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安全：合作模式与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模式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Bimonthly)
随着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不断发展，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已逐步形成，安全状态的建构与维持已超越国家层面而上升为地区性和全球性话题。国家间为了自身和地区整体安全而开展与加强合作，成为地区安全秩序的基础。各国对安全合作模式的选择，成为地区安全结构塑造的决定性因素。冷战后，如何评价和分析东亚地区的权力分配和安全结构状况，探究安全合作进程中的问题，成为东亚各国政界和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笔者试图通过阐释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模式、安全结构以及安全困境之间的内在联系，来构建一个分析和认识东亚安全合作的框架。
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模式
对于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分析，地域上是限制在东亚地区，但是行为体除了包含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之外，还有地域范围外的一个国家——美国。西方殖民浪潮东进之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逐渐被西方国际体系取代，东亚被分裂成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身份存在的众多行为体。这些行为体在动态的东亚国际体系演变过程中，作为单个个体发生彼此交往和协调。美国从1898年美西战争在东亚建立菲律宾殖民地之时起，就随着国力的崛起而不断扩张在东亚地区的势力范围。二战后，美国成为重划世界版图的决定者之一，从此逐渐成为东亚地区政治舞台上的主导性力量。
冷战后，在东亚地区的国际体系发展变迁过程中，呈现出两个特别瞩目的趋势：其一，随着东南亚地区国家经济腾飞和彼此联系的增多，东南亚国家的个体意识和地区整体意识不断增强，地区认同观念开始萌生并发展。东南亚国家在地区内部事务的参与和对外行为发展方面都体现出强势发展的地区主义特征。其二，作为亚太地区大国，随着综合国力增强和政治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崛起意识萌生并增长。继21世纪初提出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与做“负责任大国”的宣言之后，主动构建和谐稳定周边环境就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战略与行为实践。中国在东亚合作进程中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日益增强。由此，在正处于变迁过程中的东亚地区国际体系进程中，安全合作模式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主要包括：以美国为中心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东盟地区主义式安全合作、中国倡行的多边协治式安全合作等三种安全合作模式。其中，美国模式在东亚安全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
（一）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模式
冷战后，美国制定了新的以获取全球事务领导权和全球综合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全球战略，其根本目的是要建构由其领导的、由民主国家组成的、西方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新秩序。在美国看来，欧亚大陆是“全球地缘政治中轴”，能否持久、有效地控制这片大陆“直接影响着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①美国重新评估东亚对自身的战略价值，将安全、民主、自由投资和自由贸易确定为三大战略目标，其中将安全利益限制在阻止地区霸权的崛起、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地区核扩散三大方面。为了实现这些战略利益，建构和掌控符合其全球战略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合作模式就成为重要一环。
1.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模式的轴心：双边军事同盟和准同盟
二战后，美国逐步构建完成以美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双边同盟体系。冷战后，美国继续巩固以双边安全同盟为支柱的“扇形”结构的同盟体系，坚持《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澳新共同防御公约》、《美泰共同安全法》等双边安全条约的有效性，同时，根据全球战略调整陆续完成了对同盟国的功能重新定位与调整，开始让同盟国承担更多责任，扩大同盟合作的领域和范围，增加同盟合作的方式和手段。这些双边性安全安排至今仍是东亚安全结构中最牢固和最持久的构成元素。②
对于美日同盟，美国将其定位为保持亚太稳定的基石，③认为正像德国对欧洲至关重要一样，日本是亚洲安全的关键。④美日制订了应对亚太紧急态势的合作体制，把防御和保卫的有效地理范围从日本周边扩大到亚太乃至全球，合作内容从日本提供基地设施、美国提供安全保护扩展到日本向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补给、运输、维修、通讯、警戒等多项支援，以及两国在搜集情报、公海扫雷、人道主义援助、紧急疏散、海上封锁和空间管制等多个领域协同行动。⑤
对于美韩同盟，美国将其定位为稳定朝鲜半岛局势的支柱，“来自朝鲜的威胁给首尔和华盛顿注入了新的能源”，⑥“为了安全起见，美国需同韩国保持强有力的防务联盟”。⑦
对于美澳同盟，美国将其定位为东亚“南锚”，试图与澳大利亚联手控制和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并从南向北包抄东南亚乃至东亚。澳大利亚政府曾公开宣称其要“发挥美国副安全官的作用”。⑧
对于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系，美国基本上也是在双边层面上展开，互不隶属。美国会给予一定的军事安全承诺，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陆续对菲律宾等地的军用港口进行军事访问，设置码头，监控南海和印度洋入口。
2.东亚联盟体系式合作模式的基石：保持前沿军事力量
美国在东亚的前沿军事存在主要有设立基地、驻军、签订军事准入协定、定期军事演习等四种形式。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基地主要设立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驻日美军约为3.6万人，驻日美军基地和设施设在日本全国约85个地方，基地面积共约309平方公里，相当于东京23个区的一半。其中33处位于冲绳，面积约为229平方公里，相当于全国基地面积的约3/4。⑨驻韩美军约有2.5万人。⑩美国陆军唯一部署在海外战区的集团军司令部就驻扎在首尔。在东亚外围的夏威夷、关岛、阿拉斯加等地也驻有为数不少的美军。他们与驻日韩美军遥相呼应，共同承担起“军事防御与应急的任务”。1990年，美国与新加坡签署《军事准入谅解备忘录》后，西太平洋后勤大队重新部署到新加坡，新加坡的章宜海军基地和深水码头允许美国舰艇停靠。美国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签署互助协议，使美国的军用飞机和舰艇能够进入这些国家境内进行维修和补给。此外，美国还经常与东南亚国家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
3.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模式的辅助手段：地区多边安全机制
1993年3月，克林顿政府公开提出要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以加速亚太经济一体化为纽带的、以多边安全机制为保障的泛太平洋合作框架，并就东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举行新的区域对话。在1995年的《东亚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更是将建设性地参与并支持该地区安全对话作为国家安全政策的一个新因素，要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多边安全机制。(11)从1994年开始，美国在历经排斥阶段、观察阶段之后，开始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ARF)，推动ARF的机制化发展，力图使ARF成为美国持续介入东亚地区事务的新框架。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将反恐、防扩散等问题纳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议程之中，试图强化其安全职能，将这一松散的地区性组织发展成为由美国控制的具有约束力的安全机制。对于东北亚的朝核问题，面对美中俄日等大国交错的地缘政治利益和缺少安全对话机制的现实，美国先后参与“美中韩三方会谈”、“美朝韩中四方会谈”、“美中朝俄日韩六方会谈”等一系列多边对话磋商机制，避免朝鲜半岛武力冲突。此外，“东北亚合作论坛”等民间和半官方的安全对话也得到美国的积极支持。
总体来看，美国主导构筑的以其为中心的东亚联盟体系，本质上属于二元战略性质的安全合作模式。虽然美国在适当的提高多边安全对话的开展，但也只是将其作为双边安全体系的补充，在对待多边安全制度的方式上更加凸显其霸权战略。(12)在联盟体系内，双边同盟关系之间相互补充但互不隶属。美国曾在双边同盟中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和义务，但正在逐步将部分责任和义务转移给同盟者，这不但有利于减轻其繁重的义务和责任，还可以保证自身行动更加自由和灵活。对于美国的亚洲盟友而言，与美国结盟不仅是保证其国家安全的基本依托，也是其在亚太安全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助力。尤其是东南亚国家适度保持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一方面“弥补”了自身军事力量的缺失，满足安全需求，另一方面也能借助美国的军事存在稳定东盟内部关系，并平衡外部大国力量。
（二）东盟地区主义式安全合作模式
1967年8月，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五国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曼谷宣言》，宣告东盟成立。东南亚国家意识到，“东南亚是大多数大国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交汇的地区，甚至有大国军事力量的进驻。这些大国之间互动的频率与程度，和他们对本地区一些国家决定性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会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现实产生直接影响。面对这种现实，本地区成员唯有采取集体行动，形成一个内部来往密切、稳定且具有共同目标的地区。否则，本地区将无从改变受制于大国的不利局面”。(13)“东盟内部的地区合作代表了东盟成员国的自觉努力：重申他们的立场，对本地区新的、正日益稳定的权力平衡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提出未来发展目标。”(14)所以说，东盟从本质上讲是东南亚五国面对地区外部威胁和地区内部安全需求而集体做出的一种制度性选择，标志着东南亚国家的重心逐步由国家利益转移到地区利益，(15)以区域整体意识和利益共同体意识为基本内容的地区认同意识正在不断建构。
东盟的成立和发展凸显了地区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在寻求集体安全的过程中，东盟发展出了一整套规范和协调区域内部关系的模式，被称为“东盟模式”：第一，“东盟模式”强调合作架构的非正式性，不谋求建立超国家的组织和决策权力机构。1976年以前，东盟外交部长会议是东盟的决策机构，1976年2月第一次东盟首脑会议之后，不定期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就成为东盟最高决策机构。决策机构通过的决议也没有强制约束力，成员国是否执行决议主要基于自觉意识。第二，“东盟模式”强调协商一致作为决策原则，追求在一致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东盟通过协商达成的一致，并不是全体协商成员的一致同意，而是多数同意、少数保留意见或不同意，在具体操作上常常采用的是“N-X”原则。(16)协商一致原则不是依靠制度约束来进行强制性执行，而是依靠温和协商化解和疏导成员国之间的矛盾。第三，“东盟模式”强调东盟在处理成员国之间的争端与冲突时，不是采用武力镇压与威胁，而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外交沟通、谈判、经济或政治施压等灵活手段，和平解决矛盾。第四，“东盟模式”强调“安全不受外来干涉”，在安全问题上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对成员国政府对其人民采取的行动进行批评，包括违反人权的行动；不以各国的国内政治体制或政府风格作为判断其是否具有东盟成员国资格的标准；要对违反不干预原则的国家进行批评；对邻国的企图制造不稳定局势或推翻政府的反叛行为，不予承认、庇护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支持；对成员国开展的打击颠覆性活动和破坏性活动提供政治和物质资助。(17)
东南亚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历史文化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各国都相当重视地区和自身的安全问题。这就使得与“东盟模式”相契合的“以合作求安全”成为东盟国家在地区安全合作领域的选择。1992年1月的东盟首脑会议提出“安全合作观”，主张通过多边协商对话，建立非正式的机构和安全对话机制，“以和平方式防止、遏制和处理国家之间的差异和争端，增强地区的抵御力，实现国家之间的共同安全”。(18)
东盟地区论坛是最明显的“合作安全理念”的实践者和东盟模式的体现者。这是东亚地区第一个以安全为主要议题的多边对话机制，其目标是要“在亚太地区发展一种富有建设性的、可以预测的关系格局，坚持为加强和提高本地区的政治与安全合作而努力的坚定信念，确保本地区及人民的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19)它坚持“两条腿走路”：一种是正式形式（第一轨道），包括论坛领导人会议、高官会议和部长会议等官方性质活动，主要议题围绕与会国关注的地区或国际热点问题展开；另一种是非正式形式（第二轨道），包括非官方性质的活动和具有学术研究背景的民间机构之间开展的学术交流或多边的战略性研讨会。这两个轨道相互联系，互相衔接，又各有侧重，共同推动着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
（三）中国倡行的多边协治式安全合作模式
中国是一个有着20多个周边国家的地区大国，周边环境复杂，“稳定周边”成为中国长期以来对外战略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冷战后美国通过重新定位和安排与东亚盟国的安全关系，重塑集体防务安排，一定程度上旨在限制中国在东亚影响力的发展，加上“中国威胁论”在东亚地区还有市场，很多东亚国家对中国普遍存有疑虑，试图通过建立某种安全框架，引入区域外大国以平衡中国。基于此，中国在积极呼吁并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同时，倡行协作治理理念，主动推动地区安全合作的发展，使之朝着真正保障地区长期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前进。(20)
中国在1997年正式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涵的“新安全观”理念，并以此作为中国推动安全合作的指导理念。在新安全观中，中国强调集体行动和协作的必要，认为各国的安全是和地区共同安全乃至全球共同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通过集体性、国际性的协作，才能解决所面临的共同安全问题，才能实现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稳定。在合作安全的模式上，“应该是灵活多样的，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也包括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还包括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同时，合作参与者方面也要具有包容性，“不仅是指发展模式和观点一致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发展模式和观点不一致国家之间的合作”。(21)国家之间以集体行动原则为基础，通过在非正式的谈判中共同协作来解决争端和危机，(22)以寻求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向国际社会宣布要“做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承诺不仅保证中国自己和平发展，还要在维护和促进地区安全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大国作用。中国在正视大国竞争和地区利益争夺不会消失的同时，也相信大国之间通过协商与合作可以共建共同利益、缓解彼此冲突。中国认为，作为大国，应该更有效地承担管理和解决地区冲突和危机的责任，应与其他国家携手将地区内冲突和危机降至最低程度，最大限度地保证地区和平。
中国在推动自身和平发展的同时，也主动建构稳定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并在提倡协作安全的同时，实践“治理”理念。具体到东亚安全合作，中国始终致力于在东亚的安全领域创建一种解决国家之间争端与冲突、维护和平与稳定局面的规则体系或机制，推动多极化安全模式的塑造，推动东亚新型的多极化、民主化的地区安全关系结构的形成，进而从根本上保障东亚地区和平。
在东南亚，中国与东盟十国积极建构中国—东盟安全互信机制。2003年10月，中国加入《东盟友好合作条约》，双方约定携手建立一个在双边和多边基础上、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安全问题的磋商机制。面对共同的安全问题，中国和东盟各国坚持和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民族特征”，“采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分歧与争端”，“放弃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在缔约国家内实行有效的合作”。(23)在安全问题的解决上，“不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任何时候都要通过友好磋商来解决争端”，“双方首先要建立一个由各缔约国派出一名部长级代表组成的高级理事会，负责受理已经出现并有可能破坏本地区和平与和谐的争端或情况；其次，争端出现后，争端各方在通过直接谈判仍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高级理事会将受理这种争端或情况，并向争端各方建议适当的解决办法，例如斡旋、调停、调查或和解；在争端各方进行直接谈判之前，高级理事会也可直接斡旋，或在争端各方同意的情况下直接组成调停、调查或和解委员会；最后，高级理事会认为有必要时，可建议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某一争端或情况恶化”。(24)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展了大量的增强安全互信的对话和交流活动。第一，和平解决与协商领土、领海和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截至2007年，中国几乎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签署了相关边界条约，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领土、领海问题。第二，加强中国和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军事交流与合作。自1992年起，中国逐步实现与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的军事关系正常化，展开较高层次的往来，保持经常性的军事互动，增强双边性的军事透明度，逐步建立军事互信。第三，由于在南海问题上涉及较多的东盟国家的利益，因此，中国在推动南海问题解决的途径方面，除多边渠道外，还选择以和平、友好、求同存异的态度，同东南亚相关国家开展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会谈与对话，通过双边协商与对话的渠道，就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逐步开展海上合作等问题达成共识。第四，积极支持并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平台，与东盟国家就共同面对和关注的安全问题进行协商和讨论。尤其是涉及中国与多个东盟国家切身利益的南海问题、朝核问题等热点问题，开展专题性的对话和专门性的讨论，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制定相应的行为规则与行为规范，推动问题的逐步协商与和平解决。
在东北亚，中国协调其他五国开展“六方会谈”，并使之逐步机制化，推动朝核问题多边、和平解决，推动东北亚冲突协调机制的建设。虽然冷战已结束多年，但朝鲜半岛仍保留着冷战时期形成的地缘政治结构，朝核危机引发美朝两国之间自朝鲜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对抗，甚至濒临战争边缘。朝核危机的解决，涉及整个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安全局势，关乎中美日韩俄等大国的安全与发展。2002年第二次朝核危机发生后，中国推动美国、朝鲜在北京举行包括中国在内的“三方会谈”，无果而终后，中国再次创造多边对话场合与机会，从地区安全整体化的角度，协调美朝之外的韩、日、俄等国加入，组成“六方会谈”，在多边对话框架内，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提出参与国尤其是美朝都能接受的政策建议，使各国在自愿的基础上践行会谈中通过的政策决议，循序渐进地推进问题的阶段性解决。无论是“三方会谈”还是“六方会谈”，本质上都承认了中美两大国在管理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负有“特殊责任”，而这正是“大国协调”的一个核心原则。(25)“六方会谈”除了确定朝核危机的解决模式和逐步实现机制化运作之外，还为朝鲜半岛“后核危机”时代的“治理”奠定了基础。一方面，通过“六方会谈”的运作，多边主义原则已成为朝鲜半岛危机解决和事务管理的基本原则，各国在公开和包容的基础上作为一个安全共同体开展对话和集体行动，在平等基础上共同管理地区事务。另一方面，开启了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构建。虽然目前朝核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但是，这种大国发挥领导和协调作用，国家之间通过协商和谈判缩小分歧、重塑信任、和平解决分歧，通过集体协作实现共同安全的基本模式，还是赢得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东亚地区安全结构特征
地区安全结构是地区范围内国际政治生活的核心支柱，它的性质取决于多种安全主体的互动。(26)东亚是典型的安全簇生体区域，既有多样化的地理区域范围内国家，又包含外部强国的介入。多元化的安全观念和安全利益相互缠绕，各国的安全问题彼此交错而不能单独考量。虽然在次区域层面存在东盟地区论坛这种对话与合作框架，但整个地区仍然是无政府状态的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呈现冲突、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态势。在多重安全合作模式互动的东亚地区安全结构中，通过对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模式的层次化分析，可以看出安全结构中所蕴含的三个主要特征：东亚地区安全是复合型的安全结构，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居主导地位；东亚三种安全合作模式之间呈现权力制衡态势；安全行为体之间存在结构性对抗和潜在冲突。这三个特点，决定了东亚难以摆脱安全困境的宿命。
（一）东亚地区是复合型的安全结构，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在其中居主导地位
如果将主权国家作为参与安全互动的行为体计量单位，那么在东亚地区的安全领域，共有16个主权国家参与安全互动。东亚地区的安全结构，主要是由这16个安全行为体的安全行为互动形成。通过图1所示的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模式的层次分解，可以看到在地区整体层面，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模式框架共存有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体系式、东盟地区主义式、中国倡行的多边协治式的三种安全合作模式。在这三种安全合作模式框架之内，共存有五种安全合作路径：第一种是通过签订双边安全防御条约而形成的安全同盟，例如美国与日本、美国与韩国、美国与澳大利亚、美国与菲律宾、美国与泰国。第二种是通过签订双边军事备忘录、互助协议或军事准入协定而形成的合作防务关系，例如美国与新加坡、美国与马来西亚、美国与文莱、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等。这些与美国建立双边安全防卫关系的国家同时也是东盟成员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签有次区域内部的多边安全合作条约。从本质来看，这些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路径具有双重性。第三种是单纯与次区域内部国家签署多边安全合作协议而形成的多边安全机制关系，例如东盟内部的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第四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倡行多边协作的安全路径，它不与任何国家签署具有结盟或安全防卫、防御性质的双边安全条约与协议，而是通过与东盟在地区多边对话框架内开展安全合作，或是灵活根据地缘战略利益需要与其他国家共同构建多边协调机制而实现安全合作。第五种是以朝鲜为代表的，虽然在地区安全领域属于单边防卫模式，但会选择性地参与类似“六方会谈”的多边安全对话等活动。通过对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模式的层次化分解和阐述，可以得出东亚地区安全结构是典型的复合型安全结构的结论。
通过图1所分解的东亚安全行为体，也可看到，在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体系内，共涵盖包括美国在内的10个国家。其中，无论是在国家实力还是地缘价值方面都属于地区性大国的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东亚的坚定盟友和战略基石，而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东盟成员国，也通过与美国签订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条约，(27)被纳入美国在东亚的防卫体系。此外，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高调宣布美国将“重返亚洲”，其重点就放在东南亚地区。美国不断提升与越南的安全关系，还通过东盟防长会议“10+8”积极进入东南亚安全机制，并且在美国—东盟峰会上明确宣称“美国有意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28)
图1 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模式层次分析图
东盟虽然涵盖10国，但由于东盟的安全合作条约是非强制性的，因此，东盟地区主义安全合作机制尽管具有多边对话和沟通功能，但却缺乏实质性的安全合作内容，尤其是新加坡等六国更是在安全关系选择上明显倾向于与美国合作，导致东盟在地区安全合作中的整体力量颇为弱势。在中国的安全合作内容中，虽然与东盟在地区组织层面开展了安全对话和多边磋商，但至今未能形成机制性安全合作框架。而且，中国虽然倡导朝鲜、美国、韩国等国建构东北亚多边冲突协调机制，但随着“六方会谈”的无果而终，表明中国倡行的多边协治式安全合作还处于尝试性和初步发展阶段。由此不难看出，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在东亚地区安全中居主导地位。
（二）安全合作模式之间的权力制衡态势
冷战后，美国凭借超强的综合国力在经济、军事、政治和国际组织领域的霸权地位，构筑了相对完善和稳定的美式霸权结构。(29)东亚联盟体系是其霸权结构的组成部分。以维持和强化双边安全机制为基础和主要内容的美国东亚联盟体系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持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和安全主导地位、阻止地区挑战者的出现和崛起。这与其反对多边主义、阻挠地区主义、干涉地区安全构建的全球霸权战略相一致。(30)因此，美国在东亚的利益要求决定了其不会支持在东亚发展多边主义和建立地区安全机制，即便是近几年美国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推动东盟合作，积极与区域内的非同盟、准同盟国家和区域组织进行高层对话并推动其机制化建设，但“这些交流只是目前存在的双边关系网络的基础”，(31)不过是美国更灵活和多样化构筑东亚安全网络的手段，旨在更有力谋取在安全事务中的主导权。另一方面，美国的东亚联盟体系具有相对封闭的特质。在美国与地区各国组成的排他性封闭联盟体系内，权力和等级制是体系存在和运作的基础，即使是其内部单元功能有所调整，也不可能改变联盟成员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状态以及高度制度化的整体结构的稳定性。因此，美国的东亚联盟体系的内在特质，也就决定了它势必要制约可能推动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发展的地区主义式和多边协治式安全合作，更不可能发展成为“包容”所有东亚国家的安全机制。
中小国家组成的东盟是东亚地区主义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依靠非正式的民间交往和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拓展，东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涵盖了所有东南亚国家。东盟作为推动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主要载体，一方面积极邀请中国和日本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的会议和活动；另一方面却至今没有吸纳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重要的东亚大国的加入。这一看似与其积极推动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态势相矛盾的举措，深刻反映了东盟既要防止被中国或日本等地区大国边缘化，又要防范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重演或中国未来的可能称霸。(32)东盟这种有限推动东亚地区化的行为，正是东盟的成立和发展的本质目的的体现。东盟成立的最初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小国家的集体力量，以其可以被大小国家都接受的地位和方式，在大国相互竞争和制约的关系缝隙中起到协调和润滑作用，从而提高自身在东亚的安全地位，力争主导东亚地区安全合作进程。东盟一方面将中国等国拉入东盟地区论坛的安全机制框架，通过接触使之变成可以对话的“好邻居”等非威胁性因素；另一方面借助于集体力量与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韩国等“对话伙伴”联系在一起，从而不仅使自身作为一个松散的亚太安全机制在成员国基础上获得认可和一定地位，而且也制约了美国、中国等大国势力对其的可能主导和施压。
冷战的结束为中国重新构建周边环境和提升国际影响力创造了良好的时代背景。面对周边遍布美国亚太地区集体防务安排、东盟地区主义式合作安全加紧构建、“中国威胁论”尘嚣东亚的现实，以及在东亚缺少战略伙伴协作国的情况，中国一方面通过主动参与已存在的多边安全机制，缓解和分散周边制约力量，另一方面努力倡导多边主义，积极构建符合自身战略利益的行为规范体系和机制框架。从本质来看，中国倡行的多边协治式安全合作，其实是对带有霸权性质的美国东亚集体防务安排的反制约，也是对东盟防御中国制度安排的反制约。
（三）结构性安全对抗和潜在冲突并存
首先是中美之间。冷战后，美国把中国确定为“潜在的威胁者”和“长期的竞争对手”，认为崛起后的中国将势必加强台湾海峡、南海和朝鲜半岛等热点地区的秩序重建，破坏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部署。于是，在中美存在巨大共同利益并且中国已基本认可并全面参与了所有重要的国际机制的情况下，美国仍采取一切有效手段防卫“挑战者”。(33)尤其是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防范、战略挤压和外交竞争可谓紧锣密鼓，进展连连。由此，展现在中国面前的是这么一番地缘政治图景：中美两国在中国近海地区的战略对立和军事矛盾急剧地近乎全面凸显；美韩军事同盟随半岛局势的阵发性紧张步步强化，以致现已成为美国目前在世界上拥有的可谓最紧密的军事同盟；日本民主党政府被迫在冲绳美军基地争端上对美全盘退让，同时放弃争取与先前相比较为平等的日美关系，转而修补和强化对美国的战略仆从关系；东南亚国家在美国的拉拢下已与美国相伴，拉美国公开干预与中国之间的南海争端，并且在东盟主导的旗号下，将美国正式引入东亚／东南亚多边国际体制以‘平衡’中国。美国在东亚的安全布局已经清晰表明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局限”。(34)
其次是中日之间。中日之间的结构性对抗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美国的干涉和推动。中日之间因为历史问题、钓鱼岛主权之争、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修宪派兵等问题的争论，使得两国关系经常性陷入对抗。尤其是日本渴求依赖美国步入“正常国家”和“世界大国”的战略思想，更使其在外交政策上唯美国马首是瞻——中美关系冷淡，美日关系更亲密，中日对抗更激烈；反过来，中美关系升温，中日对抗就缓和。事实证明，美国东亚战略的实施和美日同盟的持久存在，决定了中美、中日之间的结构性对抗不可能消失。大国间安全对抗的存在，客观上强化了美国在东亚地区安全合作中的主导作用，阻止了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此外，东亚地区还存在大量的潜在冲突，比如，朝鲜半岛的长期分裂和两次朝核危机导致的半岛局势不稳，中日、日韩、俄日之间的领土、领海与资源之争，因美国大肆干涉而久拖不解的台海问题等等。这些潜在冲突为地区安全形势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东亚地区内大国的结构性对抗和大量潜在冲突的存在，使得东亚部分国家更加坚定的认为，美国在东亚保持军事存在将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并相信联盟体系模式将有利于保证大国力量的均势与制衡，避免潜在安全冲突的发生。在他们看来，由于“不可能放弃把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35)因此对传统的军事实力的追求还是必要的。资料显示，自1999年以来，东盟国家的年均军费开支增长率始终保持在10%～15%左右，开支总额达到200亿美元。以新加坡和柬埔寨为例。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其军费开支已占到政府全年预算的6.5%，约合102.6亿美元。(36)柬埔寨2010年的军费开支已达到5亿美元。(37)东盟各国不断从美国等先进武器生产国购买导弹护卫舰、空中预警机、坦克、导弹、大炮等武器装备。韩国作为亚洲军费开支仅次于日本的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0%以上，在其2001年到2005年的国防计划中，军费开支高达314亿美元，重点在于加强空军和海军的武器现代化建设。(38)东亚国家基于自助原则而加强军备的行为，在缺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情况下，会刺激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从而引发相应的军备竞赛或军事联盟、组织合作等行为，安全困境的产生将难以避免。
结语
本文从安全合作模式的视角审视东亚地区安全合作，在系统认识东亚地区安全现状与结构的同时，也得出了不同于众多学者乐观展望东亚建设多元安全共同体美好明天的结论。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式安全合作是东亚安全结构起决定性作用的缔造者和支持者，并且在未来可预期范围内，东亚还不存在与其相抗衡的力量。尤其是随着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美国东亚联盟式安全合作模式将继续得以深化和扩展，其在东亚安全结构中的主导作用将进一步被强化。
第一，美国在重申与日本、韩国坚固盟友关系的同时，日益注重联合威慑和防御能力的强化，与日本、韩国在2010年联合在东海、南海和黄海等海域举行了一系列以反恐、搜救、反潜和夺岛等科目为重点的军事演习，针对性强且规模不断扩大。
第二，美国将东南亚地区作为“重返亚洲”的重点区域，在力求全面推动与东南亚国家安全关系发展的同时，根据战略需要将关系发展定位为三个不同“级别”，即，加强与菲律宾、泰国的长期盟友关系，深化与新加坡的伙伴关系，建立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的新战略关系。
第三，美国加强对东亚地区机制建设的参与力度。从美国—东盟峰会到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10+8)，奥巴马政府日益注重利用机制框架拉近与东盟的关系，通过加强地区机制的合作与构建来进一步介入东南亚地区事务。对于原来一直缺席的东亚峰会，美国2010年不但派遣希拉里代表美国出席，为来年奥巴马总统亲自出席峰会铺路，并且宣布将在2011年正式成为东亚峰会成员国。
相比较美国领导的联盟式安全合作模式在东亚地区安全中的扩张与强化之势，东盟和中国所倡行的安全合作模式的最大价值还停留在安全合作观念倡导和通过集体联合来尝试性建构东亚地区制度性安全纽带层面，还没有进入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安全合作层面。
东亚地区安全结构的特征，决定了东亚结构性安全困境产生的必然性。而三种安全合作模式所固有的特点和能力，又决定了东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目标实现的渺茫。可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东亚地区的三种安全合作模式的共同存在，仍将是地区安全结构的主要内容，复合型的安全结构态势将长期存在。
注释：
①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页。
②Victor D.Cha,"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Alliance System in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4,No.3,Winter 2009/10,p.158.
③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May 1997,p.23.
④Victor D.Cha,"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Alliance System in Asia",p.182.
⑤迈克尔·格林等：《美日同盟：过去、现在与将来》，中译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371页。
⑥［韩国］《韩国焦点》1994年3月～4月，第6页。
⑦美国国防部：《东亚战略报告》，1995年2月27日。
⑧中国评论新闻网，2007年9月1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⑨谷田邦一驻、望月洋嗣：《驻日美军基地为何没有缩小？》，载［日本］《朝日新闻》2009年12月18日。
⑩《两任司令都“敲竹杠”驻韩美军基地迁移费谁买单》，新华网，2008年4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
(11)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easec/easr95.htm
(12)Muthiah Alagappa,ed.,Asian Security Order: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151-153.
(13)Adam Malik,"Regional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in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Jakarta:Yayasan Proklamasi,Center for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75,pp.162-163.
(14)Ibid.,pp.162-163.
(15)C.P.Luhulima,ASENA's Security Framework,CAPA Reports,No.22,San Fransisco:Center for Asia Pacific Affairs,The Asia Foundation,Nov.1995,p.1.
(16)“N”指的是东盟所有成员国，“X”指的是对某项议案的集体行动持保留意见的国家，如果“X”的数量小于“N-X”后的数量，那么这项议案就可以获得通过。如果某些议案通过协商也达不成妥协，就会被搁置。See Alan Collins,Security and Southeast Asia,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3,p.133.
(17)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Routelege,2001,p.58.
(18)J.Soediati Djiwondono,"Cooperative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An ASEAN Perspective",The Indonesian Quarterly,XXII/3,1994,pp.208-209.
(19)"Chairman's Statement: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July 25,1994,Bangkok.
(20)目前学术界对中国亚太安全行为选择的分析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中国积极推行多边安全合作，努力提升地区制度议程设置能力。See David Shambaugh,"China Engages Asia:Reshaping Reg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3,2004,pp.64-99.第二种认为中国倡行协治安全，即在大国协作框架下共同治理地区安全。参见朱宁：《东亚安全合作的三种模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52～58页。第三种认为中国的总体战略思维本质上是要构建协商秩序模式，不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但不主张单边主义行为，既要积极参与现有国际秩序，又要努力提升自己定义国际正当性规范的影响力，强调中国是以渐进的、非暴力的方式推动国际新秩序构建。参见浦晓宇：《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再思考：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23～36页。本文有选择地借鉴以上观点。文中所阐释的“多边协治式”安全合作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既注重同东亚地区大国协作构建安全磋商机制与对话框架，又重视同中小国家建设安全互信机制；二是中国倡行以多边主义为原则，通过机制构建、平等参与、有组织地协商来管理和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实现地区稳定。
(21)《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载《人民日报》2002年8月2日。
(22)朱宁：《东亚安全合作的三种模式》，第54页。
(23)托马斯·艾伦：《东南亚国家联盟》，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412～416页。
(24)同上，第412～416页。
(25)Amitav Acharya,"A Concept of Asia?" Survey,Vol.41,No.3,Autumn 1999,p.95.
(26)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安全结构变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9～93页。
(27)美菲之间签有《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泰之间签有《美泰共同安全法》，美新之间签有《军事准入谅解备忘录》和《美国新加坡后勤设施使用谅解备忘录》等安全条约，另外，美国在与马来西亚签署《对抗国际恐怖主义的合作宣言》并与东盟签署《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联合宣言》后，与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等国在此基础上签署了相关军事合作与准入协定，取得对这些国家的港口、机场等军用设施的使用权，使得美军可随时进入。
(28)摘自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9月24日在第二次美国—东盟峰会的开幕讲话。http://www.chinadaily.com.cn/hqpl/gjsp/2010-09-26/content_923234.html
(29)肖唏：《中美在东亚安全结构中的冲突》，载《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6期，第64页。
(30)潘忠歧：《霸权干涉、大国对抗与东亚地区安全的对抗》，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6期，第41页。
(31)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Feb.1995,p.28.
(32)Denny Roy,"Hegemonism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 Secu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Summer 1994,pp.149-168.
(33)肖唏：《中美在东亚安全结构中的冲突》，第64页。
(34)摘自于时殷弘教授2010年10月2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美国重返亚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35)Aaron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3,Winter 1993/1994,p.5.
(36)http://www.networkchinese.com/regional/spore/yieich.html
(37)http://www.cafta.org.cn/CAFTA/SecondPage.aspx? ID=4318&sqls=WISEMTItem-Content
(38)http://news.beelink.com.cn/20030804/14002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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