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分离主义运动：挑战与应对 *
周光俊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1620)
摘 要 [目的/意义] 网络分离主义运动是适应网络技术发展和分离主义运动形态发展的需要，分离主义运动的网络化给分离主义运动治理带来了较大的阻碍。对网络分离主义运动的学理上的研究能够为实践中的治理提供较好的理论依据。[方法/过程] 网络是分离主义势力宣传鼓动的舞台、信息沟通的空间、人员招募培训的平台、资金来源的渠道、行动谋划实施的载体，通过对此的分析能够加深对网络时代分离主义运动治理挑战的认识，更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结果/结论] 要从树立网络边疆意识着手，掌握舆论主导权，建立区域性、全球性的治理平台与机制，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构以法律法规为支撑的舆情研判机制，为打击网络分离主义运动提供条件。
关键词 网络分离主义运动 网络恐怖主义 国家安全 网络边疆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0引 言
作为一种现象的分离主义可以追溯到国家产生之初。不过，由于国家观念的产生和民族国家的诞生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的分离主义与作为一种政治社会运动的分离主义运动则可以追溯到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已有的分离运动绝大多数是族群分离运动[1]，因而，分离主义运动可以被定义为聚居于固有领土基础上的少数族群(极个别情况下是主体族群)从民族国家退出以建立新的主权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运动[2]。追溯其历史发展脉络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网络时代的分离主义运动，回溯历史也是为了更好的治理。对于网络时代的分离主义运动而言，它们不是凭空产生的，更多的是从前网络时代发展而来的，网络更多的是方便了他们开展分离主义运动。因而，理解网络时代的分离主义运动需要回到历史中去。
网络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分离主义运动的原有形态，增加了分离主义运动治理的难度。不过，对于网络时代的分离主义运动而言，互联网是重要的工具和手段，分离主义运动终究还是需要在线下开展和实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给网络分离主义运动的治理带来了新的契机。面对着民族国家以来的“分离的时代”[3]和网络时代以来的网络分离主义运动，如何应对成为民族国家网络治理与分离主义治理的重要考验，这在事实上确认了网络分离主义治理的客观需要和紧迫需求。
1网络分离主义运动：分离主义运动发展的新形态
网络分离主义运动(cyber secession movement)是分离主义运动的网络化，或者说，是网络时代分离主义运动的新形态。从分离主义运动到网络分离主义运动，不仅是网络技术的结果，也是分离主义运动适应网络时代发展的必要选择。对于网络分离主义运动而言，与传统的分离主义运动相比较，两者在活动形态、主体关联度、宣传形式、分离途径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区别，不过，它们追求独立的目标却是始终不变的。以埃塔为例，妄图建立巴斯克国家，分裂西班牙是他们始终追求的目标，即使是网络时代造就了埃塔的宣传机构是集中在政治、工会、青年、学生、媒体和文化、保护巴斯克语言和文化的一些组织中，并以此开展活动的，它的目的仍然是创造一个与官方和法律社会相矛盾的社会形态[4]。也正是因为这个目标的存在，才使得他们更加关注于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以便更好地开展分离主义运动。表1列举了两者的差异。从中可以看出，网络时代的分离主义运动改变了原有的分离主义运动的活动形态，增强了主体之间的关联度、更新了宣传的方式、拓宽了分离运动的途径。
理论分析及解析解的研究，试图通过不需要经过复杂的数值模拟计算即可得到系统数学模型的求解结果，进而指导工业设计或系统性能优化等。
表 1传统分离主义运动与网络分离主义运动的差异
2分离主义运动的网络化：网络时代的分离主义运动
目前，已有的学术研究中对于网络分离主义运动的讨论并不多见，主要的集中于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的讨论。乌尔里希·齐白(Ulrich Sieber)认为，网络恐怖主义最为常见的表现形式是传播恐怖主义信息，主要的是集中于威胁实施恐怖活动犯罪，煽动、宣传、美化以及合法化恐怖主义，训练恐怖分子，招募恐怖分子，恐怖主义募资与融资，以及散布种族主义和仇外主义材料，否认、支持或者为种族灭绝寻找正当借口[5]，等等。莫拉·康韦(Maura Conway)则将网络对恐怖主义组织的功用总结为信息提供、资金收集、成员沟通、人员招募与情报收集[6]。
3.3跨国网络分离主义运动对国家安全、主权等产生了威胁，甚至导致了网络恐怖主义活动 网络发展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战，以网络为平台和载体的网络分离主义利用网络开展分离主义运动，给国家主权和安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1997年，斯里兰卡相关网站遭到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的网络骚扰，造成瘫痪[31]。自达赖集团叛逃国外，依靠境外反华势力的支持，频繁地煽动藏区民众充当分裂活动的“马前卒”，就是通过网络开展的。达赖集团在境外构建了1 000多个多语种网站，如成立于2006年的“哲瓦在线”，组成了庞大的舆论集团和互联网渗透体系，企图通过“宗教搭台、政治唱戏、网络传播”的方式搞乱藏区、分裂中国[32]。分离主义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温床，从网络分离主义运动走向网络恐怖主义运动是分离主义运动发展的极端。在西欧，在全部恐怖主义活动4 036起活动中，民族恐怖主义占到了2 516起，占比达到62.3%[33]。这表明，至少在西欧，因民族问题导致的恐怖主义活动占据了大多数，不仅如此，在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区域，情况也大体差不多。“2016年土耳其发生的恐怖袭击占全球总数的3.3%，死亡人数占总数的2.6%。其中，绝大部分恐怖袭击是由追求库尔德人独立的库尔德工人党和其下属青年激进组织库尔德自由之鹰所为。未来，新的民族分离活动很可能成为恐怖活动的温床”[34]。
2.4作为资源来源渠道的网络：募集资金 网络的异常发达造就了资金筹措的网络化，尤其是小额捐赠、小额筹款，尤其是在网络上发动草根阶层进行小额捐赠已经成为了网络政治的重要选项。对于分离主义势力而言，网络筹款比传统的筹款方式更加省事、更加直接、更加简单、更加省钱，同时，也更加安全。除了网络捐赠和筹款外，通过电子商务出售物品募集资金已经成为了重要的选项，这比以往网络捐赠等更加不易被监管。比如，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建立了电子网上商店http：//www.eelamweb.com进行筹资[20]。比之更甚的是，成立于1934年的苏格兰民族党较早的建立了宣传网站，在其官方网站https://www.snp.org上专门设立了shop一栏，与news、videos、campaigns、events、groups、politics、about并列，从这可以看出通过网上商城售卖产品以获得资金对于苏格兰民族党分离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纵观苏格兰民族党网上商城，所售卖的产品绝大多数都是有着强烈政治意味的，比如，T恤衫、茶杯、冲锋衣、帆布袋、卫衣等商品上明确标示了“for an independence Scotland”“your name says yes”等[21]。需要指出的是，通过网络筹集资金的某些渠道是可以被监管的，但是，越来越成熟的以网上商城售卖商品的形式获取资金确实给监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不过，以合法政党形式宣传分离主义的政治组织并不多见，绝大多数分离主义组织都是处于非法或者灰色地带的，监管是能够有效的。
4.2成立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网络分离主义运动治理平台和机制，构建网络分离主义运动治理的命运共同体 网络安全是全球性挑战，网络分离主义运动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已经成为了全球性公害。为此，要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成立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网络分离主义运动治理平台和机制，积极建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一方面，网络问题不只是技术问题，也不仅仅关涉到经济与安全，实际上它关系到整个国际秩序的问题[37]，网络分离主义又是一个跨国性难题，因而，对网络分离主义的治理需要建构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合作治理平台与机制。以中国为例，作为饱受分离主义运动之苦的国家，中国理当积极主动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面对着分离主义的困扰，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就相继达成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合作协定》等条约，就打击网络分离主义、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在内的诸多网络空间相关问题进行了规定。尤其是，对网络分离主义和网络恐怖主义情报工作进行了规约，要求地区反恐怖机构应承担收集、分析、储存、提供信息情报职能，建立机构资料库，用于收集、储存国际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组织的结构、头目、成员及其他人员、资金来源和渠道等信息。另一方面，“互联网发展是无国界、无边界的，利用好、发展好、治理好互联网必须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38]不仅是区域性的平台机制，针对全球网络分离主义、网络恐怖主义的治理困境，2017年3月，中国正式发布了《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全面宣示了中国对深化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国际合作的政策立场，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就是说，以网络分离主义运动的治理为契机，建构区域性或全球性的治理平台和机制能够形成一个网络分离主义运动治理的命运共同体，这不仅涉及到对网络分离主义运动的治理，而且也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治理的价值取向。
4.1树立网络边疆意识，掌握舆论主动权 民族国家的疆域是以边疆为界的，它确立了国家的范围与空间，保障了国家之间的交往中对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完整的基本尊重。网络时代的到来着实重塑了网络的行为空间，一个开放、自由、包容的网络社会形态正在形成。不过，在此过程中，网络分离主义、网络恐怖主义、网络暴力、网络犯罪、网络黑客等网络发展的负面效应被逐渐放大，成为影响网络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网络治理的实践中，网络边疆的概念应运而生。“网络边疆是相对于虚拟且无形的网络空间而言的，国家的网络疆域无法从地理空间意义上进行明确的划分，自然也就不可能确定明确的网络边界线。”[35]不过，这并不是说网络边疆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网络边疆概念的确立是基于网络主权意识与网络治理主动权而提出来的。一方面，国家是有主权的，基于国家而发展的网络必须有相应的主权意识，互联网发展对国家主权、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网络分离主义运动对国家的主权与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就需要我们树立网络主权的意识，将网络分离主义运动的治理置于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的高度，高度重视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意义所在。即使是跨国分离主义运动蜂拥迭起，但跨国分离主义运动的治理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在这其中，各个民族国家应该是中坚持以我为主的态度，树立网络边疆意识，切不可将主导权拱手让人。另一方面，网络治理需要掌握网络治理的主动权，尤其是舆论主动权，而不应该丧失舆论主动权与主导权，否则，网络分离主义运动的治理只能是任由他人操纵。即使是苏丹这样的欠发达国家，在2010年7月，面对日益临近的南苏丹独立公投，为了防止苏丹其他地区效仿南苏丹，苏丹加大了对网络、媒体中对分离活动的讨论，甚至不惜关闭了al-Intibaha等刊物[36]。
2.1作为宣传与鼓动舞台的网络：宣传“内部殖民主义” 网络有其特有的便利性、即时性、虚拟性等特性使得其在宣传鼓动分离运动时具有更加的迷惑性。以怨恨为基础的、渲染主体族群的内部殖民主义的宣传策略很容易获得族群成员的支持和外部的同情。在分离主义运动中，中央政府(主体民族)的政策，侵犯了当地少数族群的利益，无论是忽视(neglect)、无知(ignorance)还是冷漠(indifference)，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内部殖民”[8]。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之下，分离主义运动试图将自身的分离主义问题国际化，不仅寻求于国外的同情、支持和支援，还力求诉诸联合国等多边框架，试图引导他国和国际组织关注所谓的内部殖民主义问题。内部殖民主义的叙事被分离族群掌握之后，借助于互联网的传播，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具有隐蔽性、知识性、炒作性、自炒性、攻击性、报复性、宣泄性、预言性、诱惑性、强迫性等特征的网络谣言[9]，影响力和破坏力超乎想象。在我国认定的第一批恐怖组织中，东突厥伊斯兰运动在德国慕尼黑设立的“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是一个独立型的网络分离型恐怖组织，该组织旨在我国境内发展网络，以此策划恐怖活动，进行“圣战”宣传[10]，其中，很大一部分宣传就是歪曲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试图扭曲新疆维吾尔族民众和伊斯兰教信众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挑起对立情绪，宣传分离主义。有证据表明，新疆“7·5”事件即是新疆分离主义势力利用互联网歪曲“6·26”广东韶关事件等制造的，利用互联网随时掌握和发布最新情况，指示煽动事件[11]。这种采取包装信息、虚假信息的行为严重混淆了维吾尔族民众和伊斯兰教信众的视听，给予了某些分离主义势力、暴力恐怖主义势力和极端主义势力可乘之机。
2.5作为行动谋划实施载体的网络：策划行动 网络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载体和平台，更重要的是，作为行动谋划实施的网络已经成了行动本身的一部分。就对行动的策划实施而言，通过网络宣传鼓动、交流信息、培训人员、筹措资金，网络已然承担了线下分离主义运动的主要工作。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加利福尼亚州相关人士和媒体网络宣布了加州脱美(CalExit)，意味着加州将要从美国分离出去，yescalifornia.org网站发表了2019加州脱美独立公投的相关文章(2019#Calexit independence referendum)[22]。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是，加州分离运动一直是存在的，这也是不可忽略的。埃塔拥有自己的通讯设备，存在一个类似于宣传机构支柱角色的内部公告组织(Zutabe(巴斯克语，意为支柱或柱子))，埃塔在其中向其武装分子和支持者传达其战略、威胁和政治要求，甚至它还充当了一种威胁工具，用于攻击那些反对巴斯克独立要求的人[23]。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通过互联网直接指挥爆恐活动，阴谋在兰州至哈密的铁路上进行爆炸破坏活动[13]。案例表明，以互联网为载体和平台实施分离主义已经成为了分离主义运动的重要选项，甚至是最为基础性的选项。在这里，有必要对两个问题予以阐释。一是，对于苏格兰民族党这样的合法政党而言，利用其合法政党的地位与苏格兰地区执政党的地位，直接以苏格兰地区独立为口号，在各种网络媒体开设官方账号[24]，宣传苏格兰独立。二是，分离主义运动的极端形式是暴力，网络的使用无疑使得网络促进了“虚拟仇恨社区”(virtual community of hatred)的标签化，允许网络极端化激发下一代政治暴力[25]，在事实上形成了网络恐怖主义。
3网络分离主义运动的挑战
3.1网络的特性与分离主义运动的号召力的结合导致了话语权的争夺愈演愈烈 这里的话语权不仅表现为网络舆情的主导权，也表现在利用网络，分离主义试图挑战国家主权、美化分离运动、合法化其诉求等等，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网络空间的争夺权已经越来越激烈。网络时代话语权的分散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分离主义者借用网络，以自决权美化分离运动、宣传内部殖民主义，挑战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寻求不明真相的民众的支持和他国的同情。“分裂势力在不断地争取网络空间，争夺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相关的话语权。他们试图利用多样化的信息传播形态进行各种非理性宣传来逐渐改变群众对诸多事件的看法，蛊惑民众对于民族、国家、宗教等敏感事物的认知，并不断利用网络煽动部分不理性群众的情绪来组织策划分裂国家的行为。”[26]可以说，分离主义组织利用网络作为平台，以相关言论作为支撑，试图争夺网络空间的话语权，造成政府权威的消散，从而实现分离的目标。境外疆独势力以英文、维吾尔文、中文、德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日文等多个语种设立了相关网站，针对不同受众采取了不同的网络包装技巧。在网络上刊登《东突厥斯坦面临的问题》《我们的民族文化》等宣传文章，在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国外主流社交网站上设立专门账号，通过电子邮件、网络共享平台等向中国国内发送歪曲事实的资料、图片、视频等[27]。可以显见，这样的网络宣传手段与技术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网络平台，表明了新疆分离势力的网络化工作已经较为发达，抢占网络话语权的斗争已经刻不容缓。
抗性淀粉是一类性质并非完全相同的碳水化合物，其抗酶解性质与淀粉的品种、来源、储存方式及食品加工过程有关。目前研究最热门的是RS3，为凝沉的淀粉聚合物。其主要由糊化淀粉经冷却后形成，为凝沉的直链淀粉[4]。
张思思，姜沛含和史佳鑫三位同学则来到了事建组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短短几天的体验让她们受益良多。张思思同学提到，“我们了解了绘图入门软件，设计师的理想主义。体验了模型制作，旁听小组会议和面试过程。了解到设计师辛苦繁忙的一天，并非人们想象中般光鲜亮丽，但因为热爱所以享受过程。”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分离主义运动是恐怖主义活动最主要的源头，“暴力的使用是为了增加政治谈判的筹码”[7]。类似于埃塔、“东伊运”等恐怖活动都是起源于分离运动，分离主义是恐怖主义的温床。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网络恐怖主义活动与网络分离主义运动存在着如此多的相关性了。网络分离运动开展活动的重要形式网络恐怖活动，网络恐怖主义活动更多的是为了网络分离主义活动服务的。也就是说，网络是手段，是分离主义势力宣传鼓动的舞台、信息沟通空间、人员招募培训的平台、资金来源的渠道、行动谋划实施的载体，恐怖主义活动是筹码，从民族国家分离出去才是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相关机制的讨论对于网络分离主义机制的讨论是有较大参考意义的。
3.2分离主义运动从线下走向了线上，造成了网络分离主义运动的扩散化，成为了区域性与全球性的问题 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型是分离主义运动网络化的结果，是网络时代分离主义运动的表现形式。网络分离主义运动增加了治理的困难，这不仅表现在网络的监管本身存在复杂性，以及分离主义运动本身治理的困难，而且也体现在两者的结合导致了网络分离主义运动成了一种趋势。对于任何国家而言，网络监管都是困难的，网络的自由、开放带来了网络信息的爆炸性增长，网络监管的滞后性明显。同时，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的分离主义和政治运动的分离主义运动的治理是较为困难的，作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副产品，族群分离主义运动表明了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困难，伴随着民族国家建设的始终。由是观之，网络治理的困境与族群分离主义运动治理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两者的结合更是导致了网络分离主义运动成为了一种趋势，网络分离主义运动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日益明显。更为严重的是，网络使得跨国网络分离主义运动变得更加，不仅表现在某个分离主义组织的区域化、国际化，也表现在多个分离主义组织在网络的辅助下组成联盟。无论是哪种形式，网络分离主义运动从一国拓展到多国、从一个组织拓展到多个组织，给国家主权和安全带来了内外困境。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沿线为例，沿线国家不少都存在分离主义的问题，与“‘世界动荡之弧’有着较高的空间吻合性”[28]，据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18的最新研究，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最高的前10个国家中，绝大部分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29]。这些国家的分离主义组织都已经将网络视为重要的战略平台，甚至是国际化战略的重要契机。在这其中，中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简称“世维会”)下属的数十个分支机构基本上都成立了自己的所谓“官方”网站，形成了一个以“世维会”官网为核心，以“维吾尔美国协会”“维吾尔澳大利亚协会”“维吾尔人权工程网”等骨干分支网站组成的虚拟网络空间[30]。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广泛传播和应用，已成为境外暴恐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与分裂活动的重要手段[27]。
4网络分离主义的应对之策
2.3作为人员招募培训平台的网络：招募人员、培训人员 分离主义运动的人员招募与培训一直是分离主义运动能否持续长久生存的重要保障。在前网络时代，分离主义运动的人员招募的渠道有很多。对于致力于和平手段的分离主义者而言，他们更多的是宣传和鼓动；作为武装暴力的分离主义者，所采取的手段不外乎是拉拢与胁迫，绑架伤害普通人，甚至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联。埃塔的“痛苦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pain)不仅限于传统的公共秩序混乱，还包括对更广泛目标的敲诈和恐吓。在2001年，埃塔成员组织了大规模的邮寄活动，其中1.8万封信件被寄给私人[17]。与此相应的是，前网络时代的人员培训主要是依赖于点对点的培训，主要是面授、宣传手册、甚至是现场教学，这样的培训依赖性较大，对场地、环境等要求较高，不过，这样的培训很容易被侦察到，因而也更容易被摧毁。网络时代的人员招募与培训已经开始逐渐转移到网络中来，通过发布消息、视频等吸引某些亲缘族群、亲缘宗教群体等已经成为了主流，甚至于出现了所谓的“网上课堂”，进行扩散式的培训，呈现出一对多、甚至讨论互动的方式。据中国公安部数据，“东伊运”从2010-2014年在互联网上发布的恐怖主义音视频就高达282部，且数量逐年增多[18]。其中，“2013年，‘东伊运’首次开始制作教学性视频，以遥控方式培训恐怖分子发动袭击。”[19]人员招募与培训是分离主义组织与中央政府之间争夺人员的战争，但更多的是争夺人心的战争，通过互联网传播口号、决心等方便了分离主义势力的招募与培训，给网络分离主义的治理带来了较大的困境。
2.2作为信息沟通空间的网络：收集信息、内部联络、相互支持 信息是网络时代最重要的资源，通过网络，收集信息、传播信息、彼此联络等已经成为了网络时代政治组织的重点工作。根据相关统计，全世界每天发送数据信息超过40亿，数据信息存储超过1.8万亿吉比特，并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12]。在一个数据爆炸时代，政治组织依赖于信息交流与沟通。对于分离主义组织而言，网络时代的信息收集与沟通尤为重要，能否收集有效的信息、能否传播有效的信息，决定了分离主义组织的生存。甚至于，可以认为，能否将有效的信息传播与发布是一场心理战，是与中央政府争夺舆情主导权，更重要的是，争夺人心的战争。众多证据表明，新疆“7·5”事件就是境外分裂组织利用互联网等通讯设备，煽动境内群众、搜集情报等活动发展恐怖势力而造成的[13]。依靠信息的传播与发布，分离主义势力能够便捷地进行沟通与交流，甚至相互支持。2015年，因受到“世维会”“东伊运”发布的暴恐音视频影响，我国有一批偷渡人员试图利用泰国做为中转站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进行圣战[14]。依靠“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东伊运与各个分离主义组织、与土耳其等国联系密切，甚至，公开的表示相互支持。进一步的证据指向维吾尔激进分子回到中国发动攻击的欲望缺失，他们更愿意出现在宣传视频，2017年3月，两个维吾尔族极端分子出现在在线ISIS视频中[15]。网络时代的相互支持，更多的是基于信息的沟通交流，甚至是形成一种线上线下的联盟。2018年3月24-26日，所谓的“五独论坛”在台北举行[16]，虽有哗众取宠之嫌疑，但却是一种联合的姿态，值得警惕。
4.3以法律为准绳，加强情报研判，为网络分离主义运动治理提供支撑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以法律作为准绳，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形成一种网上网下齐抓共管的局面，是国际社会开展网络治理的重要方式。对于网络分离主义运动而言，以法律作为治理的准绳亦是重要的工具选择。通常而论，法律对于网络分离主义的治理主要是在分离权是否存在(只有极个别国家曾经规定过分离权的存在)、监管的范围(一般是论坛贴吧、网站客户端、即时通讯工具、直播平台、社交软件)、监管的方式(是否允许监听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如何处理相关案件(约谈、警告、关停、封禁等选项)。以中国为例，201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不得利用网络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等。在此之下，新疆等地制定了网络分离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具体法律法规。如，《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关于严肃反分裂斗争纪律的规定》(2017年)就明确了如下行为是违法的:a.收听、收看涉及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损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以及社会稳定内容的音频视频(包括国<境>外宗教广播电视节目)、通讯传媒、音像制品及印刷品等；b.利用计算机网络、通讯传媒、移动存储介质、音像制品及印刷品等，传播、散布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等。然而，网络是技术的平台，开发运用新的网络技术手段，实时鉴别、跟踪网络分离主义运动的最新动态是重要的工具选项。在网络时代，信息不再是闭塞和闭合的，也不可能是孤岛式的，而是全领域、全方位、全层次的开放，分离主义势力在网络的活动总是会留下痕迹的，“数据脚印”就是最好的技术辨别方式。“大数据具有 5V特征——Volume(体量巨大) ，Velocity (快速处理) ，Variety (多源异构) ， Veracity(真实精确) ，Value(蕴含价值) ”，使其成为了网络分离主义治理的有效信息来源[39]。对可疑人员的交通、购物、社交、音频、视频等网络行为进行预警和排查，通过计算机复杂的运行方式、甚至是云计算进行模型检测、系统分析、关键词定位、文本分析、数据挖掘、流量监控等，运用互联网信息管控指挥中心技术平台等信息数据处理方式，充分挖掘相关事件“对象间的关联性、类别性，开展模式分析、趋势分析，进而根据其聚集度、活跃度、异常度做出预测性分析和超前预警”[40]。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通过技术开展数据信息处理，更多的应该是预防与打击并重，以预防为主，以技术为支撑的大数据应用应该能有效的预防和预警，做到“无事先防、事初防变、事过防复”的风险防范对策[41]。
5结 语
网络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是网络技术发展与分离主义运动愈演愈烈相结合的结果，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的分离主义与作为现代技术载体的网络相结合导致的政治与社会运动。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予了分离主义运动极大的便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信息获取能力与技术掌握程度关系着网络分离主义运动能走多久。另一方面，分离主义运动的网络化使得分离主义运动的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虽然分离主义运动线下活动的特征仍然明显，但我们也不得不重视线上宣传鼓动—线下行动实施的可能性，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分离主义运动借助于网络开展宣传鼓动、信息沟通、招募培训、募集资金、策划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宣传鼓动的网络并不必然能够成为分离主义运动的助推器。正如加斯·乔特(Garth Jowett)和维多利亚·奥唐纳(Victoria O'Donnell)所认为的那样，“宣传太过于复杂而不能将其技术局限于一个很短的清单中”[42]，也就是说，宣传鼓动的复杂性导致了网络本身的复杂性，网络分离主义的治理仍然需要我们加强对网络治理和分离运动治理的关注与认识。无论网络的发展程度如何，分离主义的网络化并没有改变分离主义的本质特征。因而，网络对于分离主义运动的发展只有助推作用，终究只是工具和手段而已。只有认识到这一点，网络分离主义运动的治理才能更加明确地指向分离主义运动本身。
③以某水利科技推广类项目为例。首先分析该项目的经费投入方向及主要内容，项目主要包括新科技项目启动、延续性项目执行、示范工程推广、技术人员培训养成、推广宣传活动等方面。通过开展上述活动，相应的产出有启动、实施、示范推广的科技项目，培训的技术人员，举办的宣传活动等。将其中一项产出“举办宣传活动”从数量、质量、进度、成本4个方面进行细化量化，如举办**场宣传活动；每场宣传活动覆盖受众***人并获得**次报道等。该项目的效益包括但不限于使某一方面的科技成果得以推广应用、科技水平得到提升等。
2016年5月，环保部发布《船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于2018年7月1日实施，对船舶排放物做出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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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 Secession Movement :Challenges and Prevention
Zhou Guangju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 ]Cyber secession movement is the product of adap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ession movement form. The networking of the secession movement has brought great hindrance to the governance of the secession movement.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cyber secession movement can provide a good theoretical basis for governance in practice.[Method /Process ]The network has become the propaganda of the secession stag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pace, personnel recruiting training platform, capital source channel, the carrier of action plan implementation. Through this analysis, we can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governance challenges of the cyber secession movement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Result /Conclusi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conditions to crack down on internet the secession movement, we must begin from setting up the cyber frontier consciousness, and control public opinion, establish reg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 platform and mechanism, construct cyberspace community of fate, and construct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mechanism which is supported by laws and regulations.
Key words cyber secession movement cyber terrorism national security cyber frontier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n cyberspace
收稿日期： 2019-03-27 修回日期：2019-05-06
基金项目： 2018-2019学年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跨学科学术工作坊基金项目“分离主义族群政党及其治理：一项比较研究”(编号： CCPDS-Fudan NDKT192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周光俊 (ORCID：0000-0003-4185-0602)，男，1989年生，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网络舆情分析、比较政治。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965( 2019) 07-0115-07
引用格式 周光俊.网络分离主义运动：挑战与应对[J].情报杂志，2019，38(7)：115-121.
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19.07.018
(责编：贺小利；校对：刘武英)
标签：网络分离主义运动论文; 网络恐怖主义论文; 国家安全论文; 网络边疆论文;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论文;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