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异论文,效率论文,因素论文,区域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国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取得积极成效，但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水、大气、土壤等污染仍然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重金属等污染持续增加，水土流失加重，天然森林减少，草原退化，生态系统更加脆弱。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加，能源利用效率不高。发达国家200多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现阶段集中凸显。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瓶颈问题日益严重。
环境效率评价方法著名的有六种。早期的文献中使用最广的是把非期望产出作为投入进行处理(投入法)。Zhu和Scheel等人还提出一个倒数转换办法，把非期望产出的倒数作为期望产出处理(倒数转换法)。[1][2](400-410)Seiford和Zhu(2002)通过对非期望产出乘以-1，然后寻找一个转换向量使所有负的非期望产出转变成正值(转换向量法)。[1][3](16-20)Fare等人提出了一个基于弱可处置性和产出角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方向性距离函数法)。[4]此外，Tone(2003)提出了一个基于松弛测度的DEA模型处理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法)，尽可能地考虑了由于角度和径向的选择造成的投入产出松弛性问题。[5]根据已有学者验证，认为SBM模型属于DEA模型中的非径向和非角度的度量方法，它能够避免径向和角度选择的差异带来的偏差和影响，比起其他模型更能体现效率评价的本质。[6](84-92)
本文主要采用SBM模型分区域对我国区域环境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合2000-2009年十年间的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区域环境效率值的变化趋势。然后结合主要的环境效率影响因素，探讨不同区域下环境效率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最后分析不同区域下政府规制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及差异，并有针对的提出改善建议。
一、SBM模型
二、省级环境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数据来源
由于近十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旺盛的时期，同时也是大力强调环境保护的阶段。本文依据2000-2009年中国大陆各省份近十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在非期望产出即环境污染的情况下近十年中国大陆整体以及各省份的经济效率状况。由于西藏省份的数据缺失严重，故在此不考虑，只对其他30个省份进行分析研究。
关于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这里以各省份GDP作为期望产出，而非期望产出选用工业废水、废气、废弃物等三废的排放总量。各省工业废水和废弃物的排放量数据在中国统计年鉴中都可以直接查出，而各省废气的排放量没有直接给出，本文中废气的排放总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的汇总：工业二氧化硫、生活二氧化硫、工业烟尘、生活烟尘和工业粉尘。以劳动力、资本存量以及能源消耗量作为投入指标。各省劳动力指标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数来衡量，由于2006年各省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数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给出，这里取2005年和2007年的平均值。各省资本存量根据永续盘存法和张军[8](35-44)的处理办法间接获得。各省能源消耗量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获得。以上相关数据均来自于2001-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
(二)环境效率评价
利用SBM模型对我国各省环境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到2000-2009年各省环境效率值如表1所示。这里统计分析采用的软件是MaxDEA pro 5.2。通过对比发现大部分省份的环境效率值逐年降低，全国平均环境效率值也在下降，并且除了经济发达的地区：北京、上海、广东地区的环境效率值为1，其他地区的环境效率值均小于1，这也说明这些地区存在着投入产出改进的必要性。
同时为了说明区域之间的差异，这里按照传统划分方法将中国划分为三大经济地带，东部地带、中部地带和西部地带，各地带数据统计如表2所示。将统计结果汇总得到全国及三大地带平均效率趋势图如图1所示，通过对比发现，全国及三大地带的平均效率逐年下降；全国平均效率维持在0.653左右，东部地带维持在0.805左右，中部地带维持在0.621左右，而西部地带维持在0.525左右；并且东部地带的经济效率值明显高于中部地带和西部地带，中部地带与东部地带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逐步接近并低于西部地带效率值。这说明我国整体及各省的经济效率相对比较低，东部地带基本上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中部地带是经济正在发展的地区，而西部地带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按照常理，经济落后的地区，环境污染相对较轻，环境效率也适当较高，然而实际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经济越落后的地区环境效率越低。
(三)环境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上面对我国省级环境效率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近几年来环境效率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对于影响环境效率的因素没有一个很好的分析研究。因此有必要对影响环境效率的因素进行考察，发现这些影响因素，从而提高我国及各省份的环境效率。
由于影响环境效率的因素很多，这里为了便于分析，只考虑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本文根据以往研究成果[9](24-35)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如表3所示，被解释变量选用我国各省的环境效率值，解释变量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政府规制和地区因素等方面来考虑。其中，经济发展指标选用各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GDPP)和各省份人均GDP(PerGDP)来衡量，产业结构指标选用工业发展水平(IDL)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选用外资利用水平(FDI)和对外贸易依存度(OpGDP)来衡量，政策措施力度指标选用环境保护力度(EPS)来衡量，地区因素指标选用人口密度(PD)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等。
对于以上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采用Stata软件进行面板回归分析，这里为了便于数据分析，人均GDP值(PerGDP)和人口密度(PD)取对数。通过Stata软件分别对全国及三大地带环境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在全国、东部地带、中部地带下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而西部地带下检验值为负，根据Schreiber等人研究成果，[10](394-405)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统计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1.经济规模总体看来对环境效率呈现正向促进作用。人均GDP的增加能够促进环境效率的提高，这说明人们在追求高质量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环境的保护。但是人均GDP的增长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不是很大，平均人均GDP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环境效率增加不到0.05个百分点。这也说明人们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东部地带与中部地带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与环境效率呈现负相关性，说明这些地区经济粗放式增长现象较为严重，由于我国西部地带环境效率值总体偏低，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增加可提高这些地区的环境效率。
2.产业结构与环境效率之间呈现正相关性，即工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越大，环境效率就越大。这似乎与大部分研究结果有出入，一般认为我国工业的发展会给环境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经济的发展是以环境损耗为代价的，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工业三废的排放都极大地削减了环境效率。但从得到的结果可以知道，工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环境地效率的提高，这也间接说明我国在工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通过各项技术、政策措施减少了环境污染。另外，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对西部地区影响最大，不仅经济得到发展，环境效率也得到提高。但这种促进是低效率的，工业发展水平每增加一个百分比，给环境效率带来的只有0.15个百分比增量。
3.外资利用水平(FDI)与环境效率之间也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即直接利用的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越大，环境效率越高。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需要不断地引进外资来促进经济发展，各种先进技术、管理方法的引入能够带动环境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说明我国逐渐融入他国经济、地理、人文等差异，使得外资利用得当，环境规制技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这种提升对西部地区影响最大，西部是我国经济较落后地区，很多地方还停留在老工业时代，通过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引入，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西部地区较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环境效率。
4.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越大，环境效率也会越低。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跨国投资已成普遍现象，而我国又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加工厂，贸易自由化使得国外很多企业，特别是污染重型企业不断地向国内投资。我国目前环境规制方面的政策和技术都不够完善，这就使得与国外企业融合效率低下，经济得到增长，但污染越来越严重，环境效率也随之降低。
5.环境保护力度(EPS)越大，即环境投资占GDP的比重越大，环境效率反而越低。一般认为环境保护力度越大，环境效率应当越高。但实际上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是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缺失，所以环境投资越多，环境规制的成本也越大，虽然GDP有所增长，但是EPS与GDP的比重越大，GDP的增长率就会越来越小，这无疑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得不到发展，环境效率也随之降低。这种现象在经济发达地区尤为突出，因此东部地带和中部地带要比西部地带影响大。
6.地区因素与环境效率之间呈现正相关性。人口密度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为正，说明人口密度的增加带来的生活水平、教育程度、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要大于其造成的环境压力。西部地带由于其人口数量少，区域面积大，导致人口密度小，生活水平、教育程度、环保意识不高，从而使得其对环境效率的负效应大于正效应。从全国整体看来，人口密度的正效应要大于负效应。
三、政府规制与环境效率区域差异分析
近些年，我国越来越重视环境的保护，制定了很多环境规制的措施，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环境效率并没有提高，而且各地带之间差异也越来越大。下面通过Stata分析全国及三大地带环境效率与环境投资占GDP比重之间的关系(见图2)。
图2 全国及三大地带环境效率与环境投资之间关系散点图
通过对比发现，我国环境效率与环境投资呈现负相关，环境投资不利于环境效率的提高。其中，这种影响程度中部地带大于东部地带，东部地带大于西部地带(通过斜率对比发现)。中部地带大部分地区存在不少落后的工业，尤其是吉林、黑龙江等地区，这些地区不仅需要大量的环保投资，而且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经济的欠发达以及环保投资带来财政压力，同时环境保护技术低下，使得环保投入大于产出，环境效率低下。东部地带由于大多数是经济相对较为发达地区，相对中部地区来说，环保技术也较为先进，环境规制所带来的影响程度较小。西部地带由于是经济最不发达地区，环境污染程度较低，环境投资花费小，故而影响程度最小。这说明各个地带环境规制适应性不同，国家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措施时，应当根据各个地区实际状况分别制定。
四、结论
本文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全国及大部分省份的环境效率值在2000-2009年之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三大地带的平均效率也逐年下降。各地带经济效率差异很大，东部地带维持在0.805左右，中部地带维持在0.621左右，而西部地带维持在0.525左右，并且三大地带之间差异也逐渐扩大。说明这些地区都存在投入产出改进的必要性。虽然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较快，同时国家对环境保护也更加重视，但从研究结果发现，还没有达到预期的要求，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还是缺乏一个平衡，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还属于粗放式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因此，国家要不断完善环境规制措施，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合作，通过科学研究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完善提高环境效率的措施以及经济发展的技术水平。
根据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从全国范围来看，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人均GDP、工业发展水平、外资利用水平和人口密度与环境效率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环境保护力度与环境效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说明我国在经济发展道路中越来越重视环境的因素，但环境保护措施的实际运行没有达到理想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同时在利用外资时，由于新措施的实施、新技术的应用都需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因此这也说明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需要一个长时间的适应过程。
我国环境投资并没有促进环境效率的提高。其中，这种影响程度中部地带大于东部地带，东部地带大于西部地带。由于各地区在经济、地理、文化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在制定相关环境规制政策和技术改进措施时不能以偏概全，要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区别制定，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可以适当提高其经济发展水平，以获得更好的环境保护支持，对于经济发达、污染严重的地区应当在考虑环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并通过技术措施如新能源开发、变废为宝等途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乃至创新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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