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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辩证地分析正确把握经济增长速度，是浦东开发进程中一个极为重要、极其敏感的热点问题。由于浦东开发的独特地位，浦东经济增长速度举世瞩目，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理论意义。
一、浦东经济增长速度的回顾与比较
1996年上海浦东新区国内生产总值由1995年的412亿元增长到510亿元，然而增长速度却从1993年、1994年的30.2%、28.6%放缓至20%。与此同时，在GDP构成之中，房地产开发及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之比重有较大下降；高新技术产业与金融贸易、信息产业比重急速上升。这标志着浦东开发已提前迈入实质性增长的新阶段。
实质性增长（Essential Increasing Per iod）是指一个经济特区或开发区，经过创立初期以内外基建投资为主的形态及项目开发后，开始立足于自身的功能开发与技术创新而获得集约增长与良好经济社会效益的阶段。实质性增长阶段是检验国家设立某一特定经济特区或开发区的预定目标，即外引内联，加速与世界经济接轨，推动国民经济整体可持续增长能否实现的关键时期，也是决定特区开发自身兴衰成败的关键时期。
依据当代国际国内经济特区开发区的实践经验，从创立初期的形态性增长阶段，转入实质性增长阶段一般需要经过8～12年。如微电子等产业为主的韩国马山出口加工区用了9年，以加纳利国际商务中心为主要功能载体的英国伦敦码头开发区（LDDC）用了12年。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我国于80年代初设立的首批经济特区一般用了10年左右。而浦东开发仅经过短短5、6年即提前进入这一“更上一层楼”的历史性转折进程之中，是由于以下二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第一方面的原因是深圳等特区勇于探索，成功开拓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整体推进、全方位开放的示范与推动。各特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率先开放，大胆改革，推出有偿批租开发区土地，大力优化投资环境，吸引国内外资金和重点引进国外高新技术并加以自主消化创新等一系列举措，有力地促进了实质性增长阶段的到来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以深圳为例，“八五”期间，国民生产总值达2414亿元，平均年增速30.4%。国民经济在良性循环中稳定增长。不仅“深圳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深圳效益”也位于前列。经过16年的持续开发，特别是近几年的实质性增长，已形成了35个工业生产门类、1000多亿元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拥有300多亿元固定资产的第三产业体系。深圳一马当先，其余特区也不甘落后。1995年，5个经济特区的工业总产值达2015.2亿元，相当于初建特区时的60多倍。对外贸易总值达到711亿美元，相当于全国当年进出口总值的21.2%。特区经济的发展，带来城市的全面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与全方位开放格局的逐渐形成，原先以减税让利为核心，实行地区倾斜的我国第一代优惠政策体系正在向以国民待遇及功能先试为核心的第二代对外开放优惠政策体系过渡。在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之下，浦东开发在一定阶段上也被“逼上梁山”，加速从以优惠税利政策吸引外资，集中形态开发建设向立足功能开发，内涵型集约增长方式转变。
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作为我国90年代改革开放的点睛之笔，浦东开发从一开始就自觉地将自身融入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建设与长江流域经济新飞跃的全局之中，贯彻市委市府提出的“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方针与基础设施、金融贸易、高新技术三个产业先行的战略，在总体规划制订、路桥基础设施建造、小区开发及招商引资的同时，即注重产业布局与结构的优化与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开发，并在我国特区发展史上率先提出“功能开发”，促使经济快速增长，改革全面推进，开放不断扩大，各项社会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全面发展。
浦东开发六年来，综合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新区国内生产总值已由1990年60.24亿元增至1996年的51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递增22%，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8.1%提高到16.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户籍人口计算已达到27000余元，高出上海市全市平均水平7000余元，较1990年净增2.2万元。新区地方财政收入由1993年7.35亿元提高到1996年26亿元，年均递增70%。从而在主观上为提前迈上实质性增长的新台阶准备了条件。
二、浦东开发实质性增长阶段的特征及速度界定
与开发初期形态性增长阶段相比，实质性增长阶段具有一系列不同以往的特征及规律。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认识与分析这些特征与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合理界定与规划最佳的经济发展速度，既是争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当务之急，也是探索浦东开发为振兴中华迎接亚太世纪多作贡献的长远之计。
1.增长速度上从低起点上的超高速度增长向已有规模上的高速增长转化。
创建初期的超高速增长是由于国家设立特区开发区的政策所驱动，大量外资内资急速涌入“抢滩”，筑楼、开厂、办公司，加上开发区内大规模市政通信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所造就的超高速度。这种速度，在开发前经济相对发达的上海浦东新区达到30%以上，在起点相对较低的深圳则可突破50%。但是当进入实质性增长阶段后，上述的超高增长速度不可能长久保持，而是必然会回落到已有规模上的高速增长，从而呈现明显的增速落差。
以浦东新区为例，1995年起GDP增长速度从30%区间向20%区间回落，落差近10个百分点，如表一、图一所示。
与深圳相比，1981至1984年内GDP增长速度高达53～59%，1985年～1989年内曾出现起伏，增幅为2～35%，1990～1994年内稳定在30%区间，1995年起向20%区间回落，1995年GDP715亿元，增幅23.1%，1996年计划达到850亿元，增幅16%。虽然在具体时段上有所差异，但总体趋势呈现共性。如图二所示。
2.增长方式从低层次产业结构为主的粗放型增长向高层次产业结构为标志的集约型增长转化。
经济增长质量的优化是实质性增长阶段的又一个关键特征。浦东开发以来，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20.1%上升到1995年31%，年均递增40%；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76.2%下降到1995年的68.1%，但绝对值增加了232.9亿元（如表二所示）。体现着上海技术优势及国际一流水平的高附加值、高创汇率产业迅猛增长，以金融创新与现代金融服务为标志的国际金融及服务贸易日益繁荣，各种资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得以最优配置。1995年浦东新区外贸出口总额达24亿美元，占全市比重为1／5，过去三年中年均递增约65%。
表2： 浦东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1990 1995
第一产业
3.7
0.9
第二产业 76.2 68.1
第三产业 20.1 31
3.增长动力上从资金技术人才的外引内联向着“第一生产力”开发的内生变量转化。
来自世界及全国各地的资金、技术、人才是浦东开发初期最主要的增长动力。到1995年底，累计吸引的外商投资项目多达4200个，涉及工业、金融、商贸、房地产等众多领域，协议总投资额达182亿美元，直接吸引外资超100亿美元，占全市的比重分别达33%和27%。累计新区的内联企业5000家，吸引内地资金300余亿元，它们对浦东开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实质性增长阶段的到来，浦东新区自身内在动力的开发已提上了急迫的议事日程，如面积不到10平方公里的浦东金桥出口加工区产值已超150亿元之巨，由区内集聚的现代通讯、生物医药、汽车等高新技术产业的自身开发配套能力及增值能力与日俱增。
4.增长环境上从超国民待遇的地区倾斜向“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功能先试转化。
开发初期的适度的减税让利对于吸引外资加速开发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通用做法。即使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80年代中还颁布实现10多个“企业区”税利优惠政策。但是这种“优惠”对于国际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国际金融财团而言，其层次及吸引力还是偏低的。浦东开发迈上实质性增长阶段之时，应对此有所突破。在开发环境优惠政策上，强化功能先试。即从减税让利为核心的我国对外开放第一代优惠政策向以率先“按国际惯例办事”，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功能先试权为核心的第二代优惠政策转化，着重探索对各种符合国际惯例的改革开放先试权，如本币自由兑换、中外合资外贸及离岸金融特区等。
近期深圳、厦门特区在陆续推出放宽外商投资企业内销比例及某些项目合资比例，以市场换技术、适当延长经营期限、扩大经营范围、对外商开放进出口贸易、在特区内对外商全面开放商业批发零售业务、试办外资国际旅行社、开放航空服务市场、放宽服务信息限制、对特区内外国公民服务价格并轨等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有力地推动了特区投资环境的进一步优化，受到了国内外高度评价，并取得了吸引大量技术含量高的外资项目及促进特区经济持续增长的显著实效。
5.增长机制上从土地滚动财税支持向自乘开发自我造血的良性循环转化。
与创建初期形态开发为主向实质性增长阶段功能开发为主、形态开发为辅转换相适应，在增长机制上也将从土地滚动加财税支持的模式向自乘开发自我造血的良性循环模式飞跃。土地批租曾是开发初期各特区用以弥补国家启动资金不足，加快开发区创建，特别是大规模市政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但由于开发程度及级差地租规律所决定，批租价一般较低，无法满足实质性增长阶段的需求。
自乘开发机制是指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依据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态势及浦东实际情况，在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下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织方式和实施手段，瞄准当代高新科技制高点，高度有序地展开总体外经外贸，以当代高新科技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及国际金融财团为主要对象，全力引进消化，在此基础上强化自主开发创新，实现自身素质高速自乘，并借助那些明显可增强国力的重要项目及高新支柱产业将其转化成自身的国际竞争力的和强大比较优势。通过集约的产业收益及金融贸易服务收益，集聚开发区纵深发展的充裕财力，自我造血，良性循环，并日益拓展向内地及海外的投资，增强对内对外两个扇面的辐射。
以上关于实质性增长阶段基本特征及发展规律的分析，为辩证地看待正确地设定浦东经济发展速度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浦东与深圳等特区在实质性增长阶段所达到的增幅是相当高的。世界近代经济发展史所揭示的最重要的历史事实之一是，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渐变的长期历史过程。据联合国统计，从1860年或1870年到1986年的100多年间，日本人均GDP平均增长率最高达到3.5%；其次是瑞典，为2.5%；德国和加拿大分别为2.1%和2.0%；美国、法国、丹麦为1.9%；意大利为1.8%；英国为1.4%，二是在实质性增长阶段中，也不排除会出现自乘增长的背后高峰即超高速发展阶段的可能。所以应辩证地认识及预计转折过程中的增幅回落与调整；正确地界定浦东开发实质性增长阶段中的最佳增速区间；及时地提出促进浦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相应对策。
依据国际国内经验及本区实际，浦东经济增长速度似可初步界定与划分为以下区间：低速增长区间，即年同比增长12～14%；中速增长区间，即年同比增长15～17%；快速增长区间，即年同比增长18～20%；高速增长区间，即年同比增长21～24%；超高速增长区间，即年同比增长25%以上。应用同步差错数学模型进行模糊分析的结果表明：本世纪末至下世纪初浦东开发的最佳年均增幅为18～21%的区域之内，则2010年浦东新区GDP总量将达到6100～8900亿元，在振兴中华、走向世界强国之列历史进程中的领头羊作用会更加显著。
三、稳中求进确保浦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
根据浦东开发的现实态势，谨提出以下力争最佳增速的几点对策建议：
1.国民待遇——一流投资环境。国民待遇是世界一流开发区投资环境的重要内涵。国民待遇指一国对外国的货物、人员、企业、商务活动、金融活动给予和本国货物、人员、企业、商务活动、金融活动相同的待遇。在实质性增长阶段中，浦东新区贯彻市委、市府领导关于“缩小战区，扩大战果”的指示精神，不仅在形态开发上集中优势兵力，抓好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区建设，早出气势，而且要抓住1997年香港回归、加入WTO等历史机遇，以国际惯例、国民待遇为中心内容，优化投资软环境。
要应用现代运筹拓扑学原理及系统控制方法，建立浦东新区国民待遇评估指标体系。对陆家嘴CBD地区、外高桥保税区等重点开发小区的国际化、竞争性、自乘效率等内生变量，以及国际资本总体流动趋势、汇率、货币政策、国际口岸、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等外生变量进行实时反馈，以求得对新区实质性增长轨道的最佳控制，在微观（浦东新区）、宏观（上海及浦东国民经济增长）上都实现最优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的目标。
2.点土成金——目标地价调控。实质性增长阶段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对外批租土地，而是要在有利于提高开发区整体素质前提下，大幅度提高批租土地中的集约效益。目标地价调控就是要依照这一原则，通过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及投资环境优化，使这块东方投资热土上的市场机会及预期效益飙升，在总体开发效益极大化的前提下使浦东国有土地和级差效益能得以最佳发挥，以最快的速度达到目标价位，点土成金。
为了实现开发区土地收益最大化，就必须：立足国情，确定各地域的最佳使用方向；运筹资金，尽快建成一流的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策略销售，依据开发阶段及市场供求设定销售目标，先低后高，适当浮动；巧用杠杆，以地价切实保护环境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开发功能，提升开发区土地的级差、效用及经济效益；健全法规，使土地增值能在国家、开发区及使用者之间合理分配；及时反馈，通过科学测算，颁布“基准地价”引导投资及开发；点土成金，使浦东核心地域寸土寸金，跃上亚太及世界都市地价高位。
3.指低为高——产业全息优化。全息技术是现代高科技的分支内容之一。借用在系统控制理论分析，就是系统最佳运行状态下的任何一个分支的运行均围绕着整体最优的中心，同时剖析任何一个分支运行状态，均可反映全系统的趋势。产业全息优化就是指在开发进程中，能将全开发区的产业结构设计同步追踪超前定位在国际先进水准之上，并在每一个单项的局部的优化之中都反映着推动产业结构的整体最优。
产业全息优化要求对产业结构所进行的每一个调整部署之中，都能同时兼顾及反映着以下三个层面的优化：一是新区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即各大类产业之比例正转向三产占领先优势，二产有龙头产业的三、二、一结构。二是各大类产业内部各功能产业结构的优化，即各大类产业内部之比例正转向以社会再生产中驱动产业为主的高次结构。如三产中现代国际金融贸易产业的比重与房地产开发比重相比占明显优势，二产内部现代生物医药、微电子为新科技等产业与传统重工业相比占明显优势等。三是各子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即各子产业内部以产品档次、工艺技术流程为标志的产业技术水准转向新兴产业结构，如同样是纺织业，通过采用气流纺织工艺，新面料开发，电脑辅助设计等，使老企业脱胎换骨，登上能与国际纺织同行并驾齐驱的竞争舞台。
4.高屋建瓴——抢占技术制高。高技术的发展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历史性机遇，同时也带来历史性的挑战。通过高技术道路，是后发达国家加快科技进步，迅速缩短差距的战略措施，也是浦东开发的根本使命之一。从这一视角上看，能否在高新技术上高屋建瓴，关系到浦东开发的成败。
抢占技术制高点是指从我国在下世纪中叶建成世界一流强国的实际目标出发，依托世纪高新科技发展动向及浦东实际条件，在浦东开发的关键方向上取得突破，确立这些领域相关高新技术的率先优势，在高速自乘的基础上转化为强大的产业比较优势。浦东开发一开始，就认真贯彻了“高新技术领先”的战略。“八五”期间投资250亿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6年多来浦东新区注重吸引技术含量高的内外资投资项目。一些著名跨国公司已将世界先进技术移植到浦东新区。有130多个科研所和高等院校组成科技集团，进驻浦东，为进而抢占开发目标体系中的科技高峰集聚了强劲的起跳力。
浦东开发实质性增长阶段在抢占硬件科技制高点的同时，也应在软科学上攀上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高峰。要以历史的紧迫感，优先落实浦东“龙头”火炬规划，对关键高新领域的核心科技制定赶超日程表。率先完善对各类专利非专利技术软件等知识产权的保护法规，形成尊重科学的良好发展环境。组织对药谷、微电子等核心高新科技的开发会战，集中优势力量，主动出击提高，迅速消化创新，形成产业优势。在引进先进适用技术及创造项目的同时，着力引进集约科研机构，优先吸引国际国内尖端人才。针对高新技术开发高成本、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筹集“浦东高新科技开发基金”，重点扶持推动。强化对已开发高新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组织，使它们能取得最佳的自乘及辐射实效。
5.稳中求进——抗波持续上攀。稳中求进就是要善于研究与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调动一切可行因素，最大限度地提高浦东及重点非重点开发区的自乘能力与自平衡能力。
浦东开发虽然经历的时间还相对较短，但受宏观微观、外部内部各种波动因素的综合影响，也已显露了抗波能力较为薄弱的若干环节。随着开发进程的向前推移及一批又一批的企业竣工投产，加重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份量越来越突出。已经投产的项目如何尽快取得预期效益，并在此基础上提高技术档次及产品技术含量，消化类似物价上调、工资水平提高、市场竞争激烈等不稳定因素，确保企业的生产经营及经济效益持续稳定上升的问题日益重要。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及传统的惯性影响，为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所必需的社会资源体系及金融贸易服务功能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都市服务功能同步配套，高度发达之时，才能使新区有预见、有把握地对波动占“先手”，以自身科技及产业更新的最佳选择，避开或逆推不利波动，顺应或助推正常周期，吸收或转化不稳因素，预置或强化制衡机制，使浦东开发稳步向前，并对周边地区产生持续效应。
为此就要建立以现代模糊分析、反馈调控为特征的浦东新区经济发展预警系统及制衡系统。设置降低新区土地开发成本、劳动力成本及其他要素影子成本的指标体系并责任实施，以能在持续腾飞中轻装上阵。投资方向、投资结构上注意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并保持适当比例，从基建投资为主转向技术投资为主。加强对现代制造业技术更新周期的追踪与研究，适时采用波形叠加及波形抗销策略。强化城市服务功能的超前建设，以出色的国际金融、贸易功能开发，加强缓冲平滑机制。掌握必要财力物力储备，提高浦东新区对经济的调控能力，能适时实现行之有效的对症措施。
6.运筹帷幄——决策乘数效应。开发战略及政策研究也是生产力这一观点，随着实践的推进已为越来越多的开发者所认识。浦东开发以来，依照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浦东开发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正确制订并实施一系列成功的发展战略。如金融贸易、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化“三个先行”；多元化筹资，惜土如金；列车工程；东西联动；法制先行；用一流的党建带动一流的浦东开发战略等等。它们对于浦东开发已经起到并将继续起到巨大的促进与推动作用。
在实质性增长阶段中，开发战略及政策研究要紧贴浦东开发的脉搏，为浦东开发开放的实践服务，而不能仅停留在文章上，要对浦东的开发开放敢知敢觉敢思，而不能仅停留在重复传统观点上。这就要求在浦东发展战略及政策研究之中，将尊重历史与创造未来相结合。必须把浦东的历史、现实、未来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发展过程进行系统的研究。
邓小平同志1991年初视察上海时指出，“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来居上”。只要我们遵循客观规律，借鉴历史经验，充分发挥浦东开发的首创精神，就一定能稳中求进，优中求快，保持浦东经济增长的最佳速度，促进上海全市及长江流域早日实现新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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