持这种看法，例如克劳丁说：“我认为，社会主义不外乎是一个在更多的自由和社会公正的意义上改变现存社会的实在的运动。理论的思想体系可以预见这个运动的发展，并为其政治实践提供动力，却不能用来臆想出一个社会必须适应它的理想的图式。很可能以后会有那么一天，那个时代的人会约定将他们的社会与从前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彻底地区别开来。”（注：《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未来的社会主义》第131页。）
（三）几种社会主义模式
过去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不能令人满意，推动着左翼知识分子们去构想出种种新社会主义模式。在我们看来，这些模式未必都具备自身的明确的质的规定性和具体实施的可操作性，但仍应承认它们有某些启发意义。
在许多人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虽有效率但缺少公正，社会主义追求公正平等但至今未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效率。因此，左翼知识分子们设计出的新社会主义模式大都力图在实现效率与公正平等的结合上做文章。
“市场社会主义”是当前十分流行的一种设想，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都有不少倡导者和支持者，如提出“证券社会主义”的罗默，主张“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的米勒等。从总体看来，“市场社会主义”的特点可用美国学者罗默的话来描述：“指的是大多数物品包括劳动通过价格系统来分配，企业（不论是否由工人管理）利润在居民中非常公平地进行分配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安排。”（注：约·罗默：《未来的社会主义》，《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第299页。）也就是说， “市场社会主义”是力图在肯定市场存在和发挥市场积极性的基础上设想出各种产权关系、管理分配方案，以便通过市场来达到效率与公正、自由、平等的相结合。在这个总的思路下，“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们又设计出多种具体方案，如把公有企业分成若干组，分别由银行负责本组企业的资金筹集和对企业经营的监督，同组内的各企业互相拥有股份；政府向公民发行证券以便他们购买企业股票；改革企业和银行的管理结构以逐渐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平等，等等。总之，这些方案都是要求对市场关系施以某种民主的管理和监督，据认为这样便能在不损害经济效率的情况下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长期以来，“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但效果不佳，苏东体制崩溃后，计划经济便被人们弃之如敝屣。但近年也有一些左翼人士坚持认为计划经济仍有其很大的合理性，不能简单否定。他们认为，苏东计划经济失败不能证明计划本身行不通，而是由于它们都错误地运用了计划。因此，问题不在于抛弃计划本身去狂热地追求市场，而是要正确地实行计划。他们认为，实行经济计划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从技术上说也是完全可行的。他们主张，计划应当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即经济决策应当经由民主参与的方式由大多数社会成员来决定，而不是由少数管理者来决定。美国学者柯茨提出的“民主计划社会主义”，即民主加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即是此类设想的代表。
南斯拉夫式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至今也仍然有一些左翼人士在提倡。他们认为，南斯拉夫的自治并没有失败，而是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南斯拉夫的分裂和严重社会问题不是自治的结果，而是“党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垄断的结果”。正是在这种认识下，出现了美国学者施韦卡特所主张的“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它的特点是，以政治民主为前提的工人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其经济结构有三个基本特征：1 ）每个企业由其劳动者进行民主管理；2）市场经济；3）新投资由社会监督。据倡导者认为，这种“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也追求利润，但与资本主义不同，它没有把市场绝对化，而是把市场看作是达到社会主义目的的有用工具。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高效率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又不像资本主义那样片面追求增长；它比资本主义更民主更平等。
此外，还有生态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后工业时代社会主义”等等，此处就不多谈了。
（四）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
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的实现具有至关重大的意义，因为，如果不能确定社会主义的主体，任何美妙的关于未来的设想便都是空谈。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以工人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加深和激化，这一阶级必然地起来担当实现社会主义历史的历史责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变引起了社会结构、阶级结构的改变，使得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变得十分必要了。在这种背景下，左翼知识分子也对这个问题表示了很大的关注。
托派左翼知识分子仍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并没有改变基本的阶级结构，因此工人阶级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芒德尔认为，工人阶级的今后历史发展趋势是不断壮大和日益增强的紧密联合，这一阶级将力争实现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解放运动的联合，发挥愈来愈大的影响，这一阶级仍然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拥有战胜资本主义，在威胁着人类的灾难面前拯救人类，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潜力的社会力量。（注：《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未来的社会主义》第159页。 ）美国的一些左翼学者也都持此种观点。但总的看来，这类论者是少数。
多数左翼知识分子不同意上述主张。西班牙社会学教授、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教育问题书记霍赛·费利克斯·特扎诺什说，传统的单纯的工人阶级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成为最大的社会群体。凭借今天对历史的观察，可以不无意义地肯定，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长年深信不疑的关于只有一个革命主体的理论是多么站不住脚。（注：参见霍赛·费利克斯·特扎诺什：《社会主义和社会进步》，《未来的社会主义》，第193页。）从这种认识出发， 左翼知识分子大多主张通过一切左翼力量的联合去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这些左翼力量应当广泛地包括各派社会主义政党，独立左翼人士、生态社会主义者等一切向资本主义提出抗议的力量。亚当·沙夫更明确地主张，需要有一种新的左派。他认为，随着现代工业革命的发展，劳动消亡的过程已经实际发生了。传统的工人阶级随之渐渐消失，中产阶级化的趋势在加强。传统左派的主要流派陷入了深刻的危机，成立新左派的要求就变得日益迫切。 （注：沙夫：《需要一种新的左派》，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4期。）他这里所说的新左派不是指旨在取代、 排除旧的政党的新政党，而是指在避免人类的灾难必须采取行动这一点上达到共识的进步政党和派别所结成的同盟或联盟。沙夫的这种主张是颇有代表性的。近年来，在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内，也都愈益出现要求联合一切左翼力量共同行动的声音。
还应该提到的是，90年代以来，西欧的一些左派刊物、协会在加强左翼力量、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的联系和合作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可以举出《新左派评论》、《当代马克思》等杂志和法国的“马克思园地”等。它们通过刊登左翼学者的文章、召开各类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会等方式，密切了西欧左翼人士之间的联络。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有1995年9 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国际马克思大会”、1998年5月在巴黎召开的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国际会议等等，这些国际性讨论会都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左翼学者，在会上广泛讨论了与当代社会主义密切相关的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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