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183;斯坦纳与比较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坦论文,乔治论文,比较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3)-04-0095-11
1994年，牛津大学设立了韦登费尔德爵士比较文学客座教授讲席一职。乔治·斯坦纳应邀担任首位客座教授，可谓实至名归。在就职典礼上，斯坦纳以“什么是比较文学？”为题，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讲。这篇文章后来收录进了他的散文集《未耗尽的激情》[1：142-159]。
斯坦纳开门见山指出，无论语言、艺术或音乐，任何重要的接受行为，都离不开比较。当我们接触新鲜事物时，总是下意识地将其与熟悉的东西进行类比，找出异同，为其定位。即使是最为激进、革命的东西，也不可能无中生有、空穴来风，总能找到蓝本或源泉。现代主义的口号“日日新”，就其逻辑和内涵而言，都包含了比较在内，因为它脱离不了这个简单的问题：“比什么更新？”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品味的偏好，说到底，还是因为比较所致。在人类的心理认知过程中，比较是最基本的手段。法语中的“理性”和“比较”共享一个词根(raison)，足以说明，人类作为理性的动物，生来就具有比较意识。换言之，比较在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
斯坦纳话锋一转，把话题集中到文学上来。他指出，文学研究和艺术阐释，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比较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雅典时期，人们就比较某个作者(如荷马)作品中的方方面面，或者比较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里斯和欧里庇得斯对同一神话主题处理的异同。随着拉丁文学的兴起和发展，荷马与维吉尔、希罗多德和李维，这种作家的相互比较是课堂教学和修辞练习的家常便饭。最具代表性的是普卢塔克，他用分门别类的比较方式写下了《希腊罗马名人传》。中世纪，教士和学童都会用心比较西塞罗和狄摩西尼、维吉尔和忒俄克利托斯、塞涅卡和欧里庇得斯。文艺复兴之后，比较的畛域不断扩大。比如，约翰逊博士将德莱顿和蒲柏相提并论，布瓦洛令高乃依和拉辛比权量力，司汤达让莎士比亚和拉辛同台较技。17、18世纪的“古今之争”，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争，加剧了文学研究中的比较意识。无论是华兹华斯还是雨果，都是文学比较里的行家。
斯坦纳顺势抛出问题，既然文学研究与生俱来离不开比较，那么，何谓比较文学？它与一般性的文学比较有何区别？斯坦纳承认，这些问题很复杂，尝试给出的简短回答只是一己之见。他首先否认存在所谓的比较文学“理论”。他认为，“理论”只在科学领域有确凿的意义和可证伪的标准。但在人文学科领域，使用“理论”一词，纯粹是盲目的自大。文学和美学的经验与判断，归根结底，不过是主观直觉或偏见。因此，他没有为比较文学下一个全面的定义。在他看来，比较文学至多是“一门精致而颇费工夫的阅读艺术，一种聆听口头和书面语言行为的方式，只不过重点突出了语言行为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在任何文学研究模式中都没有忽视，但在比较文学中获得了重中之重的地位。”[1：150]
斯坦纳认为，比较文学作为学科，重点关注三个领域。首先是翻译研究。自然语言的千姿百态，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优游其中的大花园。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存在着约两万种人类语言。巴别塔的崩塌，不是灾难，而是福祉。它给了人类自由去透视、重绘、表达生存世界。每门语言建构了各自的生存世界，如同语言之屋的每扇窗子，朝向不同的景观。每门语言都有独特的时间意识、空间意识和梦幻意识。任何语言的灭绝，都意味着一种独特世界观的消亡，一种记忆、现实和未来的消亡。这种损失的代价难以弥补，关闭的是“可能性的伤口”；正如克尔恺郭尔所言，人类要进步，就必须向“可能性的伤口”敞开。作为跨越语言边界的比较文学，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厘清语言内部的特性，尤其是其历史和现实“世界观”的自足性；二是尽可能澄清语言之间相互理解和误解的前提、手段和局限。简言之，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理解的艺术，聚焦于翻译的成败。斯坦纳延续他在《巴别塔之后》的观点：理解即翻译。只不过跨越语言边界的翻译，将这过程的复杂性、困难性凸显。因此，翻译的各个方面，如翻译史、语词文法手段、严格的直译或最随意的改编，这些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来说都十分重要。语言间的转换、译本的比较、翻译策略的争执，都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题中之意。比如，研究《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100多个英语译本，就相当于体验英语的发展史，从中可管窥英语情感和对古代世界再现之间连续但不断变化的关系。
斯坦纳认为，比较文学第二个重心是文学文本在时空中的传播与接受。这是将翻译置为比较文学研究首要任务的自然逻辑。但他没有使用语意暧昧的“影响研究”这个术语，因为这容易给人“穿凿附会”之嫌。在此，他强调实证性的研究，比如认真调查某时期或某地的出版史、书刊销量和译介的数量、图书馆藏的情况，从中可能得出富有启发的结论，回答谁在阅读、阅读什么、在什么情况下阅读。斯坦纳认为，与什么在流通这个问题同样重要的是，为什么有的不流通？相比于某些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在不断地跨越边界，有的却只能泥足于本土。比如，莎士比亚的作品，词汇繁富、语句复杂，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走出英国，走向世界；相比之下，戏剧力量足以匹敌、语言简洁老练更胜一筹的拉辛，其影响却局限于法语世界。乔治·艾略特，堪称是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但在域外却很难显山露水；爱伦·坡，作品因不断受到译介和模仿，在波德莱尔、马拉美、瓦莱里眼中成了重要的诗人，乃至身价倍增，誉过于实。这些现象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仔细深入的研究。斯坦纳最后说，“不可译、可译而未译、译而未被接受”，这三种现象，都是比较文学研究中棘手的难题和挑战。
斯坦纳认为，比较文学的第三个重心是主题研究。俄罗斯形式主义者和结构主义人类学家的研究都已表明，文学作品的母题是有限的。世界各地的神话、民间文学和口传故事中，都有频繁出现、受规则限制的叙述陈规。比如，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三”这个母题：《俄狄甫斯王》中的三岔路口、《李尔王》中的三个女儿、《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三个儿子……表面上看都是涉及三种诱惑和选择的不同故事，但实际上都受同一深层结构的制约，“只有一个故事，唯一的故事”，那就是关于“追问”的故事。单就西方而言，20世纪的艺术、音乐、电影、文学，不断地借助古典神话中的意象，如俄狄甫斯、厄勒克托拉、美狄亚、奥德修斯、纳喀索斯、赫拉克勒斯和海伦。在此，进入了比较文学的深水区域。这些母题为什么有限？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学贡献了怎样重要的母题？它们在不同的艺术样式中如何嬗变？这些构成了比较文学主题研究的重要课题。
斯坦纳小结道，对语言和翻译的持续关注、对文本接受和影响的考察、对主题异同和嬗变的研究，固然是一切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但只有在比较文学中，这三个方面及其创造性的互动，才得到特别的重视，由此构成了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特性。
斯坦纳的演讲没有就此结束，而是根据个人经验，提出了四个方面，供比较文学研究者探索。前两个与语言相关：一是阿拉伯语，二是拉丁语。众所周知，西方文明的根源在于希腊文化和希伯莱文化。但文化传递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几经波折。一度，古希腊和希伯莱文化的精髓，要靠伊斯兰文化来延续。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个特别时期，在西班牙某些地方，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和平共处，希伯莱语、阿拉伯语和拉丁语互通有无。斯坦纳感叹，西方今日缺少精通阿拉伯语的学者、思想史家、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能够阅读和判断渗透进拉丁语中的伊斯兰文化因子。他猜测，阿拉伯人不仅传承了古希腊的医学知识，还传承了更多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知识。这些知识通过翻译又断断续续地渗透进了拉丁语中，从而传递进了中世纪人的耳朵。因此，探讨伊斯兰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迫不及待的课题。而拉丁文世界也同样有待清理。自罗马帝国覆灭到19世纪晚期，拉丁语一直是欧洲法律、政治、哲学、科学和文学的核心用语。从阿奎那到莱布尼茨，从培根到哥白尼、开普勒和牛顿，他们在哲学和科学领域中的论说、讨论和批评，使用的都是拉丁语。文学中亦然，弥尔顿、波德莱尔、丁尼生、霍普金斯，都是擅写拉丁文的大家。若意识不到拉丁文的底蕴，就很难全面评估他们的文学成就。然而，今日西方亦缺乏精通拉丁文的大家，这给欧洲比较文学的核心地带留下了一片空白。只有清理好欧洲各国世俗文学共享的文化遗产，才能使其比较文学更上层楼。
另外两个值得探索的领域与跨学科有关：一是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跨越；二是诗与哲学的跨越。一首诗歌、一出戏剧或一部小说，与激发它产生的图像或其他艺术形式不可分，与为它配置的背景音乐不可分，与根据它改编的电影、广播或电视不可分。雅各布森称之为文本的“变形”，斯坦纳认为这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关涉理解和评价的重要成分。戏剧《哈姆雷特》生命常青，离不开其他诸多艺术形式的再现，如歌剧、电影、绘画，甚至芭蕾。斯坦纳透露，他在接下来的几周的讲座中，将围绕“塞壬之歌”的主题展开：荷马的史诗、毕达哥拉斯的音乐、乔伊斯和卡夫卡的小说、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绘画，这些都是他引证的题材。总之，比较文学不只是文学的比较，更是将文学和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领域组成交响乐章、彼此烛照的应许之地。关于诗与哲学的跨越，斯坦纳坦言，这是他个人激情之所系。斯坦纳抱持调和的态度，认为所有的哲学都是言语行为，离不开语言、风格、修辞、再现。再抽象的思想，也要付诸语言来表达。因此，哲学和诗的“互文性”，对于阐释学而言，是最为迷人和有益的研究课题。
斯坦纳走上比较文学道路，绝非偶然。在演讲中，斯坦纳附带提到了比较文学的历史与之和犹太人的瓜葛。他说，比较文学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草创阶段，与法国的德雷弗斯事件所诱发的历史危机和情感危机不无牵连。而20世纪的犹太人与比较文学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在无休止的流亡过程中，犹太人要跨越时空和语言的边界，处处无家，处处为家。这种情形与比较文学的身份和内涵一脉相承。比较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就是在流亡途中诞生。北美比较文学的兴衰，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犹太裔学者左右。随着欧洲纳粹的兴起，一大批精通多语的犹太学者幸运地来到北美。由于受到大学院校中保守传统的英语系的排斥，他们只有进入比较文学系。经过默默耕耘，将这块北美学界中的边缘地带，带到了学术舞台的聚光灯下。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的艰难曲折，与犹太人的命运休戚与共，都充满了某种流放或离散的哀伤。
斯坦纳1929年出生于巴黎。父母都是奥地利的犹太裔。斯坦纳的父亲生性敏锐，很早就预感到在维也纳继续生活会大祸临头，因此与新婚妻子在1924年移居法国。15年后，同样的预感再次改变了斯坦纳一家人的命运，在德国纳粹攻入巴黎的前夜，他们乘船离欧赴美。多年后，斯坦纳以深情的笔触写下了他作为“一种幸存者”的感受。生活的动荡带来语言的漂流。对于常人而言，这可能是灾难，但在斯坦纳眼中，这却是福祉。“我的母亲是如此地维也纳作风，她常常在讲话时，以某种语言开头，用另一种语言结束。她并未意识到，这种情况造成了令人目眩的扬抑顿挫及语意变化。语言在屋子里流动，饭厅和客厅是英语、法语、德语。”[2：95]斯坦纳在回忆录《勘误表》中写道，他成年后试着找出最初的语言，但却徒劳无功，“无论是日常用语或心算，阅读理解或听写，法文、德文、英文对我而言同样地‘自然’”。因此，他总是骄傲地宣称这三门语言都是他的“母语”[2：95]。加上后天习成的意大利语，斯坦纳成了西方学人中罕见的精通多语的学者。这为他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提供了语言的基石。
如果说，作为语言奇才是靠了天分，那么，斯坦纳的博学靠的是勤勉，正所谓“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文心雕龙·事类》)。斯坦纳的父亲对他期望甚高，从小课子极严，令其博涉西学典籍，尤其是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戏剧。斯坦纳在纽约上完法国古典中学，接受了法国教育强调文科训练的洗礼，学会了希腊语和拉丁语。1947年，18岁的斯坦纳通过中学的毕业会考，选择入读耶鲁大学。但就在新生访校日，接触到一位学长，获悉耶鲁大学对犹太人只是出于“非常有限的礼貌”。恰逢其时，芝加哥大学在传奇校长哈钦森的掌舵之下，力倡自由教育。斯坦纳认为，这更接近他“理想大学的理念”。经过一场特殊的测验，斯坦纳转投芝加哥大学。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获得了学士学位。毕业后，他选择进哈佛大学深造，专业是比较文学。但哈佛大学人文学科领域研究的寥落令他相当失望。1950年拿下学位后，斯坦纳对前途非常绝望。就在心灰意冷之际，他给哈钦森校长写信，希望获得芝加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结果得偿所愿。依靠这笔奖学金，斯坦纳回到欧洲，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3：316-324]。
斯坦纳在牛津大学的岁月不太如意。上个世纪50年代初，英国正经历经济危机。生活方面的困难倒好克服，难过的是心智追求少有知音。他对到牛津大学英文系来拿英语文学博士不以为然，认为这种学位制度本身就是美国和德国的“舶来品”。斯坦纳的博士论文《悲剧之死》在答辩前一波三折，直到1955年才通过。1952年，斯坦纳进入《经济学人》杂志社，撰写英美关系和外交方面的文章。1956年，斯坦纳受《经济学人》的派遣，回到美国做关于原子能的报道，由此结识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的原子能专家奥本海默。经过一番简短交谈，奥本海默邀请斯坦纳入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成为该机构第一个研究人文艺术的学人。1958年到1960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期间，曾经作为富布莱特学者访学奥地利。1961年，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成立，急需招兵买马，尤其需要一位有科学背景的人文学者。斯坦纳得天独厚的经历，让他把握住了这次良机。
来到剑桥大学的斯坦纳很快成为明星教师。1959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专著《托尔斯泰或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学界声名大震。两年后，《悲剧之死》问世。此外，他还有意识地传承为“普通读者”写作的传统，在报刊上发表大量的文章。这些文章在1967年结集，以《语言与沉默》为题出版。在此期间，斯坦纳最大的贡献是将他所谓的“中欧人文主义”呈现给了英语学界。他最早向英美的读者介绍本雅明、阿多诺、列维—斯特劳斯、卢卡奇、君特·格拉斯、海德格尔、策兰等人，如今，这些人在英语世界已形成巨大的批评产业。在这本文集里，斯坦纳还探讨了大屠杀之后语言与沉默的关系。有些文章在学界引起激烈的批评和讨论，如《夜语》(主题是色情文学与语言生命力)、《空洞的奇迹》(主题是德语在纳粹统治之后的败坏)。然而，斯坦纳的卓越表现却引起了剑桥大学资深文学教授的嫉妒。在1969年的晋级答辩中，他们未让斯坦纳通过。斯坦纳将自己的遭遇和利维斯博士相提并论。利维斯在剑桥挂鞭时只是讲师；相比之下，剑桥对斯坦纳更“大度”，他享受教授的薪资待遇，被聘为“杰出客座研究员”(这一头衔一直保持到现在，毕竟他是丘吉尔学院的开山元老)。在剑桥升职受挫后，斯坦纳决定离开学院，专心从事自由写作。早在1967年，他就接替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的衣钵，开始为《纽约客》撰文。在主笔该刊文学批评的30年间(1967-1997)，他发表了130余篇文章，就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文学文化事件做出了精彩的评论。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威尔逊“最理想的传人”[3：1]。
1974-1994年，斯坦纳接受日内瓦大学的邀请，担任英语及比较文学教授。1994-1995年，荣休后的斯坦纳受邀担任牛津大学比较文学客座教授。2001-2002年，斯坦纳荣膺哈佛大学诗歌教授，在诺顿诗歌讲座上开讲，后来结集成书，即《大师与门徒》。
刘小枫先生曾感叹，“喜欢念书的人无不企望从学时师从好老师，但天命并不安排每个时代都出现好老师；读书人是否碰上一位好老师，只能靠运气。像姜亮夫先生那样，曾先后师从廖平、王国维、章太炎，让人觉得，他把从学的福气享尽了，令我们只有艳羡的份儿。”[4：288]斯坦纳一生出入欧美知名学府，其运气之好，让人羡慕。在《勘误表》中，他专章回忆了自己的师承。在中学时代，他就受惠于耶鲁大学法国文学专家、古典学者吉恩·波尔什。在芝加哥大学时期的诸师中，有弥尔顿专家、历史主义与伦理政治倾向的学者恩尼斯特·索尔拉克；有指引他走向海德格尔的大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有重视实践伦理的政治家理查德·麦克基恩；有新批评派的泰斗、著名诗人艾伦·泰特。在牛津期间，他得到正义感极强的文学批评家亨利福·豪斯教授的指点。在普林斯顿任教期间，他得到诗人、评论家、散文家布来克默的青睐。在剑桥，他与神学大师唐诺德·麦金侬、皮耶·布当等人结为莫逆。在日内瓦大学，他结缘于犹太神秘主义宗师格尔修·朔勒姆和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亚列克西斯·费罗能柯[2：141-163]。
韩愈在《与于襄阳书》中写道：“士之能享大名、盈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5：8]大师与门徒在学问的薪火相续中，休戚相关，如水波相继。斯坦纳的人生际遇和问学之路，当可为证。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如果以此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愿景，那么，斯坦纳一定是最有心得、最有发言权的比较文学家之一。迄今为止，斯坦纳已有20余部著作问世。除了前述书目之外，另一些重要作品包括：《安提戈涅》、《论困难性及其他》、《疆界之外》、《蓝胡子的城堡》、《绝对性的乡愁》、《海德格尔》、《造物的文法》、《我的未写之书》、《真实的临在》、《思之诗》等。这些作品除了关乎古典和现当代文学的本业，更涉及语言、翻译、文化、哲学、神学等广阔领域，体现出真正比较文学家的“圆照之象”。
斯坦纳的作品中，有几部与他在“什么是比较文学？”演讲中提到的研究重心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联系非常紧密。它们是《巴别塔之后》、《安提戈涅》、《悲剧之死》和《思之诗》。
斯坦纳强调比较文学的第一个重心是翻译研究，这正好与《巴别塔》一书的主题对应。该书的副标题是“语言与翻译面面观”，足见斯坦纳的雄心。他是想“绘制出一个全新的领域”[6：viiii]。书中开篇就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命题，接下来讨论了两类截然对立的语言观以及历史上对翻译的各种见解。斯坦纳认为翻译是艺术，不是科学。他将翻译活动视为阐释的过程，其中包括了四个步骤：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部作品自1975年问世以来，已经成为斯坦纳的经典[6]。斯坦纳强调比较文学的第二个重心是文本的传播和接受，这在其著作《安提戈涅》中得到诠释。安提戈涅是古希腊神话中俄狄甫斯王的女儿。根据神话传说，她违背了忒拜国王克瑞翁的旨意，将因叛国被戮而不准下葬的哥哥秘密入土为安。克瑞翁一怒之下，将她处死。在临死之前，她预言克瑞翁也将自杀身亡。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冲突有多重寓意，象征了国族与个体、男人和女人、青年和老年的冲突。两千年来，这一神话一直笼罩在西方心灵之上，不断地遭遇重写。斯坦纳透过这一神话的传播和接受，从戏剧、诗歌、小说、哲学、政论、歌剧、芭蕾、电影甚至造型艺术材料中，揭示古典神话对20世纪文化的深远影响[7]。斯坦纳强调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三个重心是主题研究，《悲剧之死》一书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斯坦纳所谓的“悲剧”，不是指一种戏剧门类，也不是指人类共有的悲情经验，而是指基于彻底虚无的人生观之上衍生出的艺术作品。这种人生观的前提就是，人生是致命的罪行，“最佳莫若不生，早死为次佳事。”[8：9]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完全不受欢迎的客人；世界之于人，是完全邪恶的他者；人生除了受苦，就是受苦，没有任何道理可言，没有任何救赎的希望。自杀是人从此世解脱的唯一出路。按照这种人生观所产生的“悲剧”自然是有限的。斯坦纳清理了这一悲剧主题的谱系，包括索福克勒斯的《俄狄甫斯王》、《安提戈涅》，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赫卡柏》、《特洛伊妇女》、《醉酒的女人》，马洛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拉辛的《贝蕾妮丝》和《菲德拉》，雪莱的《钦契》，毕希纳的《沃采克》等。最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完全落选。斯坦纳的理由是，它们在结尾都走向了喜剧，只能算是情节剧或悲喜剧。绝对的悲剧关闭了救赎和改良之门。斯坦纳认为，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念、神学的衰落和马克思主义的弥赛亚本性，构成了“悲剧之死”的成因[8]。
显然，斯坦纳在1994年演讲中谈到的比较文学三个研究重点，是他多年来的经验之谈，正好可以找到三部代表性著作来验证。在那篇演讲中，他还提到四个值得继续研究的领域，这不妨看成是他的愿景。也许由于年岁已大，他对继续学习阿拉伯语和拉丁语已力不从心，所以将这两个方面留给了后来者。而第三个方面跨学科的研究，部分愿望已经在《我的未写之书》中有明示。该书分七章，谈论他未来得及写的7部作品，主题分别是：中国风、妒忌、爱欲之舌、犹太问题、教育制度比较、人与动物关系、政治观念与宗教信仰[9]。对于第四个方面，也就是斯坦纳本人最为着迷的诗歌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我们终于有幸在他的新著《思之诗》中看到了结晶[10]。众所周知，诗与哲学的争执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挑明这种争论的柏拉图说过，这个论争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是古老的话题了。“在柏拉图看来，诗歌是欺骗，它提供模仿的模仿，而生活的目的是寻找永恒的真理；诗歌煽动难以驾驭的情感，向理性原则挑战，使男人像个女人，而非追求精确。……诗歌对创造健全的灵魂或合理的国度没有丝毫用武之地，在他设计的理想国的蓝图中，柏拉图将诗人逐出门墙。”[11：1]自柏拉图以降，这个争论在哲学和诗学领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世纪大哲施特劳斯曾以“隐微”的方式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将这一争执挑起[12：326]。斯坦纳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深受施特劳斯的影响，《海德格尔》一书是在其启发下写成，同样，《思之诗》也是对施氏的“显白”回应。通过梳理从古希腊到现代诗人策兰为止的西方文化，斯坦纳断言：诗歌和哲学是一回事，二者水乳交融，难分彼此，思即诗。正如他在扉页引用的萨特之言：“一切的哲学中都有一个潜藏的文学文本。”[10：1]这一结论是否站得住脚，是否能有效终止诗与哲学之争，还需要历史来检验。但无疑，他的观点是值得认真听取的。
斯坦纳不但长于鸿篇，而且精于短制。甚至某种意义上说，后者也许更能体现其作为比较文学家的才华。在他发表在《纽约客》、《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文学增刊》等期刊的文章中，渗透了浓厚的比较意识。比如，在名文《中欧人文主义》中谈到迈耶的原创性或深度时，他说，迈耶的许多作品中有一种灰色平淡的说理，就像不断努力的沉思，因为辩证张力的平衡而模糊了感情的锋芒，“迈耶评论克莱斯特的文章非常清晰，但缺乏托马斯·曼评论的纯粹内涵；他对海涅的评价不落俗套，但阿多诺对同一主题的把握更见火候；他对卡夫卡的评论客观公正，但莫希格在《德国文学的毁灭》中的立论更为睥睨一切、牢固可靠；他谈论歌德不如本雅明深刻；同题作文，难免互较短长，海勒就比他鞭辟入里、发人深省。”斯坦纳并没有就此结束，为比较而比较，而是笔锋一转，展示出“同情的理解”：“锋芒不那么锐利，议论悄无声息，这显然是迈耶本人得以幸存下来的部分原因，在艰苦环境下，他能写出那么多东西，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更何况，他的风格中有真正的谨慎和节制等美德，从而有时恰如其分地避免了过激的言论。”[13：354-355]
照辞如镜，知人论世，提倡“真正的谨慎和节制等美德”，应该成为有志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学人的追求。即使是对于剑桥上一代文学批评的宗师利维斯博士，斯坦纳在不吝溢美之词后，依然要用“客观对应物”来为其“定位”：“伟大的批评家比伟大的诗人或伟大的小说家还稀有。在英国，约翰逊、柯勒律治和阿诺德是第一流的批评家。德莱顿和塞恩斯伯里也很优秀，但偶尔焦点不稳，失之业余。现代批评家中，艾略特和威尔逊卓然而立。利维斯呢？人们下意识就会同意他很优秀。他的批评中有一种说服力，超然隐现于周围的激烈争议和无情的傲慢之上。”如果对比就此结束，那也太平淡无奇。斯坦纳的妙笔在于最后一句，有着千钧之力：“如果对利维斯的批评地位仍有怀疑，那正是因为，批评必须是利维斯本人所言的人文核心；在他的成就中，作为核心的批评明显无疑，但作为人文的批评经常是可悲地缺席。”[13：238]
斯坦纳在比较方面的才华，最为淋漓尽致地展现于他那部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批评经典《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是史诗传统的最佳继承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莎士比亚之后最具有戏剧大师气质的艺术家。托尔斯泰醉心于理性和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理性主义持蔑视态度，对悖论情有独钟。托尔斯泰是眷念土地的作家，反映乡村场景和田园氛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典型的公民，是在语言领域中建筑现代大都市的大师。托尔斯泰渴求真理，这样的过度追求甚至不惜毁灭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真理的敌视态度甚至超过了对基督的敌视，怀疑实现绝对理解的可能性，宁愿让自己站在神秘一边。托尔斯泰‘一直行走’——用柯勒律治的话来说——‘在上层生活的道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入非自然的迷宫之中，进入灵魂的地窖和泥潭之中。托尔斯泰就像一位巨人，矗立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地球上，唤起真实的东西、有形的东西，表现可以感知的具体经验的整体，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处在幽灵之物形成的幻觉边缘，总是容易受魔力入侵的攻击，所探索的东西最终可能证明仅仅是由梦魇支撑起来的薄纱而已。托尔斯泰体现了健康和奥林匹斯山神灵具有的生命活力，陀思妥耶夫斯基集中了疾病和着魔状态形成的能量。托尔斯泰从历史的角度，从时间的长河的角度，观察人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同时代人的角度，从戏剧瞬间的充满活力的静止状态，审视人的命运。托尔斯泰死后享受了俄罗斯历史上的首例公民葬礼，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东正教的肃穆仪式，安息在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墓地之中。托尔斯泰跻身质疑上帝的人士的行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上帝杰出的信徒。”在辩证的对立之后，斯坦纳走向了统一。“假如托尔斯泰在将自己狂热的天才转为淡定的过程中，翻到了《随笔集》第二部中间著名的第十二章，他也许会发现对自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都非常贴切的评价：这是鼓舞人心的伟大奇迹之作。”[14：310-311]
斯坦纳的作品也是“鼓舞人心的伟大奇迹之作”。正如特里·伊格尔顿说，斯坦纳的作品“一望而知，博涉多种语言，精致、高调的修辞手法，哀婉的情绪，大师般的口吻”[14：尾封]。我们应该向这位比较文学大师致敬；精研他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致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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